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杨绛夫妇的凉薄

丹麦童子

钱锺书杨绛夫妇，最让人如鲠在喉的一点，在他们总是高高在上，俯视周遭一切苦难以及同时代的人们……

原创 留愚 留愚杂谈

2025年02月10日 10:42 海南

钱锺书杨绛夫妇，最让人如鲠在喉的一点，在他们总是高高在上，俯视周遭一切苦难以及同时代的人们，像在看满地爬的可怜虫。他们说不上自私，但他们冷漠。有人说这是已然通透了世态人生，但我以为这就是过度精明。这类人，虽不至于讨厌，可会令人不舒服。我是他们的铁粉了，可有时想想，还是会有微微的被刺痛之感。

《围城》之所以格调不高，终是三流小说，就因为它纯粹耍机灵，玩抽象，弄爽话，几乎对所有人都不友好，除了嘲讽还是嘲讽，看不出什么悲悯和庄严，陷在了刻薄与油滑里，从头到尾的犬儒主义打底，好玩得很，可不打动人心。这也是钱先生为人无比高傲冷情的反映。这方面，杨可能还更甚些。有位教授说，他初读《干校六记》，就觉得作者对人不免“尖酸小气”，而《我们仨》一听名字就觉得无聊，无非把已逝亲人与尚活着的自己把玩一番，跳不出自恋的圈子，颇有“居高临下又画地为牢的意思”，这种感受是其来有自的。

《围城》《干校六记》《我们仨》都是好作品，但你要细品，就会明白过来，它们的思想宗旨，都是在赞叹自己的那点小智慧或小聪明，对别人要么挖苦，要么就是下视。这种文学，功力深厚，深得文理，但人情浇薄，难于收功。 以我对钱杨夫妇的理解，他们这一家，是真会感觉全天下就他们仨是真正的文化精英，其他芸芸众生不过就是一堆陪衬的布景而已。钱先生包括杨绛女士，学问一流，写作才能也一流，人品也是上上乘，但比照古往今来同等级知识分子，确实又大抵属于“精致利己”者，至少是俗称的“不粘锅性格”。所以，终其一生，他们都在撑持一种体面和分寸感，但也着实没什么朋友，更看不出多少陈寅恪式的嶙峋风骨，有事躲得远远的，不免薄情与怯懦。钱杨二先生的人生哲学，其实就是“默存”二字，你们怎么闹都行，我们不关心，我们也不参与，无论多好还是多坏。他们年轻时，就已经是这样子。说到底，就是对人类无感，既厌蠢也厌人类，嘴角始终带着一份云淡风轻又轻蔑不屑的冷笑。那时吴宓就受不了。当然了，日后老吴落难，钱杨作为得意门生，也从来不会施以援手，连封慰问信都懒得发的。

他们这类知识分子，就是书读得太多了，又身丁乱世，天罗地网，风刀霜剑，人心险恶，最终就是几乎什么都不相信，也几乎什么人都不同情。这是自视为造物主同列的站位，太上无情嘛，既容生活中所有难容之事，也笑普天下一切可笑与不可笑之人。都说张爱玲凉薄绝情，可但凡读过她文集的都不难体会到，在精美细腻素淡之外，她还是很悲天悯人的，不断借编织文字以自怨自解。《儒林外史》固为讽刺文学，可吴敬梓情深义重，大慈大悲，己饥己溺，笔笔都是奚落，但也句句都是悯恻，既是一副“旧歌难拾，身世飘零，悔恨无从，付诸以哭”的心绪，更是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怀。他们对人是很善意的，即便是罪大恶极之人，都要找各种理由宽恕，无情也留情。

钱杨无论为人，还是作品，都看不到这一点。好人不好，坏人不坏，麤妙无异容，苦乐无殊迹，仿佛这个世界上只有庸人与蠢人，以及他们瞧不上的人。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凉薄。沪上葛教授说他们夫妇是“乌龟哲学”，是“鸵鸟政策”，是“假装专心于学术，对周遭发生的任何不义之事都视而不见”，这样的“酷评”是逞一时口快了，但终究还是看不透钱杨夫妇的微妙心态。他们从不冲动，从不慌乱，也几乎从不犯错，更不可能为了某种理想或人事奋不顾身，做人冷静至此，生存策略精密到这个地步，也是挺可怖的。这是一种无喜无悲的境界，也是寡恩少义铁石心肠的呈现。白先勇说，文人要是没有牺牲和承担的意识，没有一点佛家所谓的悲悯心，作品的高度必然有限，而《围城》和《干校六记》的局限不正在此？ 说这些，倒无意要批评钱杨二老。我觉得这是一种事实，更是吾国知识人的一种类型，颇值得玩味，还值得研究。说句大实话，倘我生在那个时代，处在那个环境，最企慕的活法，大概就是他们这样的。我会有丝丝不适感，无非处在下位，去咀嚼这个事。时至今日，我都很敬重他们，绝不可能鄙薄，更无资格指责。冯友兰有句自辩甚好，“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人在江湖，入其彀中，本是有很多无奈的。钱杨的为人处世，说到最糟糕，也不过“明哲保身”四字而已。过去，谢有顺有段话，鄙意就可以为之开解：“一个人会软弱，会恐惧，会委曲求全，甚至会萌生出苟活的念头，只要他没有以迫害人的方式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那就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管软弱冰冷亦或刻薄，都是“人性合理的一部分，理应得到尊重和谅解”。我对钱杨二老，是知其性格缺陷问题，但还是敬重。仿钱先生口吻，就是“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如此，世无完美之人。更别说，这种思想也可解为“个人主义”。

当年，萧红谈到鲁迅，感叹说，“周先生的为人，我们学不了的”，此“学不了”是指鲁迅的“硬气”。实际上，钱杨夫妇的清冷刻毒乃至软弱，确实与我等凡人也不同，背后都有深厚的东西支撑，我们一样学不了的。

老 王

文/杨绛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老王不仅老，他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愿坐他的车，怕他看不清，撞了什么。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他那只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见，有一次，他撞在电杆上，撞得半面肿胀，又青又紫。那时候我们在干校，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晚上就看得见了。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蹬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后来我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有一年夏天，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胡同口蹬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请了假，烦老王送他上医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轮，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却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我一定要给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我吃惊地说：“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吗?”

　　他“唔”了一声，直着脚往里走，对我伸出两手，他一手提着一个瓶子，一手提着一包东西。

　　我忙去接。瓶子里是香油，包裹里是鸡蛋。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们的。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自己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钱，滞笨地转过身子。我忙去给他开了门，站在楼梯口，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等到听不见脚步声，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明天。”

　　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