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说曹聚仁

丹麦童子

曹聚仁（1900—1972）

读曹聚仁《听涛室人物谭》

文/何满子

曹聚仁30年代在上海教大学和办《涛声》杂志时，曾和鲁迅有过交往，多次宴聚，在鲁迅的日记和书简中有所记载。鲁迅有时还托他查一些资料，我记得的有鲁迅请他找《隋书》查隋炀帝“焚草”之变的出典。那时，徐懋庸寄住在曹聚仁的寓所，鲁迅给徐懋庸的信通常由曹转致。同时，曹聚仁和鲁迅虽不同邑，却是浙东大同乡，方言俗语彼此相通，鲁迅致曹聚仁的信中曾用土语“娘东实杀”（犹粤语的“丢那妈”）之类的别人难懂的词汇，可见彼此交往中有某种不拘形迹的坦荡。

我对曹聚仁的这点最初印象是从鲁迅的书里得来的。抗战前，他的文字几乎没有读过。只在抗战期间，读到过他的一篇《新闻文艺论》，那好像是他的一篇讲稿，在江西报上（忘了是《正气日报》或《前线日报》）连载的。那时我也从业新闻，也写点报告文学，曹聚仁的文章正好谈及报告文学，因此留下了印象。

他在主《前线日报》笔政时，我曾给该报写过文章，因此也通过一两次信，至于他本人，直到1946年秋，他因事从上海到南京短住，才在《前线日报》驻南京办事处和他相识，虽然只有几天工夫的短暂交往，但谈得相当投契。不论年龄和治学，他都长我一辈，可是彼此却很少距离，初交就无话不谈，给我的印象是坦率风趣，而且直觉地感到他葆有某种“童心”。

长久以来，从30年代起吧，对曹聚仁有各种不同的议论。人是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事态更是多维的。曹聚仁一生处于一个世变迅捷的动乱时代中，前半生作为学人和文人，已有广泛的交往；抗战后从业新闻，更和社会上层有较多的关系，和国民党政要顾祝同、蒋经国、马树礼等周旋，关系也不平常。不卷入政治漩涡也至少处身于政治边缘，惹人议论势所难免。晚年滞居香港，不去台湾，作自由撰稿人，还几度回大陆，保持着中性的“统战”身份，其言行大致是倾向人民共和国的。总体来说，在复杂的政争环境下还努力保持了自由的学者和文人的身份，这也就颇不容易了。

由于他和各派政治人物有不即不离的交往，和文化学术界有深广的渊源，涉世中所积蓄的广博见闻写下来都能成为有用和有趣的历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这本《听涛室人物谭》所以很值得关心中国现代史和近现代社会风习的人一读；而且读起来还饶有兴味。

这本四十万字的笔记体的书是由曹聚仁的女公子曹雷女士收集其尊人晚年发表在香港等地的报刊专栏文字按类编成的。前于此书，曹雷已从其父亲的遗作中编出了《上海春秋》一书，那是一本关于上海史地、人文、风物的掌故性著作，也是笔记体。曹雷很不简单，她是以影视剧配音艺术著称的，想不到还能如此发奋搜集和编纂先人的遗泽，可称是曹聚仁的肖女。

曹聚仁治学广而杂，但其向往和精力集中的方面是近现代史。就目前他已出版的几种书来看，与其说他是近现代史学家，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涵泳丰硕的史料家。《听涛室人物谭》的内容和风味，大抵和黄溶的《花随人圣庵随笔》、徐一士的《一士谈荟》这类掌故笔记相近。所写的人物轶事，绝大多数是亲自的见闻，套用曹聚仁自己的标题，他是以“‘旧’闻记者”的身份写下这些人物和事象的。

书中所记的人物，依对象性质分为六个方面，《政海谈秘》记的是现当代的政要，都是民国史上的风云人物，部分进入新中国后也还很活跃，如张治中、李宗仁、程思远、黄绍竑等。《文坛述往》大抵记“五四”至30年代前后文艺界著名人物的遗闻轶事。《学苑思故》记作者曾接触过的学者旧事，自章太炎、王国维直到新近逝世的钱钟书，牵涉到许多学术上的公案。

《报界忆旧》以作者抗战后长期的报业生涯，本该可记者甚多，却只有短短的十则，质和量都是全书中最弱。《支离杂话》则如题名所示，是杂忆各种领域中的人物和事象，既有戏剧家和画家的故事，也有社会各色闻人的勾勒；既有中国名人的事迹，也有外国文人、学者、政治家的印象记；有些珍闻秘事，极有趣味。最后部分《檐下絮语》则是纵谈古近史事，早的如王昭君、岳飞；近人如珍妃、赛金花，以至辛亥革命的一些掌故。各辑间的人物和事象其实也互有交叉，不宜强分。要之，是近现代史中许多值得关注的人物和世象的掌故汇编。

全书总的倾向是在直叙事实，而不在阐发议论，故是史料之书。当然谈人物和事件时不能不有作者的主观评骘，但作者尽量以客观的（客观主义的）、中性的态度出之，不带较多的倾向性表态。

可举我读此书印象最深的一例，在《谈郁达夫与王映霞》一则时，我回忆解放前在南京和曹聚仁纵谈时，他曾大骂破坏郁、王婚姻的许绍棣，斥之为“党棍”、“淫棍”、“恶棍”。但在这篇记郁、王婚变的文字中，对许绍棣只轻描淡写地略给讽嘲，还称之为“许兄”，与当年同我面谈时的义形于色迥异，是不是因为久历世变，晚年已修养得炉火纯青，不再有火气之故呢，还是有意保持史家的平和敦厚而敛藏其锋芒呢？

30年代曹聚仁在上海办《涛声》杂志，鲁迅曾祝此刊“长寿”，因为它呈送出动荡年代的波涛之声。晚年的曹聚仁自署其斋名曰“听涛室”，只是在一旁听世变的涛声了。这斋名象征着饱经世变之后，他离人间的纷争更远，更于世无竞，文字也更平和疏淡。《听涛室人物谭》的文风也是娓娓而谈不夹火气的一路，印证了“风格即人”的名言。■

（首发于《出版广角》1999年第6期，转载自《千年虫》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

“妄人”曹聚仁与“朋友”胡适之

文/张书克

很多人都知道，曹聚仁曾被胡适斥为妄人。

在1957年3月16日的日记中，胡适这样写道：“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9册，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76页）

胡适说他没有见过曹聚仁可能是真的。不过，从他的语气以及“往往”这样的措词来看，他肯定知道曹聚仁这个人，并且似乎颇为了解其为人，所以才这样生气，斥之为“妄人”。

我们不妨把曹、胡二人的关系简单梳理一下。

求教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的私人档案中，收藏有曹聚仁致胡适的三通书信。

最早的一通写于1923年7月21日。当时，曹聚仁在上海，胡适在杭州休假。该信全文如下：

“适之先生大鉴，敬启者：

聚仁，浙东金华之无知小儿也，初曾受业于单师不庵之门，以疏懈甚，且困于风尘，遂放佚至今。今夏卒有进北京大学之决计，以故中变；恐人事相迫，终无及门请益之机缘，故敢藉经子渊先生之绍介，而奉书左右，幸鉴其愚而宥之！

聚仁非能有所研究者也，然不敢自暴弃，终競競焉以从事于研究，此鄙陋之本忱也。在目今聚仁所取以为研究者中国儒家学说，愿以十年之功专注于此。然见闻固陋，未审欧美各家哲学，何者至可引为治儒家之借镜？拟乞先生示我周行者，一也。

研究端赖工具为之阶进；故研究方法之取择，乃入门第一步工夫。聚仁以为治中国古代学术，最宜专择一二重要典籍，究其义理，详其训诂，考其典则，然后舍而之他，则困难不生，一切可迎刃而解。而友朋多以为此法事苦而效鲜，不若遍加浏览，志其概略为上。歧途徘徊，何去何从？拟乞先生示我周行者，二也。

儒家学说盛行于鲁，至汉初而此风未熄，则其物质环境与社会组织，必与之有重大关系。私意以为治儒家者不当专注于政治状况，于鲁之民族性，于周公之学说，皆当详为考察。此浅陋之见解，未审有当于理否？拟乞先生示我周行者，三也。

素昧平生，而有此非分之请求，然亦希冀先生之悯我愚而矜怜之耳！

闻贵体违和，至深注念！想湖山胜景，终能以康健佑先生也！

附奉五版《国学概论》一册，至乞哂收！

太炎先生此次讲演，聚仁终病其琐碎散漫，且意气过重，文、哲两章更不能使人满意。先生以为当否？

比来寒暑靡常，诸惟珍摄！

聚仁不日将由申返杭，拟晋谒先生，先生亦附允之否？

此上，即祝

纳福

曹聚仁敬上”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500-505页）

曹聚仁此信，以求教为名，有结交之意。信的最后，并且提出拜访胡适的请求。不过，胡适是否回信，两人是否在杭州见面，我们不得而知。

至于曹聚仁寄赠的《国学概论》，胡适也收到了。（参见北京大学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编：《胡适藏书目录》第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5-136页）

1925年12月17日，在暨南大学任教的曹聚仁给胡适写了第二通书信。该信也是谈学论道的。曹聚仁认为自己有独往独来的精神，和胡适的治学态度比较接近。信的主要内容是谈“偶然史观”的。曹聚仁说，他从1923年秋天开始，萌生了偶然史观的见解。他听汪静之说，胡适也以“偶然”解释史迹，感到很兴奋，认为有了知音，因此和胡适交流切磋。曹聚仁举自己亲历、刚刚过去的五卅运动为例，认为五卅运动是偶然发生的，起因于一个小小的误传的消息，其实和顾正红事件没有多大关系。（参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第506-513页）

偶然史观也是胡适爱谈的题目。只是，不知道曹、胡二人的偶然史观有什么异同。有心人不妨做一个比较研究。

批判

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曹聚仁不再向胡适写信求学问道，而是转为批判胡适。这大概是因为，在当时进步青年的眼中，胡适已经大大落伍于时代潮流了。

曹聚仁于1931年8月在上海创办《涛声》杂志。刊行四五期以后，刊物进行了重新包装，刊头图案是一只乌鸦，取其报忧不报喜之意。曹聚仁主张“乌鸦主义”，似乎源自胡适的《老鸦》诗。1933年8月19日出版的第2卷第31期《涛声》还把《老鸦》诗刊登出来，并且恶作剧地称之为“胡适遗著”。

不过，乌鸦的叫声，有时候也针对胡适。《涛声》出过两期“批判胡适专号”。

在第2期的“批判胡适专号”上，有曹聚仁的两篇文章。一篇名为《胡适论》。该文曲解胡适主张的实验主义，说“投机”也是人类应付环境的一种方法，指责胡适投机钻营，并且指责胡适陷青年于“投机”的迷途。另一篇名为《胡适与秦桧》，把胡适的对日言论和秦桧的言论进行列举和对比，用意很明显，是说胡适和秦桧是一类人物，都是卖国贼。（以上两文参见《涛声》第2卷第18期）

除了《涛声》外，曹聚仁还在《申报•自由谈》上发文批判胡适。《“尝试”解》一文，解释胡适“自古成功在尝试”的说法，认为胡适从这句诗的反面学得了做人的秘诀，说胡适看破中国社会是凌乱的社会，什么都不上轨道；要在这个社会登台做大人物，第一就要投机，也就是上海人所谓的“碰碰运气看”。曹聚仁认为胡适运气很好。留美学生很多，而他独成为“新文化导师，中英文化基金委员，北平政治分会委员”；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好处：“到湖南走一趟，就有五千元的×敬”。文章最后，曹聚仁感慨道：“自五四运动以来，有人皆‘尝试’，无处不‘投机’，这便是新文化运动的最好成绩！呜呼！”文末还有一个“附注”，说：“胡适一生看风挂蓬，见机说话的证据极多，请参看我近编胡适文谱。”（参见《申报》1933年3月30日）这个附注应该是为该书做广告了。（《胡适文谱》似乎是曹聚仁编辑的一本“供批判用”的胡适的“黑材料”。可惜笔者没有见到这本书。后人整理的曹聚仁编著目录中也没有这本书。《胡适文谱》似乎没有编成？）

《“尝试”解》解释“尝试”为“投机”，说胡适善于投机，并且机会很好，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曹聚仁的文格。文中表现出的“羡慕、嫉妒、恨”的心理很值得注意。

另外，曹聚仁还有一篇《胡适之与虎谋皮》，是批评胡适的对日言论的。该文认为，胡适关于“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的主张完全是与虎谋皮。（参见曹聚仁：《胡适之与虎谋皮》，《兴华周刊》第33卷第14期）

应该说，曹聚仁上述批判胡适的言论在20世纪30年代非常常见，并无新意；很多的批评资料无非道听途说而已，并没有加以证实；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人身攻击。

曹聚仁这些文章，胡适很有可能都看到了。只是，他似乎没有进行任何回应。

索稿

1940年7月3日，人在上海的曹聚仁代表香港《星岛日报》致信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向他索稿，要他回答“中国往何处去？”的大问题，希望他解释究竟中国有没有前途？如何才有前途？如何挽救当前的危机？曹聚仁还说，《星岛日报》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绝对没有党派的偏见，胡适尽可以独抒卓见，无论怎么说都可以。（参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第514页）虽然战时通讯不便，但胡适显然收到了该信。只是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写稿。

七年前批判胡适，现在向胡适索稿，而且若无其事，就好像从来没有批判过胡适似的。曹聚仁的确是个妙人。

相见？

胡适说没有见过曹聚仁。曹聚仁却在不止一篇文章中说，两人见过面。

在《谈胡适——答杜兄》一文中，曹聚仁这样说道：“1947年第一回国民代表大会在南京集会时，胡氏邀我到北极阁中央研究院，我问他为什么不出来组政党，实现你的民主政治的理想。他还是用了回答罗敦伟的话来对我说：‘一个民主国家，也需要几个不参加组织党派的公民的。’”（《听涛室人物谭》，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02页）

在《胡适与“水经注公案”》一文中，曹聚仁又这样说道：“过了十年，胡氏邀我在南京中央研究院闲谈，他一开口就说：‘你是否又带了清单来了？’我就说到‘水经注公案’的事，他摇摇头说‘难、难、难！’”（《听涛室人物谭》，第305页）

《“胡适批判”》一文说的更加生动形象：“五年前，我和胡适先生在南京北极阁相唔，谈得很久；从《水经注》考证谈到行宪后的政党；我们说，要是他来组织一个推行民主政治的政党，我们都来入党。于是大笑一阵而散。谈次，他忽记起我们曾经批判他。我说：‘胡适批判只出上中下三个专号，胡适批判专集没有出，《涛声》便已停刊了。’”（曹聚仁：《“胡适批判”》，载《书林又话》，第112页）

曹聚仁甚至说，在会面时他劝胡适出任总统：“当蒋氏提出胡氏出任总统时，我曾当时力劝，胡氏谦逊不遑。我曾对他说：‘你既不愿担当起来，你就不该助蒋误国！’”（曹聚仁：《胡适与“水经注公案”》，载《听涛室人物谭》，第306页）

1946年11月至12月，召开了制宪国民大会；1948年3月至4月，召开的是行宪国民大会。曹聚仁所说的“第一回国民代表大会”（“代表”两字多余）不知道指的是哪一次？但不管是哪一次，召开的时间肯定不是1947年。

很多人喜欢攀附名人，说和某某很熟悉，说和某某是朋友，说和某某名人见过面、吃过饭，虽情有可原，我们却不必当真。

胡适到底有没有见过曹聚仁呢？图为初上战场采访的曹聚仁。

统战

20世纪50年代，曹聚仁吃上了统战饭。1956年以后，香港的左派报纸《晶报》每月送曹聚仁基本稿费一千港元，写稿另计稿费。再加上别的收入，曹聚仁的生活颇为宽裕。（参见司马璐：《曹聚仁的中共密使之说》，载璧华编：《曹聚仁作品评论集》，文学评论出版社，2009年版，第57-58页）

曹聚仁自己住在香港的花园洋房里，却劝别人都应该回到大陆去。很多人感到不解甚至反感，认为他有点儿不顾别人的死活。（参见徐訏：《悼曹聚仁先生》，载《曹聚仁作品评论集》，第49、30页）

这个时期，曹聚仁经常往返于大陆和香港之间。《北行小语》一书是曹聚仁在大陆参观访问的游记。该书序言《“自古成功在尝试”》，对胡适进行统战的意味很浓。文中提到，他在北京东安市场旧书摊上看到有很多胡适的著作在出售，并不是像胡适想象的那样，他的书成了禁书。

序言中并且引了他写给胡适的那封统战信：

“适之先生：

我上回到北京去，朋友们抛给我的问题，其中有关于胡适思想的批判，以及胡适著作被焚被禁的实情。我所看到的实情，和所获得的结论是这样：批判胡适思想是一件事，胡适的著作并未被焚被禁，又是一件事。我在北京、上海的书店，找到你所著的各种书，各种版本都有。朋友们藏有你的著作，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海外那些神经过敏的传说是不值一笑的。

先生是实验主义的，我从《独立评论》上读到你写给张慰慈先生的信；这封信，我可以照样抄一份给你，当作我今日写给你的信。只要把‘苏俄’换上‘北京’或‘中共’二字就行了。今日之事，也正如先生所说的：‘许多少年人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的武断也是不好的。’先生正该组织一个北京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去作一较长期的考察。我相信先生是实验主义者的大师，不容你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你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的。

今日在海外的文化人，就缺少一种到北京去看看中共的政治措施的勇气：先生乃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人，喊过‘自古成功在尝试’的口号，那应该和流俗有所不同，面对现实，决不可随便信任感情与成见了吧！”

曹聚仁在这里所引的，似乎不是原信的全文。根据胡适在日记中的摘录，此信中似乎还有胡适“最好能回北京去看看”、他“愿意陪着先生同行”等语。（参见《胡适日记全集》第9册，第276页）当然，很有可能曹聚仁寄给胡适的信根本就没有留底稿，写《北行小语》序言时即兴创作了一封给胡适的信。我们看他说“我从《独立评论》上读到你写给张慰慈先生的信”，以及“1947年第一回国民代表大会在南京集会时”，就知道此人是如何善于信口开河了。

从曹聚仁这封信来看，他不仅不了解胡适当时的思想状态以及当时的政治形势，也有点自视过高（信中教训胡适的意味甚浓，正是一种统战者对待统战对象的口吻，胡适读了当然很不高兴）。

总的来看，在曹、胡二人的关系中，曹聚仁处于主动的一方，他主动给胡适写信求师问道，主动赠书，主动批判胡适，主动求稿，主动进行统战。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胡适似乎都没有积极的回应。究其原因，大概胡适对曹聚仁还是有些了解的，并不是很认可曹聚仁其人其文，一直避而远之。曹氏自称是一个“彻首彻尾的虚无主义者”（曹聚仁：《我的自剖》，载《曹聚仁作品评论集》，第272页），把什么都不当真，自然和处处较真、处处不苟且的胡适不是一条路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