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外婆

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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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孙伢子是条狗，吃饱了就走”，这条家乡的谚语，我从小就不相信。我对外婆信誓旦旦：长大了要开飞机接外婆去城里住。

我的外婆，仅仅比我母亲大17岁。我儿时的小伙伴经常对我说：“你外婆好漂亮啊。”是吗？可是我记忆里的外婆，就是一个经常身穿白色的确良衬衫，身材消瘦，短发齐耳，笑容可掬，说话温柔的老婆婆呀。迟钝的我，脑海里还没有美丑的概念。但是我从小就很爱我的外婆。外婆带给我很多温暖。在父亲去世以后最艰难的年月里，几乎是我心中唯一的光。

然而几十年后外婆去世，我甚至都没有回家奔丧。

回忆的序幕，必须从中国的农历新年拉开。

除夕压岁钱、放鞭炮、拜年讨糖果、穿新衣……当这一系列我们欢喜的剧情轮番上演，压在我心灵深处无比渴望的事情，始终是去外婆家走亲戚，这里简称走外婆。

外婆家是一栋大大的砖瓦房，位于山坡的低处；门前有一条土石的乡村马路，位于山谷中。马路地势较低，外婆家地势较高。马路与外婆家的中间，有一口小水塘，水塘边立着个小土坡通往外婆家。怕人不小心掉进去，水塘边被人围了一圈不规则的大石块。每次我到外婆家去，就喜欢踩着那些大石块，一个一个小心翼翼跳到那个长满灌木和野藤的小土坡下，然后猴子一样身手敏捷地抓住一些枝条往上蹿，噌噌几下，人就到了外婆家的前坪。

通常，外婆就坐在这个坪前的檐下和人唠嗑。看到我们踩着石块跳上去，她会温柔地责备：“伢子，莫从这里走啊，走那边的平路几多好咯？”外婆手指着水塘的另一端——那里有一条大路。可是我们不愿走，不刺激，不好玩。我就爱跳石头爬土坡。

如今几十年过去，这口水塘和那一圈石头，早已不复存在，却成了我永难磨灭的记忆。

　　首次走外婆可以追溯到我很小的时候，大概两、三岁？那时父亲还在人世。大年初二，他骑单车带我们去外婆家。我坐在前面，父亲环抱着我。我仰着头，看见父亲气血方刚的侧脸。车轮呼呼转着，滚得飞快。风从耳边呼啸而过，吹不到我的身上，父亲的身体替我挡得严严实实。

小小的我，喜欢上了这种走外婆时、一路上被父亲怀抱圈禁着的小小温暖和幸福。

那是七十年代的中国，拥有一辆自行车的意义超过现在拥有一辆小汽车。对于当时出门基本步行的中国农村，一路上父亲和他的自行车收获的目光，可想而知。

父亲骑了一长段路，停下，把我放在一户农家门口，叮嘱我别乱跑，然后飞身又上了车，回头去接母亲和弟弟。

这户农家就在公路边，是一栋茅草的平房，房前有个大的土坪。一条土狗站在坪里冲我狂叫。屋里跑出来一个衣衫褴褛、比我略大的黑皮男孩，看到打扮得洋娃娃一样的我一个人站在路边，就人仗狗势，冲我大声喊叫，吓唬我，想把我赶走。

我不能走，走了爸爸就找不到我了。走了就到不了外婆家了。

我鼓起勇气，对黑皮男孩说，我要告诉我爸爸。

​ 一会儿爸爸回来了，我就跟他告状。爸爸搜了一眼那户人家的前坪，小男孩和狗都不见了。爸爸一边忙着把母亲和母亲怀中的弟弟放下，一边安抚我，把我抱上车，说：“别怕，爸爸在。”

爸爸骑着我继续赶路。

爸爸还说了些什么，我不记得了。

我只记得爸爸的臂弯。

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走外婆。当时，我的在城里工作的爸爸，对于几代都在农村的外婆家日后的崛起，意义非凡。

　　第二次走外婆的记忆，就是父亲去世以后的事了。

在我大约十岁这一年的春节，同样是大年初二。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大年初二是出嫁女儿回娘家的日子。忙得不可开交的母亲交给我和姐姐一个艰巨的任务：去外婆家拜年。

彼时的中国农村，经过改革开放，经济正在腾飞，变化日新月异。八十年代末，农村开通了客运。这也就意味着就算没有父亲和他的自行车，我们也可以搭乘公共汽车去几十里外的外婆家了。

我和姐姐从未独自出过远门。我们先是从家步行一个小时来到镇上农技站，等了几个小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和一群大人一起，挤上了去县城的一辆大卡车。搭便车不要钱，按照母亲教育我们一贯的节俭原则，能省则省。

卡车一路颠簸，差点把我和姐姐早上吃的饭都给吐了出来。一个小时后，昏头胀脑的我和姐姐才到达县城。

“姐姐，我饿。”我摸着兜里母亲除夕给的压岁钱，那可是一元钱！从小到大，这是母亲给过最多的一次压岁钱。以前都是一毛两毛。

“不行，这是要交学费的。”姐姐言简意赅，不由分说。

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姐姐，在我眼里像妈妈。她和一群大人一起，挤到了售票厅，找到了去外婆家的售票窗口，排进了长长的队伍。

队伍像一条长蛇，缓缓挪动。漫长的四十分钟过去了，姐姐着急地走过来对我说：“没票了，去外婆家的票都卖完了。”

我摸着口袋里的一元钱，想买包子吃。五分钱一个的包子，我吃两个就可以了，只需要一毛钱，还可以剩下九毛，我想。妈妈如果知道这都已经下午两三点了，我和姐姐还没吃中饭，她应该不会责怪我们买了包子。可我也只是想一想，没有说出来。

县城汽车站的汽车来来往往，凡是去外婆家的无一例外都挤爆了，有好几辆车门都关不上。不买票挤上车的想法破灭了。我跟着姐姐逡巡了半天，挤了半天，饿得前胸贴后背。

“去子门桥的车特别多，还有位置，我们先坐到那。下车以后我们走路去外婆家。”到了下午很晚了，姐姐想出了一个主意。我使劲点头，反正有姐姐。姐姐在，我就不怕。

到了子门桥，我和姐姐下了车。子门桥在县城和外婆家的中点，这意味着我们走路还需要一个小时。饥饿的我们凭借着记忆，朝着外婆家的方向一路小跑。跑累了，缓一缓，然后又跑。

“到了外婆家就好了。”姐姐鼓励我。

我的眼前浮现出外婆慈爱的脸，浑身都是劲。

　　父亲去世以前，就为我的舅舅找了不少助力。去世以后，我的舅舅已经成了一家水泥厂的厂长。外婆家低矮的茅草屋也变成了一栋高大的青瓦土砖屋。每次过年，十里八乡的人都来给我的外婆拜年，家里热闹非凡。外婆卧室的门背后，永远有两大麻袋零食，一袋葵瓜子，一袋花生。都是在一口高大的土灶上炒熟的：舅妈烧柴火，外婆用一把大锅铲负责翻炒，炒了一锅又一锅，直到两个麻袋都装满。四周空气里溢满瓜子花生的香。过年的气氛扑面而来，带着呼呼的热气。

我特别喜欢嗑外婆家的瓜子花生，唇齿留香。长大以后至今，我再也没有吃到过炒得这么恰到好处的瓜子和花生。

物质并不富裕的年代，外婆家已经实现了瓜子花生自由，在几个村里算是不多的存在。而对于来的客人，不管男女老少贫富，外婆一律笑脸迎人，盛情款待。因此一年365天，外婆家天天都有客人陪她在屋檐下唠嗑，一边打量门前马路上来来往往的人与车。

我很久没有去外婆家。我想外婆了。

夕阳照在我和姐姐的粉红色衣服上。这是母亲给我和姐姐做的过年新衣服，一模一样的两件，罩在崭新的花棉袄上，鼓鼓的，就像一到冬天就羽毛膨大的两只小鸟。我和姐姐心里都美滋滋的。

“看这姐妹俩，双胞胎一样。”迎面走过来一对拎着大包小包同样在走亲戚的年轻夫妻，好奇地打量着我们俩。

我心里很惊奇，我像妈妈，姐姐像爸爸，我和姐姐怎么会像双胞胎呢？难道穿了相同的衣服就是双胞胎吗？大人的思想真奇怪。

我委屈巴巴地把小时候被那个小男孩欺负的事情告诉了姐姐，想找到那个男孩的家。沿途远远近近农村的茅草屋大多已被青瓦的砖房取代，我和姐姐一路上仔细地看，仔细地辨认，就是没有找到记忆里的那栋茅草屋和屋前的土坪。

找到了又能怎样？报仇吗？

我不知道。当时就是想找到。

　　外婆家到了。我和姐姐像两只叽叽喳喳的小鸟，向外婆不断诉说着我们一路上的委屈和忍饥挨饿。外婆听完就湿了眼睛，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和十里八乡来拜年的客人们说道“这么小的两个孩子，从子门桥走路来的！要是她们爸爸还在，哪会吃这苦！”客人们都知道我爸爸，跟着一番唏嘘。外婆把我们搂在怀里，心肝儿肉地疼了半天，安抚半天。又给我们打来了热水，洗脸洗手。然后热了饭菜，慈爱地看着我和姐姐狼吞虎咽。不断唠叨：“慢点吃，别噎着。”

吃完饭，我咳嗽了一声。外婆立刻关切地问“感冒了？伢子？”一边把手搭上了我的额头。然后外婆拿出两块片糖，在烧红的铁钳上融化了，滴在一只碗里，泡水给我喝。我依偎在外婆怀里，一勺一勺喝着喂过来的糖水，心满意足。外婆搂着我，摸摸我的头，又不断抚摸我的手，直到我冰冷的双手被抚摸得暖呼呼的。这种被细致呵护着的温暖，是一向又当爹又当妈的母亲没有给过的。我格外贪恋，以致回家以后数年里都会念念不忘。

晚上，我和外婆睡在一个大床上，我搂着外婆的脚丫，给她暖脚。

外婆有一搭没一搭问我们关于妈妈的近况，家里的近况。告诫我们：“爸爸不在了，要体谅妈妈，多帮妈妈做家务。学习要努力，成绩要好”云云。

在这样的絮絮叨叨中，我沉沉地坠入了梦乡。

当然，我以学习成绩优异在我的家乡和外婆的家乡名闻遐迩。

第二天中午，外婆和舅妈做了一大桌子菜，合家团聚。

表弟不肯吃肥肉，舅妈把瘦肉都夹给他，把表弟丢出去的一块大肥肉夹到我碗里：“你吃，你能吃肥肉。”外婆也赞同，说：“你喜欢，就把肥肉都吃了，听话。”

我埋头吃饭，没有说话。 如果在老家，我的奶奶从来都不会让我吃肥肉。我默默地想，奶奶会自己把肥肉吃了，把瘦肉留给我。

我丝毫不怀疑外婆对我的爱，但是她更爱她的孙，而我不过是一个外孙女。我的奶奶也是这样，爱我更甚于爱几个姑妈的孩子。我并不恨外婆，我都懂。

　　后来我也很多次去过外婆家，但是记忆都很模糊，没有前两次深刻。大多的时候，我都和我的表弟表妹厮混在一起，被外婆指挥做各种家务。教我数学成绩不好的表妹做数学题。这些，占据了我记忆的全部。

工作结婚以后，时代的车轮即将滚滚碾进21世纪。这时，公交已经不再是农村唯一的交通工具，少数先富起来的中国家庭，购入了小汽车。在某一年的大年初二，得了母亲的吩咐，我和丈夫一起，带着司机，从城里出发，开车回过一次阔别已久的外婆家。

外婆家变化很大，门前的土石马路变成了宽大的柏油路，那口小水塘没有了，变成了公路的一部分。远远近近的很多老人已经去世，没人陪外婆坐在门前屋檐下聊天了。水泥厂倒闭了，舅舅舅妈去了广州表妹家，顺便在工地做管理。外婆一个人在家，成了空巢老人。

外婆很高兴，杀了一只鸡款待我们。

临走的时候，我给了外婆一个大大的红包，里边是1200元，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外婆十分高兴，拉着我的手，问我：“你看到强哥哥没有？他也在长沙。”

我惊骇地看着外婆。那时起，我就知道，外婆已经不大认得我了。因为，强并不是我哥，而是我那个不肯吃肥肉的表弟。

我的舅舅给外婆生了三个嫡亲的孙，强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外婆的长孙。小舅舅生了两个，我妈妈生了四个，我的姨妈生了三个。这么多孩子，谁是谁，外婆已经分不清楚了。

后来我跟妈妈说起外婆的病症，有阿尔兹海默症的嫌疑。妈妈一笑置之。在她眼里，我的外婆一向精明，不会失忆。即便失忆，那也是正常的。

“我也记性不好。”妈妈在电话里回答我。

　 2019年，外婆去世前夕，她已经基本上失能失忆了，而且好几次被医生下达了病危通知。在那一年春节的大年初二，我们接到母亲和舅舅的通知，集体驱车赶回去看刚从医院急救醒来的外婆最后一眼。外婆的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一共12人，12辆车把外婆家房前屋后挤得满满的，盛况空前。

因为我几十年里只回去看望过外婆一次，几乎算得上兄弟姊妹中的不孝子。母亲把我特别推到外婆跟前：“你还认得X伢子吗？”

外婆盯着我，研究了半天，无奈摇摇头。

“是X伢子呀，她回来看你了。”母亲大声说，生怕外婆听不见。

我看着瘦成一把枯枝的外婆，眼睛也变小了，但是却依旧黑亮有神采。我不相信这样的外婆就要死了。回忆起小时候她把我搂在怀里，给我喝糖水的一幕，我加大声音，喊：“外婆。”

外婆云淡风轻地微笑着，看着我，看着身边来来往往的每一个前来看望她的人，好像这一切都和她有关，又和她无关。这时的外婆家，已经被舅舅重建了，屋子就在原址附近，为了避灰尘，离马路更远了一点。新屋更高更大更气派，888刷墙、瓷砖地板、二层小洋楼，接通了自来水。如果外婆还能继续活下去，那真是享福了。

可是，她真的要死了吗？

以后每一年的大年初二，我们再也没有外婆可以走动了吗？

我的眼泪流下来。

　　祖母去世的时候，我长途奔赴而回，哭得撕心裂肺；外婆去世的时候，我因为工作繁忙，没有回去，但是心里特别难过。

“外孙伢子是条狗，吃饱了就走”，文章开头的那句谚语，我没能逃得过。在我内心深处，外婆从此永久地成了我记忆中的温暖，童年时的爱，成年以后的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