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四十二）‍寰宇东西（下）

徐顺荣

美篇昵称：徐顺荣美篇号：4115576<a href="https://www.meipian.cn/5akhu32b" target="_blank" style="color:rgb(237, 35, 8); font-size:18px;">上海博物馆（四十二）‍寰宇东西（上）</a><a href="https://www.meipian.cn/5al4kmbs" target="_blank" style="font-size:18px; color:rgb(237, 35, 8);">上海博物馆（四十二）‍寰宇东西（中）</a> 上海博物馆这次纪念马可·波罗诞生700周年机会，向上海观众展览以来自意大利和中国多家博物馆的精彩文物，为上海观众描绘出马可•波罗所处的时代面貌，期望通过展览构筑出的历史画卷，能让大家直观感受到那个较早的全球化世界，理解世界古代文明的丰富样貌。在下集中有马可·波罗的遗嘱，一代世界旅行家在1324年初去逝世，为世人留下无比珍贵的礼物《马可·波罗游记》。<a href="https://www.meipian.cn/5akhu32b" target="_blank" style="font-size:20px;">上海博物馆（四十二）‍寰宇东西（上）</a><a href="https://www.meipian.cn/5al4kmbs" target="_blank" style="font-size:20px;">上海博物馆（四十二）‍寰宇东西（中）</a> 辫线祆元（1271-1368 年）衣身面料采用缠枝花卉纹绫，仅残存有左肩一片及腰部都分，现已做过修复。其中左肩部分用蹙金绣绣出扇平状云纹及团窠图案，团窠内为一玉兔，象征月亮。据元人文献中关于肩挑日月的记载，推测其右肩图案与左肩相似，但图案中为一代表太阳的三足乌。其腰部则采用绢帛捻成的辫线密密钉绣成細裥，即《元史舆服志》中所载“制如窄袖衫，腰作辫线细折〞的辫线袄。这种服装是流行于元代的一种男子袍服，其形制为右衽交领、紧袖，下摆较为宽大，腰间紧束，便于骑射。一直沿袭到明代，称力曳撒，仍作为外出骑乘之服。 罟罟冠元（1271-1368年）内蒙古博物馆藏罟罟冠又有姑姑冠、故姑冠。鹅鸪冠等多种写法，本由兜帽、高冠和羽饰三部分組成，为元代蒙古贵族妇女流行的礼冠，因饰于最显眼的头部位置，故而最能反映出佩戴者的身份和地位。目前展出的这件罟罟冠，仅为主体高冠部分。高冠由桦树皮制成胎骨，用桦树条进行加固，下端用桦树皮卷成中空橢圆柱形筒，筒上连双翅，双翅由下自上越来越宽，分别向前，向后敞开，侧看形着“Y”状。胎骨内外都包裹丝织品，内贴褐色素面罗，外裹四瓣花图案的印金缎，侧面有鎏金菱形饰物，上缀三颗天蓝色料珠，饰物内部雕有肩扛荷叶的孩童形像，该罟罟冠为研究当时社会面貌，手工技艺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罟罟冠罟罟冠在蒙古语中放称为 “孛黑塔”。它的产生源于蒙古族所信仰的萨满文化 “腾格里”的核心理念，使用时会在头饰顶端的正中或旁边插一束羽毛或细长棒，以期更加接近上天与自然神灵。《蒙古秘史》记载铁木真的母亲河额仑为抚养幼子，在困苦的环境下依旧 “紧系其固姑冠”。丘处机《长春真人西游记》载：“妇人冠以桦皮，高二尺许，往往以皂褐笼之，富者以红绡，其未如鹅鸭，名日故故，大忌人触，出人庐帐须低回。” 作为蒙古妇女头饰，“罟罟”，具有“育龄妇女” 的隐愉意义。冠体装饰根据使用者身份地位有所区别，早期单一，中晚期趋于奢华，从原本对树木、自然崇拜特质表现，转变为利用华贵的装饰凸显身份地位的象征。罟罟冠进入中原后被汉人效仿，形成“江南有眼何曾见，争卷珠帘看固姑”的景象。 纳石失罟罟冠帽围罩元(1271-1368年）上海博物馆藏根据该时期罟罟帽的用丝织品规律和纹样轮廓可以确定为当时蒙古贵族流行的纳石失，即一种织金锦帛，来自于波斯语“织金锦”Nasich的音译。目前现状是金线大部分缺失，在高倍显微镜下可观察到有微小的金粉残留于丝纤维表面。并且根据目前纹样呈现凹凸立体感的现状来看，是用捻金线来织出纹样，纹样已经模糊不清，轮廓呈水滴状火焰形，中间圆形内有主题纹样（模糊不可辨析）。兜帽背村黄色素缉，质地坚韧耐用。该兒帽形制结梅基本完整，边缘装饰华贵，用料考究，属于当时遇存之清品，展现了元朝精湛的纺织、缝制手工艺。 港聚四方元代繁荣的海洋贸易、运输业，使得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城市繁荣昌盛，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中国的瓷器、丝網、茶叶与南洋诸国的香料和胡椒等大宗货物在这里集散。异国的商旅在此定居，带来了他们的语言、宗教和习俗，与当地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多元和谐共存的社会环境。海港的繁荣，得益于元代政府的开放政策和对海外贸易的重视。市舶司等管理机构的设立，规范了贸易秩序，还推动了造船技术的发展和航海经验的积累。这些中国南方沿海的港口城市，以其繁荣与包容成为世界贸易的焦点，吸引着无数商人、传教士与冒险家。这些港口，如同珍珠股点缀在蜿蜒的海岸线上，也成为了全球化初期的一个重要缩影。向海扬帆宋元时期，中国南方的泉州与广州两大城市，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政治支持，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忙的商贸中心之一。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其繁荣不仅源于其港口的天然条件，更得益于宋元政府的积极推动与政策支持。政府通过减免税收、提供便利的贸易环境等措施，鼓励海外贸易，使得这些沿海南方城市迅速崛起为国际商贸的枢纽。 市舶司文字砖拓片元(1277-1368年）市舶司遗址出土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藏铭文：（监）造市舶亭蒲口口长方形，中间断裂。现砌在墙面中，仅露出一长侧面，上戳印铭文。铭文中，“市舶亭〞三字从文字层面直接佐证了该处遗址与泉州市舶亭相关，“蒲口口”或为当时市舶司的官员蒲寿庚。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于泉州城南晋江江畔处设置了市舶司。据史志文献的记载，泉州市舶司位于南薰门（又称水仙门、水门）内、镇南门外，其西侧有水沟巷。一直到明成化八年（1472年），市舶司才移置福州。市舶司建立以后，凡涉洋经商船只及货物往来，可用小船，溯晋江，沿破腹沟、过水关，入濠沟直达市舶司报关。凡外国海船抵港口，监市舶务负责考验官券，并对禁买的香料抽解；凡海舶至，干办公事负责抽解、博买等事务。市舶司的设置，使泉州有了较为完备的海外贸易管理机构，同时也使泉州成为法定海上来往船只的登记港口，为泉州消除了地方出口贸易的制度性障碍；同时还使泉州与海外贸易市场之间形成较为稳定的关系，这对泉州海上贸易和区域经济发展有深远的意义。 龙泉窑青瓷碗南宋(1127-1279年）市舶司遗址出土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藏圆唇，敞口，斜弧腹，浅弧底，圈足内壁斜切，足底凸起。灰白胎，内外满施青绿釉，釉面有冰裂纹。外壁饰菊瓣纹。 椭圆形莲花纹瓦当市舶司遗址出土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藏泥质陶，灰褐色。当心为13颗莲子。边轮及当面外区皆饰一圈连珠纹，边轮与当面齐平。铜钱市舶司遗址出土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藏铜钱锈蚀粘连成一块，字迹不清，无法判明确切年代。较大铜钱直径3厘米。 广州市舶提举司残碑拓片元（1271-1368年）残碑原石广州玄妙观左侧墙脚出土广东省博物馆藏元代广州市舶提举司兀都蜜等人所立之碑，内有〝舶商”“抽分”等字样，并提及了 “至正三年（1343年〕“，故原碑刻立时间应在1343年之后，属于元代晚期。此碑不见于任何相关文献记载，虽只有残缺、简短的文宇，但却为我们了解元代市舶制度及外海贸易征稅情况提供了宝贵线素。 市舶司市舶司星国水在地方设霞的管到的行欢机构，其起源可以道潮到應代。市的包，以加獨对外贸期的管運市的包的积省丰路是发放市置許可证、查聯西船，在收美税、代装官方果购舶坡。有凡外国海船抵港口，监市阳务鱼费配验育淋，井对熱买的商品姓行抽解轳工作。市的司的设立标惠著中国海外贸易管理体系的建立，三不仪促进了選易话动的規吃化四海上红興之路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置鹽通道， 宋船剖面模型现代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藏展品为1974年泉州湾后渚港沉船模型。这是一艘多桅、多舱、多层板的福船型远洋商船，出土时船体甲板及以上桅、舵、帆、碗等属具均已不存。船壳用二层或三层船板叠合，夹缝填塞麻丝、竹茹、桐油灰捣合的艌料，并用铁钉钉合。出土海船由12道隔舱板将全船分成13个舱，所有的舱壁钩联严密，水密程度高。海船呈尖底造型，船身扁阔，平面近椭圆形，尾方。这种长宽比小，底尖、尾方的造型和多隔舱、多桅杆、多重板的结构，正是我国宋代海船的特征，其优点是容载量大、结构坚固、稳定性好、抗风性强，适合远洋航行。 贸易商品宋元时期，泉州港进口商品繁多，据《宋会要辑稿》《云麓漫钞》《诸蕃志》《岛夷志络》等书记载，总数达330多种。其中以香料输入最多，其次是珠翠等宝货，还有布帛、食品和各类杂货。在宋代，我国每年都从海外进口大量的香料和药材，因此有人特当时的海上贸易通道称为“香料之路”。由于其独特的香气和味道，香料不仅披用作食品调味，还广泛应用于医药和化妆品中。在泉州湾出土的宋代古船上，数量最多的货品便是香料和药材，有降真香，沉香，檀香、乳香、龙涎香、胡椒、槟榔等。到了元代，海外贸易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商品交易数量和种类远胜前代，香料依然是贸易中的主要商品。瓷器作为中国的传统商品，在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中也占据了重要地位。宋代瓷器外销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外销瓷多为日常生活用瓷，此外还有陈设用具、文房器具等。宋代的瓷器生产技术达到了高蜂，以汝、钧、官、哥、定为代表的众多名窑兴起，产品品种丰富。特别是龙泉窑，景德镇窑等生产各种类型的瓷器，因其精美的工艺和独特的风格，深受海外市场欢迎。元代继承了宋代的海上贸易，进一步扩大了贸易范围，瓷器作为主要的外销商品之一，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于东亚、东南亚甚至更远的地区。“南海一号”2007年，中国南宋时期远洋贸易商船 “南海一号〞正式出水。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水下船体。研究发现，“南海一号〞很可能是从福建泉州出发，前往东南亚或中东地区，船载的瓷器数量达6～8万件。目前出水的“南海一号〞瓷器中，以来自德化窑的产品数量最多，形态也最为多样，除常见的生活用瓷盘、碗器物外，还有印盒、印花四系罐、印花执壶、喇叭碗、葫芦形瓶等。宋元时期，德化窑场的兴盛得益于刺桐港（泉州港）的空前发展。此时刺桐港已发展成为世界贸易大港，港口每每停泊有“大舶百艘，小船不可胜数”，印度、阿拉伯等地番客云集，素有“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之誉。“南海一号〞的出水，也证明了南宋远洋瓷器贸易的繁盛。 南宋沉船出土香料南宋(1127-1279年）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藏香料木多为枝栎状，长短粗细不同，观出土时颜色清鲜，红和黄色，主要有檀香、沉香和降真香。其中又以降真香最多，檀香次之。 德化窑青白釉印莲瓣纹喇叭口瓶宋（960-1279年）“南海一号” 沉船出土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藏喇叭形口，口外撇，莲瓣纹。口沿外侧向上直折，上沿尖。颈部细长，呈喇叭状，圆肩，外底瑞出有矮台。上腹部上端与颈部衔接处出有矮台。外璧模印花纹，腹上部、下部均模印一周双层仰莲瓣纹，莲瓣隨器腹而上大下小，下层莲瓣位于上层两莲瓣之间，在腹部莲瓣内填以细篦纹。足外侧印一周覆莲纹。这类器物外底心有的有墨书题记，字迹清晰，可辦识为“王〞“五”。瓶的口颈部、上腹部、下腹部、足部四段分别模制，胎体粘接而成。胎色白，质细密。外壁施青白釉，釉面光洁莹润。外壁施釉至足部，外底无釉，内壁施釉至颈部，其下无釉。 德化窑青白釉葫芦瓶宋(960-1279年）“南海一号，沉船出水”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藏瓶呈亚腰葫芦形，直口微下敛，上腹园鼓，下腹扁鼓，垂隐状，饼状足，底较平。瓶的口部至上腹上部、上腹下部、下險上部、下腹下部分成四段模制，再粘接而成，上、下腹的粘接处微向外突起。器物素面无纹。胎色白，质细密。外壁施青白釉，色偏白，施釉至腹近底端，外底无釉，内壁无釉。釉面光洁莹润。 德化窑青白釉印花盒宋(960-1279年）“南海一号〞沉船出水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藏盒身、盖均作八棱状，棱线分明，盖沿折痕明显，腹较浅，盒身下部路有折收。盒身子口，尖唇，沿较平，腹部斜收，内底凸起，外底内凹。盖母口，直口，方层，腹较直，顶面边缘弧收，顶面隆起。盒盖、身均模制而成。盖面外侧印两组双國弦纹，两组弦纹之间印四组卷草纹，中部印一朵折枝花卉。胎色白，质较细密。青白釉，多泛白或泛黄。盒身内施釉潦草，外腹上部施釉，余处无釉；盖面满釉，盖内施釉潦草，口沿无釉。釉层较薄，釉面多光洁莹润。盒应为盖、身扣合同烧。 景德镇青白釉菊瓣碗宋(960-1279年)“南海一号〞沉船出水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藏菊瓣状花口，敞口，尖唇，斜弧腹，弧腹较深，由口至身压印成菊瓣状纹，内壁菊瓣纹棱线突出，内底心凸弦纹内印一朵细五瓣花纹。圈足沿较窄，挖足浅，外底心微凸，底部旋修痕明显。胎色白，质细腻。内外均施青白釉，釉色淡雅，釉面光洁莹润，足沿及外底无釉处呈黄褐色。足沿垫烧痕迹明显。 德化窍青白釉刻划花折沿碗宋（950-1279年)“南海一号” 沉船出水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藏折沿宽平，口部略呈束口狀，口下至腹上部弧收，上腹略鼓。内壁刻划花纹，折沿上刻划四组卷草紋，内壁凹痕下刻划三朵缠枝牡丹纹，内底弦纹内刻一朵牡丹纹，花叶、花瓣及内壁均以细篦划纹填饰．纹样繁缛，刻划细腻，线条流畅，技法娴熟。内底心有五枚支钉痕迹，外壁有轮制痕迹，下腹有轮制修整时的跳刀痕迹。 德化窑青白釉印花葵口碟宋（960-1279年）“南海一号〞沉船出水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藏葵口，花瓣较窄。口、腹均模印成葵花状，二十瓣，瓣纹较深。折沿边缘上端微凸，沿上印花章纹并压花边，印纹清晰，圆唇。足沿较平，内墙斜削，挖足较浅。胎色白，质細密。内外施釉，足沿及.外底无釉。釉色泛白，釉面莹润，有细密开片。内底心双凹弦纹内刻一朵折枝莲纹，刻纹細致，线条流畅。 德化窑青白釉印花执壶宋（960-1279年）“南海一号〞沉船出水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藏执壶喇叭形口，菊瓣形印花。口沿处平削，领部较长，腹下端弧收。肩部装流，颈、肩相对部位装柄，柄外侧有三道较深的刻纹，均为胎接单装。执壶身分三段模制而成，颈中部或中下部、腹中部有明显的胎接痕，内壁可见挖削修胎痕迹。胎色白，质細密。青白釉，多泛白，釉层较薄，釉面光面.莹润。肩部模印两层覆莲纹，腹底端印一周仰莲纹。外底有墨书题记“東山”，宇迹清晰。 德化窑青白釉篦划纹盖碗宋（960-1279年)“南海一号“沉船出水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藏碗直口，口下端微收，深直弧腹，内壁平滑，腹下端弧收，内底略下凹，圈足较高，足沿斜削，内高外低，挖足较深，外墙较直，内墙斜直，底心微凸。碗盖子口，口内敛，盖内有轮修痕，盖沿宽平，沿下有刮修痕，沿上端渐高，盖面由沿内侧向中心逐渐向上隆起，顶面较平，上装管状纽。胎色白，质细密。碗内外、盖面施青白釉，色浅淡，多泛白，釉面光洁莹润。盖为子口沿内施釉，釉层薄。碗口沿及外侧边缘刮釉，芒口，足沿内政外底无釉。盖下端沿改子口外侧无釉，应与碗扣合后同烧。碗外壁口沿下至限底端、盒面均饰以斜向交叉的篦划纹，满布器表，划痕较浅。外底心有墨书题记 "口”字迹清晰。 景德镇窑青花云龙纹高足碗元（1271-1368 年）上海博物馆藏口外侈，孤腹，高足，足微外撇。足内中空无釉蛋胎，青花纹饰中有深色结晶斑点，为进口苏泥勃青料烧制而成。内口沿下以青料饰两道弦纹其间绘一周卷草纹，内底绘一法螺。外壁主体纹饰为三爪行龙，龙体飞舞灵动于云间。足下侧饰有三道弦纹。高足碗、杯类器物在元代颜为流行，产量大，涉及窑场众多，装饰品种丰富，除青花外，还有白釉、青釉、釉里红、绞胎等品种。 景德镇窑 青花缠枝牡丹纹瓶元（1271-1368 年)上海博物馆藏唇口，短颈，丰肩，腹下海收，浅密足，底足无袖。器身以青花装饰，青花发色浓艳，略有晕散，积料处有黑色斑点。自肩部向下分别绘巷草、缠技莲、缠枝牡丹及仰莲瓣纹。从已知的材料来看，元青花红开纹梅瓶的纹样组合变化丰富，流布亦很广泛。高安窖藏、南京沐晟墓、南京萧氏夫妇墓、土耳其托音卡比宫、印尼的特魯乌兰遗址等均有发现。 景德镇窑卵白釉 印花牡丹孔雀纹碗元（1271-1368 年）上海博物馆藏撇口，深弧腹，圈足。足部不施釉，足底见有明显的修坯弦纹及乳突点，时代特征明显。器身施卵白釉，釉色白中泛青。碗内壁印孔雀牡丹纹，且对称印有“福禄”二字，碗心处为宝相花。“福禄”铭的卵白釉瓷在景德镇落马桥及湖田窑窑址均有出土。另外，高安元代窖藏也出土过与本器物相似的“福禄”铭碗，不过其纹饰为缠枝花卉纹。 景德镇窑卵白釉 加彩梵文碗元（1271-1368年）上海博物馆藏口微撇，深弧腹，圈足。底足不施釉，足底见有乳突点。器身施卵白釉，釉上以沥粉堆花装饰。内口沿一周缠枝花卉，碗心饰梵文。外壁有八个莲辦状开光，开光内饰杂宝纹。沥粉堆花是运用特制的彩料袋，如同蛋糕裱花之技法一般，在烧好的卵白瓷表面上勾勒出纹饰轮廓，最后低温烧成。此类器物存世量较少，内蒙古乌兰浩特市西白音元代窖藏出土过一件高足杯。 景德镇窑青白釉贴塑梅花纹双耳瓶元（1271-1368年）上海博物馆藏直口，圆唇，细长颈，鼓腹，腹部以下进行收敛至圈足线条流而优雅。肩颈处置“s”形双耳，增添了整体偌美感和平衡感。腹部贴塑折枝梅花，枝梅疏朗大方，布局得体，气韵生功展显自然之美。通体施青白釉，釉色滋润肥厚，呈不透明状，圈足及瓶底不施釉。青白釉是指其釉色介于青白两者之间，青中泛白，白中显青。又被称为“影青〞，它是宋代景德镇窑最主要的产品，在南方地区广为流行，并大量出口海外。元代仍然延续生产，但在品质、造型、釉色、装饰等方面也有着自己的时代特征，胎体渐厚，青色变深，釉面略呈失透状等等。 景德镇窑青白釉盏托元（1271-1368年）上海博物馆藏盖托又称茶托子，为古人品茗用具，与盖配合使用，以防手持茶盖烫手。宋元时期，饮茶风尚流行，盖托形制繁多。该盏托敛口，弧形腹，托盘边沿呈菱花状，起伏有秩。为求逼真，托盘表面花瓣间隔处有阴刻作区分。圆足外撒。通体施青白釉，釉色内敛温润，胎体致密轻薄，胎质洁白，造型雅致。此器兼具美观与实用功能，反映出时人的申美意趣。 龙泉窑青釉鱼耳炉元（1271-1368年）上海博物馆藏侈口，短颈，鼓腹，圈足，颈腹部饰对称鱼形耳。器物胎色灰白，胎壁较薄，胎质坚硬致密。足端露胎呈朱砂红。炉身通体施釉，釉色粉青柔和，炉身釉面开片。其造型仿自商周时期青铜礼器簋，这与宋元时期兴起的复古风潮息息相关，是该时期的典型器形。整体呈现“S〞形轮廊，风格端庄饱满、柔和典雅。焚香品茗、拾花酌酒，反映了元人的非凡气韵，与文人雅士的生活更是密不可分。 建窑兔毫盏南宋（1127-1279年）上海博物馆藏敞口，深弧腹，小圈足。盏内外均施黑釉，外壁施釉不及底，圆足及外底无釉，因含铁量高，露出的胎体呈现铁灰色或黑灰色，色沉无光，胎质坚硬粗糙。所施黑釉中的含铁量也很高，因此在高温烧制过程中会形成铁的饱和析出，在釉面上呈现各种奇特的结晶花纹，著名的有 “兔毫”"油滴”“臞变”“鹧鸪斑〞等品种。免毫盏因其釉上呈现的黄棕色或铁锈色针状竖向纹理形似免毛而得名。宋元时期，建窑生产了很多此类的黑釉茶盖，这与当时流行的饮茶文化，尤其是斗茶习俗密切相关。 钧窑天蓝釉方瓶元（1271-1368年）上海博物馆藏通体呈长方形，口沿平而外折，长颈，颈腹为弧线形相连，下腹鼓，底内收，下为台式方足，足外撇。钧轴为乳油釉，以铜、铁为呈色剂。本瓶通体施天蓝釉，足端处无釉，胎星冀福色。天蓝釉釉面光亮凝厚，开片密集且有棕眼气泡。釉晨有厚薄之分，器底胎釉交界处釉呈垂流状，口沿、边校釉薄处星落黄色。本瓶的形制、且在器物底部也施釉的特点在元代钧磊器中井不多见，具有独特的意趣。 枢府釉印花碗元（1271-1368年）广东省博物馆藏此碗敞口，折腹，圆足。满施卵白釉，釉色白中泛青，釉质乳浊失透。碗内依稀可见印有花纹，因釉质厚润，较难辦认。碗外壁有弦纹一周。足内露胎无釉。卵白釉瓷是元代景德镇窑在生产青白釉瓷基础上新创烧的一种高温釉瓷。经科学测试，卵白釉中所含微量的氧化铁是导致釉色白中闪青颇似鹅蛋色泽的主要原因。因花纹中间常见模印或刻有“枢”“府”二字，故又被称为 “枢府釉瓷”。 信仰融汇随着元代版图的扩张与海陆贸易的繁盛，多元宗教文化被吸纳、发展到空前绝后的境况。除了传统的佛教与道教外，景教、印度教、犹太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婆罗门教等都曾竞相布道。在各类石刻、雕像的文字、造型上能看到多种宗教、文化元素融为一体，形成多文化、多民族、多宗教的开放氛围。这种文化融汇让跨文化的繁荣成为了现实。印度教印度教石刻异城风情浓厚，建筑形式多样：有印度教神的造像，印度教寺庙的碑记，以及印度教寺庙建筑构件，如石龛、石柱、柱头、柱础、底座，石垛、雀替，石雕等，以及各种半人半兽、半兽半鸟的雕刻。这些建筑遗物的形式以及雕刻内容，与南印度本土建筑上的构件非常相似。在印度教里，人们主要祟拜三大主神：创造之神梵天、守护之神毗湿奴、毁灭之神湿婆。石刻中，毗湿奴化身为印度人民最熱悉和喜爱的罗摩和黑天（克利希那），湿婆也多数以广受崇拜的林伽形象出现。伊斯兰教泉州伊斯兰教石刻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墓葬（类）石刻，包括墓碑、须弥座祭坛式石挡垛、须弥座石墓盖、石墓构件等；另一类是清真寺建筑石刻。石刻上的文字主要是阿拉伯文，有时与波斯文或汉文并用。内容或记载修建清净寺的人名和国籍，或刻有《古兰经》的祈铸语。墓主多数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他们中有官员、商人、平民、传教士等，也有妇女和儿童。基督教基督教传入中国后，为了寻求认同，借用了许多中国元素创造了丰富的图案艺术。十字架与莲花、十字架与云纹是泉州基督教石刻图像的两个主题，并有飞天、华盖、璎珞、莲柱等装饰，这些图像所采用的各种元素都与“天〞“洁净”或 “尊贵〞的规念有关，表达了信仰者对理想天国的追求。其中，莲花不仅是佛教文化的主流元素，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样符号，十字莲花的组合图像在唐、元二代的基督教徒中广泛使用，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的重要见证。 印度教三角斗拱兽面柱头石元（1271-1368年)1939年泉州通淮门（涂门）基址出土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藏辉绿岩石雕成。桂头石顶面路作正方形，边长45厘米。柱头底下还有凸出的方形石榫，长、宽各5厘米。石的两边各刻有仰莲瓣。柱头石左右两侧各伸出一条石梁，末端各刻一兽头。两侧的善头面部有所不同：其一张嘴露齿，另一闭唇仅龇出獠牙。从石刻的总体看，它可能是一座印度教寺的转角柱头石。 伊斯兰教扁宽形门楣石刻元（1271-1368年)1978 年泉州通淮门(涂门)外津头埔发现，原由城墙中出土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藏伊斯兰教“拱拜尔〞式陵墓的门楣石，花岗岩石雕成。碑的左边已残缺，右侧浮刻的折枝牡丹花和边框受损。石面上下有浮雕的边框，中间浮刻一行古阿拉伯文字。译文：死亡巴经。 伊斯兰教尖拱状门楣石刻元（1271-1368年）1958年泉州德济门(南门）附近民宅发现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博物馆藏尖拱形门楣石。石已残破，原状略呈三角形。白花岗石雕成。正面刻一个凹入长方槽格，格内刻古阿拉伯文字二行，格左边、上方皆浮雕卷云，雕工颇精细。背面正中刻一四入长方形槽格，格内刻古阿拉伯文字二行。1958年12月，该石刻发现于距南城门不远的乡民家里，为乡民参与南门城墙城基深处挖掘时所获。所以这可能是从南门城墙附近一所早已毀弃的伊斯兰教「拱拜尔〞式陵墓上拆卸下来的。译文：1. ……赞颂真主……不死的2.人人都要尝……，凡在大地上的，都要 墓督教墓顶石元（1271-1368年）1947年泉州仁风门（东门）城基出土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藏古基督教须弥座式石墓的墓顶石。辉绿岩石雕成。原长135厘米，但后半部已断残。墓顶石正面作尖拱形，尖拱下十字架的四端作剑锋形，十字架下方浮雕一朵莲花，有两片叶左右衬托，墓顶石的两侧浮雕云朵。 也里世八墓碑元（1271-1368年）1981年扬州城西扫垢山南端出土扬州博物馆藏也里世八墓碑碑身左侧刻有叙利亚字母拼写的文字，十二行;碑身右侧刻汉字三行：“岁次丁已延祐四年三月初九日，三十三岁身故五月十六日明吉，大都忻都妻也里世八之墓。”碑石周缘及碑额与碑文之间，分别用单线或复线为界。碑额中间嵌有宝珠纹饰、用双线勾成的十字架。下面衬以莲花作座。两侧各镌一身长四翼展翅欲飞的小天使。天使头戴十字双耳冠，面向莲花，双手前伸，守护着十字架，墓碑的样式及双语文字显示这是一块元代景教徒的墓碑，有重要的历史、语言学价值，对于研究基督教史和我国宗教史有重要意义。碑文经耿世民先生释读为：岁次丁已延祐四年三月初九日」（汉语）三十三岁身故五月十六日明吉」（汉语）大都忻都妻地里世八之基。（汉语）以我们主耶苏基督的名义」（叙利亚语）亚历山大帝历一千六」（回鹃语）百二十八年（，）突厥历」（回鹃语）蛇年三月初九大都」（回鹃语）留守萨木沙之妻也里世八夫人」（回鹃语）三十三岁时执行了上帝的命令」（回鹃语）她的生命之福和身体安置在此基中」（回鹃语）她的灵魂将与天堂中的」（回鹃语）萨拉、丽普恰（和）腊菏勒（三位）圣母」（回鹃语）同在，千年万岁」（回鹃语）直到永远为（后人）所记忆」（回鹃语） 阿门，阿，阿门！（叙利亚语） 古墓档垛石刻元（1271-1368年）1956年12月发现于泉州通淮门外津头埔乡农民宅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藏元代古墓档垛石刻，属景教徒墓碑。辉绿岩石雕成。石面正中为一凹龛，其中浮刻一个十字架，两个头戴僧帽的双翼飞天分列两侧，朝向十字架，双手向前伸出，作扶持状。十字架下刻有一朵盛开的莲花。 叶氏墓志碑（残）至大四年（1311年)1940 年出土于泉州北门城城墙，1943 年在泉州北门城边的乱石堆中发现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藏叶氏墓志碑（残），属基督教徒墓碑。辉绿岩石琢成。碑石顶部尖拱缺失，两侧边框浮雕波状云纹。碑面正中刻一尖拱形框，尖拱下浮刻一个十字架，两旁各有一个头戴僧帽的飘带天使，共同扶持着“圣物”。“圣物”自下而上分别为巾状物、盘、莲花及其承托着的十字架。碑的正中，阴刻两列八思巴文字，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牛汝极教授经过释读，认为应读为“叶氏墓志”。八思巴文两侧又各有一列汉字：至大四年半交仲秋湖日谨题。 又有刺桐城为大商港，亦面积广大，人口众庶。吾小级僧人在此城有华丽教堂三所。财产富厚。僧人又建浴堂一所，栈房一所，以储存商人来往货物。《马黎诺里游记》 弥勒佛陶印模元(1271-1368年)上海博物馆藏 道教符篆铜印元(1271-1368年)上海博物馆藏符篆印为道教的重要法器，一般在护身通神、炼度济人、消灾驱邪等科仪及宗教活动中施用。此印钮式简朴，印文笔画曲折繁复，别有意趣。 佛顶心大陀罗经元(1271-1368年）浙江省博物馆藏 刻本，原是册页，后裱成轴。有栏。卷首为扉画，是一善男一信女及二童男童女礼拜菩萨的画面，菩萨高坐于铺蒲垫的岩石之上，身左为一童子。卷端题“佛顶心大陀罗经卷上〞，经卷上部刊印持通抄造《佛顶心大陀罗经》的诸种感应故事，下部为经文。经文后印能救产难的三个秘字印。卷尾上覆荷叶，下托莲花的牌记，内刊《口口口口仁寿坊居奉佛信人尤道澄同妻王氏妙全柚施己财造施陀罗尼经一千卷用折身躬康添总求男女兴盛者”。卷末有“木斋审定〞朱文篆书方印。全卷由四张印刷纸粘连而成，每半页八至九行，行十二至十五字不等。 带链铜十字架元(1271-1368年）内蒙古博物院藏链由铜环、三颗相连的木质圆珠共四组和近十字架端的一颗园珠连接而成，链尾部缀有一扇形坠饰。铜十字架上饰有耶稣受难像，应为天主教十宇架。天主教注重基督的复活，也注重基督的受难，他们在十字架上装饰耶稣受难像，让人们记得基督耶稣为人们的罪受难而死。 景教铜印元(1271一1368 年）内蒙古博物院藏元代景教，“卍”字形印多发现于内蒙古地区，并以此变化出多种样式，外缘多星六角或八角几何形，此期流行的景教印记是将信仰标志融入印章之中的一种形式，佩携在身而具祈祷护佑的目的。 景教瓷墓志13-14世纪赤峰市松山区城子乡元代松州城故址出土内蒙古博物院藏正面上釉，胎表面施一层白粉，外面再施一层透明釉，呈黄白色。外缘边框用粗线勾出，框内绘有希腊和叙利亚十字架图案，十字中心有一圆圈，圆圈内有从俯视角度勾勒的六辦莲花状图案，十宇架正下方有从侧视角度绘制的九瓣莲花图案。十字架把瓷砖平面分割成四个区域，上半部左右分别书写着古叙利亚文，翻译为 “仰之〞、“信之”，这两句话出自《诗篇》34章6节，下半部的左右各写有4行古回鹃文。译文为“亚历山大帝王纪年一千五百六十四年(公元1253年），桃花石纪年牛年正月二十日。这位京帐首领药难（Yawnan）部队的将军，在他七十一岁时，完成了上帝的使命。愿这位大人的灵魂永久地在天堂安息吧！〞由此可以得出，此砖是一位景教徒将军的墓志。 铜翁贡像元(1271-1368 年）内蒙古博物院藏萨满教是草原民族信奉的原始宗教，翁贡是萨满教神偶，多以青铜和木刻制成，萨满祭祀或跳神时使用，出行时随身携带。翁贡种类多样，有太阳、月亮翁贡，氏族、部落翁贡，马牛羊翁贡，祖先翁贡等。成吉思汗便曾通过萨满占卜以断凶吉，祭祖、皇帝出行等大型活动也由萨满主持祭祀。后来元代贵族们接触的宗教更加多元，萨满教逐渐转化为民间信仰方式。 远行者元代疆城辽阔，交通发达，加之推行大规模的官营航海贸易政策，这些都为域外人士来华从事中西贸易提供了必要条件。有很多商人、传教士和探险家前往东方寻求贸易机会。纵观东西方交流的过程，西方与东方相识最初的使者多是传教士和商人。信仰的力量与对财富的追求，令他们有勇气、有毅力前往陌生而又神秘的国度。他们其中甚至有人在身故后愿长眠于此异乡。他们以西方人的视角参与到当时中国的经济、生活、信仰活动中。其中不乏有人将或亲历或想象而成的蒙古和东方游记记录成书，又在广泛的流传中启发到更多后来者，在欧洲、西方甚至在整个世界范国内都产生过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便是赴华商旅的一位代表，《马可-波罗游记》也是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游记。它又称《世界寰宇记》，记载了当时元朝四十多个城市和地区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状况，构建了文明、繁荣和富庶的中国形象。它是新航路开辟之前欧洲人了解神秘东方的重要途径，激发了他们对东方的想象和探索欲望，为迎来大航海时代，进一步发现东方和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上有着非凡意义。 伊利翁尼墓碑元(1271-1368年)1952年于扬州南门水关外侧残存城基内发现扬州博物馆藏 碑首尾残损，正面上部刻画与死者同名的基督教“圣凯瑟琳”的跑教事遊；下半为拉丁文碑文，周边刻有卷草纹图案。铭文字母高约三厘米，共分五行，全文首居以十字为起止。碑文大意为：“以主的名义，阿门。这里埋葬着的凯瑟球，为多密尼-伊利翁尼已故的女儿。她卒于主的纪元一千三百四十二年六月。墓文左侧有印文 “胤湋獲觀”，为墓碑出土后寻访发现者耿监庭先生刻印。此碑为元代重要的意大利人墓碑遗存，墓碑中的图像内容体现基督教圣方济各派的信仰，而人物图像细节如〝中式木凳”等图样则融合了中国本土艺术元素，对研究在华欧洲商人信仰以及天主教在华传教活动有重要意义。有欧洲学者以其对于拉丁文娴熟的使用等原因进而认为该基碑可能由欧洲派驻的方济各会修士制作，但一般认为墓碑应出自中国工匠之手。中国工匠成为教会信徒而专门从事墓碑雅刻也存在一定的可能性。 《广興图》卷一(元）朱思本原撰（明）罗洪先、胡松、韩君恩等增纂万历七年（1579年）钱岱刻本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两卷前页均带有商人弗朗切斯科：卡尔莱蒂 (1573/74-1636年)的亲笔手记。弗朗切斯科•卡尔莱蒂 (Francesco Carletti）是意大利佛罗伦萨出生的著名旅行家和商人，他生活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是最早以个人名义而非国家或教会资助进行全球旅行的欧洲人之一。卡尔莱蒂的旅行经历被详细记录在他的著作《佛罗伦萨人弗朗切斯科：卡尔莱蒂关于他在西印度群岛和东方以及其他国家旅行中所见事物的论述》中。这本书描述了他在世界各地的所见所闻，详细记录了他在西印度群岛（即当时的美洲）和东方（主要指亚洲）等地的见闻和经历。旅程归来后，他向大公爵斐迪南一世 (Grand Duke Ferdinand 1)展示了这内含两卷的《广興考》，其中附有对中国的详细描述，及相应的制圈表格。在亚洲都分，卡尔莱蒂描述了他在日本、菲律宾、中国和印度的经历，特別是他对这些地区的文化、宗教、商业实践和社会结构的观察。这部分内容为歐洲提供了关于东方世界的重要信息，特别是在日本锁国时期的社会状况和中国的城市生活方面。卡尔莱蒂在他漫长的旅行中，收集了大量的书籍和手稿，其中包括他在中国期间收藏的万历年间汪缝预所撰《广興考》。《广興考》第一卷描述了长城内的15个省份，而第二卷则较为简路地介绍了围绕这些省份的土地和岛的。每卷前都有卡尔莱蒂亲笔书写的解释说明，以及一些个人的观察评论。这两卷书曾是安东尼奥•马利亚贝基 (AntonioMagliabechi）收藏的一部分，后来成为佛罗伦萨国家中央圈书馆最早的藏书之一。《广興考》摹仿《广與圖》而作，全书编次和图的形式与《广與图》基本一致，增加部分考述文字。 《广興考》卷一約1595-1596年印制佛罗伦萨国家中央图书馆藏 传教师罗马天主教教会为扩大在东方的影响，在元代曾数次派传教士来华传教并修建教堂。1278年，罗马天主教教宗派了五名僧侣来华传教。1289年罗马教皇尼古拉斯四世就任之初，便派遣意大利的方济各会教士孟高维诺带领数位教士正式来华传教。他们于1294年抵达北京，四年后在北京建立了第一所天主教方济各会教堂。教皇克雷芒五世在1307年又派遣七位教士来华，其中三位最终到达北京，并相继在泉州等地传教。传教士们被称为“也里可温”，音译自蒙古语Erkegdn，意为“奉福音之人〞。最初以此指景教徒，后来也泛指希腊正教和罗马天主教。元代文献中也记载了基督教在扬州的传播。《元典章》在延祐四年（1317年）七月的记录中载：“延祐四年正月三十日有御位下彻彻都苦思丁，起马四匹，前来扬州也里可温十字寺，降御香……”。 《广興考》卷二约1595一1596年印制佛罗伦萨国家中央图书馆藏元代江西临川地理学家朱思本周游天下，考覆地理，并参考魏晋以来地志图籍，以“计里画方〞之法，绘成全国范围之《奥地图》。此图虽被多次華绘，然至明代已十分稀有。嘉蜻年间，罗洪先以朱图为蓝本，将七尺见方之原图增广分幅，刊成《广舆图》一书，此书以其道严实用而先后被胡松、韩君恩、钱岱、章学濂等人多次改编增补。此书为万历七年（1579年）钱佔刊本。书前依次为朱思本、罗洪先、胡松（1561年）、徐九皋（1561年）、霍冀（1566年）、韩君恩（1566年）、钱岱（1579年）序。正文分二卷，卷一包括奥地总图、两直隶及十三布政使司图；卷二包括九边图、洮河等诸边图、黄河、海运、漕运、朝鲜、东南海夷、西南海夷、西域、期漠、琉球、日本及华夷总图。共计收图43种。较之以往诸本，此版总图中增加长城，黄河源改为葫芦形，几处地名因行政沿革而有所变化，说明文字亦路有增加，如钱低序中所谓“视1日本稍加展拓，增建而未入者入之，图说有未详者详之”。清嘉庆四年（1799年）章学濂刊本即依此本翻刻。 《书信》若望•孟高维诺口.F.M.【1297-1292年，1305年，1306年】16世纪梵蒂冈图书馆藏此信取自方济各会 (Franciscans）的书信报告集，内容详实。信件数量充足，可在巨著《方济各会士中国书简集》（1929年）第一卷的评注版中找到。1293年，若望•孟高维诺 (Giovanni da Montecorvino)受命领导大汗宫廷的方济各会传教团，并于1313年担任大都（今北京）的第一任主教和东方宗主教的圣职，于1328年去世。关于方济各会的福音传教和皈依活动，我们所知甚少，但从他在1305和1306年的书信中可看出，皈依人数约为六千人左右，且由于传教时使用的语言是拉丁语和波斯语，这些教徒可能非中国人。孟高维诺在书信报告中，还记录了汪古部（Ongit）的蒙古王子，即中国史料里的阔里吉思，信里提及他对教会产生好奇、成为教徒，以及在他管辖下臣民的皈依状况。 《东游录》鄂多立克 0.F.M1441-1480年梵蒂冈图书馆藏这份文件也是取自方济各会的书信报告集。该会修士当时活跃于中国，主要与游牧族群，以及亚美尼亚和拜占庭的基督徒来往，这些人都属于元代中国四大群体中的色目人（中亚人和西方人）。在方济各会的传教事迹里，，1323至1328年间游历中国的鄂多立克 (Odorico of Pordenone）修士尤为引人注目。他的著作独特，富纪念价值，且直接证明了西方在13-14世纪中国所留下的足迹。彼时的印记，不仅是偶尔为之或萍水相逢，而早已根植本地。 《马可•波罗肖像》弗朗切斯科•博萨19世纪科雷尔博物馆藏 《马可•波罗游记》拉丁语版本(P）道明会修士博洛尼亚的弗朗切斯科•皮皮诺15世纪威尼斯马尔怡纳国家国书馆藏 这里是O.P指的是 “Ordo (Fratrum) Praedicatorum”，是天主教托钵修会主要派别之一的道明会。2020年威尼斯大学学者发现了一份遗赠给威尼斯道明会圣若望及保禄堂 (Domenicani di ss.Giovanni e Paolo）的公证文件，而马可-波罗便是这份公证文件的见证人，在这份公证文件里我们还发现了出现在马可•波罗遗嘱里的两位道明会修士的名字，Benevenuto和Centorio。遗服中提到：“此外，我将圣若望及保禄堂的道明会修道院应支付给我的那部分款项赠与他们，并赠予道明会修士Centurio十里拉，以及道明会修士Benevenuto veneto五里拉，超出他们应支付给我的那部分款项。〞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马可-波罗不仅仅只参与到家族企业的商务活动中，还积极地参与到成尼斯当地的宗教生活中去，特别是道明会的宗教活动，道明会在13世纪至14世纪的意大利城市的社会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款征意义上和文化领城里都有巷举足轻亚的地位。 《马可•波罗游记》拉丁语版本（P)道明会修士博洛尼亚的弗朗切斯科•皮皮诺译15世纪威尼斯马尔怡纳国家图书馆藏 《马可•波罗游记》托斯卡纳语版本(TA)14 世纪上半叶佛罗伦萨国家中央图书馆藏这份手稿记录了马可-波罗在东方的旅行，被称为 “优秀本〞，因为它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现存五版十四世纪托斯卡纳方言佛罗伦萨国家中央困书馆的11V136号手抄本）。在第1r页纸上的藏书标记中，皮耶罗•德尔•里乔 (Piero del Riccio)于1458年注明丁抄写人为尼科洛-奥曼尼 (Niccolo Ormanni）以及书稿撰写的时间早于1309年，时间非常接近比萨的鲁斯·蒂谦 (Rustichello da Pisa)）用法意混合语言撰写的原始版本，但没有确凿的证据。此外，从另一处藏书标记中可以得知，这本手抄本于1589年被皮耶罗•德尔-内罗 (Piero del Nero）购得，在1783年随着秕糠学会图书馆井入时进入了佛罗伦萨国家中央图书馆马利亚贝基专藏。 《马可•波罗游记》源自威尼斯语版本的托斯卡纳语版本(TB)15世纪梵蒂冈图书馆藏这个版本虽然属于托斯大纳语族（Toscana），但有研究表明是它更有可能是威尼托语版本VA的一个副本，两版有相同的内容选择、材料顺序以及一系列相同的错误。其文本具有实用性质，可以说是为商人编写的《马可-波罗游记》版本，重点集中在地理和商业信息上，例如删除了许多涉及伊斯兰教、鞑靼人历史和事迹的章节。从其商人化的书写风格和简化的装饰可以看出该版本在14至15世纪的托斯卡纳商人圈中流通。整个TB语族有六本，只有这本目前藏于梵蒂冈，剩下的五本中四本在佛罗伦萨，一本在锡耶纳。 《马可•波罗游记》源自皮皮诺版拉丁语版本的威尼斯语版本 (PV)15世纪上半叶威尼斯马尔怡纳国家图书馆藏本展品是一份纸质对开本手稿，文本以相当优雅的人文主义字体书写，按照萨穆埃拉-西米翁(5amuela Simion）的说法，手稿均由同一人抄写，抄写员还为彩饰的首宇母“p” 预留了空白，手稿的文字内容提到了游记，称其为 “Libro de lo savio et honorevole efidele signiore miser Marcopolo de venesia”，即“威尼斯的高贵、受尊敬且忠诚的阁下马可•波罗的书〞，并说到这个版本是“根据弗朗切斯科-皮皮诺拉丁文版的威尼斯方言翻译〞。文本的起始语是 “(p)er pregi de molti nobili e savii signori i'o volgaricato questolibro delo savio et honorevole homo e fidele segnore miser Marcopolo devenesia，即“由于许多贵族和智者的优点，我将这本关于威尼斯的高贵、受尊敬且忠诚的阁下马可-波罗的书翻译成了威尼斯方言”。 “马可•波罗”罐14世纪初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藏此瓷瓶为白色，平底无足，瓶身呈倒梨形，瓶口为截锥形，瓶口下方有一个带有四个垂直环孔的圆形凸边。瓶身饰有浅浮雕花叶纹样。最初可能配有瓶盖，并通过绳子安过环孔固定。第一位提出这件小益瓶可能是由马可-波罗于1295年带回威尼斯的学者是奥斯卡•拉斐尔 (Oscar Raphael)。20世纪70年代起，尤其是通过汤姆-哈里森(Tom Harrison）在马来西亚砂拉越古晋的山都望河口进行的发掘，发现了许多类似的文物。尽管这些发现并不能作为决定性的证据，但它们加强了其他学者对拉斐尔观点的支持。最近的研究表明，圣马可珍宝库中的这件小瓷瓶是用于运输易腐货物的普通器皿，而非作为礼物送至威尼斯。研究海其时间范围大致定在10至14世纪之间，来源于中国东南部福建省德化的瓷窑。 德化窑青白釉印花双系罐宋（960-1279年）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藏直口，高领，口、领微内收，丰肩，鼓腹较深，腹下端弧收，平底，多微内凹。颈、肩衔接处装双管状系。腹中部有明显胎接痕迹，应是上、下部分别模制后粘接而成。肩部印一周细连珠纹，肩部与颈部之间模印一周卷草纹，腹部上、下凸弦纹之间均模印两组缠枝纹，每组均为两枝蔓纹，纹样清晰。胎色白，质细密，胎体轻薄。内外施青白釉，釉色泛白，釉面光洁莹润。内壁荡釉，外壁施釉至腹近底端，腹底端及外底无釉。 德化窑青白釉印花四系罐、喇叭口瓶宋1960-1279年）“南海一号”沉船出水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藏罐为矮敛口，园唇，溜肩有四系，弧腹，平底，底中心微内凹。白胎，胎质坚硬，器外壁和口沿內饭施青白釉，器内底施釉，器外底和内壁不施釉。肩部饰一图弦纹，弦纹上饰一周叶瓣纹，叶瓣两层交错，下有两圈弦纹，腹部上方印枝叶荷花纹，下方印两圈团花纹，腹底两圈弦纹。罐內套装喇山口小瓶，口颈部呈喇叭状，口沿至颈部弧收，盘形口，圆肩，足端出矮台，底心微凸。上、下腹部接痕凸面明显，素面无紋。釉色泛淡青，釉面光润。 马可·波罗遗嘱1323年1月9日威尼斯马尔恰纳国家门图书馆藏 马司-波罗自1323年卧病在床，立下遗嘱后不久于1324年初辞世。他的遗嘱全文用拉丁语在羊皮纸上书写而成，由圣普罗洪洛堂神父兼公证人乔凡尼•朱斯蒂尼亚尼书写并最终确认了此遗嘱。文件符合当时公证文书的书写格式，有两位见证人签名，分别是神父彼得罗·格里福和努弗里奥·巴尔贝里，遗嘱的内容主要是马可·波罗为自己的财产所做的一系列安排。鉴于马可-波罗没有男性继承人，所以他在遗嘱中安排妻女为自己的遗产托管人，包括缴纳什一税（教会向居民征收约一种宗教捐税），免除他人债务，向教会捐赠，其中还提到了给自己的“鞑靼仆人〞彼得罗自由权利并赠予他一百里拉威尼斯金币。这位“鞑靼仆人〞的存在是马可•波罗东方之旅的见证之一。原文简要翻译为 “我还解除我那鞑靼仆人彼得罗所有的奴役束缚，愿上帝解除我灵魂的所有罪责和过犯。我把他在自己家中通过劳动所得的一切归还给他，并额外给他一百里拉威尼斯金币。”此外，从遗嘱中可以看出，马可在去世时的财产十分丰厚，东方的见闻给他带来了物质和名声的双丰收，而且从东方回来后的马可一直在进行商贸活动，留下了很多合同文件资料，这也为我们研究波罗家族提供了许多文本支持。 遗嘱中马可-波罗也明确了三个女儿是自己遗产的继承人，文中写道：“我将上述的财产自由地、无条件地分配给我的女儿们，凡蒂纳、贝莱拉和莫雷塔，平等地在她们之间分配。我指定她们为我所有动产和不动产的继承人。〞在他的三个女儿中，我们了解比较多的就是长女凡蒂纳。学界对于她的了解大多来自1366年7月13日发布多一份遗产裁判文件，文件由负责公共遗嘱执行事务的裁判法官发布，凡蒂啊在自己文夫马可•布拉加丁去世后，要求公共遗嘱执行檢查官归还自己从父亲那里继承的财产，而这份裁判文件有份附页，正是马可-波罗去世时所留下的财产清单，这份清单很有可能是马可的长女婿布拉加丁在马可去世后草拟的，用作在三姐妹之间初步分配这些财产的依据（因为马可在遗囑中特别要求三个女儿平分自己的遗产），凡蒂纳谨慎地保存了这份清单，并在法庭上出示证明自己作为遗产继承人的合法性。关于这份財产清单里提到的有关词语，名字和物品都可以在《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找到，也是其到过中国的证明之一。马可留给自己女儿凡蒂纳的财产与东方相关的包括一件白色鞑靼丝绸袍子，一件饰有珍珠宝石的罟罟冠，一块大金质通行牌，两条白色中国丝绸，一条黄色中国丝绸，一件“纳石失〞长袍和一个装有动物长毛（可能是牦牛毛）的小袋。 作为公证文本的遗嘱中世纪时期，与意大利其他地区相比，以商贸立园的海上强国威尼斯颁发的公证文件有者其鲜明的特征。公证文件多指保险、贷款，交易等行为的公证书，而在10世纪与13世纪间，相比起意大利其他地区，威尼斯仍旧保留着旧时的公证书书写惯例。另外，中世纪时期，威尼斯的公证人基本上都是神父，在意大利的其他地区基本也都是这样，因为神父是最早受到读写教育的人。之后，越来越多的普通市民也开始从事公证人的事业，但在威尼斯，直到15世纪才有非神职人员担任公证人的职业。一份公证文件的开头有些时候会看到一个十字架与一段祷文，这些标志代表替这份公证文件在宗教意义上是合法的（但并不是所有都具备，例如马可-波罗遗嘱上就并未看到）。同时，公证文件开头日期的写法也只在威尼斯的公证文件上看得到，比如在马可-波罗的遣嘱中日期是1323年1月9日，原文翻译为“奉永恒的天主之名，阿门。在我们主耶穌基督降生后的第1323年1月的第9天，第七次诏示，在里亚尔托。”开头和标题之下便是公证书的主体部分，当时的公证书和现在一样有自己的模版，如果是普通的商业公证文件就是需要在模版规定好的位置写上公证双方的名字，公证人的名字，接者写出公证内容。而在马可·波罗的遗嘱中，遗嘱主体的开头是马可-波罗的自述，遗嘱全篇以他的口吻写就，简要翻译为“因此我，来自圣金口若望堂区的马可-波罗，因身体的虚弱而每日衰退，然而由于主的恩典，仍头脑清醒，理智健全，担心我若无遗嘱去世，我的财产将无人管理，因而我请来了圣普罗天洛堂神父兼公证人乔凡尼·朱斯蒂尼亚尼，并请求他为我书写并完成这份遗嘱。”在公证书的末尾是公证方和见证人的签名，接着是公证员的签名，或者是他个人的“公证图案”，这个图案与家徽或花押类似，公证员的签名和图案代表了这份文件的合法性。马可-波罗遗囑级后就有两位见证人签名和公证人的图案。 马可•波罗清单与叔父遗嘱中的金牌在1324年马可-波罗逝世之后留存的一份动产消单中，记载有一件“特权大金牌”。马可的叔父老马菲奥去世时在遗嘱中也记录了三枚金牌，原文"de tribus tabutis de auro que feurunt magni chanitartarorum”，也就是“三块来自鞑靼汗王的金牌”。这大概率为1295年，马可-波罗及其父、其叔送蒙古新娘阔阔真去往波斯时，大汗赏赐给他们三枚乘驿金牌，使他们可以利用元代发达的驿站体系前往波斯。 马可•波罗漆金彩绘木雕像19世纪中国制作科雷尔博物馆藏这具雕像造型极具特色，头戴西式宽檐帽，胡须浓密卷曲、园睁的双目及颧骨处理让他的面容更贴近西方人形象。雕像身披斗篷，内部穿着对襟的服装，手中握有一石榴，双腿姿势也颇具动感，一腿自然垂下，另一腿盘着，脚踏上有铭牌书“善注尊者”宇样。据科雷尔博物馆记录，这尊雕像来自中国，是在 1881年地理展览期间受时任威尼斯市长委托制作的。这尊塑像或许是受到马可•波罗形象的影响而制作的，抑或是附会之作，但不可否认是东西文化交流史上有趣的现象之一。 妈祖坐像现代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藏妈祖身着官袍端坐于銮椅上，双手执圭拱手胸前。头戴九旒冕冠，冠上饰展翅飞鸟。面庞圆润，表情和蔼慈祥。銮椅两侧扶手作含珠龙首形。 刺桐海舶（1：50）船模现代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藏元朝时，马可·波罗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波斯时，乘坐的刺桐海舶据传是在泉州修造的。这被船模乃根据史籍记载制作而成。 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铜牌元(1271一1368 年)1951年拆城筑路时出士于扬州南门西城根内侧扬州博物馆藏铜牌圆形，上饰叶蒂，有穿。正面铸楷体直书四行，自右向左铭文为 “公务急速〞“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持此夜行〞“玄字拾号〞。背面自右向左铸波斯文和八思巴文各一行，有释为波斯文与八思巴文联读，其意为“违者杀、必诛灭〞;亦有称波斯文与八思巴文各有其意，分别为 “持此夜行”“巡牌〞，与正面文宇对应。 结语我们以马可•波罗和他的旅途所见作为底本，用那个大时代的历史文物作为画笔，希望能勾勒出许多历史城市的画面。地中海的威尼斯、广表东方的三都、长江水域的苏杭、南方滨海的泉州。这是几座当时的大城市，它们共同反映出了时代的繁荣。那个时代的最引人之处，是商业上的频繁往来和文化上的开放包容。威尼斯城虽小，但商业实力却影响周边深远；水乡苏杭的繁荣市集可以推想出社会的富裕；滨海泉州若没有发达的商业，就没有多种信仰交汇于一处的盛景….由点及面，我们便能想象到那个繁荣和包容的时代。马可•波罗的游记记录的是从地中海通往古代中国的道路，而当下的我们回望这段历程，更应以广博的胸怀与开放的心态，走向更加繁荣的道路。 <a href="https://www.meipian.cn/5akhu32b" target="_blank" style="font-size:20px;">上海博物馆（四十二）‍寰宇东西（上）</a><a href="https://www.meipian.cn/5al4kmbs" target="_blank" style="font-size:20px;">上海博物馆（四十二）‍寰宇东西（中）</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