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四十二）‍寰宇东西（中）

徐顺荣

美篇昵称：徐顺荣美篇号：4115576<a href="https://www.meipian.cn/5akhu32b" target="_blank" style="color:rgb(237, 35, 8); font-size:18px;">上海博物馆 ‍——寰宇东西（上）</a> 上海博物馆《寰宇东西》展览的背景是为了纪念马可·波罗逝世700周年。马可·波罗是一位著名的威尼斯旅行家，他在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期间游历了中国，并在其后的著作中详细描述了他在中国的见闻。这些见闻通过他的游记《马可·波罗游记》流传后世，成为西方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展览将侧重展现东西方文明对话，新增更多珍贵档案材料和考古发现，集合威尼斯、罗马、佛罗伦萨与国内博物馆等28家文博机构的204件/套馆藏精品，为中国观众全面展示马可·波罗时代中国与世界的文明交往故事。更好的把展览内容收集下来，故将《寰宇东西》分为上、中、下三集。 卢沟运筏图《卢沟运筏图》描绘了现北京永定河卢沟桥附近商业繁忙的场景。画中描绘的是以卢沟桥为中心的〝商贸圈〞。在永定河的两岸店铺林立，有酒楼、茶肆、旅店等等。岸边有正在水运的木筏，桥上、路上有运米面的骡车、运粮食的独轮车，有招徕客人佳店的小二，有给客人喂马的伙计，有端茶送菜的跑堂等等。出生于水城威尼斯的马可•波罗，在中国期间也格外关注桥的存在。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多次描述中国的桥：，还特别关注了桥的体量、承载量、结构、建造技术。他在游记中称卢沟桥为“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大石桥”。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三都所见伴随者一批批欧洲东行者的脚步，“大哉乾元，万物资始〞的大汗帝国开始展露出它的神秘魅力。在马可-波罗等外乡人眼中，元代的繁华富庶及其各方面的治理制度，都给了他们强烈的震撼。元朝的疆域空前辽阔，统治者实行行省制度，进行了有效的统治，各级官印成为元朝政令通行的实证。为了活应新的商业模式、保证商业运行，元朝统一度量衡、发行纸币、建立驿道，以官方权力为商业交易作保。蒙古军队重视军事力量与技术的发展，装具护甲与武器的技术更新使元朝的军队有更强大的战斗力。彼时外国人来到中国的第一站，就是元代的都城。元代的三个都城-—元大都、元上都、元中都，分别但于今北京市、内蒙古草原锡林郭勒盟的金莲川草原、河北省张北县馒头营乡。都城井然有序的道路金碧辉煌的宫殿，无一不令人惊吸，马可-波罗感慨道：“建筑术的巧夺天工，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跟着他的视线，仿佛能够看到元朝在世界领先的宏伟气魄、盛大气象。 大汗的王国元代统治者建立统一王朝之后，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统治机制。统一发行的货币、度量衡等让大都及其所辐射的蒙古帝国成为享誉世界的多国商旅云集的贸易中心，促进了元代社会与经济的高度繁荣。官印则是元朝行政力量的象征，在质地、形式上均有定制，文字多为八思巴字篆化，极富特点。 元代货币随着蒙古人商旅范围的扩大，携带沉重的金属货币逐渐不便。为此，蒙古统治者仿造金人发行纸币，“以区区一小块纸片，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商品”。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朝统一江南后，纸钞发行量更是大增。元朝绝大部分时间都实行单一的纸币流通制度，禁止用银和用钱，“如果一个人带金银到市场上去买东西，商人肯定不会接受。一定要把金银换成纸钞，才可以任意购买〞。外国人如携带金银珠宝前来，〝不敢售之他人，只能售之君主”。蒙古人在统治中原地区之前，曾打制金银币，形制接近中亚货币。元初发行纸币后禁止用钱，武宗时和惠宗至正十年（1350年）以后，又实行钱、钞兼行的政策，铸造铜币。元朝铸钱仿造中原的方孔园钱造型，钱文有汉文和八思巴文两类，种类相比其他朝代较少。 “至元通行宝钞〞贰贯钞版元(1271-1368 年)上海博物馆藏下栏直书十行字。前三行的 “尚书省奏准印造至元宝钞，宣课差发内并行收受，不限年月，诸路通行〞，说明了纸钞的发行机关、使用时间与地点。“路〞是元朝的行政区划，“不限年月〞“诸路通行” 说明了元朝纸钞推行之广泛。第四、第五行分列宝钞库子攒司和印造库子攒司的官街和印章。元代纸钞正反面都会加盖印章，一般有红色方形官印和黑色骑鐘印两种，皆为八恩巴文。官方的印章既是货币的信用保证，也是防伪标志。中间一行大字“伪造者处死”，下面分两行印“首告者赏银五锭，仍给犯人家产”，明文规定了份造纸钞后果及举报制度。最后是“至元年月日”“宝钞库使副”“印造库使副” 和“尚书省提举司〞，表明纸钞的发行机关、发行时间等信息。 "至元通行宝钞”纸币元(1271-1368 年)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黑城遗址出土内蒙古博物院藏"圣元通行宝多”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开始发行，是元代使用时间最长的纸币。“至元〞二宇指该类纸币开始发行的年号，“通”即流通，“行”即行用，“宝”指以元宝为标准兑换，“钞” 指纸币，以短短六字概括货币的使用范围、使用方式、信用保证。纸钞的正面印制钞面文宇和纹饰。宝钞最上方一栏横书“至元通行宝钞” 六字，两边饰火焰宝珠纹。栏下为缠龙紋饰国成的长方形竖框，此类繁杂纹饰的作用是防伪。竖框内由一横线分隔为上下两部分，上栏中央橫书“贰贯”二字，字下有两贯钱纹，图文井茂地表明纸钞面额。左右两侧分别是八思巴文的“至元宝钞”“诸路通行〞，文下则各是汉字"字料”“字号"。 蒙古成吉思汗金币，正面为阿拉伯文，背面则是蒙古文，印有“汗中之汗、最伟大、最公正成吉思汗〞字样，是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获胜后，为庆祝胜利命窝调台在加兹尼采用西域打压法打造的。成吉思汗时期打制的钱币存世不多，所以极为罕见。 元代税银制度税课银锭是白银纳税的存在形式。元代早期的赋税直接征银，中后期除了一些特殊税项外，大部分税项征纳纸币，再将纸币折换成白银，铸成银锭。这些税锭的形制都是五十两的束腰型大锭，锭面铭文有凿刻和戳记两种，涉及的税课有科差、盐课、矿课、商税、差发等。元代政府非常重视商业。政府以征税的方式，对商人的贸易活动和商业利润进行控制。1234年，蒙古灭金后，在全国实行课税所制度，设立十路课税所，税课内容主要是税粮和科差。“凡仓库院务官并合干人等，命各处官司选有行之人充之。其所办课程，每月赴所输纳" "交钞整料”铜印元(1271-1368年）上海博物馆藏纸币用纸用印。印文措书，便于识读“交钞”。指元代的纸币。“料” 即料号，指纸币上的一个特定编号，用于标识纸币的批次。由于纸币的印刷量较大，为了区分不同的印刷批次，会在纸币上印上不同的料号。这种编号有助于官方追踪和管理纸币的发行和流通情况，同时也增加了伪造的难度。 “昏烂钞印”铜印至元二十五年(1288 年）杭州西湖出土浙江省博物绾藏铜质。杙钮。背款“江东道宣慰使司”、“至元二十五年三月口日造”，印文为隶书，利于辨识。该印系元朝政府注销旧纸币用印。为防止要销毁的纸钞回流社会，元朝政府采取了在昏烂钞上加盖印戳的措施，凡有该戳记的纸币，表示其已经注销作废，不能再次流通。“香钞” 指因用久钞面字迹模糊的破1旧纸币，“烂钞”指在流通过程中由子人为原因造成票面毀损严重的纸钞。 真定路银锭延祐四年（1317年）上海博物馆藏铭文，丁巳年真定路监纳于丁库使李口副库刘口银匠刘口银匠邦安银匠李口称子李秀称子口丁称子孙义称子田口元丁已年即延祐四年。元代真定路，治今河北正定，是元朝统治者较早确立统治的地区之一。该地区是出入大都的重要门户、南北交通的要冲，在全国的交通网络中占据首要地位。 课银银锭元(1271-1368 年)浙江省博物舘藏铭文：真定路课税官李苑匠赵丰。元代早期商税银锭，形制与宋代相份。铭文涉及银锭的用途、铸造机构、相关官员、银匠和纪年。“真定所"是元代“真定路征收课税所”的简称，“商课”即是向商贾征收的税课，税的商品范国很广，衣食日用无所不包。 铜手铳至正元年(1341年)中国航海博物馆藏铜手铳可分为前膛、药室、尾銎三部分，全长44.4 厘米，前膛长 23,5 厘米，药室长 10.5 厘米，尾銎长 10.4 厘米，尾銎口径 2.8 厘米，铳口内径2.5 厘米。药室有一火门，位于右侧中部靠后位置，孔状。前膛星竹节状，在铳口起第三道加强箍和药室前端加强箍位置处，固定一个提把，系与铳身一体铸造成型。提把在药室前端加强箍固定位置处一侧有破洞，可能是因锈蚀造成。提把上环刻六道弦纹，每道由两条平行线组成。药室微鼓，外程为6.5 厘米，尾器为喇叭形。该铜手铳在铳口、統身、药室两端及尾益底部，共有七道加强箍，在尾銎外壁阳刻一行铭文“至正元年道”。在铭文右觉约90度位置，有阴刻数宇“二十二”，字体较为歪斜，应系手工刻写。该藏品通体绣蚀，布满铜绿，铳身可见少量沙眼气孔。 军事系统蒙古军队以强大的军事力量而闻名，最辉煌时期征服了从东亚到中亚、西亚的广阔领士，领土面积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宋元时期是我国兵器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期。元朝历来重视军事力量与技术的发展：武器装备不断更新，溧阳、扬州等处均设有炮库，火铳更是我国兵器史上的一大创造，加上防护装具护甲，铁盔的配备，元朝军事部队的战斗力进一步提升。 铁盔元(1271-1368 年)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出土内蒙古博物院藏铁盔样式较为多样，如笠形盔、饰有两道八字形棱的金式头盔，钵盔等。此类为元代头盔中钵形盔的一种，使用时间较长，对后世影响较大，明清时期头盔样式与元代钵形盔极为相似。 卧鹿缠枝牡丹纹金马鞍饰件（复制品）元/1271-1368年)1988 年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格勒盟镶黄旗宝格都乌拉苏木哈拉图嗄查乌兰沟墓葬出土内蒙古博物馆藏前桥呈马蹄形，中心是四曲海棠开光，瑞鹿静卧手花草叶中，鹿纹星半浮雕式大角鹿形象，卧鹿前后裝饰花草纹，海棠形开光外以鱼子纹为地，饰牡丹花卉，前伸部分饰忍冬纹，周边相间栉节纹、联珠纹、花叶纹。后桥星圆角梯形，中心饰忍冬纹，周边以栉节纹和联珠纹相间。前后较翅星锐角三角形，忍冬纹居中，周围饰栉节、联珠及花叶纹。此套马鞍融合多种文化特征，鹿纹呈半浮雕式大角鹿形象，体态丰满，神态安洋，是北方草原民族文化的体现。而牡丹、海棠、莲花等图案的应用，则是中原文化在元代金器中的表现。联珠纹源于中西亚地区。这些图案在同一组器物上浑然一体，又姿态各异，将多种文化同时呈现出来，使这套金马鞍成为草原文化、中原文化和西方文化、完美相融的产物，对研究元代蒙古贵族的社会经济文化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元代交通系统1235年年初，窝阔台宣布建设新都哈剌和林。同时实施从那里向全蒙古境内铺设驿传（站赤）网的大计划。历史上著名的站赤制度，可以确认突厥时期即己有之，而蒙古是直接从契丹人处学来的。《大可汗国记》记载：境内各城邑间,皆有邮差居所。邮差或步行,或骑马,腰股上系响铃，为皇帝递送公文。行近站时，则将腰上响铃振之，声达站中。站内人闻之，亦如此预备。接到公文,即再行火速奔驰,递往别站。如是而递至全国各地,昼夜不停,至送达目的地为止。虽在三月路程以外之消息，大可汗皆可于十五日内知悉之也。待遇使臣礼节，尤为优渥。在其国内，无论来去，皆供给所需。 “任丘县监寺印”铜印至元四年（1267年）上海博物馆藏铜印。钮顶凿有“上〞字以表使用方向。印面粗框细文，文字线条方折。“任”“丘〞“寺"“印”四个汉字远用叠篆设计。任丘在今河北中部。监寺，僧官，唐代已置。僧官发展至元代，选任者已不限为僧，僧俗并用，僧务机构亦与俗官官署交叉，并由国家委任，有品有秩。 “官口”铜押元(1271-1368年）上海博物馆藏北宋以来，将原本需要手书画押的“押”（一种代表凭信图案）制成印章形式，作为凭证以方便文书、政令等的签署，称为“押印”。在两宋时期，押印非特赐不能用。到元代，各阶层已广泛使用，因此后世又有“元押”之称。押有单纯文宇、单纯图案和文字加图案三种形式。在黑城出士的元代文书上，常可见字形硕大的 “官”销与手书画押。此押或是这种手书画押的印章化形式。 “管军下百户之印”铜印元贞二年（1296年）上海博物馆藏铜印。印顶凿“上〞宇以表使用方向，印背左右分别以汉字刊凿印文内容“管军下百户印”、制印机构“中节礼部造〞和年月“元页二年四月日〞。印面文字采用元代特有官方文字：八思巴文。据《元史•百官志》，诸路万户府下设千户所，百户所隶于千户所。又据管军人员多寡分上下两等。“上百户所，百户二员，蒙古一员，汉人一员，俱从六品，银牌。下百户所，百户一员，从七品，银牌。 “左道率府上百户印”铜印至大三年（1310年）上海博物馆藏铜印。文字采用八恩巴文入印。印背以汉字凿刻数行文字：右为印文 “左道率府上百户印”，左为“尚节礼部造〞“至大三年三月日”；印钮顶部凿有“上”字以表庾用方向。此印等级与 “管军下百户印”相近，印台、印钮等形制亦相近。此为上百户印，有二员，蒙古一员，汉人一员，俱从六品，银牌。率府，太子属官，类于东宫警卫机构。素代始设，明代皮除。 “宗仁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百户印”铜印至治三年（1323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红庙子出土敖汉博物馆（敖汉族文物保护中心）藏铜印。印文为八思巴文。印背、侧刻 “宗仁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百户印。中书礼部道。至治三年四月日”。“宗仁” 当为《元史》所记 “宗仁卫。之简称，宗仁卫是主要由朝廷收养的蒙古奴表组成的侍卫亲军。《元史•百官志》载：“宗仁款古待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秩正三品。至治二年，以亦乞列思人氏一百户，与所收蒙古子女通三千户……以宗仁卫以统之。定置都指挥使三员，正三品……蒙古军千户所十一翼，干户二十员，百户一百员，弹压一十员。 “管军千户印”铜印至正十四年（1354年）浙江省博物馆藏铜印。印文为八思巴文。千户是元代军事、行政合一的基层单位，千户上设万户，下设百户、十户。各干户依军种、身份的不同亦有行军干户、餐军干户、屯田军千户等。 "管军总管印”铜印至元十七年（1280年）浙江省博物馆藏铜印。印文为八思巴文。背款：“管军总管印。中书礼部造。至元十七年三月日” 顶款：“上” “总管大同杂造都提举司之印”铜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首都博物馆藏铜印。印文为八思巴文，背款：“总管大同杂造都提举司之印”“至元二十六年十月造”。元代大同路(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市)为河东山西道宣慰使司治所。大同路设有杂造提举司，从五品，掌诸造作之事。 铜权铜权是一种商业交易用具，用于秤砣配重。元朝政府将铜权等度量衡器的标淮器颁发给各路，由各路控制实际的铸造使用。路是元代的一级地方政权，隶属于中书街或行中书省，下辖府、州、县等。路是铸行铜权的主要地方政权，部分州、县有权铸行铜权。元代铜权基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分别是园体和六面体。这两类铜权通行于元代始终，应为平行发展。铜权铭文内容要素包括纪念、铸造或发行的地区和机构（如“大都路〞等）、该权的最大称量（“xx斤秤〞，多为八思巴文）、该权的坨重（“斤x锤“，多为八思巴文）、工匠之姓（如“皇甫〞等)。如遇帝位更迭，年号变更，元朝政府都会重销新权，并在权上铭刻年号。其中，铜权有自道铭文的数量较少，根据铜权自铭的地重，可计算出元代每“斤” 的平均重两约 507.2克。 至元二年大都路铜权至元二年（1265年）皇庆二年大都路铜权皇庆二年（1313年）大都路铜权元(1271-1368年）上海博物馆藏 至元二十九年扬州路铜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1976年4月于扬州邗江公道挖泥炭时出土扬州博物馆藏权为铜质，合范铸造，整体星六楼形，上窄下宽，倒梯形钮，中有穿孔，平肩，斜腹，束腰，台阶式底座，平底。权身正面铸有 “扬州路〞及八思巴文，背面铭 “至元二十九年〞，侧面则为 “爾三十四”。 至元十年铜权至元十年(1273年）广东省博物馆藏方环钮，丰肩，鼓腹渐收，五阶喇叭形底座，平底，实心范铸，胎体厚重。腹部铭文 “至元十年”。铜权多带铭文，内容有纪年、铸造地、匠人、量名、校验标字等。元代疆域广阔，中统二年（1261年），元世祖忽必烈“领斗斛权衡〞，至元十三年（1276年）再定度量衡，建立统一的度量衡制度。由此，中央户部制定井领布铜权标准，各地官府借用样本铸造铜权，校勘合格方能投入使用，彰显元代官方铸造铜权的严格规范。 大德二年铜权大德二年(1298年）广东省博物馆藏方环钮，斜肩，圆腹渐收，五阶喇叭形底座，实心范铸，胎体厚重。腹部铭文“大德二年”“大德〞 (1297—1307年）为元代第二位皇帝成宗铁穆耳的年号。元代铸权数量多，铜权存世量较大，亦能体现元代商业的繁荣面貌。 潭州路造铜权元(1271-1368年）广东省博物馆藏方环钮，身为六棱桂形，斜肩，直腹，束胫，六棱台式底座，平底。实心范铸。腹部铭文：“潭州路造〞潭州路即今湖南长沙市。一路所铸之权主要还是在本路区城之内通行，应是元代普遍的做法。因此，铸地铭文对于我们研究元代行政区划及铜权的使用流通具有重要价值。 国都气象壮观的屋宇、整齐的规划、金光灿灿的琉璃瓦、并行十马的大桥等景象，构成了欧洲东行者对元代雄伟帝都的第一印象。元大都的壮丽宏伟，在当时世界首屈一指，前来游历的外国友人都对它感到惊异，赞叹不已。马可-波罗在游记里大赞大汗巍峨的宫殿，称其宽广的程度前所未闻。城墙上有美丽的柱墩和栏杆，大殿和房间的各方都饰以雕刻和鎏金的龙、各种飞禽走兽图、武士雕像以及战争的艺术品，屋顶和染上雕染画栋，金碧辉煌，琳琅满目。 《刑部题名第三之记》拓片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北京市天安门城楼前东观礼台后小夹道处出土北京石朝艺术博物馆藏石磷首身一体，方首抹角，梯形素面方座，是典型的元代风格。该碑为汉白玉质地，出土时左下角己碎裂为数块。碑首浅平雕二龙戏珠，圭形额际。边框缠枝花,双面刻宇,碑阴面行款不甚规整。碑正面第一行为首题 “刑部题名第三记〞，圭形额内蒙书“刑部题名第三之记”。碑文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记文，由危素撰文，潘通书写碑文并篆书额题。碑末年款为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在记文内容上，前面记撰碑缘起及自古有关“刑”之典故，后面记元以来“刑罚〞之事，以及古为今用来解决的办法。下部即官员题名，分四大部分题刻。部首刻以“尚书”“待郎”“郎中”“贯外郎”，并以浅线栏作界分为上下七列。其中题名时间甚至晚至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四月。碑阴首题〝本部吏人等题名记〞，不分上下列,亦无记文,而为左右行,书刻“提控令史〞等题名。石碑出土的位置西距紫禁城中轴线约一百米，很大程度上属于当时刑部的位置。碑刻的出士，为研究元代中书省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位置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 碑額形部题名第三之记碑文班部題名第三记。「至正千有五年，余承文工部，尝记刑」部延名。顾率然执笔，以罐豆公之后，」方窃以为惧。后九年，更著新石，复来」属记。鸣呼！古之用利者，亦傘其对而」巴。是故刑新国轻典，平国中典，乱国」重典。孔子亦日：“玩宽期民怪，慢践生！之以猛，猛财民线，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贫，政是以看。” 新子产」火烈水橋弱之论，深有取焉。』皇元有园，一主于仁怨。条章益著，而」修宇筅度者实雞，美人四方无溪，教」化未治。一旦民畔而兵兴，海内鼎沸，」其轻生肆統触冒禁理秀，「口口然口」是屯。虽先王以好生为本，斯时地，不」有刑罚以齐之，财喜民安得而哇气，」我挥安得而草面裁？古之人有言：无」教之国其法平，良有以也。滋乃论刑」之雅，会手前记，國巴备述之矣。司寇」得人，式教由狱，以择贤才而任之，底」几款法平充，而无过不及之惠。不然」徒知用其重典而淫种以逞，政此治」其天下，不亦愈雅乎？至正二十三年」国月甲午，通表大夫、中书参知政事」同知经楚事、裙调四方戲言洋定」使司事危素记。奉议大夫、唐事院经」历潘透书并題鎮。」 元大都建筑构件大都，突厥语作“汗八里"，义谓“汗城"它“右拥太行，左往沧海，抚中原，正南面枕居庸，奠朔方”。两干多年来一直是北方名城之一大都的皇城和宫城，于至元三年（1266年）始建，至元十一年（1274年）大体竣工。因为工程浩大，至元二十年（1283年）才基本建成。元大都宫城内有南北两组建筑群，南以大明宫为主体，称“大内前宫”，北以延春阁为主体，称“大内后宫”。据记载，“凡诸宫门。皆金铺、朱户、丹楹、藻绘、彤壁、琉璃瓦饰擔脊。”马可•波罗也在游记中记述了在大内宫城的见闻，称“君等应知此宫之大，向所未见〞“此官壮丽富赡，世人布置之良，诚无逾于此者。顶上之瓦，皆红黄绿蓝及其他诸色。上涂以釉，光泽灿烂。犹如水晶。〞足见其时异邦人对元大都产生的震撼。 金刚忤石雕栏板元（1271-1368年)北京市明代城墙下元代遗址出土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上下边框雕刻缠枝花卉，左右边框内雕佛教法器金刚忤，中心雕刻十字金刚杆圈案。 龙凤石雕栏板元（1271-1368年)北京市明代城墙下元代遗址出土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汉白玉质地，中心浮雕游龙翔凤，边框雕缠枝花卉，构图繁密，刻工精湛，或为高级官员住宅中使用的建筑构件。 龙石雕栏板元（1271-1368年）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 行龙戏珠石雕栏板元（1271-1368年）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 〞官〞字款条砖元（1271-1368年）元大都遗址出土首都博物馆藏砖面中部有阴文"官〞字，或表明由官方组织烧制，以用于官方营造的重要建筑。 石箅子元（1271-1368年，元大都遗址出土首都博物馆藏建筑构件，可嵌入地面用于防止积水。整体呈正方形，中间有圆形凹槽，槽底有五个圆形出水孔。该下水设施构件制作精细，从中可以一窥元大都城市设计之考究。 卧狮角石元（1271-1368年）北京市西城区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出土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此类角石原应置于古建筑台基转角处，既可保护台基，又兼具震慑、装饰及标志等级作用，常为卧狮或母狮携幼狮造型。此为一对，雕刻生动活泼，摇头摆尾，张嘴吐舌，姿态不一。 蓝琉璃花砖元（1271～1368年)拆除明代城墙时发现首都博物馆藏 元上都建筑构件元代实行两都巡幸制，元上都为元代的陪都。上都所在地，金代属桓州管辖，元宪宗五年(1255年）赐封给忽必烈，次年忽必烈选地“建城郭〞，用时三年建成，命名开平府。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在此继位，上都成为临时首都。中统四年（1263年）大都城建成，忽必烈正式定开平为上都。 汉白玉螭首13～14世纪元上都遗址大安阁出土锡林郭勒盟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此石雕为元上都宫殿建筑构件。螭首张口眦目，毛发翻卷，形象生动。螭是中国古代传说中龙的九子之一，能吞云吐雨，古代皇家建筑常有螭首散水装置。此石雕反映出元上都建筑受到了中原文化风格的影响。 琉璃龙纹滴水13-14世纪元上都遗址穆清阁出土锡林郭勒盟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元上都遗址出士。瓦当，是指中国古代建筑中覆盖建筑檐头的筒瓦前端的遮挡。瓦面上带着有花纹垂挂圆型的挡片。古人用以装饰美化和蔽护建筑物檐头的建筑附件。瓦当上刻有文字、图案，如用四方之神的“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做图案，也有云头纹、几何形纹、饕餮纹、文字纹、动物纹等等，图案设计优美，为精致的艺术品，属于中国特有的文化艺术遗产。 琉璃龙纹瓦当13-14世纪元上都遗址穆清阁出土锡林郭勒盟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 兽面纹扇形瓦当陶范元（1271-1368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敖汉旗白塔子乡元代武平县遗址南约五百米处出土敖汉博物馆（敖汉旗文物保护中心）藏泥质褐陶，火候较高。正面星扁桃形，为母范模压出的狮面纹范腔，边缘饰勾云纹。范腔周壁有浅槽。背面路平，有横向刮抹痕，正中竖刻 “至大叁年（1310年）伍月日記口〞九字，末一字仪行书的“六〞字，应为匠作的花押。 琉璃陶凤鸟元 (1271--1368年）元中都宮城遗址西南角台出土河北省文协考古研究院藏模制并加堆塑。凤头、身为黄褐色，颈羽及底座为深绿色，胸腹星黄白色，背部流散，润染较少。凤昂首垂尾，屠羽星“S〞型、尾尖微翘，眉弓路凸、以弧道与眼、脸分开，细长丹凤眼，长圆形鼻孔，凤冠较短、微残，颌下之垂清晰，腮部羽毛回卷，耳为突起的圆环状，颈羽一束后排，两束下垂贴于颈上，云朵边缘较平。腹部装饰为斜道和竖点状。底座前面堆塑云纹两朵，跗蹠夹住底座两侧凤趾隐于云朵后面。锥座及凤体中空。元中都建筑构件元中者始建于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为元世相忽必烈的曾孙、元武家海山所建。元中都由外、中、内依次相套的三重城组成，即外皇城，宫城。元中都里既有宫城建筑也有放置毡帐的空地，兼具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双重特色 琉璃滴水元（1271-1368年）元中都宫城遗址西南角台出土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红黄色泥质陶，含有少量细沙粒，火候不高，质地一般。釉色为黄、绿两种。滴水正面接近三角形，上边为弧形，两侧边缘由对称的海棠曲线合出下尖而成，每侧曲线由三个连弧组成。外区为素缘、凹沟和凸楼，施绿釉。内区为云龙纹，施黄釉。釉有流散现象，一侧边缘的绿釉流向内区沁润龙纹黄釉。顾首云龙，龙首居中，嘴部向前吐出火焰纹，三股鬣毛屈曲后飘。身躯盘绕翻滚，右前腿向前伸至龙嘴前，爪握一球状物;左前腿向后上扬，爪部伸至右上角；左后臂沿缘后伸，右后臂蹲曲，并饰一条飘带。内区左角处及左后爪前有云朵，龙身周有流云飘浮。滴水背面施绿釉。 琉璃瓦当元（1271-1368年）元中都宫城遗址西南角台出土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出土于元中都宫城西南角台。园形，正面宽缘，缘内侧有一周凸弦纹，凸弦纹贴在外缘内侧并高于外缘，龙头位于内区中央，龙首昂起，龙颈细长，呈流畅的S型，目视前方，龙嘴紧闭，胡须飘逸飞扬，角部紧贴于颈部，双角上翘，鬣毛向后波曲平飘、毛尖下垂，龙身环龙头盘绕翻滚，龙身粗壮浑圆，身披鳞甲，两只前腿一前一后将爪置于弦纹内缘，有时毛，胸前有一个园球状装饰。 琉璃当沟瓦元（1271-1368年）元中都宫城遗址西南角台出土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质地为黄红胎琉璃釉陶。由绿釉筒瓦打造而成。这种瓦是垒砌在屋脊下部，与瓦垄呈垂直放置，以盖住瓦垄头部。在筒瓦的一个侧面将两角部修成内弧形，以便扣合在相邻两侧筒瓦之上，沿一侧有宽6.7厘米的区域无釉。 世间熙攘蒙古帝国的统治，前所未有地跨越了亚欧海陆，商业道路得以打通并得到统一管理，曾经遥远的彼学不再远不可及。许许多多如马可•波罗一样的西方商人，嗅着商机来到了神秘的东方国度。得益于商业道路的畅通，江南的商品经济呈现出百花齐放之态，制瓷业、漆木业、纺织业、印刷业等手工业也都得到长足发展。在文化上，传统中国的汉文化传承，蒙古草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加入，与当地繁荣的商贸市集共同营建了生机勃勒、热用非凡的图景，地方社会因此在变与不变中形成了新的时代面貌。隨着商业活动的扩大，以泉州为代表的南方滨海城市逐渐兴盛。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宗货物在此地集散，而商业社会力量的发达，也使得此地多民族集聚，文化多元而包容。当马可-波罗路入这块广表的士地，一幅绚烂多彩的社会画卷正向他展开。 《山殿春赏图》页佚名元（1271-1368 年)上海博物馆藏此图绢本重设色，布景紧密，作山水楼台，双桥映带，人物、舟马游历其间。建筑敷色工丽，界划精密，勾以金线，异常堂皇。云气以金线描摹形状，留白以示露证。松石用勾勒法，远山空勾。一片春景。幅上白题 “李氏照道作〞，表明其风格来源。 画中江南元代文人画繁荣，在中国绘画史上起承前启后的作用，通过这些文人画作可一熟当时的社会风情。 《西湖图》卷［李嵩（款）］南宋（1127-1279年）上海博物馆藏李嵩(1166-—1243年)，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南宋光宗、宁宗、理宗三朝画院待诏，擅画人物、佛道像，尤善界画，用笔工细精丽。此图路以俯瞰视角描绘杭州西湖全景，是马可•波罗曾到处，由苏、白二堤分界里、外二湖，布景分明，笔墨冲和。卷末款署“李嵩”系后添。前有沈周“湖山告处〞大字引首，拖尾有明吴璠、金礼丽跋。 任仁发家族墓志至正十一年（1351）上海市青浦重国镇任氏家族墓出土陈明墓志，是任仁发家族墓出士多件墓志中保存较为完好的一件。陈明（1286--1351年），任仁发侄子，字彦古，号云山，仕至中议大夫同知、赣州路总管府事。志文中记载了味明的家世及仕宦经历。任仁发（1254-1327年），字子呀，号月山。元代著名水利专家、画家，官至中宪大夫、浙东道宣副使，曾多次疏浚吴淞江。任仁发擅画人物、花草、龙精于画马。 团窠对鸟纹彩錦元（1271-1368 年）中国丝绸博物馆藏此件残片以蓝、褐两色相何的象格纹为地，其上装饰有环形窠泉，窠泉中都为简单的花树图案，两旁各有一鸟,相对而立。织物采用了典型的唐式斜纹纬重组织，而图秦或具有较)路显的中亚、西亚的伊斯兰风格，说明当时中地区仍然沿用这一技术，或者就是元代文献所记载的“撒搭剌欺” 凤纹织金錦元（1271-1368 年）中国丝绸博物馆藏织金锦由三段拼接而成，一段饰有菱格状卷云纹，另两段则装饰凤纹。凤纹锦上残存四只凤凰，取舒展双翅的飞翔姿态，拥有卷云般的尾羽，相互之间穿插莲花等纹样。元代特结型织金锦又称“纳石失”，常常用于服饰衣物，深受元代贵族的欢迎。 恺甲琐纹织金錦元11271-1368 年)中国丝绸博物馆藏此织锦图案由遍地相连的铠甲琐纹（呈Y型）。在元代《营造法式》及山西永乐宫壁画中大量出现琐纹，铠甲琐纹即是其中之一。琐纹图案是宋元织锦的典型代表。从图案和织造技术来看，此块织锦显然受到了伊斯兰教中亚文化芯影响。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大赞苏杭的生丝和绸缎。 江南风情当马可•波罗沿京杭大运河南下进入浙江一带时，映入他眼帘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水运发达、手工业兴盛、商贸经济持续繁荣、文化艺术交流融合，文人雅士各得其乐。杭州作为江浙行省的省会，地位重要，水陆交通便利，驿站极多，不但是南方商业中心，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之一，被马可-波罗誉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作为运河最南端的城市，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开放富庶的大都市之一。 长方形蓬莱仙岛澄泥砚元(1271-1368 年）上海市青浦重固镇高家台任氏家族墓出土上海博物馆藏长方形，澄泥质。面刻山水楼阁纹，有长方形墨池，砚面宽度大于底面，砚背琢出覆手。此墓同时出土另一方蓬莱仙岛澄泥砚，纹样相似，也是山水楼阁，题有“蓬莱仙岛〞现名，由此可知，此砚是一款相对简约的蓬莱仙岛砚。《史记•泰始皇本纪》：“海中有三神山，名日蓬菜、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蓬莱历来是神话传说中仙岛。以此作砚，反映了古人追求永生仙界的理想。 士人雅趣在多元的政治社会环境中，文人面临出世入世的选择，始终坚守内心的文化自尊与价值认同，强调自我个性、重视自身情感，文人生活更添雅趣，文艺创作也有了新的特征。这些心境旷达、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文人士大夫，或抚琴，或寄情笔墨纸砚，积蓄着内心的力量，寻找着本心的宁静。元代中西方交流频繁，元代文化亦是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结果，被伊斯兰教徒作辟邪、护身之用的幻方，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也进入中国，为士人雅趣增添了异域风情。 “金粟道人”玉章元(1271-1368年）上海博物馆藏元代顾瑛（1310—1369)，字仲瑛，号金粟道人。昆山人。他组织的“玉山雅集〞被历代文人传为佳话。参与雅集的印家朱珪以“篆刻艺弥精〞闻名遐迦。顾瑛作《题伯盛朱隐君方寸铁》诗赞朱珪，记载其曾刻“金粟道人”印。 玉幻方元(1271-1368年）1969 年上海市浦东新区明代陆深家族墓出土上海博物馆藏青白玉质。主体为长方体，正面减地浮雕一园形凸面，阴刻阿拉伯 “清真言〞，意为 “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钦差〞，四周以阳刻花卉纹装饰。反面中心为一方形凸面，阴刻四四纵横图，十六格内各阴刻有一个13世纪时的阿拉伯文数字，横、纵及对角线方向的每4个数字相加之和均为34。主体上端的两贯耳用于系绳佩挂。勾方是伊斯兰教徒的信仰物，作辟邪护身之用。 “月明沧海”琴至正十二年（1352年）上海博物馆藏伏羲式，桐木研。黑淡间栗色号漆。琴面发流水纹，同有梅花断纹，底有不规则流水间牛毛纹。鹿角灰胎。岳、尾、足皆为紫檀制，蚌徽，牙轸。琴背龙池上方阴刻填金行书 “月明沧海” 池下阴刻真朱悬针篆亚字万印“龙阳子〞，腹内阴刻楷书："至正壬辰十月上旬。东海云林生监造。”全琴形态文秀，法度森严，制作精当，存有南宋琴肩耸而狭、面孤软平之遗风。 生活百物元代贵族生活用具精雅巧致，衣着华丽，丝织品上的图案也充分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交融。元代制瓷工艺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元代的钧窑、磁州窑、霍窑、龙泉窑、德化窑等主要窑场，仍然继续烧造传统品种。因为外销瓷的增加，生产规模普遍扩大，大型器物增多，烧造技术也更加成熟。景德镇窑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创烧的其中一种著名产品为卵白釉器，这种产品俗称“枢府窑器"。青花瓷器成为景德镇瓷器生产的主流，产品运销国内外。同时元代漆木业、纺织业、印刷业也得到长足发展。 卵白釉镂雕 折枝花纹高足杯元（1271-1368）1984年扬州市老虎山西路出土杨州博物馆面藏 龙泉窑青釉 八思巴文瓷盘元(1271-1368年）杭州博物馆藏施青釉，釉面匀净光亮，外底刮釉。折沿，浅弧腹，圈足。盘内底刻八思巴文。 枢府款刻卵白釉刻花云雁纹瓷碗元(1271-1368年）杭州古荡杭州市无线电学校宿舍工地出土杭州博物馆藏 瓷碗施卵白釉，圈足及外底不施釉，呈红褐色。敞口，斜弧腹，圈足。碗内装饰两只对称的大雁，其右翅上方分别有“枢”“府〞字款，大雁之间有祥云，口沿下方有一圈花卉装饰带，口沿外侧有一条水液纹装饰。与该件瓷碗共出一块墓碑，上有“大元至元丙子”纪年文字。 龙泉窑刻花芦雁纹盘元（1271-1368年）上海博物馆藏板沿口，弧壁较直且深，圈足。通体施青釉，呈色青缘。盘心刻雁衔芦苇纹，内壁上沿刻一圈回纹，下刻一周缠枝花卉纹，板形口沿上贴塑24朵小花装饰。外底近圈足处有一圈无釉垫烧痕。此盘器形硕大，胎麼厚重，符合元代龙泉窑青瓷的典型特征。元代的龙泉窑较之宋代，胎体渐厚，釉层变薄，不再简单地以古朴规范約造型和纯净典雅的釉色取胜，而是有意识地寻求变化，多了一些创新，加人了刻、划、印、贴、雕以及点綴褐彩等工艺来美化器物。 瓜形银耳杯元(1271-1368年）上海博物舘藏杯呈半剖的瓜形，为锤揲而成，瓜棱清晰而饱满。藤蔓弯曲为耳，与杯身焊接。杯身通体鎏金，大部脱落，上部錾刻云纹。杯底錾出梵文,为“如是〞意。 鋄金银莲瓣形铁盘元（1271-1368年）上海博物馆藏铁盘硕大，莲瓣形，圈足。盘的正反面以鋄金银工艺修饰。正面布满银花，背面为十瓣莲花，从金刚杵向右，分饰金刚杵、宝瓶、盈长、法幢、法轮、宝剑、宝伞、双鱼、法螺、莲花轮共十种吉祥纹样，以莲托之，其中金刚杵、宝剑不是八吉祥纹，其余是所谓八吉祥纹。鋄金银是一种在铁器上装饰金银纹样的特殊工艺。 宽缘大银洗元（1271-1368年）浙江博物馆藏宽缘，卷唇，敛腹，平底略外凸。通体光素。底有双线刻铭 “退之"二字。 剔犀云纹盏托元(1271-1368年）上海博物馆藏盞托呈圆形，自上而下由杯托、圆盘、高足三部分组成。底髹黄漆，黑面剔如意云纹，云纹间朱漆两道。上部杯托及圆盘两面各雕云纹七朵，圈足较高且剔半云纹四朵，足略外撇，内中室，髹黑漆。此器造型简约、线条轮廓圆润流畅，是为佳作。 剔犀如意云纹盏托元(1271-1368年）曹其镛先生夫妇捐赠浙江省博物馆藏盏托通体髹漆肥厚，朱漆为面，刀口处可见有规律的黑线两道，为剔犀“红间黑带〞的做法。盖、托整体均雕大朵如意云头纹，漆层肥厚，刻工园润，刀法浑厚宛转，藏锋不露，磨退光洁莹润，为元代剔犀的精美之作。 剔红东篱兴菊图圆盒元（1271-1368年)上海市彥浦重固镇高家台任氏家族墓出士后追缴上海博物館藏盒呈圆形，平顶，直壁，子母口，平底，面足，上下等分。外髹麥红色漆，盒内及底部髹黑漆。盒面中心雕一老者头戴风帽，身名袍服，策杖而行，后随一道童，双手捧着一盆盛开的菊花。画面右边为竹密虬松，行云流水般的曲线做锦地，布满空间。整个画面表现的是陶渊明“采菊东镇下，悠然风南山〞的意境。盒壁刻两两相对的双线回纹。此器漆色幽暗，漆层厚实，漆质坚硬，别刻犀利，人物比例较大，仅用一种锦地装饰，去繁存简，给人以空远辽阔之感。剔刻用刀劲健、老辣，线条刚直、流畅，与元代张成、扬茂款的雕漆不甚相似，应该是另一种风格的元代剔红器。 莲鹭纹玉顶饰元(1271-1368年）上海博物馆藏白玉质。此器以多层镂雕技法雕琢两只鹭鸟穿行于莲草之间，其一回首观望，其二低头觅食，闲适优雅；荷叶、芦苇与水草高低错落，弯曲穿插，极具空间立体感。底座钻有四对牛鼻穿孔，可供穿系固定。此玉顶饰镂雕部分留有明显加工痕迹，可见元代玉雕豪放粗狂，不拘小节的风格。玉顶饰器用方式尚存争议，主要有帽顶、炉顶两说。其中，帽顶是缀于冠帽顶端以示身份等级之物，于元代盛行。炉顶是炉盖之钮，兼具实用与装饰功能，有学者认为明代废止元人冠服制度后，用玉帽顶改制为仿古彝器的盖钮。 双螭纹玉饰元(1271-1368年)上海博物馆藏白玉质，正面镂雕双螭作趴伏状分布于玉饰上下，相向而行，口街灵芝，精神抖擞。螭首似猫脸，额头均较宽鼓，五官集中在面部下三分之一处；双螭后腿张开呈蹬踏状，尾部分叉卷曲，富有动感；灵芝星卷云状，环心起凸，茎叶交错盘结。螭纹与龙纹均为中国传统吉祥纹样，历代多有演变发展，总体而言，二者最大区别在于头部：龙首似马似驼，或有须，螭首似猫似虎，双耳短小。双螭街灵芝图案是元代玉器中常见的纹样。 龙首玉嵌饰元(1271一1368年）上海博物馆藏青玉质。龙首呈昂扬之态，龙眉凸起，满饰阴刻细线，顺眼梢后曳，龙眼高凸，鼻染下四，蒜头形鼻，上層上翘，下唇较短，療牙出露。龙首带有后电状飘发，龙角与飘发近乎平行，形似短棍，粗短有力，具唐宋之遗风。深刀重刻间尽显其威风凛凛，仙气飘飘，为元代早期典型玉龙形象。西汉初年，龙成为专制皇权的代表，此后历代龙多为皇室所专用。 胡人戏狮纹玉带板元(1271-1368年）上海博物馆藏青花玉质。带板正面利用贯穿玉料中央的灰黑色条带“巧色〞雕饰连绵山脉，将画面区隔为上、下两部分，减地浮雕胡人戏狮纹。上部为一胡人，头戴毡帽，身着束腰长袍，双手双腿均呈弓形张开，手持一扁带，应为驷狮所用狮鞭。下部狮子呈奔跑状，狮首近梯形，圆眼蒜鼻阔嘴，双耳竖立，聚发后曳，四足或蹬地或腾空，狮尾细长，平拖于身后，动感十足。画面空余之处，以灵芝、祥云、山峰点缀。带板背面光素，四角钻有牛鼻孔，以便穿系固定。胡人戏狮纹随西域文化传入，自宋代起正式进入革带礼制，元承宋制，玉带板常见胡人戏狮纹。 仙人鹤鹿同春镜元（1271-1368年)上海博物馆藏平顶圆钮，宽缘。钮的右侧饰繁茂大树，树下一老者坐于嶙峋的山石上，长须飘然，宽衣博带。身旁一位侍童侧首而立，双手托盘。钮的下方有小桥流水。一长角鹿负物款款前行，钮的左侧山石中有一门半开，一只仙鹤从中探首而望，门外一人手中持瓶，烟雾从瓶口袅袅而出。长角鹿前的长方形框内、老者和侍童之间、山门左侧均有摩擦痕迹，原似铸有铭文，惜已无存。据研究，此题材出自于北宋欧阳修《圣节五方老人祝寿文》五首中的首篇，即《东方老人》。 黄帝问道镜元（1271-1368年）上海博物馆藏镜钮为圆环形，在镜背的下方，其右侧有一处浅凹的剥落痕迹，原来当并排置二枚镜钮。镜缘较宽，原有镶嵌物，现大多均已脱落。镜背左侧的山中有一洞窟，山门洞开，有人坐于席上，门外踏垫上放有一双鞋，不远处有一棵苍劲的松树。右侧为山路，有四人徐行，中间一人宽衣博带，双手于胸前，举止端庄，后有一人为其打伞，前有二人高举长方形扇，镜背中间正铸有一枚方孔园钱。此镜并置两枚镜钮，与北京崇文区元代铁可墓出士的铜镜相似，其在镜背上并排三钮，且钮孔内铁穿尚存，借此可以了解井列镜钮的使用方法。 祝寿杂宝纹镜元(1271-1368年）上海博物馆藏桥钮，镜缘较宽。整个图案分为上中下三排，钮的上方置一亭台，石侧为一老者驾着祥云，高额，长须，慈眉善目，为寿星的形象；左侧一仙鹤展翅飞翔。钮的左右各有二人，或举三角旗，或手舞足蹈。钮的下方有一人，头顶装满物品的大盘，石侧一人手中持物，左侧装饰方胜等杂宝图案。镜钮与亭台之间饰银锭纹，上面铸有八思巴文字。此镜上的八思巴文，其意为“江南〞，或指铜镜的铸造地点。 錘鍱錾刻牡丹龙纹扭索形金钗元（1271-1368年）敖汉博物馆（敖汉旗文物保护中心）藏双龙卷曲身躯，首托一朵盛开的牡丹花，龙身间有云朵。钗铤的两尖端刻有“交南”：二字。 錘鍱錾刻牡丹龙纹金钗元（1271-1368 年）敖汉博物馆（敖汉旗文物保护中心）藏 錘鍱錾刻宝杵纹圆形金扣盒元(1271-1368 年)敖汉博物馆（敖汉旗文物保护中心）藏扁圆体，底为银片捶打而成。金盒表面捶打出十字宝杵图案，间以小花卉图案，周边为联珠纹和绳索纹。 锤鍱云龙纹银带扣元(1271一1368年)敖汉博物馆（敖汉旗文物保护中心）藏椭圆形，排列出卷云状边框。分三层，上层为镂空出一条龙行于牡丹叶中，第二层錾刻出海浪纹，背层中部一孔，孔前后两侧焊接桥状鼻。 锤鍱錾刻迦楼罗银带扣元（1271-1368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新窝铺盛家窝铺出土敖汉博物馆（敖汉旗文物保护中心)藏方形委角，双勾边框，内凸起一迦楼罗图像，双手合于胸前，高乳圆腹，喙嘴与鼻相连，头戴羽冠，额顶飘一勾云状绶带，展开宽大的双翅，双爪欲捕捉爬行在两朵灵芝仙草间一条曲动的长蛇。背焊接银版，一侧带头与之相扣合。 缍鍱錾刻镂空花卉金冠饰元(1271-1368年)敖汉博物馆（敖汉旗文物保护中心) 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