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也谈人生的“不苟且”</p><p class="ql-block">：这是从岳南《南渡北归》书中抄下的一段话，此话颇令人感概。在正常的情况下，凡有点气节的人都会作到“不苟且”，但在文革那段令人心碎的日子里，不管是正直者还是和稀泥的人，“不苟且”哪个又能真正做到！我转发这段文字，只不过看到了有人还在怀念“文化大革命”，还在歌颂“文化大革命”，并没有把“文化大革命”当为一场浩劫。题目是我自己加的，原文如下：</p><p class="ql-block">：也谈人生的“不苟且”</p><p class="ql-block">：在岳南的《南渡北归》的第三部分之70页中我见到了这么一段文字：</p><p class="ql-block">胡适对罗尔纲的栽培，可谓充满了挚诚并付出了心血，但胡适从不以此沾沾自喜或居功自傲，正如他在《师门辱教记》中所说：“如果我有什么帮助他（罗）的地方，我不过随时唤醒他特别注意：这种不苟且的习惯是需要自觉的监督的。偶然一点不留意，偶然松懈一点，就会出学习漏洞，就会闹笑话。”胡氏的提醒，应该说不止是对罗尔纲一人。“不苟且”三字，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却谈何容易。几年或十几年后，学界那些“我的朋友”知识分子，在经过三番五次的“洗澡”后，几乎全部倒伏，一个个走上了“苟且”之路。在这条路上所发生的不只是“漏洞”和“笑话”，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叹息与悲怆情怀，即便如罗尔纲这样一个平生以“不苟且”自励的学者，面对胡思杜的公开声明和胡适的朋友、学生与亲人纷纷与之划界线的新的大背景，也产生了“苟且”的念头并且“有所为”。可以说，罗尔纲当时的想法和做法是有违“不苟且”的师教的，而在过后的回忆文章中仍作如是言，颇有为自己开脱的意味。当然，在当时那样的时代背景下，要做到“不苟且”是大不易的。这个“大不易”绝不逊色于胡适所说的“抗战不易”。在那样一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欲“苟且”尚且不易，何况“不苟且”乎？诚如史家唐德刚言：“个人行为原只是沧海之一粟，在社会行为的整体中，只是随波逐流，奚足臧否？”（《胡适自叙》，第8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