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识沈敏特——探寻思想旅人的不凡轨迹

天清人安

再识沈敏特

——探寻思想旅人的不凡轨迹

北国草

谈及“再识”沈敏特先生，最初仅是源于网络上的信息，毕竟沈先生并不知晓我。或者说，他已经早早把我遗忘。

初次谋面是在 1987年初冬，那时身为青年的我，求知欲望强烈，满怀热忱地前往安徽大学拜访沈先生。沈先生极为热情，在家中书房亲切地接待了我。沈先生那时候大概40多岁，身形清瘦，带着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的眼睛闪烁着智慧而热情的光芒。他的头发略微有些凌乱，却透着一种随性的学者风范。他的书房不大，却堆满了各类书籍，书架上的书层层叠叠，有的还摊开着，说明主人正在与书中的思想热烈交流。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书桌上，桌上杂乱地放着一些手稿，字迹密密麻麻，见证着他学术思考的痕迹。空气中弥漫着纸张和油墨的混合气味，那是一种充满知识气息的独特味道。

那时，我一心渴望成为他门下的弟子，报考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因为沈先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成果斐然，独具特色。在上世纪80 年代，沈先生已经声名远播，周身洋溢着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气息。无奈我自身学识尚浅，最终未能考取，这成为我心中挥之不去的遗憾，此后我便转向了其他专业，并延续至今。

后来，我有幸在央视台节目里观赏了沈先生作为文学顾问指导的电视剧，从中领略到他多元的才华。只是在随后漫长的岁月里，大学讲坛上难寻他的踪迹，关于他的消息也仿佛石沉大海。

直至网络时代来临，借助便捷的信息渠道，我得以深入了解沈先生那充满波折而又精彩纷呈的人生。沈先生早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职。他的父亲身为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却被错划为“老右派”，这使得沈先生在北京处境艰难，于是他主动请缨，前往信息和交通相对闭塞、经济比较落后的安徽，在合肥师范学院（今安徽师范大学的前身）中文系任教。

背负着“黑帮子弟”这一沉重的身份标签，沈先生又被从省城发配到皖南山区新创办的安徽劳动大学中文系。在那里，他遭遇了诸多不公与磨难。他在学校发言时，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会故意咳嗽或者发出冷笑，以此来表示对他的不屑。甚至有的人每天要检查他的身上有没有喷洒香水，以挖掘出他身上 “小资”情调的痕迹。每次去食堂打饭，总会有一些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在他接受课外的体力劳动改造时，组织叮嘱红卫兵在地里看守监督。在那样的环境下，沈先生只能默默忍受着这些无形的压力。但即使如此，在那昏暗的宿舍灯光下，他依然每晚坚持阅读和写作，他的身影在斑驳的墙上显得孤独而坚定。

在那里，沈先生虽遭遇了诸多不公与磨难，饱受他人的歧视与监督，但复杂的人性在此刻也有温情的一面，部分心怀善意的学生和食堂师傅，在暗中默默地给予他关心与帮助。即便身处如此困境，沈先生依然坚守内心的人文理想，矢志不渝。

1978 年，社会迎来重大变革。在信息相对封闭的皖南山区，沈先生举办的关于遇罗锦《一个冬天的童话》的讲座，宛如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层层涟漪，吸引了包括南京在内的多个地区的大学生慕名前来旁听。后来，安徽劳动大学撤并，沈先生调入安徽大学中文系担任教授，自此踏入学术事业的辉煌阶段。

1980年代，思想解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沈先生作为启蒙思想的倡导者，踏响了历史的足音，其理念如同璀璨的星辰一样熠熠生辉。他的观点恰似三月春风，给人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以思想解放先锋著称的他，撰写的学术论文频繁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权威刊物上。在《民族心理大调整的报告》中，沈先生对中国民族心理的调整和变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这是当时从文学角度，对中国民族心理进行解剖的一篇雄文。他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革，中国民族心理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篇文章对研究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文化变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研究鲁迅也是沈先生的专业特长，他对鲁迅进行了全面研究与解读，认为鲁迅一生就在于致力于“五个字”——改造国民性。这是鲁迅的核心文化贡献。他深入地剖析鲁迅作品，探讨鲁迅如何通过文学揭示国民的劣根性，如奴性、愚昧、麻木等，旨在唤起民众的自我觉醒和对社会会的反思，以实现民族精神的重塑。沈先生对鲁迅的研究深入到了作品的每一个角落。他会仔细分析鲁迅笔下人物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台词背后隐藏的国民劣根性。例如，在分析孔乙己这个人物时，他不仅仅指出孔乙己的迂腐和麻木，还深入挖掘了当时社会环境对孔乙己性格形成的影响，从孔乙己喝酒时的神态、与小伙计的对话等细节，剖析出封建科举制度是如何一步步将一个人扭曲成那样的悲剧形象的，从而更深刻地揭示鲁迅致力于‘改造国民性’这一核心文化贡献。

在鲁迅研究中，沈先生特别强调鲁迅精神的当代文化价值，指出它是凝聚和激励全民族的宝贵财富和有力思想武器，并且鼓舞人们继承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开拓、改革、创新、勇于追求真理的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他的相似思想也表现在《爱情题材的历史性突破——论<伤逝>中爱情悲剧的根源》、《春闹集》等作品中。

沈先生将求真务实与人文理想完美交融，不仅学术造诣深厚，其授课艺术更是令人赞叹不已。安大的一位教授曾在文章中风趣地评价他：沈先生的学术成就虽无法与学贯中西的老一辈学者完全相媲美，外貌也并非高大帅气，但他的文章却极具震撼力，每一篇都振聋发聩。他凭借着内在的学者气质和深厚的人文精神底蕴，在讲台上展现出超凡脱俗的授课魅力，堪称一流水准。沈先生站在讲台上，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每一个字都像是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教室里激起层层思想的涟漪。他在讲述那些深奥的学术知识时，常常会用生动的比喻，比如说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关系比喻成复杂的棋局。台下的学生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那些情感细腻的女生，眼睛紧紧盯着先生，常常沉醉在他的思想魅力之中，不知不觉间眼眶湿润，萌生出倾慕之情。当他讲到精彩之处时，整个教室鸦雀无声，只有他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随后便是一阵热烈的掌声，不少学生的脸上还带着被深深触动后的激动神情。

然而，沈先生独特的文人气质和直言不讳的个性难免使他与少数有点官僚气息的领导产生冲突。据说在一次公众会议上，沈先生毫不留情地直言：“我就算在打瞌睡，写出来的文章也比你强。”这话虽略显尖刻，却也展现了他的率真性情。那位领导顿时面红耳赤，尴尬至极，无地自容。可想而知，在沾染私欲的权力面前，沈先生肯定遭到排挤，后调至工作相对清闲的安徽省文联，专注于写作。

1990 年代，市场经济浪潮汹涌澎湃。已到知天命之年的沈先生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望着窗外不断变化的世界，心中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不安。他想起自己一生对人文精神的追求，想起那些未实现的梦想。海南省委的邀请如同黑暗中的一道曙光，使他在无数个夜晚辗转反侧，思考着离开熟悉的环境去开拓一片新天地的可能性。他与家人和朋友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大家有的支持，有的担忧，但他心中那股开拓进取的火焰最终驱使他毅然南下，去书写一段新的历史篇章。

在海南，他创立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也就是如今的南方出版社，为当地填补了当时没有出版社的空白。倘若没有那份开拓进取的勇气、勇于创新的精神以及对人文精神的执着追求，那就绝对不是沈敏特先生。

步入暮年，沈先生离开南国海岛，来到位于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任教。此时的他虽不再专注于纯学术论文的创作，但初心依旧炽热。他转身投入散文、诗歌、杂评、短篇政论等领域的写作。或许他认为这些文体更能深刻、快捷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他的文字犹如阵阵惊雷，在网络化时代，借助便捷的传播途径，广泛地传递着。他的文风与鲁迅先生颇为相似，犀利且富有内涵，令众多年轻人由衷感叹：沈先生才是真正拥有年轻灵魂的人。

据闻，在中传南广学院授课时，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南广学院校长）亲自到场聆听，并且要求将沈先生的讲课全程录音，以便反复播放学习。在网络上，他的一篇文章《文化的作用在于影响人改变人》，一经发表，引发强烈反响，文中所阐述的深刻哲理，非一般人所能企及，让人不禁又联想到当年的那场关于《一个冬天的童话》的讲座所带来的震撼。在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上，沈先生始终认为文化的核心在于人，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在于反映人性、揭示社会现实、影响和改变人的思想观念。他在研究中始终注重从文化的角度解读文学作品，挖掘作品背后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同样的思想也表现在他的《敏特言》、《联想、想象与<准风约谈>》、《一本爱读也怕读的书——评<傅雷家书>》、《从<傅雷家书>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等著作和文章中。他在多所大学讲坛上的讲座，如《现代文化与现代人》、《现代爱情与现代人》等均是现今很前卫、很普遍而又备受青年学子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他以深厚的人文素养和独立的思考精神，从价值观、审美观、真理观的角度出发，又以他多年从事社会文化事业的丰富阅历和广博视角，为青年学子透视了我们的民族文化之魂，直令满堂学子拍案叫绝。

令人瞩目的是，沈先生晚年还写了大量笔锋犀利的政论短文。《国歌精神与时代危机》、《孙中山民主方略的再解读》、《何必“你死我活”》、《政治用语也要现代化》、《真理谁来掌管》，等等，这些文章见解之深刻，说理之透彻，道出了很多人心中一直纳闷不解的问题。虽然有不少人对他的这些文章观点有不同看法，但是他的胆识和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让人从心底折服。

在思想逐渐多元化的时代，沈先生目睹了社会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误解和教条化的运用。他看到一些人盲目跟从，而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追求真理和解放全人类的本质。于是，他怀着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在大量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原著的基础上，结合当今的社会现实，写出了《我心中的马克思》这篇文章。他坐在那张堆满书籍和资料的书桌前，反复思考、推敲每一个观点，笔锋犀利地阐述自己的看法，希望能引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更科学的认识。沈先生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草根学者，他们的思想不应被神化或盲目跟从。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追求真理和解放全人类，而不是一种用来压迫他人的工具。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于“批判的武器”，即通过理性的论说和说服来推动社会变革，而不是依靠“武器的批判”，即暴力和强制。这篇文章对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和推动思想解放具有某些启示。它提醒人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避免将其教条化和滥用。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不仅强调“批判的武器”，同时也强调“武器的批判”，但是沈先生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依靠“武器的批判”，这种大胆前卫的说法，肯定会遭到很多人的批驳。

总之，沈敏特先生始终保持着自我本色，离开了剖析、启蒙与创新，便不再是那个独一无二的沈敏特。

拜读沈先生最新文章时，我在钦佩之余，也难免为他担忧。从他对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学者的反驳与论战中，足以窥见他刚直的性格。但他摆事实、讲道理，逻辑严谨，分析透彻入理，让人难以辩驳。

如今，已至耄耋之年的沈先生从中传南广学院退休，但并未停下探索求知的脚步。在合肥市图书馆内，常常能看到一位气质非凡的老人，整日沉浸在书籍的世界里，伏案写作。他曾说过的一句话发人深省：“有些人说退休是‘颐养天年’，我却把它直白地理解为‘坐吃等死’。要知道，一个科学家 60 多岁以后才可能真正取得重大科研成果。”这便是沈敏特先生，言语间依旧带着那份独特的犀利与幽默。

社会进步离不开启蒙的力量，唯有启蒙才能激发创新的活力。衷心祝愿沈敏特先生能够一直作为社会的启蒙者，在新时代的光辉下，在岁月的长河中持续绽放思想的光辉。

（文章下面的照片为沈敏特教授，来自网络）

作者笔名：北国草、天清人安、南小塘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