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 糖圆和兔子灯

阿芬

糖圆，是盛在青花碗里的欢喜。

在我们乡下，称过元宵节是“过正月半”。正月半，吃的是“糖圆”，不是“汤圆”。“糖圆”即“元宵”，是实心的，味甜，没馅。

以前村子里的女人都很麻利，日子是清贫的，却也要过出滋味来。一升米粉，一碗糖圆，就是农家的一个欢喜节日。简陋的平房，昏黄的灯光，青砖地，八仙桌，一家围坐，一人一碗。糖圆在捧着的粗瓷青花碗里冒着热气，吃在嘴里糍糍实实的，像极了简朴的农家生活，又比平常的日子多了点甜味和喜悦。拜年拜到年十六，吃完这碗糖圆，年就过完了。所以，村里人是用这一碗糖圆对华章般的“过年”正式收官。

搓糖圆，是简单的事情，每年重复并无新意，然而快乐总是伴随着整个过程，搓出一匾欢喜。

从祖母用那只她用了一辈子的木升萝从小缸里舀出米粉开始，一种莫名的欢喜就开始滋滋地发声。祖母把升萝伸到我鼻子底下问：“闻一闻，今年的米粉，香吗？”

我闻一闻，说：“香。”米粉的香，是淡淡的米香。小小的米粉缸被阿爹的草编盖子压得严严实实，香气被保存得很好。

祖母问：“那今年我们是多放点糯米？还是少放点？”

我说：“多放点吧。”这个回答始终不变，我喜欢糯一点的感觉。

祖母问：“那今年的米粉是硬一点？还是软一点？”

我说：“让我想想啊...还是硬一点吧。”这个问题总有点像灵魂拷问。硬一点就是和面的时候，水泼少多一点，软一点就是水泼多一点。硬一点难搓，但是好吃。阿爹（祖父）不喜欢吃软糖圆，没有嚼劲。

祖母又问：“糖圆做甜的？还是不甜的？”

我说：“红糖圆甜的，白糖圆不甜。”

老太太一边揉粉，一边呵呵：“好啊，甜的，不甜的，咱们都做.....”

煮糖圆，常州话叫“下糖圆”，也很快乐。我负责烧火，祖母负责“下”，看到铁锅里的小圆球随着沸腾的水上下翻滚，那是面对一大锅热热闹闹的欢喜。等到小圆球变大变胖浮出水面的时候，糖圆就熟了 ，整个灶间弥漫着蒸腾的热气，和有点夸张的大米甜香味，那种味道让人对食物充满期待。

这时，掌勺的祖母又对着灶台上的几只空碗问：“你们是要甜汤还是咸汤？”

阿爹（祖父）特别干脆：“咸汤！”

母亲说：“我要甜的。”

我说：“一碗甜的，一碗咸的。”

父亲总是在正月十五之前就去上海上班了。大部分时间，吃糖圆就我们四个人。后来有了妹妹，但是妹妹太小，所以记不得她吃糖圆的样子。

甜糖圆好吃，但是容易腻，只敢吃小半碗。有时候也会用甜白酒（甜米酒）做酒酿糖圆，汤里不用放糖就很甜很好吃了。咸汤是酱油汤里加一拨年前熬的新猪油，特别香。一碗糖圆再加一两个肉圆子，好吃得不得了。这是我喜欢的，不过总比不过阿爹的那种喜欢。

据说吃完糖圆要“闹元宵”的，但我们村“爱闹并能闹”的人不多，大家都比较拘谨本份，舞龙灯之类的事情只是偶尔为之。

放河灯也不是我们村的常规，多次听祖母说起，但是从来没有经历过。有时候会缠着老太太问东问西，老太太总是说：“不放了，这河灯啊，早被破四旧破掉啦！”

所以，吃完糖圆后的主要节目，就是和同村的小朋友一起，牵着“兔子灯”满村跑。阿爹（祖父）手巧，做的兔子灯在我们西村，总是最漂亮的，一根蜡烛把兔子的全身照得透亮，把两只大眼睛照得通红，四个木轮子也特别灵活。村里的小伙伴们每人手里牵一只亮着灯的兔子，哇啦哇啦的，比谁的兔子跑得快。大人们站在门槛上喊：“慢点啊，小心摔跤！”话音未落，就可能有一只兔子已经翻了身。

记得有一年，兔子群里出现一只特别大的灰兔子，特别有创意，把大家惊呆了。兔子有灰色的吗？能长那么大吗？玉祥阿叔说：“这叫皮兔，长不到这么大。”阿叔是村里的队长，有见识。

玩到兔子肚子里的蜡烛烧完了，或者干脆是纸糊的兔子被蜡烛燃成灰烬了，或彻底散架了，我们的元宵节也就过完了。于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那时候完全不知道“正月半”就是“元宵节”，也是“上元节”。完全不知道古往今来，那天的月亮特别圆特别亮，那天的故事特别浪漫。“去年元夜时，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那时候，我这个小村姑，躺在暖暖的被窝里，总是这样念叨着对明年的期盼: “亲娘，明年吃完糖圆，可以去放河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