陨星流彗的燃烧——先师孙鸿事迹散记

陈晓文

永远在路上

先师一生寄身体制之外，有时事使然的天数，也有个人心性的促成。

先师生于旧历年末、新历岁首之间。即西历1939年1月29日，按农历算是戊寅年的腊月初十。生时习用阴（旧）历，后来才转化为阳（新）历。新旧之间，相隔时久，难免有些模糊、纠结。

先师常言自己是胡涂过日，从不算年龄，也不过生、做生。总觉得有好多的事要赶着做，作了许多的计划，急急忙忙地努力去完成。

先师1980年代从重庆市卫教馆出来，创办广告公司，后来又从广告公司出来自己干。被后来的发展表明他常常走在时代的前头。是得风气之先，开风气之先的人。他对经济敏感，却又疏于精细盘算、计较，更做不到心狠手黑，还是趣味至上，终于没能在商业获利上有大作为。一次，开磨具，没有达到他的预期，他就要求重做，情愿多付一份工钱，即使没得赚，也要精益求精，不欲堕了名头。而他似乎也并不以此懊恼。

后来需要整理先师生平时，师母刘阿姨曾到相关供职单位、街道社区等部门访求，都说没有他的档案记载存在。据推测，是先师离职时带走了自己的档案；而江家巷楼房倒塌、毁家，使这些文件湮灭。这一神秘的失踪事件似乎表明，他总在漂泊中，从来就没有被聘用单位纳入自己的编制，没有被体制认同。没有福利分房，没有退休年金。——这是先师的幸还是不幸？

先师于是以行者形象凝固在后人视线里。它暗示着，先师不但不以漂泊为苦，反倒享受这样的感觉，同时也表明他永远在尝试创新的无限可能，喜欢创造和冒险。

仗义危难间

大概是1968年的事情。何文渊从学生处得到消息，说是王子贤单位要批斗他，因为一个头儿将设计陷害。王听从先师教训，平时习惯以从报上剪下的字句作蓝本练习写美术字。头儿就把其中一些敏感字句联缀起来，作为反动标语的证据。也许因为他替造反派写过标语，还有一些私人恩怨。

何文渊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先师。先师与何商量，当即通报了王子贤。没有犹豫，不假思索，只顾矜弱恤贫，丝毫不惧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连坐祸患。但王子贤仍未躲过单位大会批斗，并直接被派出所押走拘留半年。

那段时间，张皇失措的王子贤母亲、妹妹几乎每晚都到先师家里碰头，互通消息，商议对策。给了他们很大安慰。后来，到王子贤能外出劳动时，先师和江式明等学生就轮流到劳动地点为他送去烙饼之类食物果腹，补充点营养，因为在看守所里吃不饱。还传递各种里面听不到的消息。看到他面色苍白浮肿，头发乱又长，指甲疯长，先师心生恻隐。

王子贤被送进看守所，厂里头儿听说还有人报信送吃，仍不甘休。又派人去先师单位调查他的政治面貌及表现，企图揪住小辫子，欲以“混淆敌我、串连包庇”名义坐实，把问题扩大化、严重化。不料先师单位书记的答复说，这个同志表现平稳，没有异常。话说得正气凛然，四平八稳，中庸妥帖，教人抓不着把柄。让调查者气急败坏，扫兴而去。

　　弟子上百，贤人十数

有记载说，先师曾有学生上百。恐怕是相对保守的表述。先师的学生毕竟与国民教育机构那种有明确注册、档案登录、板上钉钉的情形不同，认定起来弹性很大。完全视师生之间的情谊为转移，建立在信仰、崇敬基础上。而情谊是主观形态的东西，且又随时间、人际互动等因素变动不居。学生中十之八九，始终如一，追随先师；十之一二心性灵活，难免流连、贪念别处景致，见异思迁，择枝而栖。亦是人性常态。

先师的弟子分为：长期的、短期的；入室的、记名的；纯私人的、因公的。长期的、入室的、纯私人的，有四十人左右，其中一些有变化，保持终生关系的有多半，少数的事随境迁，后来走动就稀了，个别的竟至断了往来。短期的、记名的、因公的，在卫教馆时，四省五方卫生教育宣传系统统一培训的，每年都有，一次二三十人或三四十人，连续几年，各地巡回举办，计有百余人（其中亦有部分重复受教者）；还有朋友介绍来又不便拒绝的，学生兴趣转移或工作变动不来了的，约十人。其他偶尔受邀去讲演过一次的，就不计在内了。这样，按广义、狭义统计口径，综合粗略算来，先师的各类弟子至少也能有150人以上。

这一学生人数，赋予了先师“民间美术教育家”的桂冠。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智主义逆流中，师道的尊严悄然复苏。因袭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的成例推算，先师弟子上百，贤人亦有十数。

这些学生不负先师教诲，成就了一番事业：后来多半仍以绘画为业，有的成了美术院校的教授，有的成了杂志、报刊的美术编辑，有的继承先师中年事业、从事公共卫生教育，有的居留北京成为画廊热捧的出货名人、掐着日程整天笔不停挥日进斗金，有的生意做成了气候还回头拿起画笔，有的改行从文、成为精思慎行的学者……

只是学生们的成就最多继承了先师一个领域，或一领域中某一方面的才能，绝没有谁像先师那样百科全书似的全面开花。没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重庆街头的一道风景

在1964年以前，先师一直被很多单位争相聘请，如重百公司、友谊商店、群林商场、重庆百货站、市供销社、日杂公司、化工站、医药公司、心心餐厅、大众食品公司、石油公司、华华公司……使出种种手段，开出丰厚条件，当时都想为自己单位在形象比拼中加分“别苗头”。特别商业部门就是门市厅堂挂大幅彩画包栝游行彩车必有他作品的身影。只要他的画作挂出来，商店开门一些顾客就被吸引住了，甚至都忘了自己来是干什么的了，等赶到预定柜台时紧俏商品已被一抢而空。有的人干脆就不是冲着来淘货的，而是抢先来欣赏画和拍照的。

在这场争夺战中最后是实力超群的重百在这一争夺战中占了先手。商家逐利，固然是因为先师的画为他们争取到了超常的客流。

文革时，革命大批判的铁扫帚横扫一切，文化凋零。却又极端重视政治宣传，街头大幅宣传画盛行一时，成为风气。其时略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作为重庆政治文化中心的解放碑俨然就成了一个擂台，各路善绘者憋着一口气，暗中较劲，“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看看到底谁能在这里大放异彩。那时先师的大幅水粉画作在重百大楼橱窗、外墙和解放碑街心花园等地（当时重庆最繁华、热闹场所）一展示出来，就会吸引来一大批绘画爱好者，像是一个盛大的节日。爱好者们彼此奔走相告，口口相传，结伴而至，麇集观摩，反复欣赏，往往去而复返，热烈讨论，粉丝们从来不吝美词赞誉，甚至互相攀比，各美所美，互丑所丑，争狠斗胜。

这种流行像一阵风，来得猛烈，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去得无影无踪，悄无消息。

陈年窃案

某曾在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的退休画家，听说我正筹组《孙鸿先生纪念集》，提起一段时逾四十年的往事。

1970年代中期的一天，先师在卫教馆底楼大厅，画一幅大画。画面刻画的是一个劳动场面。讲述者回忆，当时那幅画大约画了一半左右。有四五个十三四岁、混在一起痴迷绘画的孩子，围着圈子崇拜地看着这位他们心目中的大师作画。这种机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种幸福感充溢着他们身心。周遭寂静，孩子们屏住呼吸，生怕搅扰了作画者凝神静气的心神、行云流水的挥洒。

这幅大画下方的地面，放着一张对开大小的素描，是大画的底稿。由于素描画得太精细生动了，看得这帮孩子目不转睛。其中一个孩子看得太入神了，心想，这样看得不真切，看的时间也太短了，如果把它带回家去，可以经常看，对画艺提高该有多大帮助啊。他知道成人世界有不盗窃的道德-法律禁令。但这个念头一经萌生就攫住了他，怎么甩也甩不掉，令他心跳脸红。冲左右瞧了瞧，没有人注意到他，这才松了口气。趁人不备，他猫着腰，悄悄把那张素描拿到手，转身撒开脚丫跑了。与他同道的伙伴隔了一阵，才醒悟过来，一哄而散。

当先师察觉，这帮坏小子已经不知所踪。

他们窃得这张战利品后，轮流欣赏。终于不知谁以什么理由、以什么手段，把这张画再次占为己有。成了他们中的一个迷案，案中之案。

今日画业早已卓有成就的讲述者提起这桩陈年窃案，言语间充满歉意。

黄勇智也述说过，他看到孙老师画的黑人小孩，爱到极致时涌上心里的念头是想把它割下来。少年心性，对待心爱之物，难免不产生越界妄念。只是他有贼心没贼胆，禁忌多一些，割裂的操作难度也大一些，不敢付诸实施而已。

《初刀》

该画是先师作创作于1975年的油画代表作。是受命为参加纪念毛主席“六二六指示”[注]10周年展览创作的。

此前，先师曾有长期在重医参与医用人体解剖图集的工作经历，对手术室里的医生生活很熟悉。单位特意调开了工作日程，给了创作假。为专心创作，先师专门在磁器街找到一处僻静的房子作画室，避开平日川流不息的来访者；做了大量写生，起草了多个构图方案，以汰选、捕捉最能表达他内心感动的瞬间。为了赶画常常熬通宵，直到窗外天边露出鱼肚白。

他总是精益求精地反复修改作品，用严格得挑剔的眼光反复审视自己的画。弄得专事联系的美协负责人牛文反复催他，他还是执意要画到满意为止；一再突破预定日程。说，参不参展的无所谓了。

参展时该画被放置在展览馆最显眼的重要位置，大获成功。超越了当时主题先行的政治窠臼，形神兼备，蕴藉含蓄，优雅宁静，达到了唯美的境界。看到这幅画的人都被震住了，惊叹是“大师级”的作品。在此画面前围观、逗留的观众最多，造成交通堵塞。有的人看了一次不过瘾，还要二次、三次地来看；呼朋引类、勾肩搭臂地来。有人用当时使用尚不普及的相机拍照、保留资料。

在留言簿里此画成为追捧最多的对象，有参观者竟口无遮拦地极赞它“鹤立鸡群”。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的刘兴元观看时为之更名《成功的手术》。

当时没有评奖制度，但观众不胫而走的口碑就是对先师作品的最高褒奖。

（[注]：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同他的保健医生谈话时，指示卫生部要解决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困境。毛泽东说：“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这个谈话被称为“六二六指示”。既有针对农村医疗卫生现状要求改善的一面，又有与批评指斥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相同的为未来的文革预热，提供合法性理据的一面。）

　　“不合作”的隐士

先师有感于学生知识的贫乏，经常随兴之所至地讲一些古今中外的经典故实、逸闻趣事。如中国思想史上的名家代表公孙龙子的思想行止，西洋的绘画大师米勒、伦勃朗、米开朗琪罗、达芬奇、列宾、弗鲁贝尔等的绘画成就，民国初年的稗官野史……先师的书橱，常向学生开放。一些心爱的书，借出之后就再也回不来了。是那个年代爱书者之间常有的事。先师虽然心痛不已，却也乐此不疲。

先师在反智主义盛行的蒙昧时代扮演了一个启蒙者、燃灯者的角色。

先师画画当时常受到“画工农兵不像工农兵”的指责。他也痛下决心，以写实功夫从一切细节极力刻画工农兵，尽量刻画其原生性，还是免不了诟病。是因为审美不是摄像，本性形成的审美趣味不允许他完全跟着时尚跑，扭曲自己，抹杀笔下的个性。所以他塑造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多少都带着那个时代避之惟恐不及的唯美调调。尽管如此，先师的作品仍然以其独具魅力通过了当时严防死守、苛刻挑刺的层层审查。

一个当年的绘画学习者后来回忆说，他有一次看到孙老师的画，对身边的女子表示了赞赏之意。该女子的长辈亲戚，在先师单位工作，风闻过孙老师的事迹。怫然正色道：这个人有点反动哟。

所谓“反动”并非说先师有什么具体的反现行体制的思想、行为，而是以当时的“革命”标准，先师的品位、趣味表现得与当时的潮流格格不入，却又毫不掩饰，直言不讳，有些桀骜不驯。居然还有追随者。这也从侧面折射出当时先师单位领导虽然不得不用他，内心对他却仍有疏离的感知、防范的心机。

君子以友辅仁

先师1971年开始介入重庆医学院参与腹部解剖图PVC薄膜油画绘图创作（1974年更调入了此项工作的合作方重庆市卫教馆）；与该院教授姜均本合作。这项工作，当时在国内国外均处于领先地位。1977年以《腹部外科解剖层次图谱》为名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出版（1982年改订为《腹部层次解剖图谱》，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了新版）。

院方为该项工作提供了最便捷的条件，使用的是刚刚死亡的新鲜尸体，与活体无异；可以直接进入手术室观摩，并得到执刀者协助。领衔的教授姜均本在文革批清中遭受不白之冤，学识渊博，院方只能用他的一技之长。先师也以化外之民心态处世。姜教授为了让先师明白所要表现的对象、结构、关系，不厌其烦，反复讲解；先师为了准确表现，不断修改，殚精竭虑，精益求精。“以科学增进人类福利”的信念砥砺着他们，在长达6年的共同工作中结下了深厚情谊。

姜教授对先师创造性劳动给与他工作的帮助，满怀谢意。曾在《图谱》出版前言里殷切致意。他后来称道先师，除了手术技巧，你的解剖知识足以当一个外科医生了。先师爱徒徐孝明1970年代末急病意外猝死，先师疑心怕是派别报复杀人，定要为之洗冤求个明白公道，所以连夜到重医请姜教授亲殓鉴定。姜教授亦不辞酷暑炎热慨然应允前往，排除了非自然人为致死因素。

改口的尴尬

1968年先师添了老二鸥鸥，是个虎头虎脑的儿子。小人儿粉雕玉琢的脸庞，吹弹欲破。添丁进口的狂喜之下，便叫大儿鹤鹤把对四〇后学生的称呼从“哥哥”改成了“叔叔”。正常情况下，学生比老师矮一辈的规矩被打破了。真正应了那句老辈豁达人里“多年父子成兄弟”的老话。那是一种矜弱恤幼、“没大没小”、 不教孩子拘束、平等待下的境界。王子贤、江式明一流自是应声而喜，“师娘”也叫成了“刘姐”。

但是事有不周：先师的学生是不断线的，前面走、后面来，五〇后、六〇后的也有。先是以年代分，后来又无差别地被划一。——按照逻辑同一律类推，总不好叫先入门的师兄“叔叔”，叫后入门的师弟“哥哥”吧。年齿有差，辈份无别嘛。先师六〇后的俩孩子就觉得“屈”：凭什么我就白白的矮了一辈呀！

但慑于老子的“淫威”，还是不敢抗议，愠恼不形于色，忍着。口头应付喊着父亲钦定的辈份称呼，心里却不免暗地腹诽。师弟们受着这样的称呼，既觉得竟与师兄们扯平了，有些莫名的矜喜，却也没来由地心里打鼓，觉得有些弱弱的愧得慌——即使是沾光，学生也不能与师傅平辈呀，按传统伦常而论，岂非僭越！就不怕被天打五雷轰么？

不过儿女的隐忍倒也没亏。先师待弟子这套“齐物我、泯差等” 的章法也被适用于家庭伦常中的儿女们了。父母向来不干预他们自己拿主意的事情——从学业到职业，从交友到婚姻大事，在父母那里从来都只打个招呼、备一个案，无需解释，实行不干涉主义。履行了告知报备手续的固然是“乖孩子”，即使一时没来得及或碍难启齿未履行告知报备手续的也是“孩子乖”。

基因的力量

先师母亲王应芳心灵手巧，擅长女红针黹，在街道生产自救小组做的手缝布娃娃、布猴，拙朴浑厚中透着细密、天真、顽劣、可爱、童趣，曾于1950年代作为民间工艺品参加重庆市展览，获奖登报。这似乎暗示着她身上秉有对民间工艺品的形式美天生的感知力，这种能力被悄悄地移植到了先师体内。才给他后天努力提供了那么优越的前提条件。九分奋斗没有一分天才垫底，也是零。

先师父亲孙华泉，早年曾参加川汉铁路“保路同志会”合川分会，是嗨过袍哥的。1911年在张澜“水电报”下响应辛亥革命的合川起事。他疏财仗义，曾资助过中共早期活动家和后来的商业巨子。先师后来听从良知的指引做人、做事，急公好义，好打不平，不计成败，不计利害，朋友的事就是自己的事，该出手时就出手……不也是其来有自？血管里的血脉化为了先师日常行事的火样激情。

这些基因又随先师转移到了他的儿女身上。长子鹤鹤读四川美院时就获了全国二等奖，后来做生意、办商会，也得广交天下朋友，信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真谛，长袖善舞，排忧解纷，扶危济难。次子鸥鸥读了北京中央美院的研究生，当副教授，教学生，和先师一样对学生真诚相待，发奋创作，自创新路。有了《汉字的演绎》（2007年：公共艺术作品）、《吴哥系列》（2007年中国：北京联合艺术展） 、《风景系列》（2011艺术家陈设艺术作品邀请展：北京.798）等作品。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作为草根的政治抗议自有其合法性，但在解释世代相沿的才能延续面前就显得有点强词夺理、不搭调。

自创汉字输入法

先师被他的学生、朋友称为“奇才”、“怪才”。不光是在绘画方面是多面手，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学生时代他的文学、数学、物理、化学、英语都很好。几乎是全才。

1960年代短暂失业时，他曾经到养路段待过，只有几个月经历。这么短一点时间，他就能搞了个发明创造，设计传送机及其机械制图等。1980年代在广告公司，自己打官司，抱着法律厚书死抠条文，寻找法则根据，口才绝佳，滔滔雄辩，灵光四射，不但把官司打赢了，还赢得了对手的尊敬。那一时期，兴头正高的先师常嚷嚷还要找几个官司打打。

有感于用速写钢笔画画，常出现给水时堵塞、时泛滥的不便，他就自己琢磨着改进。不停地试用各种材料，试图解决这个难题。晚上一个人关在书房里，试验材料发出的烟和抽的香烟混合在一起，烟雾腾腾的像着了火似的。这个难题居然被他攻克了。本来想申请专利，看到申报手续忒麻烦，说等等再办……没想到，就成了永远的“等等”。

2000年代的晚年他自学电脑，技术也不错。因为子女忙，不在身边，没法帮他处理电脑出现的问题，他就自己学、自己弄。没多长时间就能精通，独立处理问题，排除使用中的障碍。他的方法是遇到什么问题就到网上去搜，看看有什么解决方法，一个个地试；居然就教他试成了。先师替杨前明安装的软件“优化大师”，他很多年以后还在使用，很好用。

他玩心很盛，什么都要尝试一下。在使用中感到通行的汉字“五笔输入法”不方便，就自己修改、发明。为此，摸索着学会了软件编程。硬是现炒现卖地编写了一个比“五笔输入法”更便捷的汉字输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