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的真实故事

李百鸿

闲来无事，翻看日记，无意中看到1980年1月我在济宁军分区作训科任参谋时，在报纸上发表一篇小品文，引起了领导的严重不满。这件事是围绕票发生的，我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前因后果，绝对是原汁原味。 1979年5月15日 我于五月五日被调到分区作训科任参谋，到今天为止，在分区礼堂看了两次电影，使人感到稍微有点感觉的是票太差了，一次是二排十五号，一次是三排十六号，要是看戏嘛还不错，不过看电影距银幕就太近了。我想，自己刚调到机关来，是个新同志，不能计较这些小事，有个票能看上电影就不错了，要求不能太高了。 1979年8月20日 从济南参加省军区教导队参谋业务集训后回到济宁，科里让我担任内勤工作。这段时间，主要是熟悉情况。內勤工作比较烦琐，要管理和起草文件，统计数字，掌握训练情况，处理一些事务性工作，同时，也包括类似发票这样的小事。通过了解，我才知道，以前分区礼堂里放电影是不发票的。除了留出三排座位（中间的）给首长外，其他座位可以随便坐。机关不论是干部、战士还是家属，早去就可以坐在好一点的位置上，去晚了位置就差一点，甚至没座，只好站着看。也有的自己找把椅子，名曰加座。这样有好处也有不利处。好处是比较自由和随便，谁没事早点去就可以有较合适的位置，但因有事去晚了就比较被动。另外，碰上好片子，看的人比较多，而且地方上一些“关系”也进来看，结果往往分区机关本身的干部战士没处坐。同时，礼堂内秩序也比较乱，甚至发生了外来人员在看电影时偷盗、吵架、耍流氓的事。为了加强管理，改变混乱局面，整顿秩序，分区领导决定在礼堂放电影一律凭票入场，场内不得抽烟、加座，并加强了门卫和勤务，秩序大有好转。不过矛盾依然存在，只不过以新的形式出现了，这就是发票的问题。 电影票由宣传科按司、政、后、教导队和其他单位的人数按比例分配，发到各单位（当然，宣传科留了一部分机动票）。各单位的票，属政治部的票最好，原因很简单，近水楼台嘛。我们司令部的票由管理科统一分发（当然，管理科又留了一些机动票）。部门首长和休息的领导自然是选择送票，满足需要，然后再分科发票。与管理科关系好一些的科，或者管理科用得着的科，票自然就稍微好一些，这是相对而言。这样层层发票，层层克扣，到我们作训科的票就没几张好的了。 由此看来，发票不公平（也不可能公平），各单位都有意见。除此之外，还带来许多弊病。如以前机关放一场电影就可以了，而现在非得放二场不可，因为发票时谁的票少了都不行，干部战士、家属孩子都得要。可是看电影时不一定都去，有的晚上要开会，或有别的事，有的已经看过了，不愿再看，这样就有相当多一部分票就浪费了。还有的要了票后请亲属、朋友、同乡、熟人来看，这样能多搞到票、搞到好票的就高兴，反之，票少的差的就不满意。 1979年9月25日 今晚电影是《女篮5号》，发给我们科31张票，只有1张是十四排（还是边上的），其余30张，有10张是一排的，10张二排的，5张五排、5张六排（都是20多号），朱霖广参谋接过票来一看就火了:“管理科也太不象话了，整个礼堂一共才20多个一排的位置，一下子就给了我们作训科10个”。当时，邹士宏、贾吉良副科长和我都在场，十分生气。邹副科长说:“今晚的电影我们不看了，把票给退回去”。贾副科长马上找了一张纸，把票子的位置都记下来。尔后，朱参谋和我就拿着票去找管理科张科长。张科长听到朱参谋说明原委后，显得十分尴尬（当时黄副参谋长正在管理科办公室），一面连声解释说:“这次发票我疏忽了，没把票好好搭配，我马上给你换一下，你把10张一排的票都留下”，一面慌忙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卷票，给换了10张。我们一看，乖乖，竟然是十五排1、2号，十六排1、2号，十七排1、2号，十八排1、2号，十九排1、2号，这些都是看电影的最佳位置！ 1979年11月2日 我深深感到发票难！每次发票，手里除了少数几张票外，多数是前几排的。难怪有的科长说:“我是个科长，孬好也是个团级干部，可我的票还赶不上拖着鼻涕的小孩好，这象话吗？” 我们科在职干部共10人，此外，还有5名同志以前是作训科的，后来先后调到县武装部工作，但他们的家属孩子没有搬走，仍住在分区院内。因此，每逢放电影发票时，还要照顾到她们。作训科本来票就不充足，质量又差，再要照顾这5户家属，票实在不好发。这几户家属，不能不给票。但要是给多了，在职的票就少了；给她们票少或差，当面她们也说不出什么来，但背后很有意见。我发票发次数多了，也知道这种情况，每逢票少或差时，只好当面向她们解释，但她们并不能真正谅解。因为她们的邻居，或是首长家的，或是政治部或其他部门的，每逢看电影票都不错，而且可以倾巢而出。相比之下，当然是有意见了。我也是有苦难言，有时在科里发发牢骚，科里的同志颇有同感，对我说，以前也不知道提了多少次意见了，在司令部党委会上提过，每年年终总结提过，还是外甥打灯笼一照舅（旧）。 1979年12月5日 新兵来到了部队，晚上礼堂为欢迎新战友将放映故事片《小花》。下午科长接到通知，要大家都参加。 可是，看电影没有票怎么去呢？一直到开过晚饭，科长家属老孙手里拿着3张票来找我，说是今晚一共给了3张票，要我发一下。我想这如何发呢？干脆正、副科长一家1张得了（那还少了1张，因为我们科1个科长、3个副科长）。 电影放映前，我来到电影组，心里想:不是通知大家都来吗，可为什么只发这几张票呢？在礼堂门口遇到了机要科宫参谋，他说他们科只给了2张票，其他科也只是3张票。那么，司令部的票就这么少吗？我翻开了电影组的发票登记簿一看，映入眼帘的是:“司令部90张”。奇怪，司令部一共6个科，每个科3张一共不到20张，加上司令部首长也不会超过30张，其他的票上哪去了？ 1980年1月8日 管理员送来25张当晚礼堂的票，朱参谋正在分票，我伸过头一看，呵，都是十六排至二十排的。当时我连声叫道:“好票！好票！”可心里又纳闷:以前礼堂放电影，管理科从来没给过这么多好票啊。正在这时，于科长开口了:晚上不是放电影，是市文工团来慰问演出。我这才愰然大悟，原来是这么回事。心里很生气，就对朱参谋说，这正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写一个小品文正是个好题材。朱参谋十分支持我的想法，于是我拿出稿纸，挥笔书写……。 1980年1月26日 昨天，《前卫报》在四版刊登了我写的小品文，机关的反应是不同的。我们科长坚决支持，科里的同志们拍手叫好，机关大部分同志都认为写得好；也有一部分同志认为没意思，写了也白搭，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还有相当数量的同志对我很关心，说我这样做“得罪人”，“捅马蜂窝”，替我担心；管理科对我十分恼火，在机关大造舆论。一是报道失实，是歪曲事实。二是进行讽刺挖苦，说我放了一颗卫星，见了我们科的同志则说:“你们作训科真有人才……”。 以往看电影，都是下午就发票，可今晚看电影，直到吃完晚饭了，管理科还没发票。我问政治部胡干事，票是怎么发的，他回答说:“你们司令部发生了内讧，票也没人发了”。我预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昨晚，管理科张科长气势汹汹地找我们科长，被我们科长顶回去了。 1980年2月13日 参谋长办公室。 “报告”，我推门而进，“副参谋长，您找我吗？” “嗯，坐下吧”。 两位副参谋长相对而坐，桌上放着一张《前卫报》，一眼就看出，那就是刊登我小品文的报纸。我心里很明白，事态已经扩大了。 “你前几天写的《‘好’票》是怎么回事？”黄副参谋长问。 “我写的是小品文，并不是批评哪一个单位或哪一个人，而是批评一种不正的风气和现象。小品文的情节是虚构的，比如说，我们分区没有王参谋，也不存在开会发票的事”。我忙进行解释。 “不对！你写稿子总得有事实根据啊，我们不是反对你写稿，但你写稿必须真实”。 “我写的是虚构的，小品文是允许的”。 “不管你写的是小品文还是什么东西，你写的总得有事实根据。报纸是起宣传教育作用的，尤其是现在要求实事求是，总不能登虚假的东西，你有什么事实根据？你这样做管理科有意见，说这篇报道失实”。 “好吧，退一步讲，也是有事实根据的，管理科发票确实有问题。例如去年有次发票，给了我们科31张票，除了1张是十四排边上的，其他都是六排以前的，后来朱参谋去找张科长，才换了10张票”。 这时，马副参谋长拿着报纸，一字一句地念着说:“最佳位置……都是给首长及其家属和管理科的‘关系户’的”。“分区首长从来不发票，而是中间留出三排位置，这么说，首长及其家属是指我们部门首长了……。管理科的关系户，人家管理科不承认有关系户，你说管理科的关系户是谁？” 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因为管理科的关系户是谁我怎么能知道呢？只是在马副参谋长的追问下，我回答道:“有次放电影，时间约在年前，司令部共90张票，只给了我们科3张，有的科只有2张，其余的票到哪里去了？” “这个嘛……司令部除了几个科以外，还有小分队，部门领导和一些休息干部，票一分也就没了。再说那是会议上的电影，给的票就是少嘛……”。 黄副参谋长接着问:“你写稿子的时候，科里都谁看了？” “朱参谋看了”。 “你们科长看了没有？” “没有”。 “我不大清楚写稿的手续，不是要经过领导的审查才能往报社发稿吗？” “是。象新闻稿件，反映一个单位或一件事的稿子要经过领导审查，但象诗歌、散文、小说、小品文等文艺性的稿子可以不经领导审查直接发往报社，出了问题由作者负责。” “那么你能负得了责吗？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牵涉到科与科关系的问题。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向领导反映，也可以当面找我们提，怎么随随便便就往报社写稿，你看把管理科、分区首长一下子都在军报上亮出来了！” “不，我写的不是通讯报道……” “你以为是用小品文的方式，把社会上一些不好的风气归纳起来进行批评，但是其他同志看了不一定这样理解”。黄副参谋长继续说。 “你是分区的人，写的又是管理科和分区首长。你这样做考虑后果了吗？你这样做对安定团结的形势有什么好处？管理科对你这样做有意见，说你报道失实。如果他们再写群众来信给报社，你不是更被动吗？……” 我知道，再给他们解释也无济于事，越坚持自己的理由就会弄得越僵。对领导和上级，只能顺着来，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否则就不会有好结果。于是，我只好说:“当时由于自己头脑简单，看到管理科发的票有问题，一时生气，也没有好好考虑后果，就写了这篇稿子，以后一定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1980年2月17日 趁春节放假之机，回到老部队——独立一营找首长和同志们玩。在徐副教导员家中闲谈时，他提到“你写的《‘好’票》不孬，大家看了以后一致反咉切中时弊……”。 “哎，别提了，因为这件事我捅了管理科的马蜂窝，造成了预想不到的后果，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局面”。 “到底怎么回事？” 于是，我便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叙述了一遍。徐副教导员听了很生气:“你先给他们上一课，到底什么是小品文，什么是通讯报道，让他们弄明白了再说”。 “我怎么能对领导这么说呢？只能解释，可解释也没有用”。 “那你就把这些事再写一篇小品文给报社，题目就叫《如此追究》！” “那我还想在分区机关干下去吗？还不马上被开出去，不知落个什么下场”。 晚上，躺在床上，打开收音机，正好播放电影《苦恼人的笑》实况录音: 妻子:你也太认真了。 付彬:你以前不是比我更认真吗？ 妻子:哎，这年头，太认真了又怎么活啊！ 　　光阴似箭，转瞬40多年过去了，我的日记也可以“解密”了。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自己确实太幼稚了。不就是个票吗，又不是多大的事，忍一忍就过去了，哪里需要我去出头写小品文呢？不懂隐忍，不考虑后果，教训是很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