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云南省志》民族篇一一汉族历史

匡吉舟（ZHOU）

读《云南省志》第二十六章汉 族 摘要分享：

汉族是云南省人口最多的民族，它在全各地州都分布。1990年，云南省有共有汉族2461.45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66.58%。

第一节入滇历史

元以前进入云南的汉族

从民族的角度来看，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云南地区存在着百越、百濮和氏羌三大族群。汉族并非云南的土著民族，但从秦汉时期开始，封建中央王朝一直采用“羁縻”政策作为在边疆民族地区推行封建统治的基本手段，并辅之以移民屯垦和戍边，从而达到巩固统治边疆地区的目的，这一措施代代沿袭下来，这样就不断地有汉族先民进入云南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共同生产和生活。由于这些人滇汉族先民的人数与当地民族相比处于劣势，因此在元以前，他们大多融合到了当地民族之中。

秦始皇统一中国并开始注重西南地区的开发与统治时，汉族先民移民进入云南的序幕便徐徐拉开了。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秦时常颇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五尺道”从今四川宜宾到云南曲靖，全长千余里，这些开道修路的苦力，大多是来自内地的汉族先民，以后逐渐成为四川、云南地区的居民。随着道路的开辟，汉代后又有汉人官吏、商人、罪犯等逐渐进入西南地区。随此而来的，还有中原地区的文明和先进的生产技术。

汉代汉族移民开始大批进入云南地区，一方面是由于上面所谈的通往西南夷地区道路的开通与拓展，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汉朝在云南屯田政策的实施。据《史记·平准书》记载:“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僰以集之。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西南夷，人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东至沧海之郡，人徒之费拟于南夷。”不少内地的汉族地主、商人到西南夷地区进行屯垦，他们又在内地招募了许多汉族农民一同前往。除此之外，本时期还有吏卒、民工、罪犯、奸豪和商贾等相继进入云南。由于以上各种身份的汉族陆续移人云南，而且不少汉族的移入与道路开辟和贸易往来密切相关，所以进入汉代，云南沿商道一线的汉族移民居住区开始形成，后来发掘的汉代墓葬多位于商道沿线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另外随着汉族移民的迁人，内地的汉文化和 771

“汉式器物”在云南地区也广泛流传。据近年来的考古资料，两汉中期以后，云南的汉式器物的数量逐渐增加，其中常见的兵器有长铁剑、环首铁刀、铁、钢弩机和三棱形铜镞等。这些兵器，有的可能是当地仿制的，有的则是直接由中原地区传人的。这些出土文物表明，到了汉代，中原的汉文化在云南已进入广泛传播时期。

东汉初年，屯田制度在昭通、曲靖、滇池区域等地继续推行，汉族移人云南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西汉末至东汉初，已定居云南并逐渐夷化的“南中大姓”渐露锋芒，两晋时期已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这一时期云南汉族大姓的遗迹可以从西汉末至唐初流行于云南的一种墓葬形式--梁堆中得到证实。目前云南共发现有梁堆数百座。它们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点:1.“南中大姓”身穿汉式服装，居住汉式房屋，使用汉族常用的仪仗等;2.丧葬礼俗方面，从装殓、下葬到立坟树碑，一整套习俗都和内地的汉族一样;3.随葬器物方面，无论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还是兵器和钱币等，其形制、花纹、款和内地并无差别;4.梁堆墓主信仰汉族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梁堆的分布也较有规律，大多集中在昭通、曲靖、昆明、大理至保山一线。梁堆墓所反映出来的是相当成熟的汉文化。这种墓葬的主人，除了极个别的可能是内地来任职的官吏以外，其余都是史书上所说的“南中大姓”，即汉族移民及其后裔。例如今存的《爨龙颜碑》、《爨宝子碑》等即为汉族移民之后“西爨白蛮”爨道庆等所作，皆为汉文，且文笔流畅，书法挺拔。

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南中，一方面在过去两汉统治的基础上设置郡县，派内地汉族官吏前往治理;另一方面继续沿用和发展汉代以来的羁縻政策。同时还在滇东地区实行屯田，从而使这一地区的汉族人口大量增加。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西晋时期，李毅为南夷校尉，“持节统兵镇南中”，带有不少汉族军队进入云南地区。李毅统治南中期间，因与“南中大姓”和“夷帅”发生冲突引起战争，滇东北地区的汉族人民，为了逃避战乱，有的流入滇东南至交州一带，有的则向西进入永昌地区，在和当地少数民族的共同生产、生活中融入了当地民族。例如隋唐以前迁移至滇西及洱海地区的数量不等的内地汉族，由于他们没有形成大的比较稳定的聚居区，又长期受到当地民族文化的影响，因而数代以后便逐步与当地民族主要是白蛮、河蛮相融合，形成了以后当地的主体民族--白族的先民。所以《通典》卷187载:洱海地区“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各据山川,不相役属;自云其先本汉人。有城部村邑，弓矢矛铤;言语虽稍讹舛，大略与中夏同。有文字，颇解阴阳历数，而以十二为岁首。其土有稻、麦、粟、豆，种获亦与中夏同”。《蛮书》卷5也说:“渠敛赵，本河东州也，……大族有王、杨、李、赵四姓，皆白蛮也。云是沮蒲人迁徙至此，因以名州焉”。

唐代由于天宝战争的缘故:“鲜于仲通率精兵八万讨南蛮，与阁罗凤战于泸南，全军陷没”。继而将军李宓率师七万，再讨南诏，也全军覆没。这些陷没于南诏的十几万汉族士兵除战死者外，其余兵将则融合于当地僰人中，因此率军攻打南诏的李宓成了洱海一带白族的“本主”(地方神)。此外南诏还从四川等地掳掠了大量的农民、知识分子、工匠等汉族人口进入洱海地区。如《新唐书·南蛮传》:“四川节度使杜元颖治无状、障候驰踏相蒙。时太和三年(829)也，嵯崩及悉众掩邛、戎、思三州，陷之。人成都，止西郛十日，慰资居人，市不扰肆。将还，乃掠子女、工技数万引而南。..南诏自是工文织，与中国埒”。正是由于本时期有这几十万汉族人移人云南，他们一方面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汉文化在云南地区也逐渐得到普及，以至白族”语言虽稍讹舛，大略与中夏同”。至今，在白族人民所运用的本民族语言中，仍然沿用着大量的古汉语词素。此外汉文化的影响还波及建筑、绘画、雕刻、音乐、舞蹈等各个方面、如著名的剑川石宝山石窟、安宁法华寺石窟、南诏《中兴画卷》等都受汉文化的

影响。 大理政权时，虽宋王朝中央自顾不暇，无力辖治云南，但内地汉人陆续迁往云南各

地的事仍不断发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至道云南录解题》说:“蜀贼既平，余党窜人云南，雷有终募辛怡显招出之，至道初归，因书其所经历成此书”。大理国与中原汉地的联系并未完全断绝，所以，元初郭松年在其《大理行记》中云:“大理国宫室、楼观、语言、书数虽未尽善尽美，而规模服饰、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这是大理国时期云南情况的真实写照，表明了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地区在进入了大量汉人后汉文化已经相当普及和发达。

总的说来，由于与原住民族相比数量较少，元以前迁徙到云南的汉族人口在与各少数民族错杂而居、共同生产生活的过程中融合于各少数民族;虽然汉人的生产技术、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广泛传播于云南各族社会，但却无长期保持汉族特征的人们共同体。

二元代进入云南的汉族

元代，由于中央王朝在云南建立行省、派驻部队、修筑驿道，逐渐消除了云南与中央王朝自南诏、大理国以来的隔阂，使得两者之间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广泛、持久地开展起来。汉族开始有规模地进入云南并定居下来。

元王朝“以武功定天下，四方镇戍之兵亦重矣”。而云南地处边疆少数民族之中，更是镇戍的重点，因此在完成统一大业之后，统治者又“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如和林、云南、河西、辽东之类”。镇戍云南的军队是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俱有。据《元史·武宗本纪》记载，武宗至大三年(1310)，尚书省曾奏言说:“云南省临安、大理等处宣慰司、丽江宣抚司及普定路所隶部曲，连接蛮寇，杀掠良民。谕之不服，且方调兵讨八百媳妇，军方消耗。今拟蒙古军给马一，汉军十人给马二，计值与之，乞赐钞三万锭”。汉军从滇东北到滇西，在云南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镇戍的同时，蒙古贵族还在云南开展有规模的军民屯田，屯田的主体分别为蒙古、畏兀儿、汉军及由云南本地少数民族组成的爨僰军。据《元史·兵志》记载，其中屯垦的汉族军士主要集中在滇东北的乌蒙及滇中的新兴州(今玉溪)。与蒙古军一样，这些汉族军士即营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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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固定的戍所，大都携家带口以户作为单位从事生产，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定居下来，到了元末，最终占籍为民。除军队中的汉族外，元代还有一些汉族因做官、教学、经商等进入云南并定居本地。在这些外来的汉族及其他民族的辛勤劳作下，云南许多地方呈现出了“府中储积多如山，破池种鱼无嘆干，几闻春垲响林际，仍为瓜蔬流而间”的繁荣景象。

元代进人云南的汉族人口不多，但由于这些汉族是以统治阶层的身份进入云南地区，并且又由于政治的统一、云南和内地之间保持了频繁的联系，不至于封闭于一个与中原汉地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因而这一部分汉族移民大多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征而成为了云南最早的汉族人口。所以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在谈到元末明初的云南时说:"云南土著之民，不独僰人而已，有曰白罗罗，曰白达达，曰色目，及四方之为商贾、军旅移徙者曰汉人，都杂处焉”。：

读《云南省志》汉族语言摘要分享：

云南汉族的语言属西南官话的支方言。明代洪武年间从内地陆续迁来并落箱于云南的汉族，以江南、江西、湖广、南京一带的人最多，也有相当数量的四川、山西、陕西、河北人。他们所操的语言，大都是北方方言。因为江南、江西、湖广移民所使用的方言以“江淮官话”为主，所以在云南汉族移民语言的交流、融合过程中最终形成的云南话就是以当时的“江淮官话”为基础，掺杂、糅合了华北方言、四川方言和与安徽、南京一带毗邻的吴方言，并吸收了云南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因素而形成的。因此云南方言中保留了许多原生地的方言和古汉语词汇。如在云南星星叫星宿(读成星岫)，正午叫晌午(读为赏午)，器物逐渐被磨损叫做“俗”(读玉)。云南方言中也吸收了一些少数民族的语言。如云南一些地方称钱为“锝铘”是源于波斯语的发音，称矮凳子为“马兀”则是受了元代蒙古族的影响。至于云南地名中少数民族的词语就更多了:禄劝是彝语“硬石头坝子”,“景洪”是傣语“黎明之地”等等，不胜枚举。同时，在共同的生产和生活中，汉语对当地兄弟民族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许多少数民族语言中吸收了大量汉语借词，白、布依等民族均有借用汉字标音来记录本民族语言的碑刻和祭祀经文。另一方面，从明代开始，从坝区到山区，少数民族人民使用汉语渐趋普遍，至今，和汉族杂居的少数民族大多能说汉语。

民国以后，云南人口迅速增长，其重要原因是外地人口大量涌人。外来人口主要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逃到云南的难民;解放以后进军云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官兵和随军南下的干部、支边人员以及省内其他地方的迁居者。这些外来的云南人操着各自的方言，对云南话施加了不同的影响。人们在社会交际中不得不尽可能舍弃云南话里的土腔土调，或各种方言里的特有成分，而改说相互之间都能接受的共同语-普通话。尤其是从50年代全面推广普通话以来，云南话受其影响，变化更为明显。教师讲课使用普通话，干部讲话使用普通话，广播、电影、电视使用普通话，范围广，层次多，渗透广泛而深入。人们耳濡目染，日常口语逐渐向普通话靠拢，遂成了现在的云南话。

《朱元瑝传》吴晗著：

读《云南省志》明代进入云南的汉族历史摘要分享：

14世纪70年代，明朝平定中原，西南还剩下云南的元宗室梁王还在与明朝抗衡。当时，元大都已失，顺帝北走，但远在云南的元势力还很强大，梁王仍对元顺帝执臣礼节，形成对明朝的南北牵制之势。起初，明太祖朱元璋以为云南僻远，不便用兵，力图通过和平方式招降梁王，实现统一。洪武初年，明朝先后五次遣使往云南劝降。梁王不仅不听，反而拘杀使者，明太祖遂决定以武力取滇。

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命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征南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征南右副将军，率三十万兵马的征南大军从南京出发，兵分两路，从北、从东两个方向向云南挺进。北路由傅友德分遣都督郭英、胡海洋等领兵五万由四川南下，从永宁(四川叙永)直趋乌撒(今贵州威宁);东路由傅友德、蓝玉和沐英率主力从湖广西进，经辰沅(今沅陵、芷江)人普定,(今安顺)，进逼曲靖。梁王听到明军下普定的消息，即“遣司徒平章达里麻将精兵十万屯曲靖”以遏制明军的攻势。十二月，征南军主力大败梁王军队于曲靖白石江，生擒达里麻，曲靖平定。明军继而兵分两路:一路在傅友德的率领下，向东北迂回，接应郭英、胡海洋的北路军，两军会合攻下乌撒，“于是东川(今云南会泽)、乌蒙(今云南)、(今云南镇雄)诸部震，皆望风降附”，滇东及滇东北地区被平定。另一路由蓝玉、沐英率领直趋云南腹地，洪武十五年(1382)正月抵达昆明东郊金马山，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率其家属奔走晋宁，自杀身亡。随后梁王“右臣观音保以城降”，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昆明被明军占领。继而武定、澄江、嵩明、晋宁、昆阳、安宁、新兴(今玉溪)、路南、建水等地相继归附，云南腹心地区平定。滇中既定，篮玉、沐英南下临安，西进大理，“分兵取鹤庆，略丽江，破石门关，下金齿，由是车里、平缅等咸降”，云南全境基本平定。云南平定后，明朝于洪武十五年(1382)二月建立云南都指挥使司和云南布政使司，管理云南军政事务。但由于云南及其周围地区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其民族构成、社会现状、经济发展程度都与内地存在着巨大差异。明朝廷若在云南采用内地的统治方法，必然会引起本地民族的反抗，统治难于深入下去，为此明朝在云南采取了下列措施:首先根据云南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状况及民族分布情况，确立了对云南各民族实行不同统治形式的基本方略。具体说就是临安、元江以北，大理、永昌以东的滇中、滇东等遍布汉族移民后裔的腹里地区，封建地主经济已经兴起，具备了流官统治的基础，故在这类地区派驻流官设立府一级的行政区进行统治;孟艮、孟定及其以外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比较落后，则仍设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土司机构进行统治:凡府与土司辖地之间，或设府地区内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则实行土流并治的政策，由朝廷派出流官掌印，当地土官管民。其次，为确保在云南的统治，确定了留镇大军移民实、开发生产的政策。由于云南广泛分布着社会经济形态比较落后的当地少数民族，明朝不能直接向他们征派赋税徭役，使得明朝在云南的统治措施由于缺乏人口基础而难于推行。为此明朝采取了对云南腹里即滇中、滇东和滇西的部分地区大规模的移民实滇与军事镇戍相结合的政策，凡“新附州城，悉署衙府，广戍兵，增屯田，以为万世不拔之计”。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之下，中原内地大量的汉族人口通过从军、做官、经商、务农等形式进入到了云南地区，从而引发了云南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地汉族移民云南的运动，导致了明代云南民族构成和社会经济的巨变。汉族在人口数量上逐渐成为多数,而原居总人口多数的当地诸族此后就成为少数民族，汉族经济文化因而在云南居于主导地位。

朱元璋在发兵平定云南之初即拟定了“既定其地，因以留戍”的对策。他先后命令征南军中来自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南京、陕西等都司的官兵大约十万人驻守云南。由于明代军制有垛集之法，军户孳生人口，仍隶卫籍，军官支庶称舍丁，军士子弟称军余，为正军之贴户，以预备服役。正军赴卫所，至少有舍丁一名随行，营助正军生理;此外军士应起解者，皆佥妻，其妻子也要一道同行。这样据有关史家估算下来，明初进入云南的汉族士兵及其家属至少有三十万人左右。此后永乐年间“三征麓川”，又有一部分外地汉族士兵留在了云南，但其数量不多。此外为充实云南，明代军民一有过犯即充军云南。洪武十五年九月(1382)，“命天下卫所，凡逃军既获者谪戍云南”;二十二年九月(1389)“诏五军都督罗辑等:‘凡至京比试军士，……射不中者，军移戍云南'"。老百姓也同样如此。诸葛元声的《滇史》中即写到云南“卫军每伍半是同乡，盖族大丁多，易于勾摄，归取军装，出人有伴，所以民亦忘其远徙。询问所犯，不过秋粮违限，造鱼鳞图册违式而已”。明代充军者“有终身，有永远"，终身者指充军之人而止，不累及子孙家人，而永远者则罚及子孙，累及家人。到了嘉靖年间，明政府则规定“犯罪发边卫者，责卖家产，阂房迁发，使绝顾念”，则充军尽是永远了。这些充军者一般都举家迁徙，世代固着于所居卫所，永远不得返回故里而成为了云南当地居民。例如曲靖储姓，其先祖无锡县人储福，本“燕山戍卒，以孝义称，母韩妻范。当燕兵起，

云南地方缺粮，故明朝廷“命户部令商人往云南中纳盐粮以给之”，这样许多商人便利

用少量的资本招募内地的贫苦农民，到边疆开荒种地，用地租就地换取官盐贩卖。由于些商电户便成为了明代汉族移民的一部分。明初有“开荒三年不上国歌”的政策，所以此法吸引了不少内地的农民，天长日久，这民屯户也是随着云南军电的建立而后移人云南地区的。一部分由“招募或罪徒者”构成，一部分由官府让移的民户组成，谢策浙《滇略》说:“高皇帝既定滇中，尽迁江专良家闻左以实之，及有罪帘成者，成尽室以。”《滇粹·云南世守黔宁王沐英传附后谢略)说:(沐)英还镇,携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余万人滇，给予籽种、资金，区别地苗、分布于临安、曲靖……各郡县。…(沐)春镇滇七年，再移南京人民三十余万。”据相关研究，这里所说的民屯人口数字有所夸大，但云南还是存在一定的以民屯形式进入的汉族人口。在这些民电户中，不仅有贫苦农民，还有少量的中土大姓。明代移民中还有不少人是因为经商或从事手工业而来的。从滇东北的曲靖经昆明到大理，永昌至上缅甸一线是秦汉以来云南的主要商道，外地商人进入云南主要也是居住在此沿线。明代时，不仅昆明、大理、永昌等内地城镇充斥着外来的商贾，甚至远在伊洛瓦底江上游的江头城也是“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这些商人在云南原是寄居，但时间一长，有的也娶妻生子，在云南定居下来了。例如宣威叶氏原籍南京凤阳府，“明崇祯二年经商到宜。今其族有上堡及上海子、柳树村、务德、龙场等处，各十余家，是为南京叶”。

明代落籍云南的汉族，还有一部分是仕宦和知识分子。例如宣威徐氏的一支原籍浙江金华，“明末游宦到沾，则鸭子塘、戴德村、徐屯、马场、石城、顾家村等处之徐是也”;又江右人姜仲智，“父永新教授江西，任满流寓于寻，卜居亦郎里中，生五子，遂为寻甸人”。这部分汉族虽然人口不多，但他们和卫所军士一样，为云南地区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于内地汉族人口大量进入，明代云南人口增长十分迅速。根据《明史》、《明实录》等文献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云南落籍的汉族户数是59576户、人数是259270口。到了万历六年(1578)，户数猛增到135 560户，人数则增加到1476 692口。在约180年的时间里，云南汉族人口增加了5倍。

读《云南省志》清代进入云南的汉族要点摘录分享：

清代没有再出现明初那样大规模的汉人集中迁入云南的情况，但是由于本时期内地人口突增，人多地少的现象严重，再加上云南地区“改土归流”，土司壁垒打破，土旷人稀且矿产丰富，为此因生计原因进入云南的汉族人口大增。

清初维持明末的土地所有状况，赋税、徭役均按明末的档案图册的记录征收。但是由于明清之交的云南战乱，使得原军户、“勋庄”、官庄土地上的军户和农奴大批逃亡或死亡，大量土地被抛荒而无人耕作，清统治者征收高额赋税的匦组难于实现。康那二十 m

四年(1685)云贵总督蔡敏荣不得不报请废除庄田制，把过去休氏期庄及其他一些官庄的田地变价，并入所在府州县的民田中。凡过去耕种这些田地的各族人民，交出她价以后，就承认其土地所有权。康熙三十四年(1695)，云南巡抚石文展向请廷上流，又度除了明代遗留下来的军屯制，把军屯土地也并人所在府州县的民田中，按河阳县上则民田的税额交纳田赋。此外清初顺治十八年(1661)下令:“滇、黔田地荒芜当极开展。将有主荒田令本主开垦，无主荒田招民垦种，俱三年起科”，到了乾隆元年，期完全开放了边疆垦荒的限制，“凡边省内地零星土地，可以开垦者，制后悉听该地民、夷展

的扶老携幼，来到云南开辟新地”。 种”。在以上宽松的土地政策之下，“三江两湖的那些农人阶级，因为栽田的便宜，大批

康熙二十一年(1682)，第一任云贵总督蔡毓荣在其《筹镇十疏》第四(议理财)中提出变革矿业政策，废除官办，改为商办，充分调动民间办矿的积极性，以筹滇理财。清朝廷采纳了其建议，开始实行“听民开采而官收其税，利不专于官，面与民共之”的政策。从此云南的矿业，尤其是铜矿受到了极大刺激，迅速发展起来。当时开矿的情况是:“以滇地为产矿之区，山中银苗盛衰，视其草木即辨。每有以数千金置一峦，而发家千倍者，故外来游民，半以此为营生也”。开矿的丰厚利润诱惑着内地的汉人。许多人跋山涉水、不辞辛劳而来。因此当时云南开矿之人，外来者多，土著者少，开矿人皆系川、湖、江、广大商贾。雍正以后，从内地省份迁入云南的汉族人更多，乾隆三十一年(1766)，云贵总督张允随奏:“滇省山多田少，民鲜恒产，惟地产五金，不但滇民以为生计，即江、广、黔各省民人，亦多来省开采。至于外夷虽产矿硐，不谙煎炼，多系汉人赴彼开采，食力谋生，安静无事，夷人亦享其利……今在彼大(阿瓦山区隆银厂)打𥕢开矿及走厂贸易者，不下二三万人。”湖南省的大量“微弱穷民反往滇厂佣工”，江浙一带的汉人更多，“滇省近年来矿厂日开，各处大小厂聚集砂丁人等不下数十万人，现各省来滇者犹络绎不绝，其间江楚等省数倍于滇省"。岑毓英在其《奏陈整顿滇省铜政事宜疏》中也提到，“从前大厂动则十数万人，小厂亦不下数万人，非独本省穷民，凡川、湖、两粤力做苦工之人，皆来此以求生活”。乾隆年间，聚集在云南开矿的汉族人口经常不下数十万人。以后随着硐老山空，有人又离开了云南，但仍有一部分人留居下来。

随着清代农业和矿业的发展，云南与内地的贸易往来也更频繁，更多的汉族商人来到云南，推动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云南“城市中皆汉人、歌店、饭铺、估客、厂民以及夷寨中客商、铺户皆江西、楚南两省之民，只身至经营，以致积攒成家，娶妻置产。虽穷村僻壤，无不有此两省人混迹其间。即碧髓、宝石之物，在夷地、亦惟江、楚人冒险越界兴贩，舍命以博财货"。外地商人的分布也较明代有了进一步发展。清代这些外地到云南的商人，就其数量而言，则以江西和湖广商人为最多，浙江、山陕、四川商人次之，闽粤、贵州商人又次之。他们在云南主要从事商业贸易、高利贷、投资矿业等经济活动

778馆，清代前期，全省许多地区都有江西商人建立的会馆万寿宫，浙江商人建立的兴福寺，湖广商人建立的禹王宫等。时间一长，其中一些商人遂在云南娶妻置产定居下来，不再流回原藉而长留云南了。在这些汉族商人的影响下，云南一些少数民族也开始从事商业活动。例如在大理府的太和县，其民“合群结队旅行四方，近则赵、云、宾、邓，经营焉”，白族也有了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远则腾、顺云，又或走矿场，走夷方，无不各技一技一能些资金，以工商事业，随地清王朝平定云南之后，军事上实行绿营兵制。“云南绿营，自顺治十六年定云贵官兵经制，设云货总督标兵，分中、左、右、前四营，中营设将领八，余三营设将领八，兵凡四千。设云南巡抚标兵二营，将领八，兵一千五百，嗣后递有增损与裁改。至道光年间，计设有督标、提标、六镇标,额设兵三万九千五百一十五名。”清朝绿营实行就地招募汉族壮丁为兵，严禁招募外来之人。若本地无人应募，需从它省招募移调充额者，则需携家带口赴军营所在地居住。虽然清初的云南滇中、滇东地区汉族人口已经发展壮大起来，但和内地相比，则云南仍然是地广人稀的少数民族地区，所以云南的绿营兵大部分仍来源于内地。清中叶以后，绿营兵制衰颓，所设关、哨、汛、塘兵丁名额，逐渐裁撤，但这些外来的兵丁在驻地吃粮安家已成普遍现象，很多人遂定居下来。例如清代定居于宣威的16支大姓中，就有6支是因从征而进入云南并定居下来的，是清代

进入宣威汉族的主流。 顺治时期，云南曾是南明永历政权的政治中心。康熙初年，它又成为清三藩之一吴

三桂的活动据点。当永历和吴三桂统治时期，云南曾进入大批官员、军队及其眷口，这些人有不少后来就定居于此。

清朝云南地区汉族人口的分布较明朝时期又有了扩展，开始从聚居点、交通沿线发展到面上。据统计，在乾隆七年至三十年(1742~1765)间，云南各府厅州中，人口增加最快的是以省城昆明为中心的云南府、曲靖府、澄江府和大理府，此后的乾隆末年到嘉道年间，附近如临安府、开化府、景东厅、蒙化厅等各府厅州的人数却显著增加，汉族移民的浪潮开始向滇西、滇南等边疆地区扩展。这是因为清代设置汛塘、关哨，分兵戍守所致。在明代已获开发的地区，如云南府、曲靖府、澄江府、临安府、楚雄府、大理府、原鹤庆府、姚安府等地，大都设一汛驻城内，分塘哨于山区。至于明时不设卫所，清初改土归流后人口稀疏的边远地区，如丽江府、永昌府、顺宁府、普洱府、元江府、开化府、广南府等地，则多汛，分置塘、哨、关、卡，例如广南府之宝宁县(今广南县)设有18汛101塘、卡;顺宁府之顺宁县(今凤庆县)设有6关、6哨和38塘;丽江县设有6关、24哨、18汛、68塘;中甸厅设3汛、27塘、卡;维西厅设7讯、45卡等。全省总计有塘房1893个。塘与塘之间相隔15~30里，每塘约有守兵2-5人。驻守在这些汛塘的绿营兵士大多携家带口，垦田安家，从而在边远山区形成了一个个的定居点。以后前来云南垦荒的内地汉族因已获开发的平坝地区人口众多，无可耕之地，所以又多依附这些定居点而居。例如道光年间的威远厅就多有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穷民搭寮棚居住，砍树烧山，栽种包谷之类。此外云南矿厂也多位于山区，所以进入云南。为了便于更好地活动，各省商人还在云南建立了自己的会新来的汉族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并为边疆

五 近现代进入云南的汉族

近代云南矿冶、交通及机器工业开始产生与发展，招徕、吸引了不少外地汉族工人进入云南。比较集中且人数较多的是滇越铁路的修筑。19世纪末期法国攫取越铁路筑路特权，遂成立滇越铁路公司，从1901年起陆续在沿线各段动工。其工人来源，除滇南各县本地民工外，“向各省招工修路，如两广、福建、四川、山东，以及直隶之天津，浙江宁波，并各省之土工，无不设法招来，陆续计工，殆不下二三十万人。”到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的十年间，每年经常用工在六七万至十万人间，许多外省人因此而流落云南。矿务方面，咸丰、同治年间镇压云南各族起义，以致“外省民无所图，本省丁口零落”，云南矿业一落千丈。清末为恢复前期矿业大兴的局面，遂设招商局，在四川、广东、武汉、宁波、上海等地广为招商，同时募集矿工，以达成实边聚人，实业兴滇的目的。到了民国初年地方政府又成立了官商合办的东川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此同时，个旧锡矿“老厂、新厂各垌逐渐发达，四方来办厂者，不下数万人。初时湖广人居十之六七。次为江西山陕等省人，嗣后石屏建水人伐执牛耳，次为通海个旧”。除官办外，本时期还有许多民族工商业家或富商在个旧等地投资兴矿。例如同治、光绪间湖南富绅朱明堂即在澜沧募乃老广，雇工二三百名，以土法炼银等等。晚清云南地方政府鉴于云南地处边疆，民族众多，又受英法帝国主义殖民势力侵略的实际情况，在举办新军的同时，又兴办云南机器局制造枪炮，从事机械操作的工人，最初多聘雇于广东、上海、福州及江南各省。如光绪九年(1883)，“委候选知府卓维芳由广东、上海等处雇募工匠来滇试办制造”;十一年(1885)，“前由广东雇得匠人十数名，略置机器，以便修理枪炮，添制笔码”。至光绪末年，仅云南机器局之军械所就雇有此类工匠200余名，其余如制革厂、印刷局、火药局等均雇有外省工匠。这些进入云南的手工匠人、与机器相连的工人是云南最早的产业工人中的一部分。他们涉及到矿冶、机械、制革、化工、造纸、印刷、电力等行业，尽管他们人数不多，但他们所带来的近代生产技术与技能是云南所急需的，在云南近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光绪初年，许多在云南城镇或通商口岸开设商号或店铺的外地商人以同乡或同行的关系，自发组成了“行帮”，维护其同业、同乡的共有利益，以避免冲突。到1907年，当时云南的59个行业帮会中，已有广西、广东、四川、湖南、安徽等外省帮会13个。这些行帮每帮中又包括十几户到百余户不等，人数不少。当时影响较大的广帮多集中在昆明两广街(今金碧路)和今同仁街，其建筑风格均为广式。其后这些商帮许多又演变成会馆，在20世纪20年代即有福建、陕西、两湖、四川、江南、浙江、两粤等会馆遍布全省:“各县市镇，无处不有江西人云万寿宫与两湖会馆。自省城及各县城以达乡村新来的汉族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并为边疆

五 近现代进入云南的汉族

近代云南矿冶、交通及机器工业开始产生与发展，招徕、吸引了不少外地汉族工人进入云南。比较集中且人数较多的是滇越铁路的修筑。19世纪末期法国攫取越铁路筑路特权，遂成立滇越铁路公司，从1901年起陆续在沿线各段动工。其工人来源，除滇南各县本地民工外，“向各省招工修路，如两广、福建、四川、山东，以及直隶之天津，浙江宁波，并各省之土工，无不设法招来，陆续计工，殆不下二三十万人。”到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的十年间，每年经常用工在六七万至十万人间，许多外省人因此而流落云南。矿务方面，咸丰、同治年间镇压云南各族起义，以致“外省民无所图，本省丁口零落”，云南矿业一落千丈。清末为恢复前期矿业大兴的局面，遂设招商局，在四川、广东、武汉、宁波、上海等地广为招商，同时募集矿工，以达成实边聚人，实业兴滇的目的。到了民国初年地方政府又成立了官商合办的东川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此同时，个旧锡矿“老厂、新厂各垌逐渐发达，四方来办厂者，不下数万人。初时湖广人居十之六七。次为江西山陕等省人，嗣后石屏建水人伐执牛耳，次为通海个旧”。除官办外，本时期还有许多民族工商业家或富商在个旧等地投资兴矿。例如同治、光绪间湖南富绅朱明堂即在澜沧募乃老广，雇工二三百名，以土法炼银等等。晚清云南地方政府鉴于云南地处边疆，民族众多，又受英法帝国主义殖民势力侵略的实际情况，在举办新军的同时，又兴办云南机器局制造枪炮，从事机械操作的工人，最初多聘雇于广东、上海、福州及江南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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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云南矿冶、交通及机器工业开始产生与发展，招徕、吸引了不少外地汉族工人进入云南。比较集中且人数较多的是滇越铁路的修筑。19世纪末期法国攫取越铁路筑路特权，遂成立滇越铁路公司，从1901年起陆续在沿线各段动工。其工人来源，除滇南各县本地民工外，“向各省招工修路，如两广、福建、四川、山东，以及直隶之天津，浙江宁波，并各省之土工，无不设法招来，陆续计工，殆不下二三十万人。”到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的十年间，每年经常用工在六七万至十万人间，许多外省人因此而流落云南。矿务方面，咸丰、同治年间镇压云南各族起义，以致“外省民无所图，本省丁口零落”，云南矿业一落千丈。清末为恢复前期矿业大兴的局面，遂设招商局，在四川、广东、武汉、宁波、上海等地广为招商，同时募集矿工，以达成实边聚人，实业兴滇的目的。到了民国初年地方政府又成立了官商合办的东川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此同时，个旧锡矿“老厂、新厂各垌逐渐发达，四方来办厂者，不下数万人。初时湖广人居十之六七。次为江西山陕等省人，嗣后石屏建水人伐执牛耳，次为通海个旧”。除官办外，本时期还有许多民族工商业家或富商在个旧等地投资兴矿。例如同治、光绪间湖南富绅朱明堂即在澜沧募乃老广，雇工二三百名，以土法炼银等等。晚清云南地方政府鉴于云南地处边疆，民族众多，又受英法帝国主义殖民势力侵略的实际情况，在举办新军的同时，又兴办云南机器局制造枪炮，从事机械操作的工人，最初多聘雇于广东、上海、福州及江南各省。如光绪九年(1883)，“委候选知府卓维芳由广东、上海等处雇募工匠来滇试办制造”;十一年(1885)，“前由广东雇得匠人十数名，略置机器，以便修理枪炮，添制笔码”。至光绪末年，仅云南机器局之军械所就雇有此类工匠200余名，其余如制革厂、印刷局、火药局等均雇有外省工匠。这些进入云南的手工匠人、与机器相连的工人是云南最早的产业工人中的一部分。他们涉及到矿冶、机械、制革、化工、造纸、印刷、电力等行业，尽管他们人数不多，但他们所带来的近代生产技术与技能是云南所急需的，在云南近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光绪初年，许多在云南城镇或通商口岸开设商号或店铺的外地商人以同乡或同行的关系，自发组成了“行帮”，维护其同业、同乡的共有利益，以避免冲突。到1907年，当时云南的59个行业帮会中，已有广西、广东、四川、湖南、安徽等外省帮会13个。这些行帮每帮中又包括十几户到百余户不等，人数不少。当时影响较大的广帮多集中在昆明两广街(今金碧路)和今同仁街，其建筑风格均为广式。其后这些商帮许多又演变成会馆，在20世纪20年代即有福建、陕西、两湖、四川、江南、浙江、两粤等会馆遍布全省:“各县市镇，无处不有江西人云万寿宫与两湖会馆。自省城及各县城以达乡村

市镇，轿夫、刷发匠、钱伙、厨设诸工，几全操于江西、两湖人之手”。这些在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前提下进入云南的商人不断地向边疆地区深人，极大地促进了云南与内地及云南省内经济的交流。民国以后，地方不政当局以在边疆、民族地区推行政令、布置内政为目的，以设置设治局、改具制、编保甲为措施，同时配合以不同程度的移民实边。例如辛亥革命后，军都营府以解决开马危机为契机，组织武装殖边队进入贡山、碧江等怒族、俅族(独龙孩)聚居区、“各兵食、便策应，移人民、开垦凿、通工易市，为异日设官之备”。为此或设治局成立以后才迁人了相当数量的汉族或其他民族。贡山地区即跟踪而来了一批白、纳西、汉族客籍。西双版纳也是在清末民初，改土归流7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山北路(山东)和东路(凇沪)攻击国民党政府统给中心区域，并迅速占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紧接着又侵入香港及华南沿海省区。国民政府遂将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军政机关全部迁人，同时部署兵工、化工、机械、民用、交通等重工业部门逐次向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三省迁移，文化、教育部门也随之进人。省遂成为国民政府的战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重心。三省之中，云南又具有独特的地位。首先，全省人民以巨大的人力物力修筑了滇缅公路，成为了战时唯一的陆上国际通道，运输了大量的抗战物资;其次，当日军占领缅甸并侵入云南怒江以西腾冲等县后，云南又成为了抗战最前线。在这种情况下，大批内地、沿海乃至海外华侨进入了云南，并以其所长，在各行各业中投身抗战。抗战胜利后，这其中一些人就此留在了云南。首先是一大批具有专业素质的近代产业工人队伍进入云南并随之搬迁了大量的工业设备。例如原资源委员会中央机器厂，1938年迁昆明，随迁物资达5000余吨、员工350名。资源委员会中央机器厂即今昆明机床厂。原中央电工器材厂1938年迁昆明，桂林设分厂。1944年桂林分厂又有一部分迁昆明，总办事处亦设昆明，工人多随迁。1948年有工人近3000人。该厂即今昆明电机厂、电缆厂前身。原第22兵工厂1938年迁昆明，后迁海口，随迁职工150余人。该厂即今云南光学仪器厂。又1941年由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与云南地方政府及工商界人士创办的中国电力制钢厂,“领工则向中央研究所钢铁实验场借用，熟练工向上海、重庆雇用”，为云南发展钢铁工业培养了一批工程技术人才。此外，以大中华橡胶厂、冠生园等为代表的一批民营企业也先后迁到昆明。抗战胜利后，虽然有部分企业复员回迁，但大部分机器设备及一批技术力量均留在了昆明，战从各地招收的技术工人或熟练工人成为了这些企业的生产骨干。其次是本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国立上海医学院等教育部门和中华书局等文化部门也迁到了昆明、澄江、大理等地，其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了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大量内地大学师生及文化界人士的迁人，促进了云南教育文化事业的进步和发展，并且在抗战胜利后，他们中有一部分最终也留在南的人也不少。云南。再有抗战期间入滇人数最多的当是国民党军队、军政人员和难民，他们中流落1949年12月，卢汉宣布起义。1950年2月，陈赓、宋任穷率领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 全地方各级政权。这些解放军战士和干部大多来自山东、山西，河南等解放区，他们人 云南和平解放。解放大军进军云南的同时，大批的党员干部辅军人饿，以便建立链 滇后与云南当地人员紧密配合，建立健全了云南各级地方政权，迅速恢复了W会秩件，绝大部分长期定居云南至今，现已成为了云南人。进行了剿匪和土地改革，使云南在解放后进人了稳步发展的时期。这批解放军干部中的

解放后的云南经济文化仍远远落后于内地。为支援边疆建设，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国家从湖南、湖北、四川、上海、北京等地安排了数万社会青年以及部分农村家庭户徒居边疆沿线的德宏、西双版纳、红河等地、州，组成了50多个国营农场开发边器。例如1959-1960年，湖南省就向云南的思茅、红河、德宏、临沧等地州的数十个农场共移民36 695人。这些人就此成为了农场工人，从事橡胶生产，为云南天然橡胶的生产作出了贡献。同时国家又从内地的上海、天津、北京等省市搬迁了不少工厂，医院、科研机构到云南，其工作人员也随之来到了云南。其后国家在西南地区进行的三线建设，又有大批工厂从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地区搬进了云南的山区。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其后十年，全国共有近两千万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有10万人从上海、北京、四川等地来到云南。这些人员来到云南之后，为云南工、农、科、教等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虽然以上人员中的很大一部分以后陆续返回了原籍，不过仍然有少数人留在了云南。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搞活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大量的外省人来到云南从事建筑、贸易、服务等工作，极大地促进了云南经济的发展。

六民族杂居与民族融合

由于元朝以前的封建中央王朝对云南的政治统治和军事控制并未始终如一地得到实施，所以移入的汉族人口多消融于少数民族中。但汉族文化已在昆明、大理等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传播。元代以后，统治者以儒家礼治为核心对云南少数民族进行统治，再加上元以后云南汉族人口增加，少数民族受其影响增多，因此从元代开始，云南许多少数民族接受了汉文化，其中一部分融合于汉族，壮大从总体上说，云南靠内地区是汉族移民的主要分布区。从明代开始，这个区域内汉了汉民族的力量。

族移民的聚居规模不断扩大，许多汉族定居点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并从中心地区的昆明、曲靖、大理、澄江、楚雄等地向传统的少数民族区和边远地区如思茅、怒江、德宏、西双版纳等地推进。从微观来看，汉族移民的分布具有城镇、坝区、干线要冲和开发新区相对聚居的特点，但从宏观来看，汉族移民呈现出在云南广大地区与当地民族杂居共存的态势。汉族移民的散处分布，打破了云南当地民族原已存在的相对固定和完

这是西南联合大学常委，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奇先生，在昆明西郊龙院住宅。

云南大学，是云南省大学天花板。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云南督军唐际尧建立的。最早称为：东陆大学，后改为云南大学，是云南教育实力派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