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回眸—忆我的青葱岁月

老乐

我的路（1）

　　童岁韶华早已失，夕阳回眸少年时。2025年，1956年出生的我，毛岁已七十挂零，是个满头银发，胡须花白，步履蹒跚的老翁了。到了喜欢回首往事的年龄，时不时看看老照片，回忆回忆过去的事，今天先捋捋我那天真烂漫的童岁少年，拾捡一下五六十年前我的一些过往经历……

　　东北长白山余脉龙岗山下的松花江流域上游的一统河发源地，辽吉两省四县交界（柳河县、通化县、清原县、新宾县）有一个叫边沿的村子，是生我养我的老家，村上的边沿学校是启蒙开智魂牵梦绕我一生的地方。

　　1964年夏，9毛岁的我入学了。那时的村子家家户户都是泥草房子，距我家仅有100多米的学校是一排13间连排的泥草房，两间房隔出一个教室，共有六个教室。在五年级和六年级教室中间夹一间老师的住屋。前面靠马路有三间青砖瓦房是教员室。旁边有一眼供全校师生饮水的深水井。

　　我们村有10个小队，2600多人。 因为村子大，我们班有四十多个小同学。班主任老师叫高金科，是个初中刚毕业的帅哥。他只教我们半年就当兵走了，之后是恩师程秋芳老师接任。程老师是五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三女儿孙丽杰，是我们班的同学。程老师个子高，人漂亮，对谁都和蔼可亲，尤其是她善良，教学细心耐心。她要求我们上课时必须两手后背，坐姿端正，认真听讲。我长的黑，人壮实。我是最靠谱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好学生。按时完成作业，老实听话，所以，程老师喜欢我，信任我。安排我当班长，还批准我第一批戴上红领巾入队，1965年夏被评为“柳河县好少先队员”。

　　冬天取暖，程老师带领我们和泥沏炉子，程老师特有经验，为了教室暖和，她教我们把炉膛里沏上一层回火层，让炉火在炉膛里多走一圈，比别的班级暖和很多。
　　由于任学加听话，期中期末考试，我的算术语文几乎都是双百。
　　1966年夏，我们刚升晋小学三年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化课改成了学背毛主席语录。《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寓公移山》“老三篇”，我们都能倒背如流，还有很多毛主席语录，比如“成千成万的先烈，在我们的前头英勇的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前进吧！”等等……文化大革命，让我们小学生也要停课闹革命。我们经常跟随大队的青年人，批斗走资派，看着地、富、反、坏、右戴着大高帽游街示众。跟随大人敲锣打鼓喊口号，写大字报，揭发坏人。那时，我很怕。看着被批倒批臭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心情很复杂。又恨又怕又同情他们的处境。
　　那时候，边沿还没通电，晚上学习，要点洋油灯照明。家里很穷，夏天一套直筒外衣外裤，冬天一套棉衣棉裤。穿坏的地方妈妈就缝缝补补，根本没钱买内衣内裤。

　　文化大革命折腾了两年多，到1968年我们由原来的夏秋季一学年，改成春冬季一学年。从1969年春才开始上小学四年级的课程。班主任老师换成了个子很矮的张培富老师。因为我个子矮，为了管理好班级，班长由大个子的隋树福同学接任，我做学习委员。这时从朝鲜族学校转来了两名朝鲜族同学。一个叫李树根，一个叫康昌先。李树根同学个子虽矮，但脑子特别聪明，学习特好。记得老师把正比例反比例课讲错了，是李树根同学给纠正的。
　　这年秋天，按照学校安排我们要自己割柴为冬天取暖。那天张老师带领我们全班三十多名同学，到苹果园附近的山上割杏条。由于我在家里经常割柴禾，早就练就了一手真本领，忙乎了大半天，我割了18捆，全班第一，隋树福第二，割了16捆，最少的女生张玉清只割了3捆。

　　1970年五年级，后期的班主任换成了刚刚初中毕业的杨俊廷老师。杨老师口齿伶俐，吐字清晰，课讲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1970年的冬天，城里的“五七战士”下放，他们的子女也随之而来。于是，我们班来了长春的同学李国义、孟衫、赵杰、王立明、林松等六个城里同学。
　　那个年头的农村孩童，除了背着书包上学外，放学后和礼拜天还要承担家庭的好多事情：比如采猪食菜，上山打柴禾，采野果，采中药材，割蒿子秆卖钱等。秋天生产队收割完庄稼，我们还要去大地里拾捡粮食。最有趣最难忘的是那年深秋，我和张明生同学去头道沟玉米地挖老鼠洞的收获经历。张明生说，捡粮都是一些瞎阳子的玉米，挖老鼠洞里的玉米全是金黄金黄成色好的玉米。于是，放学后我和他各拿一把锹，带个小麻袋奔向头道沟七队收割完的玉米地。在一处扒完的玉米堆下面发现了一个老鼠洞，我俩顺洞挖了有五六米，终于挖出了金黄金黄的玉米粒。我俩用手一捧一捧的往各自的小麻袋里装。到天黑的时候，我们共挖了八九个老鼠洞，每人收获了有十多斤金黄金黄的玉米。

　　那个年代，每年毛主席提字“向雷锋同志学习”纪念日，我们都要举行各种纪念仪式，“五.四青年节”，“五.七指示”等纪念日也必须有相应的方式庆祝和纪念。每年春秋季都要放农忙假，到生产队里种地或秋收。包我们边沿三队的是尹照泰老师，他会唱歌，当时的样板戏他都会唱，记得那年春天，他带领我们在田里运送土法子，一边运送一边教我们学唱《沙家浜》里郭建光与沙奶奶的唱段：“那一天，同志们把话拉……”还有胡传魁、刁德一和阿庆嫂的三人对唱等等，尹老师博学多才，总给我们讲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新鲜事。比如他说苏联莫斯科有个地标建筑上，有个特大号钟表，每当准点的时候就会出来一个小人拿着小锤敲打钟摆。而且，它会按种点的时序敲打，1点时它敲一下，9点时它就敲九下。在那个知识匮乏，传媒单一，甚至不通电的年月里，尹老师的见多识广给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打开了一扇获得知识的窗口，让我们了解了更多的外面世界。

　　到了五六年级的时候，我们都是十四五岁的少年了，从小在农村摸爬滚打，农村的活记都很熟练，种地、铲地、插秧等活记都干的八九不离十。那时农村生产队土地都是集体所有，大帮轰劳动，加上很少有农药化肥，所以粮食产量很低。春种夏铲时，有的生产队夏除累赘，往往就要求学校师生帮忙铲地。于是，我们会一个班两个班甚至三个班，停课组织一百多号人去义务献工，每次中午生产队都要用杀羊送大米饭来犒赏我们。

　　那个年代，植树造林的主力军是我们学生。每年春天，按照上级指示，我们高年级的学生都要停课上山植树，栽落叶松、红松是最多的树种。我们边沿村的前山后岭所有的红松和落叶松人工林全是我们栽种的。记得初一那年植树，我拿镐刨坑，女生徐玉梅负责栽树。我刨坑时不小心，刨到一颗树枝，树枝反弹回来kun到徐玉梅的眼睛，徐玉梅顿时睁不开眼睛，眼泪不住的流，这事给我吓坏了，我担心徐玉梅的眼睛失眠。好在慢慢的徐玉梅的眼睛睁开了，尽管视力模糊，还是无大碍，我的心才放下。

　　1971年，我们升级边沿本校的小学带帽初中，不用跑到外地读初中，是政府对我们这些农家子弟最实惠的减负。我们从五年级直接升入本校初一，也是六年级。班主任是通化下乡知青姜锡寿，他负责数学和语文教学。从吉林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尹照泰老师教物理和化学。博学多才的校长孙光辉教政治。体育老师是正当年的帅哥王成俊。这在当年的边沿学校称得上是顶级的配课老师了。
　　初一，离我们村五里路的五凤楼小学并过来十五名同学。孙万国、石宝珍、徐臣、汪敏霞、代亚民、刘青阳、宁少春、张立权等……
两校合并到一起的初中一年级，共有学生近五十人。班长隋树福，我是学习委员。但理科文科我都不是班里最好的。朝鲜族同学李树根和同村的任鹏文同学脑子聪明，他俩的数理化明显高于我一大截。五凤楼来的孙万国同学博览群书，喜欢看报，知识面明显宽阔，作文功底很深，尤其是他的朗诵简直就像广播里的播音员。人上有人，天外有天。我崇拜比我学习好的同学，虚心向他们学习，笨鸟先飞，多读多写多做题。看李树根新课前总先预习，带着问题学数理化，我就照着他的方法去学习，仿照孙万国多读多写的方法提高自己的语文水平。与所有的同学建立良好的互帮互助关系，渐渐的我的学习成绩也上去了。成了自习课时帮助同学解疑难题的小先生。班里女同学陈会云、范丽霞、宋淑艳、石宝珍脑子都很聪明，学习也挺好。何交谊个子不高，但非常灵巧，跑跳能力超群。徐玉梅、张玉清、刘颖红、陆宪云都勤勤恳恳的学习。隋树福、李宝民、高金才、李传国、吴景国学习都不差，大家都是我的好同学好朋友。
　　我还喜欢打篮球，打乒乓球。是学校篮球队和乒乓球队的主力球员。放学后经常泡在篮球场打球，有时候甚至忘记了割驴草，等妈妈天黑了到学校喊我时，我才恍然大悟再摸黑去野外割驴草。
　　也是这一年，学校恢复了团组织，团支部书记是体育老师王成俊，组宣委员分别是姜锡寿老师和杨俊廷老师。1971年7月1日，我与同班的石宝珍同学和七年级（初二）的朝鲜族同学朴正植被校团组织批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

　　1972年冬初中毕业（当时是冬季学年）前，正赶上教育回潮，九年制教育的初中升高中，取消民主评议升学制，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升学制度。当年是县里统一命题，考语文、数学、理化、政治四科，每科100分。考试一人一桌，学校老师加大队干部，每个考场四名监考人员监考。结果，我数学99分，理化97分，语文92分，政治90分，总分378分，平均94.5分。其中有一道20分的几何题，全县没几个人答对，我们全公社参考的五个班二百多考生仅有我答对了，后来听班主任姜锡寿老师说，我们班初中升高中总成绩全县第一，我个人总成绩全县第一。因此，姜锡寿老师一战成名，次年被提拔边沿学校校长。
　　统考以后，我们班37人有14人考入向阳中学。他们是：马守云、李树根、李传国、隋树福、孙万国、陈会云、范丽霞、宋淑艳、石宝珍、孙丽杰、李宝民、高金才、张明生、汪敏霞。

　　后来，我的初中同学在奋斗的年龄都积极努力的奋斗着，大多数同学回乡务农，借助国家对农村农民农业的优惠政策勤劳致富，过着有地有粮有车有房的小康生活。孙长林还曾当过边沿村党支部书记，为家乡建设做出过贡献。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通过考试等方式改变命运。“五.七战士”子弟的李国义、孟衫、王立明、赵杰、林松、姜坤等同学陆续在1972年返回长春，再后来知青下乡，招工回城，王立明当兵。隋树福、任鹏文、高金才、孙丽杰都是在民办教师岗位通过统一考试读上师范，毕业后又回边沿学校做了一辈子教书育人的老师。陈会云和徐臣都是1976年最后一批被推荐上学的工农兵学员。恢复统考后的1977年李宝民考上柳河县师范学校；马首云和孙万国分别在1978年和1979年考取了吉林铁路运输经济学校和吉林省公安干部学校。

　　往事不堪回首，一晃儿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活崩乱跳的我们，经历那代人特有的非凡人生旅程，命运各异。晚年的差异太大了。在乡务农的同学，年过六十，每月国家仅给100多元的老年补助，靠种地维持小康生活。有工作退休的同学，晚年生活无忧，退休金每月都有五六千元，享受着乘高铁坐飞机自驾车，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快乐无忧生活。然而，还有十多个同学撒手人寰，过早的去上帝报到。这，就是人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