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照片背后的感人故事

老马

这是我珍藏多年的一张照片，拍摄于1984年7月，在天津市第一招待所，又叫迎宾馆，我见到了敬爱的邓颖超同志，还与她亲切地握手。站在旁边的是陪同邓大姐（党内老同志习惯称呼，我应该称呼邓妈妈）的天津市委副秘书长刘惠根。我之所以能够在这里见到邓妈妈，是因为她要会见天津市红桥区服装二厂的青年工人，因为他们在周总理去世后，曾经给她做了一件贴身小棉袄，对她是一个极为贴心的安慰。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邓妈妈，是共同度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生涯的革命伴侣，1976年1月8号周总理逝世，全国人民都悲痛欲绝，出现了10里长街送总理的感天动地场面。

周总理走了，再过几天就是春节，红桥区服装二厂的青年工人怀着思念周总理的心情想到了邓妈妈，他们理解她老人家的心情，一生没有儿女，如今独自住在家里，一定会感觉悲痛、孤寂，我们该如何慰藉这位革命老人家呢？

中国人有过年穿新衣的习惯，服装厂工作正忙，于是73名工人们商量一下，做出给邓妈妈做件小棉袄，表达儿女一片孝心的决定。他们商定，每人出5角钱买材料，利用下班后时间尽快把棉袄做出来。他们的代表跑到百货商场买了深蓝色春绸做面料和浅蓝色薄绸做衬里，丝棉和各种配料，当万事俱备后，却想到一个难题：不知道邓妈妈衣服的尺寸，怎么下手制作呢？大了小了，肥了瘦了都不行啊！幸好有两位做过30多年裁缝的老师傅自告奋勇站出来说，我们有几十年做衣服的经验，能够估算出来的。

两位老师傅看了许多集电视中的邓颖超，找了不少她的照片，最终算出尺寸。73名工人利用业余时间一针一线精心缝制，做出了一件美丽朴素的小棉袄。当时的厂革委会主任张宝发等写了一封长信，深情表达了对周总理和邓妈妈的敬爱之心，和小棉袄放在一起装在一个包裹里，收信人是：北京市中南海西花厅邓颖超同志。结果邮政局拒绝邮寄，他们跑了好几家邮局都被拒绝了。这种情况可以理解，周总理逝世后，时局不太稳定，素不相识的普通人给中央领导人寄包裹，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正当大家无奈之时，有位年轻人忽然发出建议：我们不如寄给北京的一个大机关请他们转交。一下子提醒了正垂头丧气的众人，商量一番，决定寄给《人民日报》。

报社收到天津寄来的包裹后，非常奇怪，于是打开查看，里面有一件小棉袄和两封信，一封信是寄给邓颖超的，一封信是写给《人民日报社》的。他们看了之后，非常感动，于是把包裹装好，转给邓颖超秘书赵烨。赵秘书看过后，也非常感动，很快送到了邓颖超手上。

周总理逝世后，邓妈妈收到过许多慰问品，她遵守纪律，全部都退回去了。唯有这件凝聚着天津青年工人心血的小棉袄深深打动了她，试穿一下，完全合身合体，她感慨地说：“这些孩子们是怎么做到的？”她爱不释手，感动得不断流泪，经请示中央领导批准，把这件青年工人千针万线缝制的爱心棉袄珍藏起来。

她因为工作太忙，不能去天津感谢那些青年工人，于是写了一封情深意长的感谢信。红桥区服装二厂的工人们感动得泪流不止，邓妈妈随信寄来的信，每个人都珍惜的收下了。

只要天气变凉，邓妈妈必定会穿上这件小棉袄，出席一些活动和接待外宾，她都会穿着这件小棉袄。她有一次拜访邓小平，都不忘掀起外衣请他看看这件小棉袄。他遇到陈云等老同志还时长向他们显摆显摆，真像一位老母亲收到孩子们孝敬时的高兴劲儿！

1984年7月，邓妈妈从泰安开完会返京，她要求在天津停下来，要看望八年前为她做小棉袄的工人们。她先来到工厂，发现当年的73位工人中已经有一位病故，不少工人离开有一位病重卧床不起，还有好几位工人离开了这个厂。于是她要原革委会主任张宝发把71位工人邀请到市一招见面。我接到通知后即赶到市一招进行报道，在三号楼前厅等候，邓妈妈出来时，一眼就看到了几个站在那里的记者，随即走过来跟我们亲切握手，因为我站在最前面，第一个得到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邓妈妈和工人们一一亲切握手，工人们觉得老人家年纪大了，急忙阻止道，您不要一个个都握手累坏了！邓妈妈说：那件衣服是你们每个人亲手一针一线做的，我今天一定要跟你们每个人握手表示感谢，工人们欢呼雀跃，激动得泪流满面！邓妈妈安慰说：这是我们见面的大喜日子，不要哭。你们给我寄来的棉袄带给我安慰，带给我温暖，带给我力量，帮助我度过了困难时期。

可惜我没有相机，那些感动人心的场面仅拍摄了电视镜头，我都不能保留下来。

1992年7号11号邓颖超逝世，享年88岁。她临终前要求，“火化时一定要给我穿上那件小棉袄”。结果，中央领导违背了她的意愿，把那件衣服作为人民群众和共产党领导人鱼水情深的象征留了下来，保存在天津市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