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记事—-年趣

天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小孩们最快乐的日子就是过年。不仅吃得好、喝得好、穿得好，还有许多难以忘怀的逸闻趣事。如今回想起来，那些简单而纯粹的快乐，仿佛就在昨天。

一、薅猪鬃

过了腊八，村里开始杀猪。我们一群半大小子，一有空就围着杀猪台转，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屠夫手里的刀，心里惦记的却是猪脊背上的鬃毛。猪放血后，屠夫在猪蹄子处割开一个小口，用长长的铁棍从猪皮下往头部捅几下，随后鼓起腮帮子使劲吹气，把猪身吹得圆滚滚的，像个大皮球。在胖猪下锅烫毛前，我们蜂拥而上，用特制的铁钩薅猪脊背上的鬃毛。猪鬃比猪毛硬，弹性好，价格也贵。薅到一把猪鬃，心里别提多得意了。

回到家，我和妹妹一起把猪毛和猪鬃挑开，用线绳扎成束，等着换糖或鞭炮。还有一件让男孩兴奋的事儿，就是自家杀了猪，能得到一个猪水泡。大人用嘴吹起来，拴在棍子上，像个大气球，拳打脚踢都崩不了，能玩好长时间。

杀了年猪，一般人家还要宰一两只公鸡。那时候鸡毛也是宝贝。女孩子用它做花毽子，大人用它修补灶旁的风箱。我则把鸡毛梳理扎成小把，用来换糖或鞭炮。因此，母亲宰鸡后，我拔鸡毛的积极性特别高。听到街上摇着拨浪鼓的吆喝声：“猪鬃鸡毛换炮、换糖、换头绳……”我赶紧拿着猪鬃和鸡毛去换小鞭炮。若是妹妹跟着，还会给她换个小发卡。

二、放鞭炮

过了小年，最乐意的事是跟着父亲赶集买炮。炮市不用打听，寻着此起彼伏的炮声就能找到。年根的炮市人山人海，炮贩们竞相燃放大炮鞭炮，比谁的更响，以此来招揽生意。偌大的炮市，硝烟弥漫，震耳欲聋。我捂着耳朵，跟在父亲身后，在炮摊间穿梭。

父亲买炮的钱有数，每年大都是给我买几挂鞭炮，再买一点地老鼠、钻天猴和小摔炮。最后，父亲还会买一圈二踢脚，那是只有大人们才敢放的。买回的鞭炮，我舍不得整鞭放，那样太奢侈了。总是拆散化整为零，单个燃放。除夕放多少、大年初一放多少、初五和十五放多少，都要精打细算。即使这样，鞭炮往往早早放完了。

我从小胆子小，放炮特别小心，就是听个响，不敢胡来。不像有的玩伴，总想些“坏点子”，弄出一些恶作剧。比如把点着的炮扔到鸡窝里，或者拴在狗尾巴上，或在女生的身后突然点燃。有一年，南小街比我大一岁的朝哥，用炮炸吃水缸里的小鲫鱼，结果把水缸炸裂了。他父亲气得用棍子打破了他的头，朝哥头上裹着绷带过的年。

三、赶年集

跟着父母赶年集，父母置办什么年货不在我的心上，我惦记的是到炮市多买几挂鞭炮，到书摊买几本喜欢的小人书。平日里跟着大人赶集，我不愿意逛街时，他们常把我领到南大街书市，让我在那里看书等他们。来接我时，为犒赏我听话，一般会满足我买几本小人书的心愿。

临近年节，南大街比平日热闹了许多，售卖的大都是与年节相关的东西。卖杂拌糖、炒货、调料、粉条、大白菜的摊位几乎摆到了街的中央。街两旁空闲的墙壁上，挂满了花花绿绿的各色年画。我爱去的书摊儿，比平日多了好几家。买了鞭炮从炮市出来，父亲又把我领到了书摊，他则去买别的年货了。

书摊旁边避风的街檐下，有位老先生摆桌写春联，周边围着许多人。我从人缝间挤到桌旁，加入了观赏的人群。老先生低声慢语，安之若素，铺纸、蘸墨、提笔，一撇一捺，笔走龙蛇，一副对联瞬间完成。看似劳作，更像表演。来此买春联的，有的事先准备好了内容，有的查阅桌上历书，更多的是没有要求，写什么都行。我还瞅见有人拿鸡蛋来换春联的。有人给他还价，他总是一个字“行”，没有二话。

老先生可能发现了我的专注，和蔼地问我：“你喜欢写字？”我急忙摇头。我怯怯地问：“你的春联没价吗？怎么人家还价你都说行呢？”“当然有价啦，他们还价我不还价，文化是无价的！”那年我大概有十多岁。几十年了，“文化是无价的”那句话还铭记在心。

四、贴春联

在我家，贴春联是一件乐事。每年除夕，我都领着两个妹妹“愉快”地贴春联。说到“愉快”，这主要来自母亲每年一次的教导：“贴春联可以在新的一年里更加聪明伶俐。”也许是沾了春联的喜气，也许是母亲的预言成真，我在学习上年年都有进步，让我贴春联的积极性更高。

除了大门、房门上的春联，还有四处张贴的“抬头见喜”“上下平安”“鸡鸭成群”“五谷丰登”等吉言小联，期盼全家来年万事大吉。贴春联我和妹妹承包了，贴年画则要全家人参与。先是商量好哪张画贴哪里，再由姐姐登高往墙上张贴。父母站在屋子中央，指挥着高低左右，保证年画贴得端端正正。屋里贴上年画，院里贴上春联，过年的喜庆氛围顿时“爆棚”，年真的来了！

如今，年货琳琅满目，鞭炮声却少了，春联也多是印刷品。那些用猪水泡吹出的快乐、用鸡毛换来的鞭炮、用手写春联传递的祝福，早已成为记忆中的年味。可每当想起那些年的腊月，心里依然暖暖的，仿佛还能闻到硝烟的味道，听到鞭炮的声响，看到老先生笔下的春联在风中轻轻摇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