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出走

丹麦童子

1952年7月，张爱玲走前，在大陆吃的最后一餐，是活杀的母鸡汤

原创 留愚 留愚杂谈

2025年02月07日 09:45 海南

1952年7月，张爱玲走前，在大陆吃的最后一餐，是活杀的母鸡汤。只有她姑姑知道，她这么一走再也不回来了，这是生离死别。几个月后，她的父亲张廷重，就死在了一间14平米的小房子里，以贫民的身份。报丧的人电话打到姑姑那边，姑姑只回了三个字“晓得了”，就挂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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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姑在意的亲人，除了那个前几年就出去的大嫂，就剩下这个侄女。至于那个侄子，张爱玲的亲弟弟，她都懒得管，也没什么情意，对方上门找，她也只回了一句，“你姐姐走了”，就迅速关上门，一口水都不给喝，也不见有好脸色。可公寓告别时，姑姑抽身回去，拿出来一本宋版书，对张爱玲说道，“里头夹了几张金叶子，手头紧时，连书一块兑了”。那是姑姑的几乎全部财产了。张爱玲默然，什么话也没说，接过书，坐上三轮车，一路朝东，去了码头。（以上出处见淳子《花落：张爱玲的下半出》，三联2016版，页3—11） 她姑姑也想走，但姑姑在上海还有牵挂的男人，也没有名义可以名正言顺出入了。到了1980年代，张爱玲终于通过渠道和姑姑姑父联系上，是有不断寄钱资助的，也写过不少信件，当事人如今还在。

弟弟写信讨钱，她就哭穷回应，做到了一毛不拔，虽说区别对待，但其实就是分寸感，亲疏不一，回报有异。这是清醒，而非绝情。她从来都不是“伏弟模”，亲情和血缘绑架对她毫无用处。当下女读者对张共情那么深，也是因为她观念上走在了前列，她们想学她。

有意思的是，当年出关时，张爱玲用的是化名。那把关的制服小伙子，检查得严厉，但似是她的粉丝读者，瞥了一眼递上来的证件照，接着认真瞧了她一会，然后嘟囔一句，“你就是那个写小说的张爱玲吧？”，显然认出本尊了。张爱玲很是紧张，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了，心想这下坏了，岂料对方什么都没再说，只是笑了笑，就开闸放行了。这个事她一辈子都无法忘记。在紧要关头，文学再一次搭救了她，此后才有了她人生的下半场传奇。很多人一辈子瞧不起“文学”，但这东西对有些人是极其有用的，可以谋生，可以安顿心灵，甚至可以救生。

按文艺界大佬夏衍晚年回忆，周总理曾在1940年代的重庆看过张爱玲的《传奇》，日后还特意点了张爱玲的名，希望她能留下。原话是，“有几个不属于进步文化阵营的文化名人要争取把他们留下，其中就谈到了刘海粟和张爱玲”。到了1950年代初，夏衍又托柯灵找到一本张爱玲文集转送给了周总理。（见夏衍《大江东去》序）。尽管张爱玲本人从不知道这断“内情”，但可以预测，如果不是趁着52年这个关卡，打定主意巧妙以化名出走，张爱玲极可能再也走不了。而日后福兮祸兮，全归造物主的一念之间，我们无法琢磨。

日后有人说，张爱玲是见微知著，看到街头女人们不穿旗袍了，自揣“不合时宜”才毅然出走的，这种解释实际不免神化。更为重要的原因，当是张爱玲本是个极其现实的人，也是痴迷于享受生活的主，对物质条件看得很重，于钱财收入抓得很紧，“文人安贫乐道”这种鼓吹于她何有哉，而到了1950年代，她的收入剧降腰斩，只值此前的1/60（刘川鄂《张爱玲传》页307），生活拮据到了“最后居所尤其简陋，出国前穷困潦倒”的地步（高全之《张爱玲学》页133），去国另谋出路，意图东山再起，才是最符合她的性格作派的。更何况，即便在那时，张爱玲都是要“姑姑与国外亲戚的帮助”才过得下去了。她那般敏感、自尊，生平在财物上是“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的理念，怎么可能长久忍受呢？

出走，是困兽犹斗，是穷则思变，是把握住一线之机重生。张爱玲港大肄业后，一直都没找工作，纯靠窝家里写作谋生。有好事者给她折算过收入，1949以前她的每月稿费收入可以买9千斤大米，而到了1950之后，写作近乎“国营化”了，只能买到150斤。一个精于算计的人，到了这个地步，想着“另谋高就”是很正常的，此外才是思想上的格格不入。后者，她素来低调，纯粹是个“小人物”，那个时候还想不到那么多那么深。大概1951年前后，有位名为沈寂的作家，还曾在张爱玲家中楼下电梯间碰见过她。据其回忆，那时张爱玲就“情绪低落”，一副“赋闲在家”状态。他打招呼，“张小姐多年不见，你好好吗？”张爱玲无精打采地回道，“还是老样子，除了动动笔头，呒啥好做的”，说罢还转身上楼去了一本新书送给他（韦泱《听沈寂忆海上文坛旧事》）。那是她人生最困顿的时段，“笔头”再怎么动，都很难换到大把钞票了。山不转水转，既然本地“行情不好”，出去另起炉灶，也是情理之中。

只不过，她显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她自以为还年轻，笔杆子过硬，英文又是驾轻就熟，即便沦落异国他乡，在怎么地也要比林语堂之流强吧？可现实呼呼打脸，她处心积虑用英文写的小说，洋人根本不感冒。至于说，这到底她文学水准不够，还是“水土不服”抑或“曲高和寡”，正如刘绍铭他们挽尊的那样，她的英文都是“书面洋文”，一般洋人文化水平有限，还欣赏不了云云，这个就只有天知道了。

弟弟

文/张爱玲

我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点都不。从小我们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长辈问他：“你把眼睫毛借我好不好？明天就还你。”然而他总是一口回绝了。有一次，大家说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他问道：“有我好看么？”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虚荣心。

他妒忌我画的图，趁没人的时侯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我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

有了后母之后，我住读的时侯多，难得回家，也不知道我弟弟过去时是何等样的生活。有一次放假，看见他，吃了一惊。他变得高而瘦，穿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租了许多连环图画来看。我自已那时侯正在读穆时英的，《南北极》与巴金的《灭亡》，认为他的口胃大有纠正的必要，然而他只晃一晃就不见了。大家纷纷告诉我他的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我比谁都气愤，附和着众人，如此激烈地诋毁他，他们反而倒过来劝我了。

后来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我父亲打了他一个嘴巴子。我大大地一震，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我后母笑了起来道：“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 ！”我丢下了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去，闩上了门，无声地抽噎着。我立在镜子前面，看我自已的掣动的脸，看着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

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拍的一声，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回去去了。我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陈寒冷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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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落的声音 作者 张爱玲

家中养了玫瑰，没过多少天，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到了花落的声音。起先是试探性的一声“啪”，像一滴雨打在桌面。紧接着，纷至沓来的“啪啪”声中，无数中弹的蝴蝶纷纷从高空跌落下来。

那一刻的夜真静啊，静得听自己的呼吸犹如倾听涨落的潮汐。整个人都被花落的声音吊在半空，尖着耳朵，听得心里一惊一惊的，像听一个正在酝酿中的阴谋诡计。

早晨，满桌的落花静卧在那里，安然而恬静。让人怎么也无法相信，它曾经历了那样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

玫瑰花瓣即使落了，仍是活鲜鲜的，依然有一种脂的质感，缎的光泽和温暖。我根本不相信这是花的尸体，总是不让母亲收拾干净。看着它们脱离枝头的拥挤，自由舒展地躺在那里，似乎比簇拥在枝头更有一种遗世独立的美丽。

这个世界，每天似乎都能听到花落的声音。像樱、梨、桃这样轻柔飘逸的花，我从不将它们的谢落看作一种死亡。它们只是在风的轻唤声中，觉悟到自己曾经是有翅膀的天使，它们便试着挣脱枝头，试着飞，轻轻地就飞了出去……

有一种花是令我害怕的。它不问青红皂白，没有任何预兆，在猝不及防间整朵整朵任性地鲁莽地不负责任地骨碌碌地就滚了下来，真让人心惊肉跳。

曾经养过一盆茶花，就是这样触目惊心的死法。我大骇，从此怕茶花。怕它的极端与刚烈，还有那种自杀式的悲壮。不知那么温和淡定的茶树，怎会开出如此惨烈的花。

只有乡间那种小雏菊，开得不事张扬，谢得也含蓄无声。它的凋谢不是风暴，说来就来，它只是依然安静温暖地依偎在花托上，一点点地消瘦，一点点地憔悴，然后不露痕迹地在冬的萧瑟里，和整个季节一起老去。

【作者简介】

张爱玲（1920年9月30日—1995年9月8日），原名张煐，笔名梁京，祖籍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生于上海，中国现代女作家。[1]1920年9月30日，张爱玲出生于上海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

1920年9月30日，张爱玲出生于上海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7岁开始写小说，12岁开始在校刊和杂志上发表作品。1939年，她进入香港大学就读。并凭借《天才梦》在文坛崭露头角，这篇文章也被视为张爱玲的处女作。1943-1944年，创作和发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小说。1955年，张爱玲赴美国定居，创作英文小说多部，但仅出版一部。1969年以后主要从事古典小说的研究，著有红学论集《红楼梦魇》。1995年9月8日在美国洛杉矶去世，终年74岁。

张爱玲弟弟也真是惨，人到中年难得有门婚事，女方彩礼只要一块手表，他居然凑不出这笔钱，只好不了了之

原创 留愚 留愚杂谈

2025年02月09日 10:08 海南

张爱玲弟弟也真是惨，名门公子哥，打光棍一辈子。人到中年，难得有媒婆张罗婚事，女方彩礼只要一块上海牌手表，他居然凑不出这笔钱，只好不了了之。在一间14平弄堂陋室里，这位李鸿章张佩纶的后人，就这么兀自潦草过完了一生。当时，他们家族亲戚，还多的是有钱人，可愣是未见一个人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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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子静晚年，姐姐张爱玲在华人圈大热。对岸书商无孔不入，当然不会放弃这样的大好商机，等张爱玲一死，就有小说家立即设法联系到张子静，让他口述，由那位作家则负责生花妙笔加以修饰，快马加鞭赶制出了一本《我的姐姐张爱玲》卖钱。这书言辞极尽恳切，张子静预设身段更是“低到了尘埃里”，着实挣了一波好人缘，总让善良的读者觉得张子静好可怜，姐姐张爱玲好凉薄冷漠，殊不知文学多巧言令色，这书真就主打一个“卖惨”。而且恰是这本书，完全可以证实，弟弟并不比任何别人懂他姐姐。当然了，如此可叹的现实是很普遍的：这世间，又有多少兄妹非常了解彼此呢？

这本回忆录，除了些微童年记忆与长大后极零星的三五次见面，几乎全都靠外界信息拼凑而成的。他对姐姐实际也漠不关心，而张爱玲也可说对他失望透顶：她年轻时也曾那么疼爱弟弟，可当眼见弟弟日益沦为旧时代无能的象征时，她狠心将他写死在自己的作品里。在张爱玲的心中，弟弟当然早就不在了，也不愿再有瓜葛。张爱玲晚年在美国，一直很惦念同在上海的姑姑姑父，不断写信寄钱，但从未问过弟弟一句。而张子静唯一一次主动联系姐姐，也不过是找她讨钱花，理由是“听说母亲把遗产留给了她”。

张爱玲何等精明之人，算是看透人性与虚妄的，当然不会乖乖上套，回信哭穷打发了事。这对姐弟，从此也犹如再度失了联，尘归尘土归土，形同陌路。当下很多瓜众，总习惯性悲天悯人慨他人之慨，动辄指责张爱玲冷血，但我自己看张子静，总觉得民间那句流行语挺贴切的，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张爱玲不理他是有理由的，父母两大家族也没人愿意拉扯他一把，也当是怕了。“扶不起的阿斗”，任谁都会躲得远远的，走慢一步都可能黏上你。张子静其人，实际是晚清以来无数“纨绔子弟”的缩影，是很中国式的另一种“多余人”典型，即可悲，又可怜，或许还可恨。据说，遗留沪上的李鸿章家族后人，到了1990年代也常常聚会，但他们也都不愿意提“张爱玲”这个名字，问则回避，原因是她“背刺”了整个家族。

上海江苏路285弄28号，旧上海名律师吴凯声家的14平小客厅，是张子静后半生的最后归宿。这个小房子，严格说来是他继母留下的。1940年代末，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由于金圆券的大贬值，仅剩的全部财产都给刮走，房子全部变卖，差点流落街头。这个时候，还亏张爱玲继母孙用蕃给力，找了闺蜜设法，得以入住江苏路285弄28号，在别人家的一个客厅里苟延残喘鹊巢鸠占过完了余生。他们死后，这个房（间）就留给了张子静。

上海作家淳子，前些年曾经探访多次，也在附近找到了很多当事人，他们对张子静还很有印象。据一邻居说，张子静虽当过中学老师，但很胆小，“人也怪怪的”，平日都不敢正眼瞧人，总躲在门后或窗边张望那种。他似乎到老都是“少爷”，生活接近无法自理，比如袜子脏了，就不会去洗，直接扔掉了事，有时实在饿到不行了，又吃不起馆子，就拿一个托盘，到吴凯声后人家厨房随意整一点东西裹腹。继母独居在此时，他也经常回来，唯一目的就是找她要零花钱。而那时，他都工作多年了，继母反倒真的一无所有，得靠变卖丈夫遗物艰难度日。而张子静一直认定，父亲的遗产都归了继母，他有权利拿回属于自己的那一份。

张子静好在毕竟出身书香门第，早年是学过英文的，所以好歹还有份工作，在附近中学教外语。但他做事不靠谱，“经常玩失踪”，校长与学生都叫苦不迭。他应该还算得上改开后最早的那一批“家教”，退休后还带了几个学生给辅导功课，但不给钱，无非逢年过节家长们给送一点礼物意思下。张子静的后半生，一直都过的拮据，但幸好有份正式工作，靠微薄收入也不至于冻饿就是。晚年时，有个籍贯安徽的钟点女工，时不时上门帮他洗洗补补，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他一生好酒，酒瘾很重，喝酒时很少说话，顾自一杯接一杯就着花生米小酌，但又往往一喝就醉。

后来，张子静的死，也是因酒猝死。话说《我的姐姐张爱玲》出来未久，某日午后他送走前来拍照的对岸女作家周芳伶，就兴高采烈去了一位朋友家吃晚饭。那一晚，主人热情，请他喝了黄酒，正春风得意兴头上，估计喝了不少。入夜，他又照例自己走回去。可就是在这个夜晚，在归去的半途中，这位已是70多岁的老人家，突然小血管爆裂，一个趔趄倒在了弄堂的电线杆下，当场就死了，一句话也没留下。多少人的死，是毫无征兆的。

至此，张家算是彻底绝了后，张子静又是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他的丧事由谁料理，就不得而知了。恰似《红楼梦》荣宁二府，繁花富贵转头空，恰似南柯一梦，如今只落个白茫茫真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