“伊塔事件”的真相（9）

老才

　第九章 “天堂”的生活状况



 当这些叛逃者踏上苏联领土的那一刻，等待他们的并非想象中的“天堂”，而是一连串残酷的现实考验。



一、“分散安置”

一位曾经的叛逃者后来回忆说：

“刚到苏联时，他们把我们集中在一个营地里，说是临时安置，结果一住就是三个月。营地里连基本的生活设施都不完善，厕所都是临时挖抗搭建的。”

苏联并没有按照承诺，让这些人自由选择居住地，让他们去城市生活。相反，他们被强制分散到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苏联一份档案记载，仅在 1962 年 5 月，就有 2000 多人被送往哈萨克斯坦的荒漠地区，还有3000 多人被分配到乌兹别克斯坦的棉田。

“分散安置”的背后是深思熟虑的政治考量。一位研究苏联民族政策的学者指出：“苏联担心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会形成一个特殊群体，不利于控制，所以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

二、身份认同危机

到了这些营地，逃亡者须详尽陈述身世与越界缘由。苏联安全机构逐一严审，企图辨明有无中国特工潜藏。审查冗长煎熬，众多人因证据不足而长期羁押。维吾尔青年艾山，因曾在中国参与民兵，被疑为特工，囚禁审查八个月，日日遭长时间盘问，终获清白释放。

在新的安置地，这些人首先面临着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苏联政府给他们发放了特殊居留证，而不是正式的苏联公民证。这意味着他们既不能享受苏联公民的待遇，也无法回到中国。

在1991苏联解体后，这个“特殊居证”给这些叛逃者带来极大的麻烦，甚至是灾难性的，具体情况下一章介绍。

“最痛苦的是家庭离散，”一位老人颤抖着声音说，“我的大儿子当时在乌鲁木齐上学，没来得及带上。这一别，就是几十年，直到现在也没见着，因为我回不了中国。”

很多家庭都遭遇了类似的悲剧。有的是父母与子女分离，有的是兄弟姐妹天各一方。据统计，仅在伊塔地区，就有超过 200 多个家庭因此而分裂。

三、工作安置与人身自由失信

工作安置也与承诺相去甚远。那些在中国担任干部的人，大多被安排去做体力劳动。“我在国内是企业会计，”一位老人说，“到了那边只能去工厂扫地。”

一位在国内是个县里某局局长，叛逃到苏联后，分配到一个煤矿下井采煤，他气愤说：“当时承诺我到苏联去当管理人员，工资高，谁知道现在当矿工，劳动强度吃不消，住在矿棚里”。明显很后悔，但又回不了国。这种事例比比皆是，根本不是原来宣传那样的，现实明明是干苦力活。

外逃者还需面对就业歧视的严峻挑战，即便他们中有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却常被迫屈就于底层岗位。在塔什干，一位前新疆中学教师、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抵苏后仅能在建筑工地打工。尽管俄语精进，却仍无缘重拾教鞭。

更让人意外的是，苏联对这些人实行严格监控。他们的通信要接受检查，外出要报备，甚至连串门都要登记。

那两位投奔苏联的将军也没能逃过这种命运，他们被安排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小镇上，没有工作，根本没有实现到军队当要职的承诺，只是维持基本生活而已。

四、现实让他们丧气

语言障碍也让这些叛逃者的生活雪上加霜。虽然有些人会说俄语，但大多数人只会简单的日常用语。在工作和生活中，他们经常因为语言不通而遭受歧视。

“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一位老师说，“我们的孩子在苏联学校里经常受欺负，回家天天哭。可我们又不敢去学校理论，怕惹来更多麻烦。”

苏联政府背弃了城市工作的承诺，大多人被发配至偏远乡村与工矿。在哈萨克斯坦克孜勒奥尔达州，成千上万外逃者被迫劳作于棉花农场，那里夏炎冬寒，他们只能栖身于简陋土坯房，承受沉重劳役。

医疗保障远非苏联特工描绘的那般健全。尽管外逃者理论上能享用苏联公共医疗，现实却是他们常被置于就医长龙的末尾。在塔吉克斯坦杜尚别，哈萨克族妇女玛丽亚姆急需手术，医院却屡找借口拖延，直至她病情危急，医院才勉强收治。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人逐渐发现苏联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承诺的高工资只是个幻影、所谓的优厚待遇也从未兑现、承诺城市工作变为西伯利亚，……。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后悔，但为时已晚。

五、新疆远比西伯利亚好

据数据显示，约7万新疆居民曾前往苏联地区做劳工，其中非法入境者超6万，凸显了当时边境管理的严峻挑战与人员流动的复杂性。

新疆居民赴苏务工，非为享福，而是为苏联开垦荒地提供廉价劳力。他们多被派往西伯利亚，从事采矿、修路等基建工作，并开垦当地冻土。

西伯利亚地区气候条件极端恶劣，寒冬时节气温常降至零下五六十摄氏度，这样严酷的环境对普通人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极限挑战。

据闻，众多赴西伯利亚工作者，因难以承受极端环境，死亡率颇高。严寒导致有人耳朵冻落，身体多处严重冻伤，最终不幸丧生，揭示了环境的严酷挑战。

相较于西伯利亚的严酷环境，我国新疆地区的条件更为优越。部分人因不堪忍受艰辛生活，萌生了重返中国的念头。

返新疆重启生活，显然，苏联不会轻易释放其已诱骗的壮年劳动力回中国，这其中的缘由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