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第一次访问新中国的一点认识

老牛尹龙

　　2021年9月22日，清华大学、中国物理学会和香港中文大学，为了庆贺杨振宁先生百岁华诞，在清华园联合主办了“杨振宁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会上，杨振宁先生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为题发表了讲话。杨先生在讲话中说：

“我是整整50年以前，1971年第一次访问新中国。那个访问是我人生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因为使得我对于新中国第一次有了一点认识，而这个认识对于以后50年我的人生轨迹有了非常大的影响。”

那么，杨振宁先生1971年对新中国的第一次访问，使他产生了怎样的认识，以至于对他以后50年的人生轨迹有了非常大的影响呢？

以诺贝尔奖得主著称于世的杨振宁先生，在思想观点上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1971年8月17日，杨先生结束为期4周的访问，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后，他先后四次公开发表演讲，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其中，1971年9月21日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演讲，重点介绍了新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题目叫做《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联系到1976年杨先生在纽约毛泽东追悼大会上的演讲《人类历史上的一位巨人》（点击阅读），我们就完全能够理解他为什么会放弃美国国籍，回归祖国了！

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

——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演讲

杨振宁

1971年9月21日

主持人的话：亚洲研习会、拉丁美洲研习会和石溪国际艺术会联合举办一系列关于亚洲、拉丁美洲及非洲的演讲和电影项目。今天晚上，我们很荣幸地请到杨振宁教授替我们主持第一个演讲。杨教授是诺贝尔奖金得奖者，是石溪大学阿尔拔•爱恩斯坦讲座教授。关于杨教授，这里不必详细介绍了。他刚从中国大陆旅行回来。他在中国逗留了四个星期，游历过很多地方，与很多政治界及学术界人士见过面，而且受到中国总理周恩来邀请，参加了一个长达五小时的宴会，在会上还有十五名中国科学家。在与中国各界人士会谈和游历很多农村和城市后，杨教授今晚同意让我们一起分享他所得的一些印象。杨教授的敏锐观察力是学术界中所熟悉的，除自然科学以外，他的学识及兴趣还伸展至考古、历史、文学和人文科学等各方面。他亦很关心在美国的政治及社会的变化。很幸运，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他一个参观机会，让他看看这一个多年来与美国断绝正常关系的国家。现在正当联合国在辩论中国代表权问题时，也是美国的亚洲政策——尤其是美中关系——有所改变的时候，我深信杨教授的演讲肯定是富有资料性及会起推动作用的。诸位，现在让我们郑重地请杨教授开始演讲，题目是：“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

（热烈鼓掌）

谢谢各位。

有人提醒我今晚会有很多听众。但我还是料不到这么挤迫。几分钟前，我提议应付挤迫的最好办法就是宣布把我的演讲改为物理学演讲。（笑声）

好了，笑话说完了。让我说一句。这次美国人民方面，对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所表示的强烈兴趣，正显示出了两国人民之间有一种真诚的希望和需要彼此互相了解。

在我开始谈到中国的现况之前，我首先要报道一下我这次旅行的目的和程序。在四月中，我知道父亲因病重入院留医的消息，（其实他在三月时已曾一度失去了知觉，现在仍在上海医院里，）同时间，美国国务院又宣布解除那二十年来对中美来往的封锁，于是我就想：为什么我不借此机会回去探亲呢？而且还可以了解我曾在那里度过了二十三年的、久别了的中国的今天的真实状况。

旅行中国的四个星期中，我在上海与北京分别逗留了约两个星期。有一天，我还到过离上海三至四百哩的合肥，我在那里诞生并且曾经度过六年的童年时光。此外有一天我还到过一个叫“大寨”的著名模范人民公社，我很想了解今日中国如何解决农业问题。

在北京和上海，我分别参观了三间大学，就是上海复旦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我还有机会参观了中国科学院的三间研究机构，那是生物化学研究所、生理学研究所及核物理研究院，前两者在上海，后者则在北京。

有一天我问及我在北京的接待人，我在三十年代就读的母校，崇德中学是否仍在。他们回去查问了一下，第二天便告诉我：这学校仍然存在，不过现在改称北京第三十一中学，于是安排了给我去参观一天。

我发觉今天的中国是完全地改变了，和二十六年前我所认识的中国已完全不同。而这也就是我今天晚上想报道的事。在我还没有分别指出这些大变动之前，我想归纳一下我所见到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值得中国人自豪的一点，就是“精神”。

用四个星期的时间来访问阔别了二十六年的中国，经验是多方面的。在这里我希望尽量报道在中国各方面的体验，好让你们也分享我经历过和看到过的每一件事物。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线性的”演讲中，是很难办到的。

对于在座的大学生来说，先从教育和研究方面谈起似乎是最适合的。我在前面谈到的第三十一中学，位于北京市中心，以前是一所男生寄宿学校，现在学生增加到一千六百人，等于原来数目的四倍了。我最感兴趣的，并且也是跟这里的大学有戏剧性的不同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后的教育观念。

文化大革命是在六六年中期开始的，到一九七〇年已大致上成功结束。一种新的革命观念正在和教育制度结合起来。文化大革命不但改变了政治，甚至改变了国家其他各方面的行政。

我从第三十一中学及几间大学的学校当局和教育革命小组成员的口中知悉：在影响教育制度方面，文化大革命的三大原则是：一，教育群众为全中国人民服务，而不是训练特权阶级为他们自私的目的而工作。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三番四次申明哲学的新方法是废除旧传统的刻板的教育方式。三，学生决不能用蛀书虫方法学习，而提倡用一种有创造性的与最实际的方法来学习。要对学习内容产生热情，要落实这点。

例如，许多小学与中学都同一些小工厂挂钩。而学生们就在工厂里实习。我曾看见有许多八年级的学生在替一间汽车厂整顿数以哩计的电线，那车厂提出了规格要求。那些孩子已在这里工作了三天，他们对工作很热情，而且还发明了很多扎线的新方法，以增加工作效率。

在另一间工厂，一些学生用最原始的方法制造照相机，他们用实验室里的镜头及一些木板制造，又利用这架照相机摄制了一个印刷电路图，并按此制成了线路板。显然地，他们大都表现出热烈而兴奋的学习工作精神。我曾经问过他们的课程制度，知道有八个月在学校上课，一个月在工厂里，另一个月在北京附近的农场里，还有两个月便是假期。

这些新的教学方法，在中学和大学里一起实行着。例如清华大学，重访这间大学对我特别有意义，因为我父亲是那里的教授，而我也在这大学里长大，所以我对校园中的一切，甚至是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

现在校园扩大得多了，而且建筑物也增加了很多，这些新增的建筑物全部都是在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期建成的，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所大学曾经历过一个大动乱。

我感到惊奇的是我看见人们谈到文化大革命时都似乎毫不紧张，而且表现得很轻松。事实上，他们还乐意以此为话题。因此，我也觉得文革已成过去了。

文革对于清华大学本身也有很大影响，事实上，大家熟悉的红卫兵就是在这所大学里诞生的。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一群清华大学附中的学生在会议后决定自称为红卫兵。他们那时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要消除没有依照毛主席路线办事的高层政治官僚。这种思想和行动很快传遍了整个中国。

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到处都出现了红卫兵。在清华大学，红卫兵占据了学校的行政部门，跟着其中产生两个派系，引起了很多混乱，彼此发生争执。而且一些青年继续地占据校中楼宇，甚至产生械斗，因此学校里的物件曾遭毁坏。他们指给我看一处屋顶，在红卫兵用自制武器互相打架时遭捣毁，至今仍未重建。在一九六八年初，他们都感到有些混乱，有些学生离开学校，剩下数百名最热心的学生还逗留在占据的校舍中，他们每天都打架。（笑声）

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当外边已解决了党领导问题后，三万个工人开始开进清华园，他们不携带武器，只带来两句口号，用中国话来说，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庞大的人群包围了校舍。学生开火，有五个工人牺牲，七百人受伤。但工人还是不采用武力还击。结果这些学生见到工人的人数实在太多，在第二天就投降了。这两派的学生领导人现在仍在校内，其中两个微笑的小伙子，我还给他们拍了照，只可惜照片给这里附近的一间照相店丢失了。我很生气，不过我还没有要求他们赔偿。（笑声）

我要举一个在大学里关于理论联系实践的例子，就是我在四十年代初期的一位同学，黄昆教授，他在理论固体物理学方面有专门的研究，在英国曾与密士•邦（Max Born）在一起，他现在是北京大学的一位物理学教授。他告诉我，他大部分的时间在离校园不远的半导体工厂里工作，他说在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因为在以前，对他来说，一件半导体元件只是纸上作业，现在能观察这些东西的制造过程，这对于指导工厂里的学生和工人们认识这些元件的原理，都是很有用处的。

教育上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学校的招生制度。要是认为这里的美国学校的招生制度，算是革命性的话，那么他们就更应去中国学习。

中国的教育制度是十年制的，前五年是小学，后五年是中学，孩子们在七岁左右入学，比美国的孩子迟了一年，在十七岁左右中学毕业，毕业后就被分派到各个工厂或农村工作。

他们也可以自愿参加解放军。使我起先感到奇怪的是，这也是极大部分人的第一选择。但解放军只能容纳很少人，而且服役只有三年，三年后就要让位给新人，因此很少人能参加解放军。那些不能投入解放军的青年，便会在农村或工厂中工作，经过两、三年工作后，若被认为适合，就会被同一公社的社员和行政人员选派到大学去读书。

这样的竞争也很激烈，因为中国现在有七万个公社，假如每个派出一个学生，那么，大学里就会有七万个学生。我问大学里的教授，关于这方面的实行情况，他告诉我现在其中还有很大的困难，因为过去他们从未处理过这一类的学生。

经过讨论后，我深切地感觉到用这种形式选择出来的学生中绝大多数具有非常良好的求学动机，而我也相信他们的一般智力程度和以前任何旧制度下的学生一样的好。由于这些学生的学识背景很不同，因此带来许多教学上的困难。教授们要不断地重新编写课本和学习新方法来适应学生的需要，并经常注意理论和实际的紧密配合。

　　正如我前面提过的，我访问了三间研究机构，在核物理研究所里，他们给我看过一些朴实的仪器，有一座范德格拉夫静电加速器（Van de Graaff generator）、一座回旋加速器和一座核子反应堆。这些都是五十年代时在苏联帮助下建造的，显然这些仪器都并不怎么先进。他们告诉我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科学研究工作曾停顿了至少两年，近来才重新开始。

在好几次同他们的谈话中，我得到两项结论。一，中国科学家一直都很有信心地工作，无论他们决定造些什么加速器，他们都有能力制造！二，中国科学家正热烈地讨论着应该造些什么加速器。从他们问及我关于制造一座重离子加速器的事情看来，我猜他们正在建造这一种。

有人问我想不想看看用针刺麻醉来动手术的情形，我说好的。于是有一天早上我就被带到北京北部的第三医学院去参观了四个手术。最复杂的是替一个年约二十五至三十岁的年青妇人从腹部除去肿瘤。手术长达九十分钟。

针灸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种医学，但在十五年前才有医生发现用针灸来麻醉可产生最大的效果。起先一些医生认为：针灸可以镇痛，为什么不能用来作手术麻醉呢？他们开始尝试将针灸用于简单的手术上，例如扁桃腺的割除等，结果非常成功。此后，他们就以针灸来代替以往的麻醉方法。现在针刺麻醉正普遍地施行在一切手术上，甚至长达六至八个小时的脑手术，也可用针麻而顺利成功。

所谓“针刺麻醉”，是这样的：先让病人躺在手术床上，用针刺在身体的特别位置，针头深入约为两公分，针尾与一电极相接，另一电极则放在病人背部，然后接上一副用电池发动的电力脉冲波产生器。这副机器产生锯齿形脉冲电流，电力在十二至十五伏特间，频率约为每分钟一百至一百五十周波。我同时又见到病人的脚趾也正以同样的频率颤动。（笑声）

通电后大约二十分钟，假如顺利的话，手术可以开始进行了。我曾问他们，针刺位置要求的准确性如何，他们的答复是大约在几个毫米左右。当时，我看见针插在那妇人的小腿上，医生问她：有没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她说有。有没有从小腿蔓延到脚趾？她说有。有没有向上蔓延到大腿去？她说有。

我问医生：一旦她说没有，你们怎么办？他们的答复是：在传统针灸学上，这样便是“得不到气”（Connected），为了要达到得气，我们会将电力的频率改变一下，或在更多的情形下转移针灸的位置约数毫米。二十分钟后，医生们认为病人已准备好了，我问他们怎么知道二十分钟就已经足够，他们说：“因为我们已替四十万个病人施过手术了。”（掌声及笑声）

在割开她的肚皮时，我正在跟病人谈话，病人的脸上连一点异样的神色也没有，所以我知道她是没有感到痛苦的。我问她有些什么感觉，她说她只觉得有些东西似乎在触动她的胃部，但并不觉得痛。

后来我在上海生理研究院问好几位医生有关针刺麻醉的理论如何，他们告诉我，痛苦是由于神经细胞上传进电波的结果，因此想到了两种电波互相干扰的理论，一种是来自电极，另一种是来自切割的伤口。在猫的身上试验的结果，说明这理论可能是正确的。但他们仍未有打算公开这理论。

四十万病人是一个庞大数目，因此医生们很有信心和容易知道针刺麻醉对哪些手术最成功，对哪些手术没有那么成功。他告诉我，一般来说，施头部的手术效率最高，而对胃部手术效率最低，总的效率大概是百分之九十。假如遇到针刺麻醉无效时，他们当然会替病人注射麻醉针。

　　关于中国采用针刺麻醉的方法。在医学上有三大原因：

　　（一）对医生或护士们而言，针灸比平常的麻醉方法易学，因为一旦学懂了几种针灸的施用位置后，其余的就很简单了。

　　（二）病人在手术后，把针拔去，对病人方面没有任何不良的反应。

　　（三）因此据统计，病人能迅速复原。

　　有人告诉我，卫生部认为针刺麻醉的理论研究将是明年的一个大课题。

　　除了针灸外，第二个大课题便是节育问题。由于中国人口多，节育的研究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节育用品广泛地为中国人民采用着。

　　中国的医生教导人民采用药丸，除了二十二天生效的一种外，还有一种是每月只服一次的。当生物化学研究所的人问我，国外是否有更新的避孕方法时，很可惜，我未能提供更好的方法。（笑声）

　　在医学的某些领域上，今天的中国明显地是比其他国家更进步的，其中之一便是堕胎的方法。例如外国所普遍使用的真空吮吸法，原是首先在上海使用的。我在上海的一间妇科医院里问一位女护士，他们有些什么困难。她告诉我，他们所处理的大多数是堕胎手术。不过，他们还在继续研究新方法，在这方面他们都充满信心。在必要时，怀了六个月身孕的妇女也可以安全堕胎。当我问及成功率时，她想了一会儿，然后说，直到现在，还未有一个母亲在施手术时遇到严重困难的。

　　此外，值得中国医生骄傲的是他们能够用新的植皮方法把严重烧伤的人救活过来。以往的观念，若一个人有三分一的皮肤被烧伤，他就会由于细菌感染而必然死亡。但今日中国已有了精巧的解救方法。有一个实际例子是医生救活了一个有百分之九十皮肤被烧去的人。他们向我讲述了那种植皮方法。因时间关系，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详细讨论。

　　还有，中国亦发展了断肢接驳方法，这些病例数年前也曾在报上提过。但现在这方法已发展到：若有人断了一只手，那么只要把断手藏在冰箱里，二十四小时内替这个人动手术，只要位置妥当，正确地接上动脉，那个人的手就会回复原状。

　　我到过大寨，你们大概都知道，那是山西省的一个典型农村。也访问过五七干校，一个位于北京北面二十哩较小的农场。那里的人主要是种植农产品，并在冬季农闲时盖搭房屋。

一句最流行的口号是：“自力更生”。例如那里所有的房屋都是该校的成员建的。在那里的学生有银行职员、教师、北京卫生部的职员等。他们轮流在那里住上一月、两月或半年不等。

他们告诉我，自从来这里工作后，才发觉农务是一连串的斗争。当那些庄稼生长时，便会遇上昆虫及天然灾害的危险。所以，在收获时，他们就感到份外愉快。他们还很熟练地向我背诵了一连串数字，如他们本社的、郊社的、全国的以及全世界近数年来的亩产量，就像在这里的人谈论股票行清一样。

大寨的故事是家传户晓的。它位于山西最干旱的地方。由古代直至近代都屡受水灾、旱灾等损害，人们经常过着艰苦的生活。我还记得在二十年代，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听到过山西的一场大旱灾，据估计，当时死了五百万人。现在的中国是不会再有河流泛滥出现，在这村里，人们不住窑洞而改住石屋和砖屋。他们很骄傲地告诉我怎样用原始的但很有效的电动吊车搬运石块上山。

使人叹服的是在这四百二十人的村子里，他们的农田在亩产方面竟比以前附近的村落多两倍。当我问他们成功的妙方时，他们说这全靠有毛主席思想的正确领导，因此他们才能做正确的事。

今天中国普遍的生活条件依然很低，但最低限度不会感到粮食缺乏。农村和城市都是这样。不仅是米及面粉不缺乏，蔬菜及水菓也是极多的。当我在北京、上海、合肥等地的街上行走时，我看到这现象。价钱方面也很便宜。

我还留意学生们、工人们及农民们吃些什么。我曾经同大学生们一起吃饭。在上海，我还在一间柴油机厂与工人们吃饭，我觉得那里的伙食比我们这里学生食堂的伙食还好一些。

后来我知道那些食物好吃的一些原因。其实在中国很多方面都朝这重要的一点走去，就是现在全国的每一个人做事都以“为人民服务”为基本原则。如果厨师们煮的食物不好吃，就不是“为人民服务”，就会受到大众的批评。因此他们必须为人民尽力服务。

在中国，棉布供应仍然是不甚充足的，但人造纤维则不会缺少。因此棉布是定量供应的。短缺的情形不严重，但总之也得要布证才可购买。

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在七八月间我看见男子们穿白衬衫和深色裤，许多妇女穿白色衬衫和长裤或裙子。在上海大约百分之三十妇女穿裙子，穿裙子的妇女中，大约百分之三十是有图案和颜色的。西方人经常说中国人“单调”，因为他们穿得“单调”。我想夏天不会那么显著，冬天可能是颜色深一点。他们会穿蓝色或灰色的厚棉衣。

至于住屋问题，比较起欧美和日本，这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普通房子就没有那么多的地方，在大寨我参观了一些房屋，它们大都有两个大房间，一间用来烧饭和进食，另一间作为厅和卧室，都是很整洁适当的，而且都很朴素。他们说房屋方面的供应还未足够。

但我有一个印象，中国政府和极大部分的中国人民决定，这些困难应等到中国工业发展较为优良时，才会解决。

另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就是中国在农产品方面现在已能做到前所未有的自给自足了。

事实上中国也输出粮食。中国向澳洲及加拿大购买小麦，这是事实，但这只因为中国也输出大量稻米来换取外汇。中国政府和农民很有信心地认为粮食的增产在短期内会很迅速。

当我接触到许多农民和谈起耕种的时候，他们向我指点着各种不同的土地上的农作物，都被小心地插上分类标签，以此来试验哪一种植物最能适应哪一种土壤。这使我很感动。

我将他们敏锐的观察力同二十六年前的农民相比较。以前的农民承受了数千年的传统，他们往往认为他们的祖先是贫穷、挨饿的，但他们却仍然会因循着祖先的旧路走去。

相比之下，我们可以看见现在的中国农民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转变是何等的巨大。

今天中国的工业生产比美国要低。在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中，我知道中国工业在一九七〇年的生产总值大约是九百亿美元，而中国的人口则是美国的三倍半。

他们向我指出，在过去的十二年内——即整个六十年代——中国的工业进步并不十分突出。但值得自豪的，就是从前很多靠外国进口的工业制品，自六十年代起中国却能够迅速地做到完全自给自足。他们说这可要感谢赫鲁晓夫呢。在六十年代，中国工业的成就是能够出产各种不同种类和精细的制成品。由于这一点，我深信他们能制造任何类型的加速器。

也许我应该谈一谈那本小红书。（笑声）首先，很明显地，这本小红书已不再被人展示，作为形式上的强调表现。事实上，我唯一见到人们公开拿着小红书的场合，就是在每次演完剧，当全部演员从幕后出来接受观众的鼓掌和说“再会”的时候，这时候演员的手里都拿着这本小红书。

我在去中国之前曾读过这本书，我相信你们如果读过，也会和我的感觉一样，觉得它里面只是些简单的和很普通的话罢了。然而在中国生活了四个星期后，我才发觉自己先前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在这本书里面所写的语句虽然普通，它的实际意义对中国人来说却是非常深远的。在今日的中国，从国家政策，到学校制度，以至个人的行为表现，都从这本书里面得到指导。难怪中国人民都说毛泽东主席是大海航行上的舵手。

举一个例子，我有好几次提到“为人民服务”已成为全中国人民生活的主调。这句话不但出现在小红书中，在中国许多地方也都可以看到。比如在北京长安街有个叫中南海的地方，据报导毛主席是住在那一区的一所有围墙的房子里。

在中南海入口处有一幅大墙，相当于一幅门帘，这是北京建筑的特色，就在这幅全红色的大墙上面也可以看到由毛主席亲笔题的“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大字。到中国几天后，我就体会到这句话的巨大意义。因为这句话不但是同事们每天谈论的主题，而且也是他们每个人每天不论在公共场所或私下里用来批评自己以及批评别人的生活和工作的标准。

有一种流行想法，以为生活在强调“为人民服务”的气氛下，一定使人成为奴隶，不能笑，心情一定不会是轻松愉快的。我自己也是存着这种想法进入中国的。后来，我发觉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有一次我去参观我故乡合肥的一间纺纱厂，厂内有一万二千工人，当时引导我参观的是厂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应当算是全厂最高第一负责人了。但当我提出问题时，十多个围着我们的工人都一齐争着开口回答，这时候，一种既轻松又愉快的心情使我感到奇怪。后来在晚上我分析一下自己：为什么会感到奇怪？我发觉自己以前的想法是：中国的制度强调人民的工作和自我牺牲，这样生活会很紧张。现在我了解到这种想法是不真实的。

　　我又问自己：为什么不真实？我不是一个研究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人，又不是研究政治的，所以得不到正确的答案。但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现在中国政府在制订政策时，很能注意到中国的过去传统。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产生了固有的传统，这不是已成过去，而是仍然存在的。

　　我认为——这可能是我片面的了解——中国的领袖懂得怎样引导人民的力量和一切活动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让我再举两个例子。人们也用很美丽的书法把小红书的其他一些句子写在墙壁上，其中一句是：“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如果你去参观医院、大学或任何研究机构，也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标语。

　　另一句话正恰当地说出了今日中国的外交政策，那句话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根据赖斯顿的报导，中国总理周恩来很关心将来亚洲的军事力量的均势，他很注意：一，日本的军力，二，美国对日本的扶植。

　　我曾被邀请、而我自己也想去看两部日本电影。一部是描述日本与俄国在一九〇五年所发生的大海战的，另一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与美国的海战片。

　　这两部电影有许多地方都明显地表示出：在日本，有一撮人对建造海军大感兴趣，这可能是一个自然的倾向，但使我吃惊的是，在其中的一部电影中，有一个日本将军说：“满洲（即中国东北三省）是日本的生命线”。这句话没有受到处理，依然留在那里，这句话就好比——幸而没有这样一部德国电影——今天的德国人不加注释地说：“捷克是德国的一部分”，其含意是相同的。完全可以理解，中国人对这些事都极端敏感，我希望各国领袖们都能对此加以小心处理。

　　也许我应该结束我的演讲，给你们看看我的幻灯片了。我拍了成百张的幻灯片，但在这里我只预备了二十五张给你们看。

　　在我结束以前，我想总结一下我所得到的关于中国人的精神的印象。在我居住的旅馆房间内，挂有毛主席写的一首诗。在日夕相对的两个星期当中，我对其中的两行特别欣赏。这大概是因为我认为这两行正集中表现了今日中国人民在政治形态上表现出来的雄心和期望。

　　我的译文肯定是很差的，尤其是中文诗与英文诗在音韵方面和抑扬顿挫方面的分别，使中文诗的气势很难用其他语言表现出来。但我也愿意试试。这两句诗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意思是：“Aspiring to heroic goals sacrifices we dare make. Creating a brightnew world , stars, moon and sun will order changed. ”

　　谢谢大家！

附 录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在杨振宁学术思想研讨会（祝贺杨先生百岁华诞）上的讲话

杨振宁

2021年9月22日

各位首长、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各位亲戚：

我非常感谢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跟中国物理学会合办的庆祝我农历一百岁的生日。我没有想到你们请到了这么多人，跟我在不同的时候有过很多交往。我是整整50年以前，1971年第一次访问新中国。那个访问是我人生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因为使得我对于新中国第一次有了一点认识，而这个认识对于以后50年我的人生轨迹有了非常大的影响。

那次访问除了看了住院的父亲以外，我还看见了很多亲戚和朋友，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我最亲近的朋友就是邓稼先。他1971年给我写的一封信，最近发表在一本书里头。这里头的故事是这样的，中国原子弹爆了以后，美国的报纸很快有种种的消息。其中一项我注意到，说是设计中国原子弹的人物里头有邓稼先。邓稼先是我中学、大学、在美国的知心朋友，我想他跟我的关系不止是学术上的关系，也超过了兄弟的关系，所以对于这个消息我当然非常注意。另外一个消息我也注意到，是美国报纸上说毛主席派了飞机到陕北把美国物理学家寒春接到北京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我认识寒春是因为我跟她在芝加哥大学同一个实验室工作了20个月，而且她还要我教她中文。她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一直到1948年3月她告诉芝加哥大学系里所有的老师、学生，说她要到中国去跟她的男朋友结婚，在陕北。

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很想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对的，很想知道中国的原子弹是不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没有经过外国人的帮忙。所以我在1971年4个礼拜的访问之中就非常想问这些问题，问寒春参加中国的原子弹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可是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所以我又不敢问。最后在北京几个礼拜后，我要到上海去，从上海再过几天就要飞回美国。在离开北京的时候，也是去飞机场的时候，邓稼先送我。那个时候北京的飞机场很简单，所以他陪我一直走到飞机的楼梯底下。我实在憋不住了，我问他寒春有没有参加中国原子弹的设计？他说他觉得没有，不过他说要跟组织上认证一下然后告诉我。

所以那天他就去跟组织接触了，组织告诉他没有外国人参加中国原子弹的制造，除了在最先的时候略微有一些苏联人的帮助，后来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做的。他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第二天派专人到上海，到的时候我在上海大厦，在吃饭的时候信差送来了这封信，这封信现在已经出版在我的一本新书里头。这个信如果仔细看很有意思，因为它除了讲他验证了中国的原子弹基本没有外国人参与，当然没有寒春。这封信后边还有几段显示得很清楚，他在那几个礼拜里跟我见过好多次，他有想跟我说的话说不出来，所以他在信的尾巴上描述了一下他想要跟我讲什么，可是不知道怎么讲。在这个信的最后他这样给了我一个期望，是“但愿人长久”，他把“千里共婵娟”改了一下，变成“千里共同途”，当时我看了信以后没有看懂这句话。“千里共同途”是什么意思呢？我后来想了想，知道这是一个很深的意思。最近这个信发表了以后，仔细看了以后，我觉得今天五十年以后，我可以跟邓稼先说：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说，我这以后五十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瞩望，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