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家庄薄公俊德考

孟晓峰

谨以此文，向齿德兼优的“大老师”薄如鑑致以崇高的敬意！

文/孟晓峰

在盐窝镇福寿村，有一座古墓，墓的主人是薄俊德与妻子黄氏。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福寿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薄其利提供线索，县文物办主任崔志敏一行发现了这座古墓。 古墓位于于福寿村东南，因年代久远、风雨侵蚀，碑文已漫漶不清，结合《利津县志》及《利津村庄记忆》《薄氏族谱》，笔者做了如下考证： 一、墓主的生卒 墓主薄俊德，字希唐，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正月初一日子时生，宣统二年（1910年）七月初八日巳时卒，其妻黄氏，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五月初二日子时生，民国三年（1914年）阳历七月五日、阴历五月十三日子时卒。 墓碑抬头，对薄俊德的称谓是“公讳俊德字希唐”，对其妻的称谓是“黄宜人”，需要说明的是，“宜人”不是名字，而是封号。清代，为了表彰官员，皇帝会赐予官员及其家属官爵名号，这就是封赠制度，官员之妻，一品官员的封为一品夫人，二品封为夫人，三品封为淑人，四品封为恭人，五品封为宜人，六品封为安人，七、八、九品均封为孺人。

　　问题一：墓碑抬头对薄俊德、黄氏的称呼。墓碑为薄俊德、黄氏的后人所立，抬头应当表明立碑人与墓主的关系，在前边加上“显考”“显妣”，还有，称薄俊德，不应略去其姓氏，对黄氏，不应直称其为“黄宜人”，规范表示应为：显考薄公讳俊德字希唐，显妣黄氏宜人。

二、墓主的身份 墓主不是普通人，在了解墓主的身份之前，先来了解一下清代的封赠制度。 在清代，皇帝对官员封赠的文书分诰命和敕命，五品及以上用诰命，称诰授，六品及以下用敕命，称敕授。封赠的对象不一定只有官员本人，官员的妻子、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有时，兄弟、叔伯，甚至外祖父母都有可能受到封赠，当然，这要看官员的品级及是否具备可以封赠的各种条件。对这些亲属，在世的称“封”，已经去世的称“赠”。 了解了相关的基础知识，再看墓碑，理解起来就容易多了：薄俊德诰授奉直大夫，奉直大夫是从五品，对应的，他的妻子黄氏诰封宜人。事情没错，只是，在文字的表述及碑文内容的排列上，这里又出现问题了。

　　问题二：“清诰授奉直大夫五品封典”的表述是不规范的。首先是这个“清”字，为了使墓碑所承载、表述的信息更完整，墓碑上通常会标明逝者所处的朝代，所以，加朝代名称是惯例，但像薄俊德这种情况，既然要彰显逝者受到当朝正统册封，为了隆礼，前边是不是应该用“皇清”而不是“清”？第二，“五品封典”的意思是皇帝赐于官员及其家属与五品官阶相关的荣典，这四个字的意思“诰授奉直大夫”已经包含，不用再写出来，如果要强调五品，可表述为“诰授五品奉直大夫”或“诰授奉直大夫五品衔”。第三是排列问题，首先是“宜人”应与“奉直大夫”左右对齐，正确的排列应当是“宜”字对“奉”字，空两字，“人”字对“夫”字，即便加“五品封典”四个字，也应放到“宜人”应与“奉直大夫”两列中间，刻碑人放到“奉直大夫”列下，说明他没有理解五品封典不仅是给官员本人的，也包括官员家属。最后是对逝者的称谓，既然墓碑抬头用了“俊德”，这里便不应再用他的字，“公”“翁”都是对男性逝者的尊称，前边已经有“公”，后边就不必再加“翁”，“薄”在这里应是小字，与下边的“公……”同列，对黄氏的表述错的就更离谱，显然是把“黄宜人”当成了黄氏的名字，规范的表述应为“显考薄公讳俊德”“显妣薄母黄氏”或“显妣黄氏”。

三、墓主的家庭 墓碑的落款，首先是薄俊德、黄氏的子、孙、曾孙。最上是薄俊德、黄氏的七个儿子，这里要注意，这七个儿子的顺序，自上而下念是对的，自左而右念就错了，应该是以中、右为上，正确的排序是：薄如鑑、薄如铭、薄可鑑、薄铜鑑、薄藻鑑、薄赏鑑、薄常鑑，这里有个细节，上边一行，如鑑、可鑑，刻碑人没有共用一个“鑑”字，而下边一行的宝、铜、藻、常却共用了一个“鑑”字，笔者想，可能是刻碑人怕如鑑、可鑑共用后，就体现不出如鑑的“C位”了。 薄俊德的长子，我们非常熟悉的“大老师”薄如鑑，许多资料上写成“薄如鉴”“薄汝鑑”，“鑑”是“鉴（鑒）”的异体字，“薄如鉴”正确，“薄汝鑑”就错了。 插一句，薄俊德、黄氏所在的福寿村，彼时还只是一条叫“庄里”的街，那时的村名叫做薄家庄。 薄家庄迁自洪洞县城南十五里薄村，初迁至利津县永和乡樊家寨，至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始称薄家庄，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农历六月二十八，黄河在薄家庄决口，薄家庄被洪水强行分成多个居住片区，除了我们熟知的四个：庄里、坝头（牛角）、东坝、西新庄，还有北坝、东新庄等，我们熟知的这四个相对较大的片区，后来被称做 “薄家庄四街”，民国19年（1930年）农历中秋节，薄俊德的长子，被人们尊称为“大老师”薄如鑑邀请县知事及各方秀士以书法比赛的形式为四街取名，才有了今天的福寿（庄里）、康宁（坝头）、维新（东坝）、和平（西新庄）。 薄俊德家庭，被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有他的四子薄铜鑑。清乾隆六年（1741年），薄永乐（三支十二世，廪生，登州学正）创建了丰乐堂，到了十四世，丰乐堂又分为鸿丰堂、协丰堂、丰乐堂，这后一个丰乐堂便是薄俊德的祖业。民国时期，丰乐堂悬有薄如鑑“孝廉方正”（宣统元年薄如鑑由岁贡举孝廉方正），“齿德兼优”（武定府及山东贡院赠匾），薄铜鑑“热心公益”，薄瞻淇（薄常鑑子）“县政府第”等匾额，显赫一时。1944年8月12日，八路军攻打利津县城前夕，在扫除外围日伪据点的时候，杨国夫司令员、景晓村政委带着警卫员和一小支部队住在康宁村，临时指挥部就设在丰乐堂。 民国3年（1914年），丰乐堂180余亩土地被洪水淹没，翌年洪水退去，土地被崔杰英强占，薄家交涉未果，薄铜鑑告上县衙，县知事黄利猷偏袒崔杰英，还将薄铜鑑送监，薄铜鑑上诉至武定府，诉状被压，未予办理，薄铜鑑三写诉状，由长兄薄如鑑携至济南呈于山东巡抚，最终，薄铜鑑无罪释放，被占土地追回，县知事黄利猷被革职。民国5年（1916年），新任知事潘晋亲至薄家庄，拜访薄铜鑑并任命其为候补巡检。 再看墓碑，墓碑落款，孙辈、曾孙辈只能依稀辨认出“孙”“曾孙”三个字，其它内容已无法辨识。这三代人与落款日期之间还有一列，刻有“清候补陕西知州拔贡……”，后边还有四个字，现已无法辨识，《利津村庄记忆》上，这个位置是“世姪”两个字，据此笔者推测，这四个字可能是“愚世姪游”或“晚世姪游”，是一位通过“拔贡”获得担任陕西地区知府资格的，与薄俊德有世交关系的侄辈，可惜风雨剥蚀，碑碣斑驳，名讳湮灭。 最后一列是立碑日期，中国民国六年（1917年）阳历七月上浣（即七月上旬），阴历五月中浣。 四、墓碑的碑阴 碑阴文字更为模糊，志敏主任贴近墓碑，摹着纹理将字一个一个“画”出来，得到一份“摹录”，笔者又将志敏主任提供的碑阴照片进行处理，将对比度、清晰度拉到最高值，非常幸运，碑阴文字是皇帝封赠薄俊德、黄氏的诰命，属于比较程式化的公文，笔者结合志敏主任的“摹录”、调整后的照片及自己对封赠文书的理解，复原了这份诰命，不能说百分百，但已经足够了解其上的内容。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聿昭同僚之虔恪，跄严五礼之班列，五品顶戴候补奎文阁典籍薄希唐，籍领厚恩，服颁螭陛，既克供乎乃职，宜膺泽以均施，兹以覃恩授尔为奉直大夫，锡之诰命，于戏，钦承宠锡之赐，克笃服勤之节。
制曰丕绩，奏于中朝，端赖闲家之休宠，章颁夫庆典，式分齐礼之荣尔。
　　五品顶戴候补奎文阁典籍薄希唐之妻，早习母仪，克修妇职，鸡鸣交儆，既砥节于素丝，蚕绩执劳，罔邀恩于宠命，乃以覃恩封尔为宜人，于戏，旌彰和顺之风，鸾书诞贲，廷陛焕褒嘉之命，象服荣膺。

清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六日

从碑阴文字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信息： 一是薄俊德的职务。碑阳记载薄俊德诰授奉直大夫，在清代，奉直大夫为十六阶之第十阶，从五品。奉直大夫是散官名，不是有具体职事的官职，那么，在封赠之前薄俊德是什么职务呢？碑阴开头便记载了，是“五品顶戴候补奎文阁典籍”，即拥有五品（包括正五品和从五品）官员品级身份，处于候补状态，等待担任奎文阁典籍职务的人。在清代，或因守丧离职，或因调任贬黜，抑或是通过捐纳取得官衔，在没有官职空缺时，就会出现候补的情况。奎文阁即曲阜孔庙奎文阁，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大型图书馆，奎文阁典籍的主要职责是保护、整理和管理奎文阁经籍文书，看管刻板及御赐祭器。 二是薄俊德、黄氏的封赠是怎么来的？在碑阴正文第二列、倒数第二列，都有可以明确辨识的“覃恩”二字。清代，封赠的途径有覃恩、考满、捐纳及貤封、貤赠等多种，其中，覃恩封赠是在国有大庆时，皇帝普遍对官员及其家属进行的封赠。碑阴文字，从抬头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就能看出，这就是皇帝封赠薄俊德、黄氏的诰命，落款是清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六，这一年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薄俊德、黄氏是有福之人，赶上了这一次覃恩封赠。 五、最后一个问题 按理说，考证进行到这里，已经可以结束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笔者总觉得哪里不对，在邻村驻村帮扶的时候，适逢福寿村建设村庄文化墙，笔者曾去观摩，并刻意了解了包括福寿村在内，整个薄家庄的人文历史，却不记得有薄俊德这个人物，要知道，薄俊德的长子就是“大老师”薄如鑑，在薄家庄乃至周边，薄如鑑无论知名度还是影响力都盛极一时，是妇孺皆知的人物，薄如鑑的父亲，还是五品顶戴候补奎文阁典籍、诰授奉直大夫，怎会一点印象都没有？笔者翻阅《利津村庄记忆》《薄氏族谱》，《利津村庄记忆》上仅有一张墓碑的照片，《薄氏族谱》上也没有找到薄俊德的专文介绍，查阅《利津县志》，在薄俊德生卒年间出仕、科举的记录里，还是没有找到薄俊德，到底是怎么回事？ 正常情况下，一名从五品官员，其出仕、升迁，都会记录在县志里，就算是候补，候补时也应该有个职务，要知道，在清代，即便是进士，也要从七品官做起，薄俊德已经是从五品，之前历任的职务呢？还有，薄俊德做到从五品，又候补奎文阁典籍这一文职，应该参加过科举，慢说是进士，至少也得是个贡生、举人，但笔者在《利津村庄记忆》《薄氏族谱》《利津县志》里，均找不到相关记录，甚至，在其长子薄如鑑的相关资料里，都没发现过“耕读传家”“书香门第”之类的话语。 解释这一切，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薄俊德这个“五品顶戴候补奎文阁典籍”是捐纳所得。到了光绪年间，祖上三代清白，没有钱粮亏空、临阵脱逃等否决事项，只要不是国子监、礼部、吏部等要害部门，是可以通过捐纳获得像奎文阁典籍这样的从五品官职的，何况还是个候补。薄家自乾隆六年就创办丰乐堂，即便从十四世算起，到薄俊德亦是五世累积，家底应该是相当殷厚的，通过捐纳谋取一个官职，薄俊德完全有这样的实力。 问题又来了，如果说薄俊德的官职是捐纳所得，没有科举记录正常，其五品顶戴候补奎文阁典籍是应该载入县志的，还有，皇帝封赠县志也应该有记载，但是，笔者查阅了，都没有。 难道是县志的编纂者忘记了？一个县，五品官员没几个，获得封赠的也没多少，忘记的可能性不大，更何况这是大名鼎鼎的薄如鑑的父亲呢？如果不是无意忘记，那便可能是有意阙漏，谁会有意阙漏他人的荣耀呢？与薄俊德有恩怨的人？那也太小看县志编纂、太小看编纂县志的人了，再说，就算是小人报复，薄如鑑、薄铜鑑，还有人才辈出的薄氏家族又岂能坐视？只有一种可能，是薄家自己有意阙漏，在薄家，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薄如鑑。 如果是薄如鑑，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是薄如鑑并不认可清朝晚期冗滥不堪的捐纳制度，也许是薄如鑑超尘脱俗，并不在意这些虚名。笔者重新翻阅《利津村庄记忆》《薄氏族谱》中关于薄如鑑的记载，奉旨前往京城，接受皇帝内谕担任朝中大臣子弟的老师，担任湖南督考，创办乐道轩书斋，武定府、山东贡院赠匾，邀请知县孟伯洲做评，举办书法比赛为“薄家庄四街”取名，这些事迹，随便拿出一件，载入县志都不会有邀名之嫌，但在《利津县志》当中，关于薄如鑑，笔者查阅到的，只有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岁贡，宣统元年由岁贡举孝廉方正。 太史公削牍，班固藏笔，皆史家微旨，如鑑公此举，足见师者风骨。
碑碣可泐，青史长存，如鑑公，当之无愧的“大老师”！

碑阳

碑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