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斗地主

徐广刚

老家的斗地主

六十年代的文革，我刚记事。村里电没通，靠煤油照明。我家那条巷，东西连着两个大沟，中间连着一条小河，小河两边住着几十户人家，除了高谢尚三家，其余都姓徐，这三姓也和徐姓连着亲。由于是全村最宽的巷子，大家都叫宽巷。男人出海后，巷子全是妇女儿童。

宽巷的沟沟河河，随着四季的变换，捞鱼摸虾，嬉水遛冰，成就了我们的童年。无电而单调的岁月，最热闹的是村里开斗地主大会。

会场上，先是跪着一排地主和四类分子，村干部竭斯底里喊过口号后，开始游街。民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押着地主们，前面村干部边敲锣，边呼口号，边在大街小巷转悠。大人们站在大门口观望，小孩们跟着队伍跑。有时地主们双手被绑在后边，在刺刀的寒光下，垂头丧气。地主因故不能游街，地主妻子必须替代，我们叫地主婆。雨过天晴的时候，村干部常常勒令地主们去村西沙窝，挑沙垫路。村干部不允许他们上船出海，在陆地上干最苦最脏的活，子女不能升学参军，男的不好找媳妇，女的嫁不到好人家。其实，我们村当年被日本鬼子点火烧了，家家都是一贫如洗，有300多人外出要饭，有"穷大沙富范口，一流河圈灰到柳（杭）"的民谚。土改的时候上级下达地主名额，村干部要落实到位，于是一些与村干部有矛盾或者单门独户的外姓人，成就了村干部的任务。

地主徐世言

近族二大爷徐世言，和我家隔着一条巷，他上过私塾，划成份时被村干部划为地主，其实也没有什么家产，几间茅屋，只不过日子比其他人家充实一点。村干部把他划成地主的理由是，能上私塾就是有钱。二大爷慈眉善目，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过年时，母亲会买上一张红纸，差我去找二大爷写对联，找他写对联的邻居排成了队。村里的红白事，常请他写字记帐，二爷都是乐呵呵的展示他的才艺。后来不知怎的，村干部不允许他帮邻居写对联记帐了。被游斗时，二大爷常常被喝令走在最前面，有时老实得连话都不敢多说的二大娘，也会被心血来潮的村干部绑起来，陪在二大爷后边。二大娘是小脚，双手被绑着不能摆动，走的姿势一扭一纵的，村干部和民兵边看边乐。一次村里开批斗会，用稻草扎着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模样，挂在树上，地主们每人都戴着白纸糊的高帽，黑墨写的名字被重重的打上红叉。村干部吩咐民兵找来碎玻璃碴和带刺的藜荆，把二大爷的裤腿卷上，裸膝跪在上面，自然是血色一片。由于是低人一等的成份，二大爷的大儿子始终没有找到媳妇，三儿子在外地说了一个妻子，我们叫毛三嫂。兄弟四个亲亲热热，邻居们很少听到他们吵架磨牙的声音。

四类分子解连富

西天的邻居姓解，单们独户。老大叫解连荣，当过八路军的炮兵，耳朵被震聋了，脑子也震坏了，跟着弟弟解连富生活。上级下达四类分子的名额，村干部找来找去，落实不下去，便哄解连富，这个四类分子你当，批斗时给你加工分。势小力簿的解连富被连哄加诈，成了四类分子。连续被批斗后，找村干部要辞去这差事，村干部反脸了，扣上了反攻倒算的帽子，批斗的更厉害。解连富是个勤劳的农民，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受不了这个气，去投奔亲戚去了。二儿子比我小一岁，矮一个年级，我们常在一起捞鱼摸虾，从不感觉他坏在哪里。解连富在生产队干最重的活，挣最少的工分，过着低人一等的生活，不久便在苦恼的压抑中撒手人寰。八十年代初期，老二和老三晚上口角，发展到打斗，老三顺手用尖刀捅了上去，误刺了要害，因老三的媳妇是我姐夫的侄女，出事时我和在市公安工作的同学，匆匆赶去，县刑警队的法官正在给老二验伤口。看到一起长大的伙伴，壮硕的身体冰冷的躺着，心中一阵悲伤。当晚老三到派出所自首。媳妇在家，既要伺候瘫痪的婆婆，又要拉扯一双儿幼儿，全部收入就靠给建筑队打零工。老三提前释放时，曾在我这里干了一段时间零工，人很老实，不善言语。他是在父亲被划成地主时出生的，刚懂事起，就经历了受尽凌辱的生活，性格的形成肯定有畸形的一面。

地主婆谢大娘

宽巷南头住着一家谢姓，我叫表大爷。表大爷闯东北去了，表大娘在家带着唯一的一个儿子生活。他家南边是一个大沟，长满了芦苇。春风萌芽的季节，我们去河边采谷荻，剥掉青涩的绿衣，便是一根絮状的白色嫩芽，嚼出一嘴鲜汁。粽叶飘香时，我们到南大沟去打棕叶，夏天到了南大沟又成了我们的天然浴场。每次路过谢大爷的门口，常见谢大娘坐在屋檐下，不是看书就是做针线活，很安静。见了慈眉善目的谢大娘，我都喊一声表大娘好，她报上慈祥的一笑。

谢大娘的娘家是富户，她读过私塾，还能看线装书，比一般的村妇知书达理。文革时因娘家是地主成分，村干部顺手给她戴上地主帽子，完成了上级指标。

谢大娘从一个贤妻良母变成宽巷唯一的地主婆，不仅要挨批斗，雨过天晴后要和地主们一起挑沙铺路，干着义务工。每次批斗挑沙回来，左邻右舍的妇人常到她家陪她说话，宽她的心。她也常常到我家串门，有次看见我家吃的是稀糊涂，对我母亲说，小孩都在长身体，没有干粮吃怎么行呢，回家挎来一篮子满满的地瓜干，在饥寒交迫的年代，是很贵重的，自此幼小的心灵被谢大娘的善举铭刻着至今不忘的印记。

谢大娘是很有城府的母亲，虽然忍辱负重，但从不乱讲什么，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高大帅气的儿子身上。儿子升学无望，当兵不成，忍气吞声的干着生产队的农活，工分还要比别人少，便随父亲去了东北林场。随着形势的变化，批斗地主的活动渐渐少了起来，孤身一人在家的谢大娘，由于和邻居处的和谐，少了一些孤独。不久儿子也娶了媳妇，帮她生了孙子，谢大娘也精神起来。一次儿子在东北伐工被大树砸倒，棺材运回来时，谢大娘哭的昏天黑地，我们村围观的人无不悲伤，陪着谢大娘哭啼。

后来，谢大爷从东北退休回来，谢大娘也摘下地主的帽子 ，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儿媳勤劳，孙子考上了大学，老两口被安排看管村里的电灌站，一次大娘失足跌进渠中，背着自己一生的起起伏伏，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早晨散步时，常常路过谢大娘落水的电灌站，想起她那慈祥的面容，联想到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心中总是一阵悲怆。

时过境迁，如今老家的宽巷所有沟河都被填成宅基，一栋栋整齐漂亮的楼房拔地而起，巷子里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轿车，旧时的踪迹找不到一丝一毫，无论是村干部的后代还是地主四类分子的后人，都过着忙碌而幸福的生活。一代新人对过去地主的事更是一无所知，不知也罢，那毕竟是一段伤痛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