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津渡-天津城市徒步记

六月

　　天津作为一座城市的历史并不长，她的崛起来源于明朝永乐皇帝朱棣的赐名。

　　从春秋战国到隋朝之前，天津附近大部分处于尚未开发的沼泽状态，以“捕鱼煮海”为主。直到隋朝大运河的开辟初步改变了地位，使之迅速成为一块繁华的中转码头。

“晓日三汉口，连植集万艘”。这个靠大运河“发迹”的小镇，金代在南北运河与海河交汇的三岔河口一带设直沽寨，此为天津最早的建置。“直沽”，即直接通往大海之意。元朝设“海津镇”，成为军事重镇和漕粮转运中心。

现在平静无波的南运河，曾经百舸争流。

　　明建文二年（1400）燕王朱棣在此渡过大运河南下争夺皇位。朱棣称帝后，为纪念由此起兵，在永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404年12月23日）将直沽改名为“天津”，即天子经过的渡口之意。设天津卫（后又增设天津左卫和天津右卫），仅仅一年的时间，修筑起了一座周长九里，高、宽各二丈四尺的城墙，这是天津历史第一座城墙。

　　天津的老城是以鼓楼为中心的，是天津城的发源地。永乐二年筑设的卫城只不过是土围子。到弘治六（公元1493年）才砌砖城，修建了东、西、南、北四个城门楼和四处角楼。位于城中心的鼓楼，实为钟楼，也是在这个时候修建起来。

天津以鼓楼为中心，向四周不断扩张而形成。光绪庚子年（1900），八国联军侵入天津，城墙被拆除，开辟了东马路、南马路、西马路、北马路，独留下了鼓楼。今天的西北角、东北角、东南角、西南角地区是当年城墙角楼所在地。

民国十年（1921），照原样重建鼓楼，楼顶大梁上改复绿瓦。 鼓楼四个城门的名称“镇东”，“定南”，“安西”，“拱北”，请名书法家华世奎书写。又重书清代天津诗人梅小树的对联:“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繁华谁唤醒，听一百八杵早晚钟声”。

1952年11月7日，因贯通道路，鼓楼拆除。现在的鼓楼重建于2000年11月25日，竣工于2001年9月28日。重建的鼓楼体量增大，弥古而不拘古，雅俗共赏。

　　天后宫，津门故里，天津的古文化街，是天津文化的发祥地，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

天后宫，又称小直沽天妃宫、娘娘宫，位于天津市南开区古文化街80号，始建于元泰定三年（1326年），是天津市区较古老的建筑群，也是中国现存年代较早的妈祖庙之一。是研究宋元时期妈祖庙建筑特征的活化石，是现存唯一实例，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津门故里”意指天津卫的老地方，它位于天津市南开区东北角门外，海河西岸，是天津最早的居民聚集点，是天津古文化街旅游区的核心部分。‌津门故里起源于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地处三岔河口，这里曾是漕运经济的中心。

　　可以走进天津老城博物馆里，看看天津城的历史。这座传统的三进四合套院落“徐家大院”，原为英商天津麦加利洋行买办徐朴庵家宅，始建于清末民初，是天津市区保存完好的典型民居。老城博物馆现存的3600余件文物，再现了天津600年的城市发展。

　　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后，天津卫地位之重日益上升，成为明代四大卫所之一，即天津卫、威海卫、金山卫和镇海卫。明代卫所在保卫国家和抗击倭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天津卫靠近大海且连通运河，成为沟通漕运和拱卫京师关键要地。

“大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铁骨铮铮的朝代。十二代，十六位皇帝，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里，虽然经历了无数次战争，有皇帝被俘虏，但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的方针贯穿了整个有明一代。”

　　衰落的清末政权，没有“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胆略和勇气。鸦片战争后，中国的传统威胁来自海洋上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列强凭借海军优势，兵临天津，威胁北京。天津成为列强大肆扩张自己的殖民势力最多的地方，成为近代四大租界中租界国最多的城市。四大租界，即天津租界、上海租界、汉口租界和广州租界。天津卫由“四大卫所”变成了“四大租界”，多么讽刺与悲哀。

天津建城的短短的六百余年，却见证浓缩了中国近代屈辱血汗史。

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里的北洋水师军舰模型。“威远”号、“致远”号、“经远”号、“靖远”号、“定远”号、“镇远”号、“平远”号、“来远”号、“济远”号……北洋水师，空有“远”大抱负，没有航行多“远”，仅仅7年（1888-1895年），于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悲壮，惨烈……其深“远”的意义就是-弱国无外交，落后要挨打。

　　由于天津的重要地位，1860年至1945年期间，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先后有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日本、俄国和比利时等9个国家在天津设立租界‌，是列强租界地最多的中国城市。且一些租界经反复扩张，最终九国在津租界共占地两万三千余亩，其面积是当时旧天津城的八倍。

　　天津不是第一个设立租界的城市，也不是最大的租界，却是中国政府第一个收回租界的城市。1919年9月收回德租界与奥租界；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初，接收了俄租界和比租界；1942年3月英租界移交给汪精卫政府；1943年6月，汪精卫政权接管了天津法租界；1943年9月汪精卫强行接受意租界；1945年，中华国民政府在对日战争中取得胜利后，正式收回天津英、法租界。至此，天津的九国租界全部收回，标志着天津租界历史的结束。

灯火辉煌的解放桥，曾经的万国桥，最早的法国桥。

　　甲午海战50年后，1945年10月6日9点，在这座大楼前，法租界公议局门前的克雷孟梭广场，举行了由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洛基中将主持的天津接受日军投降仪式（唉，在中国国土上，接受日本投降，升美国国旗，凑美国国歌），内田银之助代表日军签字‌，中方代表包括孙连仲（平津地区的受降司令官）的代表吕文贞少将、天津市长张廷谔、副市长杜建时及政府各部特派员等也参加了受降仪式‌。

　　来自网络的日本在天津受降时的照片，天津人民最值得庆祝的一天。

14年的抗战，中国人民同样付出了惨烈悲壮的代价，遇难超过3500万人，综合经济损失6000亿元。

　　湖南省怀化市芷江受降纪念坊，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接受日本投降的第一个受降地。

　　有关日本投降事宜的条款与细节就是在芷江确认的。这是日本投降书中文版。

　　中国城市以人名命名的道路，“张自忠”路必是上榜的，这位抗日名将的名子出现在许多城市中。

张自忠（1891年8月11日-1940年5月16日），字荩臣，后改荩忱，汉族，山东临清人，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兼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中国国民党上将衔陆军中将，追授二级上将衔，抗日名将、民族英雄。1937年至1940年先后参与临沂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与枣宜会战等。1940年在襄阳与日军战斗中，身中八伤，不幸牺牲。

张自忠旧居坐落在和平区成都道，是张自忠在任天津市市长期间，于1936年8月以庆安堂名义购得一块空地建造起来的。整个建筑是砖木结构独立式住宅，局部为三层。建筑立面严谨对称，外檐墙体采用硫缸砖与混水搭配，朴实无华。首层廊柱带简化的雀替，在整体现代风格中融进了中国传统建筑元素。

张将军就是从这里，悄悄离开家园，奔赴抗日战场，以身报国。

　　张自忠将军的半生副职-李文田将军，其旧居在今胜利路24号。

李文田（1894-1951）字灿轩，河南淩县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科毕业。张自忠任天津市市长时，李文田任天津警备司令兼公安局；第29军重建时，张自忠任第38师长，李文田任副师长兼112师师长；张自忠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李文田任参谋长。第29军军长宋哲元发出“自卫守土”通电，李文田召开“七人会议”，决定立即响应抗战。

李文田参加过长城喜峰口战役、临淮关战役、临沂战役、随枣会战、枣阳会战、长沙会战、常德外围战、豫西鄂北会战。

李文田大智大勇，胸有城府，为人仁厚，处世有道，为后世所敬仰也，是中华民族抗日英雄之楷模。

　　天津还有许多纪念抗日的道路:多伦道，纪念吉鸿昌将军在1933年7月，指挥抗日同盟军经五天激战，一举夺回塞外重镇多伦；台儿庄路，纪念1938年春，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地区与日军激战，毙伤日军一万多人，成为抗战以来中国军民取得的最大胜利；襄阳道，纪念1940年5月身为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将军，战死于十里长山；宜昌道和常德道，纪念1943年的鄂西会战和常德战役；芷江道，纪念“芷江受降”宣告侵华日军彻底失败；独山路，纪念独山县提出了抗战‘北起芦沟桥，南止深河桥’的说法。这些道路并不仅仅纪念抗日的浴血奋战，是中国人民百年抗击列强的心声，是对民族英雄的缅怀，是不忘记历史。

　　打响“抗战第一枪”的马占山将军旧居在湖南路11号。旧居始建于1930年代，马占山将军于1934年至1937年在此居住。旧居是砖木结构的的独立住宅，外檐立面为清水砖墙，整体建筑由一座主楼和一座小楼组成。主楼楼高二层，局部有三层，平屋顶，带露台和地下室，二层有一条通道通向旁边的二层小楼。

　　1931年“九·一八”事变，马占山在齐齐哈尔就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11月3日在江桥（嫩江铁桥），马占山下令抵抗悍然向中国军阵地发起攻击的日军。同敌血战三天二夜，击退了敌人多次进犯。这就是驰名中外的“江桥抗战”，是中国军队对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次大规模抵抗。

马占山（1885年11月30日—1950年11月29日），字秀芳。出生于吉林省怀德县（今吉林省公主岭市），出身草莽，奉系高级将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1936年参与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马占山在“七七事变”后，重上抗日前线，坚持武装抗日。解放战争期间，对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立下了功劳。1950年11月29日，马占山病逝于北京寓所，终年65岁。

马占山的一生充满了战斗与忠诚，他不仅是抗战中的第一英雄，更是新中国的奠基者之一。

　　抗日名将“关铁拳”关麟征将军旧居，位于长沙路95号，占地面积约1608平方米，建于20世纪30年代。该建筑为三层砖木结构平顶楼房，立面简洁明快，没有过多装饰，入口左部半圆形成为整个建筑的构图中心。

关麟征（1905~1980），陕西人。黄埔军校一期，曾任国民党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陆军总司令、黄埔军校第二任校长。在长城古北口和台儿庄战役中重创日军，被当时国内外军事评论家称为“关铁拳”。

　　提起抗战就必须说在天津的东北军。

张作相故居位于和平区重庆道4号。这是一座砖混结构的西式楼房，二层带阁楼、半地下室，建筑面积为1620平方米。该建筑由法国设计师设计，具有典型的欧洲古典主义风格（其实建筑风格真的不懂，全部照搬资料），装饰繁多且线脚精致，外檐奢华。楼前原有花园，建筑立面呈白色。

张作相（1881年—1949年4月19日），字辅忱，奉天锦州义县（今辽宁省锦州市凌海市班吉塔乡杂木林子村）人。他与张作霖名子一字之差，纯属巧合。两人并非同胞手足，而是结义兄弟。

张作相确人如其名，辅佐张作霖父子两代 还是诤臣。他在奉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德高望重，对东北局势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人忠厚知进退，不贪功揽权。对朋友讲义气，对国家不存二志，值得敬佩。他虽出身草莽，创办了吉林省立大学；修建中国主权的吉敦铁路。热河抗战失败后，张作相长期隐居天津，多次拒绝日伪的利诱招降。全国解放前夕，拒绝蒋介石让他去台湾的要求。

　　他的儿子张廷枢任国民革命军第112师师长。1933年，张廷枢率领112师参加古北口对日战役。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张廷枢辞去国民党军职。张作相秘密安排人护送张廷枢投奔共产党，参加了八路军。毛主席朱老总周总理都亲自接待过，他从国民党师长成为了八路军第一游击纵队司令员，开始了他全新的抗日生涯，战功赫赫。

1949年7月23日，张廷枢因病去世，年仅45岁。他的父亲张作相同年3月病逝。父子二人，一个是东北军的名将，一个是八路军的司令员，在国家危亡之际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却都为民族解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张作相，张廷枢。父子俩代都帅气。

　　汤玉麟作为张作霖十虎将之一，其旧居位于河北区民族道38号。原为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吴毓麟于1922年所建，1930年卖给汤玉麟。这是一座气势宏伟、装饰豪华的意大利建筑公馆。主楼为三层带地下室砖混结构，整体设计突出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特征和风貌，内外墙突出巴洛克装饰风格。房间55间，平房7间，占地面积4323．6平方米，建筑面积3341．69平方米。

汤玉麟是辽宁锦州人，张作霖是结拜兄弟。民国十七年（1928年），汤玉麟成为热河的最高行政长官。刚至民国18年（1929年），他已开始征收民国30年（1941年）的地亩税，被人们讥讽地称为“土匪省长”。民国22年（1933年）3月，日本进入承德，汤玉麟没有抵抗，导致热河沦陷。倒是“东陵大盗”孙殿英跟日本军干了一场。民国23（1934年）1月，汤玉麟配合吉鸿昌，成功收复多伦、古源等地，对日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其旧部在抗日战争中，参加了宋哲元领导的29军抗日，打出了威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人多次诱惑他，但他顶住了压力，多次拒绝担任伪职。民国23年（1934年）底，汤玉麟辞职携眷隐于天津租界的别墅，他平静地度过了晚年，于1949年在天津去世，享年78岁。

　　汤玉麟公馆隔路相对是华世奎旧居，在胜利路389号。建于民国初年，总面积 448.16平方米，砖木结构意式风格楼房。地上三层，地下一层；楼顶为瓦楞板结构，坡式瓦顶。上筑阁楼开老虎窗，气势蔚为壮观。

华世奎(1863～1941), 书法家, 字启臣，号璧臣。天津“八大家”之一，津门书法大家。清末官拜三品衔军机领班，袁世凯任总理大臣时升正二品。退隐津居，购得此楼。

他在楷书领域造诣深厚，将颜楷推向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度，其行书同样技艺精湛，书写时融入了颜真卿的书法精髓，展现出一种清新自然而又大气磅礴的风格，其作品中的浑厚与飘逸并存。

　　华世奎所书“天津劝业场”，这五个字的题写，堪称楷书“天花板”，笔笔浑厚，字字博大，给人一种雄强之感，也将颜楷发挥到了极致状态。

“天津劝业场”牌匾原件存放在该商场顶楼，已作为国家文物供人们欣赏。

　　与汤玉麟公馆规模相似的就是臭名昭著的“东陵大盗”孙殿英的旧居。孙殿英旧宅位于和平区睦南道20-22号，建于1930年。此楼属三层砖木结构带地下室的西洋古典公馆，正面大型露台具西洋古典风格，上立有四组绞绳式立柱，柱头装有花饰显得颇为豪华气派。这座宅邸建筑时间是东陵被盗两年后，孙殿英为他的三姨太购买的，但充当孙的驻津办事处，暗地销售珍宝，后来又以此处作为行销毒品、经营军火、贩卖假钞票的据点。

孙殿英曾任国民党第六军团十二军军长。1928年以军事演习为名，炸开清东陵，将乾隆及慈禧陵墓盗掘一空。被盗窃和流失文物给我国的民族文化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孙殿英用文物与重金贿赂民国政府要员，盗挖清东陵的事也就被不了了之。“九一八”之后，孙殿英曾率部在热河与日军血战，令国人刮目相看。1943年被日本人俘虏后，他身上的血性荡然无存，成了汪伪“第二十四集团军”的副司令。抗战胜利，孙殿英再次用大量黄金珠宝买通了蒋介石和戴笠的左右，化险为夷，堂而皇之地当起了国民党暂编第三纵队司令。1947年5月，在汤阴城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张作霖四姨太许澍阳天津的旧居在睦南道11号。许氏故居的建筑风格具有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特点，构图简洁朴素，错落有致‌。这种建筑风格在当时天津的建筑中较为独特，体现了中西文化的融合‌。她与张作霖生育2子2女，其中张学思为张作霖第四子。1955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授予少将军衔，任海军参谋长。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70年5月29日逝世。

　　张作霖五姨太张寿懿的旧居位于赤峰道78号，是张家在天津最出名的住宅，因为张学良曾在此居住。这是一栋三层米灰色洋楼，巴洛克风格为主，占地面积1003.64平方米，建筑面积1418平方米。

故居始建于民国十年（1921年），张寿懿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购买。1949年后张寿懿去了香港，由其子张学铨管理出租。

张学良在1924年至1931年间经常居住在这里，这座故居见证了他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如东北易帜，还有赵四小姐。

传说张赵相识于“蔡公馆”舞会，蔡家小姐蔡佩珍嫁给了张学曾；传说张赵是在朱家公馆相识的，而非蔡公馆，朱家的六小姐嫁予张学铭；传说是赵四小姐的大姐夫冯武越（当时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之子，是张的法文秘书）介绍两人相识；赵四小姐晚年提及与张学良的初次相识却是在北戴河。传说……他们自己早已是传说。

　　张作霖次子、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旧居在睦南道50号。旧居建于1925年，是一套宽敞的庭院式住宅，为前后两幢，分为前楼、后楼，有过街楼相通。大门坐北朝南，占地1756平方米，建筑面积1300平方米，外墙为紫红色机砖。

张学铭（1907年/1908年-1983年4月9日），字西卿。早年留学日本，1931年曾任天津市公安局长，后任天津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天津市建设局副局长，天津政协、全国政协委员。

该楼是张学铭1931年购买的住宅，在津期间一直居住于此。

张学铭的第二任夫人朱洛筠（张与原配离婚），是朱启钤六女儿。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一首《哀沈阳》将赵四小姐、影星胡蝶和朱五小姐推上祸国殃民的风口浪尖上。赵四小姐风流是真，胡蝶翩翩是假，朱五小姐则完全是被抹黑。

朱五小姐，朱湄筠，朱启钤第五女，当时与父母家人住在马场道164号的蠖园。

朱家与张家是亲家。朱家六小姐朱洛筠嫁给了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朱五在赵四和张学良介绍下，与张学良的秘书朱光沐结婚；朱家四小姐朱津筠，嫁给了张学良的副官吴敬安；朱家九小姐嫁给了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的儿子吴泰勋，吴泰勋是张学良的拜把子兄弟。朱启钤十小姐朱浣筠，嫁给了蒋介石的保健医生卢致德，他后任台北荣民总医院首任院长。

蠖园是朱启钤在天津的居所，位于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164号增1号，建于民国十一年。为英国庭院式二层砖木结构楼房（带地下室），建筑面积约644平方米，红瓦坡顶，出檐。清水砖墙，拱券式窗户，立面形象醒目，具有哥特式建筑特征。院落宽敞，有太湖石、花坛、树木，还有一个小型游泳池。

朱启钤出任过民国政府总理，1913年7月19日-1913年7月31日在任。

　　与只当了几天的民国总理朱启钤相比，顾维钧出任过民国政府总理，还曾代理总统。他的故居也在英租界的威灵顿，现河北路267号，建于1927年。

有史学家认为近百年中国历史上仅有“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与李鸿章为其中两个，顾维钧算半个，因为他只奉命行事，没有决策权。他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直面列强，不卑不亢。面对卖国条约，敢于说“我们拒绝签字”，值得世人敬仰与称。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又替国民政府与美国签下一系列卖国条约，被中国共产党列入了国民党战犯名单。

但他仍不失是一颗明星闪亮在国际外交场合，不缀“民国第一外交家”这美称。在北洋政府期间极力修订各种不平等条约；抗战期间利用自己的人脉，为中国募集到许多战略物资；他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确立中国常任理事国地位，代表中国签字。

　　他沉浮于中国外交半个多世纪，飘泊异乡，遗憾地不能回归故乡。“我们拒绝签字”，会永远回荡在中国人耳畔。

　　和顾维钧相比，徐世昌是国会实实在在选举的民国总统。1918年上台，1922年被曹锟逼迫下台，任职四年。下台后就一直隐居在天津。徐世昌在天津置办了多处房产，这栋位于马场道44-46号的旧楼是他女儿徐绪根居住。而徐世昌本人的旧宅是在和平区新华南路上，与之不远。

徐绪根旧居建筑为二层砖木结构，建筑面积816平方米。建筑立面为白色水泥墙体，四周有方格图案装饰，大坡度瓦顶，带挑，两边对称各开一圆形老虎窗及“人”字形天窗，两侧方窗均以水泥饰边。入口为小石阶，弧形方门窗，带小过厅。二楼腰部横跨一条形阳台。

　　“文治总统”徐世昌（1855年10月20日

—1939年6月6日），字卜五，号菊人，晚号水竹村人。对于他的政绩，张伯驹（民国四公子之一）曾提一诗：“利国无能但利身，虚名开济两朝臣。笑他药性如甘草，却负黄花号菊人。”

　　这是“民国十年徐世昌像仁寿同登纪念币”。民国十年(1921年)9月适逢徐世昌执政三周年和67岁寿辰纪念，天津造币总厂为纪念与祝贺而铸造的特殊纪念币。所以，民国银元不是只有“袁大头”哈。还出过如下纪念币:

孙中山“孙中山像陵墓币”；

黎元鸿“开国纪念币”；

袁世凯“共和纪念币”

张作霖“陆海军大元帅纪念”；

唐继尧‌“拥护共和纪念币”。

　　徐世昌有位堂弟是徐世章（1889－1954），字端甫，又字叔子，号濠园，天津人，著名的文物鉴赏家。北京同文馆毕业，后入比利时里达大学，获商业学士学位。1911年赴意大利担任万国博览会审查委员，继赴英、法、德等国考察商业及铁路行政。1912年学成回国后，先后任交通部路政司属官和京汉铁路管理局副局长、津浦铁路管理局局长。1920年任交通部次长，全国铁路督办和交通银行副总裁、中国国际运输局局长、币制局局长等职。

徐世章旧居位于睦南道122号，为三层砖木结构楼房，红瓦坡顶，二层设有阳台。水泥砂浆抹灰墙面，窗间墙面有水平红砖带点缀，墙面肌理别具特色。

　　徐世章擅书法，一生致力于收集古砚、古玉、玺印、书画、碑帖等，为近代著名文物收藏、鉴赏家。其嗜砚成癖，与宋代的米芾、清代的黄任同名。1922年寓居天津后，作为一名成功的地产商，徐世章热衷于公益事业，兴办教育、医疗、实业等，在百姓和士绅中拥有较高威望。1952年为抗美援朝徐世章卖房捐献15000元购买飞机大炮；为支持国家经济建设，认购10年期公债25000元，是当时私人认购公债数额最高者之一。在晚年，老人家又决定将自己耗尽一生心血收购又极为钟爱的近3000件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1954年去世，享年68岁。徐世章过世后，家人遵其遗嘱再次捐献文物，现收藏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徐世章的书法与其收藏的明代顾从义石鼓砚。

　　在中华民国1912-1927年16年间有15位大总统，除了正式大总统外，还有临时大总统、代理大总统等，过渡时期有高官摄行大总统职权。

除了顾维钧，徐世昌外，我们再看看其他几位民国总统在天津的寓所。

　　徐世昌最出名的结拜兄弟、终身合作伙伴是第一任民国大总统，袁，世，凯。

“海河东岸坐落着一幢德式外观的小洋楼，红色的陡坡屋顶，扣钟状的采光亭。这座小洋楼就是袁世凯旧居，天津仅存的一幢十六至十八世纪德式风格的小洋楼”。这栋小楼是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不久，以低价从奥租界购得，委托德国和英国建筑师设计建造的。院内还建有后花园，园内有假山、游廊、钓鱼亭台、花窖等。最值得一提的是，这幢楼内建有“隐身处”和“脱身处”。足见袁之谨慎。准确地讲这是袁氏宅邸。因为袁世凯在这座小楼建成前“驾崩”了。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北洋军阀的领导人，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他创建北洋军并培养大批军事人才；逼迫清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维护国家统一，通过强硬谈判使得外蒙古于1915年取消独立；积极发展实业，统一币制；创立近代化司法和教育制度等。

知道吗？现代的春节例行放假是1913年袁世凯以正月初一为“春节”而批准的。他即是“窃国大盗”，也对中国的近代作出了重要贡献。

“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这是13岁时的袁世凯曾制之联。少年人逐鹿中原的野心跃然纸上。

　　“左右逢源”之“左右冯袁”。袁世凯旧居的北边就是冯国璋旧居，河北区民主道52—54号，都在海河东岸。他是民国第四任总统，是代理大总统。直系军阀的首领，与王士珍、段祺瑞并称为“北洋三杰”。为袁世凯披荆斩棘，却也是北洋军阀中第一个公开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人物。

冯国璋与天津颇有缘分，除了在天津武备学堂学习和在小站练兵之外，还于1912年9月至1913年12月任直隶督军兼民政长。在他任职期间一是津浦铁路全线通车，二是天津国货售品所开办，三是海河第4次裁弯取直工程（赵北庄至蔡家庄）竣工。

　　从网络上找到一张“左右冯袁”旧居图片，原奥租界的红色屋顶，亮丽地矗立在海河边，现代化的大楼成了新天津的天际线。“左右冯袁”都变成了酒楼，“少帅府”亦是。

　　与“左右冯袁”同在原奥租界上还有组团居住“翁婿楼”。在今胜利路上，临街三栋。老丈人郭文翥旧居位于胜利路22号，建于1920年，旧居砖木结构，二层带地下室。胜利路20是程季华旧居，其夫人郭金镜是郭文翥第三女。24号是龚心湛旧居，其夫人是郭文翥第次女郭金仪。1930年代龚心湛搬到英租界新宅后，其女儿女婿居住。1934年后女儿女婿将此楼租给了李文田。

上图是郭文翥旧居，左下是龚心湛旧居，右下是程季华旧居。

　　龚心湛安徽合肥人。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代理国务院总理，内务总长、交通总长。1926年去职后来津经营实业，先后任中国实业银行总理，大陆中孚银行董事、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耀华玻璃公司总董、开滦矿务局议董长等职。

　　翁婿楼对面是我国核物理学家、被誉为中国核能之父的科学家卢鹤绂旧居。这栋旧居走出不同人生的二位亲兄弟。卢鹤绂旧居建筑属于意式风格的欧洲古典建筑，主体两层局部三层，带有地下室，设有晾台，瓶柱围栏。

　　卢鹤绂（1914年6月7日—1997年2月13日），字合夫，祖籍山东掖县（今山东省莱州市），出生于辽宁沈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父亲卢景贵是上世纪早期公派赴美留学生，交通机械专家；母亲崔可言曾东渡日本，和秋瑾同在东京女子实践学堂公费留学，后从事教育工作。卢鹤绂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1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3年加入九三学社，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卢鹤绂主要从事理论物理和核物理方面的教学和研究。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揭露原子弹秘密的人”。他这样说道：“我的工作岗位在中国”、“我要与国人，共赴国难”。美国物理学家巴丁评论说：“如果卢鹤绂留在美国的话 肯定会获得诺贝尔奖。”

中国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7位是他的学生。卢鹤绂一生都爱京剧，特别对谭派入迷。

他有位一同长大一同留学的亲兄弟。一个向东回归，卢鹤绂。一个留在原地，卢鹤绅。卢鹤绅加入了美国国籍，为美国的航空武器研发，立下了“汗马功劳”，F14雄猫战斗机和A6舰载机。一个选择，让亲兄弟成为陌路人。

卢鹤绂从年轻帅到老。

　　与冯国璋同列“北洋三杰”之一的段祺瑞，其旧居位于和平区鞍山道38号，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建于民国九年（1920年），为段祺瑞的妻弟吴光新出钱建造。

这座砖木结构的三层建筑，拥有74个房间。它的正立面设有两层廊柱，装饰着西式浮雕，显得格外气派。

段祺瑞一生没有购置过房产或地产，直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他彻底退隐，回到天津。1933年1月，为了避开日本人的威逼利诱，段祺瑞在蒋介石的力邀下前往上海，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天津。这座宅邸也成了他一生中最后的避风港。

　　段祺瑞（1865~1936年），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字芝泉。中华民国时期皖系军阀首领，有“北洋三杰”、“三造共和”、“六不总理”之称。他在北洋政府留下“辉煌”历史:曾四任总理，四任陆军总长，一任参谋总长，一任国家元首。是中国现代化军队的第一任陆军总长和炮兵司令。任过中国第一所现代化军事学校——保定军校的总办。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2日病逝，终年72岁。民国政府为其国葬，灵柩先运抵北京西山卧佛寺后殿，1963年秋移葬于北京西郊香山附近万安公墓。章士钊题写了墓碑：“合肥段公芝泉之墓”。

段祺瑞的“六不总理”：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段祺瑞生命终结时，心系国事，留下亲笔遗嘱，向政府提出“八勿”之说，作为国家的“复兴之道”。

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

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

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

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

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

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

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

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

“八勿之说”于现在也有意义吧。

　　段祺瑞旧居，现在被联想集团收购。紧闭的大门内，开启老房子新故事传奇。

　　另一个国民品牌“阿里巴巴”天津总部也入住了一座“名居”-英国领事官邸旧址。这座领事官位于和平区浙江路1号，原为开滦矿务局总经理老纳森（1867~1940年）的住宅。民国十二年（1923年），老纳森卸任，继任者杨嘉立于次年将此楼上市出售。英国驻津领事馆工程办公室遂花费约2万英镑买下了这栋建筑，将其作为英国领事官邸。

英国领事官邸旧址是一座曲尺形平面的独栋别墅式建筑，占地面积536.69平方米，建筑面积约为1815.29平方米，平面布局不规则。建筑整体造型简洁大方，外观层次感强，细部装饰精美，具有英国别墅式建筑风格。

　　在天津历史上有两个纳森，一个是老纳森，一个是小纳森。在天津历史上相当有分量的人物，操控着天津矿业。

老纳森是英国人，来中国淘金时结识了胡佛（美国第31任总统），俩人都来到了天津。最终他在天津谋得了开平矿务局总办的职位。开滦煤矿成立后，他出任董事部主席兼经理，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回国。

小纳森，英籍犹太人，青年时在英国军队就职。1910年来华，通过老纳森的关系初在开平矿务局任职，1928年后成为开滦矿务局的总经理，并在该局担任董事部主席兼总经理，直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华期间，他与日本人关系密切，曾参与镇压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1942年，日军强占开滦矿区而被迫辞职，并在1943年被押解至山东潍县集中营。‌‌

这座中式在红门的四合院亦是其旧居，与英国领事馆一中一洋，而办公则在旁边的开滦煤矿办公大楼。纳森在五大道中睦南道70号亦有另一处住宅，即现在的纳森旧居。‌

　　开滦矿务局大楼在和平区泰安道5号。

开滦煤矿大楼是由英商同和工程司出资建设的‌。该大楼建于1919年至1921年，由英籍工程师爱迪克生和达拉斯设计‌。开滦矿务局大楼总建筑面积9180平方米，建筑风格为希腊古典复兴式，三层混合构。门前设有坡道，高石台阶两侧筑有水磨石古典式花盆四座。开滦矿务局大楼外檐立面一、二层，为高10米14根爱奥尼克巨柱式空廊，空廊两端略突出，墙面转角作壁柱装饰。

　　开滦矿务局大楼总建筑面积9180平方米，建筑风格为希腊古典复兴式，三层混合构。门前设有坡道，高石台阶两侧筑有水磨石古典式花盆四座。开滦矿务局大楼外檐立面一、二层，为高10米14根爱奥尼克巨柱式空廊，空廊两端略突出，墙面转角作壁柱装饰。开滦矿务局大楼厅顶作半圆形，井字分格镶彩色玻璃。顶拱上有精美雕饰。开滦矿务局大楼厅内地面饰彩色马赛克，周围作大理石墙群。办公用房沿周边设置。开滦矿务局大楼主房间内设有木制古典壁柱，并装有古典式壁炉泰安道上这座希腊古典式灰色建筑庄严肃穆大气且带着神秘。

从网上看到开滦煤矿大楼内部景象，舒朗壮观大气奢华，代表了当时开滦煤矿的霸气地位，并延续到当代……从照片证明，原来这里已经对外开放了，唉，又错过一个参观景点。

　　开滦煤矿是中国北方的大型煤矿之一，位于中国河北省唐山市境内。开滦煤矿实际是华商滦州矿务股份有限公司与英商开平矿务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经营的，合称开滦。

光绪三年（1877）清直隶总督李鸿章委派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创建官督商办开平矿务局。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全国的矿山亦在《辛丑条约》赔款之列。矿务局总代理德璀琳（时任天津海关税务司）与墨林公司代理人胡佛(即美国第31届总统)相勾结，空手套白狼，将偌大的一座开平煤矿卖给了墨林公司。知道开平煤矿的售价吗？仅仅8英磅！当时开滦煤矿资产达到579.29万两白银。墨林公司转手以25万英镑将开平矿务局卖给英国财团组成的“东方辛迪加”投资公司，该公司组成并在英国注册了“开平矿务有限公司”，承接了开平矿务局所有产权。为此清政府派员赴英国打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场国际官司。中方虽然胜诉，但英商拒不归还矿权。弱国何止无外交，连基本的正义都不可能拥有。知道打“官司”的中方翻译是谁吗？就是著名的学者严复。那个赴英打“官司”的主官，也是丢了开滦煤矿产权的张翼，他因为先后伺候过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皇后逃过一劫，事情遂不了了之。

1907年由清政府官吏周学熙、卢木斋等人发起成立滦州矿务股份有限公司，以滦州公司抑制开平公司。两公司竞争激烈，损失严重。1912年由天津绅商李士伪、王幼廉等从中联络，双方合议组织联合经营方式成立开滦矿务总局，订立联营合同。开滦矿务局主要决策机构为董事部，董事部分别设在伦敦和天津。天津董事部有董事7人，英方占4人。公司联营后，营业额日增，逐渐占领市场，成为北方最大的煤炭企业。

办开滦煤矿在近代工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解放前其总部曾设在天津。

　　胡佛，这个会讲汉语的美国总统，在这个诈骗过程中，不但充当了诈骗的主要参与者，也在事后获得了极为丰厚的回报，积累了巨额财富，从而进入美国政界。几乎可以说，他是第一个在中国获得百万巨资的美国人。即便是通过诈骗中国获得的巨大财富，这样的黑历史也完全无法阻挡他顺利当选美国总统。所说，胡佛夫妇在白宫说一些隐密事时，讲的是天津话。想想那画面:金发碧眼的西方人，在美国的总统府，说的一口天津腔。是不是很哏。

　　看看天津本地出身的民国总统曹锟旧居。曹锟（1862年12月12日—1938年5月17日12），字仲珊，晚年自号乐寿老人。曹锟是地道天津人，少以贩布为生，后进入天津武备学堂。是中国近代军事、政治人物，中华民国直系军阀的首领，也是第五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曹锟在天津一共有四处宅邸。我们只围观了进步道上的曹宅。现存三栋楼，分东、西、北三栋，是个小住宅群。比较高大壮阔，睥睨周围的小洋楼（据说当年这处旧居共有楼房5栋、平房36间）这一组楼为砖木结构二层，局部三层，带地下室的方正楼房。东楼最为宏大，门前有15级圆形台阶，门廊由三连圆拱券与爱奥尼克式廊柱构成，立面正中山墙饰富于变化的弧形曲线和弧顶矩形窗饰花卉，回廊宽大，地面铺有花纹地砖。

　　西楼体量较小，黄石墙，为异型坡顶，回廊占据楼体的东、南两面。北楼在东楼后边，为回字形，中间有宽大的天井，红砖墙，饰檐式腰线，小坡顶。

袁世凯死后，在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的府院之争中，曹锟一直是重要的平衡力量。1922年，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获胜，1923年通过“赂选”当选民国大总统。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落败。从此告别政坛，寓居天津。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16日，曹锟患肺炎医治无效，在“泉山公馆”病逝，享年76岁。泉山公馆在五大道上南海路2号，是曹锟的另一所住宅。

　　卫鼎轩，位于天津市南开区城厢中路鼓楼北街36号是曹锟的另外一个旧居。

这座建筑始建于民国初期，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四合院风貌民居建筑。‌这座建筑由四合院及南侧跨院组成，现存后院局部三层砖木结构欧式小楼为主建筑，并配有檐廊、天桥、平台、小花园等中西式附属建筑。‌

卫鼎轩现在是一家是天津菜为主的一家餐厅。

　　作为曹锟在北洋武备学堂的同学与同乡，蔡成勋的寓所和蔡氏祠堂在大理道3号和5号。冯国璋时期任任绥远特别区域（今内蒙古）都统；靳云鹏组阁时期，为陆军总长；曹锟时期江西督军。1924年由于部下倒戈，回到天津当寓公。

蔡成勋有财力，热衷于投资房地产和实业。他修建的“蔡家花园”（今已不存），曾作为孙中山先生灵柩经天津时的“奉安大会”的场所。蔡成勋是天津市慈善事业委员会委员和天津市救济水灾委员会干事。

蔡成勋旧居是中西合璧风格的公馆式建筑，主楼为一座3层罗曼式洋楼，西侧有一排飞檐碧瓦红柱的中国庙宇式建筑，是他为祭祖而修建的祠堂。

　　蔡氏祠堂-樘院，藏在五大道众多的小洋楼群中，独树一帜。特别是三面玻璃窗的亭式建筑，与大殿连为一体，非常非常独特。黑瓦，黑墙，黑砖，在细雨蒙蒙中更加古朴。

　　五大道上最奢华的中西结合的建筑大概是庆王府吧。天津庆王府位于重庆道55号，占地面积4385平方米，建筑面积5085平方米。该建筑为带地下室三层砖木结构小楼。其立面二层外用类似爱奥尼克柱围成柱廊，栏杆用黄、绿、紫三色相间的六棱琉璃柱围成。平面为长方形，中央为方形大厅，设一座可拆卸的小戏台。一、二层大厅周围有列柱式回廊，四周为居室，各厅之间木雕隔段，顶棚有精美雕饰。第三层的八间房是供奉祖先的影堂。院内有大花园，设假山、石桥、亭子，景致宜人幽雅。

这座豪宅最初的主人是清末宫廷最后的总管太监小德张。小德张，原名张祥斋，宫内名张兰德，字云亭，慈禧太后赐名“恒泰”，宫号称 “小德张” （有名，有字，有赐啊。应该是清代太监少有吧）。此人深受慈禧、隆裕两任晚清太后的信任，以总管太监的身份捞足了钱，到天津做寓公，都成了当地赫赫有名的土豪。而且身板硬朗，熬过了军阀混战，熬过了抗战，迎来了新中国。

小德张“转让”了重庆道的房产后，又在英租界都柏林道（今和平区郑州道）与怡丰路（今湖北路）之间，建造一座花园住宅（有钱啊）。做了寓公后的小德张，没像坐吃山空，相反投资了副食品、蔬菜等多个产业，生意甚至做到了香港。1957年4月19日病逝于天津，终年81岁。

庆王府内景照片，网络图片。

　　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1838年3月24日-1917年1月29日），字辅廷，晚清宗室重臣，清朝首任内阁总理大臣，满洲镶蓝旗人。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曾孙，庆僖亲王（道光帝亲弟）爱新觉罗·永璘之孙，不入八分辅国（清朝爵位十二排第八）公爱新觉罗·绵性长子。

奕劻身历咸丰、同治、光绪、宣统，“系四朝老臣”。他能力差，名声差，官运好。自1884年到大清倒台的27年中，他先后负责外事、海军、财政等重要部门，最后升到首席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大臣。在晚清政坛上，呼风唤雨，成了近代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

他的主要“业绩”是吃饭、打牌、投资。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披露庆亲王的银行存款高达712.5万英镑。简·爱小姐做年薪30英镑做家庭教师，生活比较体面了；达尔文买了一幢带花园的豪宅，不过2000英镑。而且，他还是“裸官”，钱都存在了外国银行。

　　天津还有一座王府，庄王府。清代唯一一座不在都城的王府，只因它被一个军阀整体地由北京搬到了天津。“津门庄王府”，坐落在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南丰路，占地面积2.56万平方米，始建于民国三年（1914年），历时十年建成。

话说1914年，贫困潦倒的清代最后一位庄亲王溥绪以20万元的价格将北京西城太平仓胡同的王府卖给了财大气粗的江西军阀李纯。就这样，历经十二代的庄亲王府在北京随着清王朝一起消声灭迹了。

李纯拆下王府建筑的各个部件，编号后于1923年在天津重李纯祠堂纵向以南北为轴，东西对称整体祠堂群落南北长、东西短。以花园和三进庭院的形式来串联空间花园全长110米，由南至北依次为砖照壁、石狮、石牌坊、一对华表、石赑屃、石拱桥及玉带河构成。祠堂建筑群为三进院落，由大门、前殿、主殿、后殿、配殿等组成。这座层进式院落是天津市规模最大的近代仿古建筑群

李纯祠堂建筑风格多样，既有王府建筑的明清官式建筑风格，又有祠堂建筑的祭祀风格，还有很多细节装饰带有民国时期的装饰风格。这些痕迹与建筑经历长久的时间，功能的转变有很大关系。现如今因作为庄王府博物馆及乐善妙觉院道场的使用，功能及装饰又有所改变，整体建筑群的环境氛围也有所不同。

　　李纯，字秀山，天津人，同治十三年（1874-1920年）出生。15岁入营当差，17岁被保送天津武备学堂。袁世凯小站操练新军时任教练，后被委任为江西都督兼民政长。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李纯被任命为江苏都督兼浦口商务督办。李纯死的不“纯”，很突然。

我们到李纯祠堂前，止步于石桥前，祠堂没有开放。这座纯中式的建筑建筑时间并不长。

　　我们的天津徒步见到的最古老的中式建筑是北宁公园里的金代石狮，一对瘦骨嶙峋的石狮。这对石狮子是从邢台市内丘县吴村搬来的。因1915年，直隶实业厅厅长严智怡筹建天津博物院搬来天津，当时天津为直隶省省会。至1928年，直隶省改为河北省，省会迁北京。博物院也一同搬迁，金代石狮遗落旧址，被埋于地下。直到20世纪七十年代，两只石狮相继被挖出，先是摆放在北宁公园东门前，后来园内建造致远塔，这对石狮又被安置在塔前。

金代的狮子是吃不饱吗？连肋骨都瘦出来了。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为推行新政，委派周学熙以工艺总局名义在天津北站附近筹办种植园。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正式开湖建园，曰鉴水轩。

1930年（民国十九年），北宁铁路局购得此园并规划拓建为公园，取用诸葛亮《诫子书》“非宁静无以致远”之意，命名为“宁园”，并立碑于亭廊之中。

宁园是全国铁路系统第一个公园，因系北宁铁路局产业，亦名北宁公园。

　　北宁公园边的天津北站是天津第二座火车站，天津站是第一座，西站是第三座。西站的老站房始建于1909年8月，1910年12月14日投入运营。建筑整体坐南朝北，立面强调对称式构图，造型丰富，建筑平面呈凸字形。主楼是砖石木混合结构的三层建筑，占地面积93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2058平方米。内设有贵宾室、软席候车室和底层旅客餐厅，东西两侧分别为售票厅、候车室及行包房‌。建筑顶部为红瓦坡顶，开有老虎窗和烟囱，外立面为清水砖墙，窗套、立柱、花饰及入口台阶均为石材，上雕有南极仙翁仙鹤还有龙嘴的图案与西洋风味的洋楼相配可谓中西合璧，窗式和窗套变化多样。建筑平面呈“凸”字形，体现了轴对称和黄金分割的设计思想‌。是一座具有典型折衷主义风格的德式新古典主义建筑。

2009年，因天津西站的改扩建工程，老西站搬离原址并将作为天津铁路博物馆被永久保护‌。

　　天津站，又称天津东站，也称老龙头火车站。天津站始建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正式通车运营。是中国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的延伸线路-唐芽铁路-津沽铁路上的火车站。唐胥铁路是为了开平煤矿的运煤铁路。

下图是天津站先后于1950年、1987年和2008年进行3次改扩建的建筑。2008年8月1日，改扩建后的天津站投入使用。

　　辛亥革命后，北京城少了一位庆王爷，没了一座庄王府，逃出了一位逊皇帝。天津张园则住进了末代帝后。

爱新觉罗.溥仪在天津日租界的张园，从1925年2月至1929年7月，共居住四年多时间。张园是清末湖北提督张彪的私人府邸，建于1916年。府邸是一座花园别墅，楼宅四面长廊环绕，院内垒造假山，筑池引水，广植花木。

1935年，日本驻军通过女特务川岛芳子出面，以18万银元的价格购买张园，作为日本驻军高级军官和特工的住所。不久，日军拆除原建筑，建起罗马式砖木结构二层楼房，作为日本军部。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军曾进驻张园。1949年天津解放，张园成为天津市军管会的办公处，后为天津日报社使用。

　　张彪(1861～1928)，山西榆次人。早年追随山西巡抚张之洞，协助创办汉阳枪炮厂，深得张之洞赏识，曾被派赴日考察军政，先后出任湖北新军第八镇统制、湖北提督等职务。武昌起义时弃军潜逃，后寓居天津日租界，投资纱厂。1916年在日本租界宫岛街买下6300平方米洼地，建成一所两层豪宅-张园。

张彪对溥仪极为忠心，不仅不收房租，还亲自为他打扫卫生。张园三层是溥仪来后增建的，有饭厅、游艺室及客房。张彪去世后，溥仪一方面被其子要求支付房租，另一方面感到张园因年久失修不安全。1929年7月，移居静园。

这是溥仪住的张园老照片，与现在看到的建筑完全不同。

　　同在日租界的静园，位于和平区鞍山道70号，占地面积约3016平米，建筑面积约1900平米。

静园始建于1921年，初名乾园，为北洋政府驻日公使陆宗舆宅邸。静园主体建筑带有日本木构建筑特点和西班牙建筑的样式。门的结构和材料选用具有典型的日本特色，朴素自然而简约，缓坡屋顶、筒瓦的利用以及室内细部装饰则有明显的西班牙中世纪建筑的风格。

陆宗舆(1876～1958)，浙江海宁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曾任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驻日公使、交通银行股东会长等职。

1929年7月—1931年11月，末代皇帝溥仪携皇后婉容、淑妃文绣于此居住，更名“静园”，寓意“静观变化，静待时机 ”。他也“静悄悄”地从静园到了长春，“明目张胆”地当了“满州国”康德皇帝。

溥仪在天津的社交活动主要集中在利顺德大饭店、西湖饭店等场所。他与满清遗老和日本贵族等交往频繁，试图通过他们来实现复辟计划‌。

　　有趣的是，与溥仪的静园不远的陕西路上有鹿钟麟的旧居。鹿钟麟是谁？是西北军冯玉祥的“五虎将”之一，把溥仪赶出紫禁城的人，是护送溥仪到后海甘石桥的醇王府邸（溥仪父王府）的人。鹿钟麟曾在醇王府执枪问溥仪：“从今以后，你是称皇帝，还是以平民自居？如果愿作普通人民，则我等军人对你自有保护之责任，如你仍称皇帝，那我们民国不容皇帝存在，我只能枪毙你！”溥仪受此威慑，声明自己愿为中华民国之一分子，鹿随与之握手为别。

鹿钟麟（1884年3月12日—1966年1月11日），出生于河北省定州市北鹿庄，中国西北军著名将领、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九方面军总指挥、第十八军军长、军政部次长、代理部长、河北省主席、兵役部部长、南京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

他们在天津是时空交错的。一个是抗战爆发前逃去东北，一个是抗战胜利回津。

　　1961年，溥仪与当年把他从紫禁城里赶出来的鹿钟麟（左一）、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战士熊秉坤（右一），在北京的座谈会相遇，高兴地攀肩合影，历史就是这么巧合。

　　鹿钟麟旧居旁边是阎锡山的旧居。这两座相邻的宅子虽然目前是大杂院，却都是天津从前的富豪宁星普的房产。

宁星普(1842-1928)，青县人。本名宁世福，字星普。家境贫寒，15岁来津，在草帽辫房学徒，后到英商太古洋行任小职员。聪颖好学，英语纯熟，只身前往英国伦敦，为在津英商催款讨债，大功告成。归国后，洋商履约将欠款一半赠与。于是声名鹊起，成为英商新泰兴洋行买办。1903年天津商务会成立，宁星普任总董，成为商界领袖，后任天津华商公会会长。在津举办“国货观摩展”，获海内华商支持，大获成功。他投身慈善事业，晚年积极投身于“五四”爱国运动，口碑颇佳。

如果宁星普“先贫后富”成为了天津的传说，那只身赴英讨债就是奇迹，特别是在清末国弱的情况下。但这只是特例，说到底是英商之间的经济纠纷。“开滦煤矿”案件，涉及到两国之间利益，所谓的绅士的“契约”精神，就荡然无存了。

　　解放战争中第一位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高树勋，其旧居位于睦南道141号，占地面积约1275平方米，建筑面积约614平方米，建于20世纪30年代。是一座二层砖混结构的英国庭院式小楼，独立式住宅，局部是三层。院内的建筑正立面靠楼门左侧墙面为凸出的半圆形玻璃窗，高耸的屋顶和外露的半木屋架装饰。外墙采用硫缸砖墙面与抹灰墙面搭配，二层及三层均有屋顶平台，与平板瓦大坡屋顶一起构成了错落有致的建筑外形。展现了英国民居的风格。

高树勋，（1898年8月6日—1972年1月19日），字健侯，出生于河北省盐山县。出身行伍，因作战勇敢，由士兵累升至师长。1931年，高树勋因对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红军行为感到不满，愤然脱离国民党军队，回到天津定居‌。抗战期间，他与吉鸿昌等爱国将领组织抗日同盟军，担任骑兵总司令，在张北地区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被誉为“飞虎将军”‌。此外，他还除掉了投日通敌的大汉奸石友三，制止了部队叛变‌2。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率部在邯郸起义后。1945年11月13日由邓小平、薄一波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高树勋曾任河北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等职‌。

高树勋于1931年始住在天津‌。解放后，长期在此居住，直至1971年赴京养病。1972年1月19日，高树勋逝世，享年74岁。

　　大理道66号的文保牌写明“孙氏旧居”，大门两侧挂着“和平宾馆”的牌子，旁边的过街楼大门上以书写“润园”二字。这是一组建筑为清代光绪皇帝老师、京师大学堂创办者孙家鼐曾孙、清末民初新兴的家族实业集团、安徽寿州孙氏后人孙震方于1931年所建住宅。

毛泽东于1951年12月曾在这里居住，以毛泽东“润之”之字，遂取名“润园”。

润园占地面积3431平方米，建筑面积1917平方米，有主楼、配楼两幢。砖木结构，3层别墅式楼房，平面呈"∩"形，琉缸砖墙体，三角红瓦坡顶，配以大面积券式门窗。入口设于中部，上为露天阳台。整体对称，风格典雅。外墙采用水泥抹灰拉毛处理，具有西班牙乡村建筑风情。

院宇宽阔，房子只占院落的四分之一。院内有成排的白杨树、院府海棠、藤萝花架的甬道和小型游泳池。

　　这处别具风情的院落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便成为隶属天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涉外宾馆，原名天津第二招待所，这才有了众多国家领导人居住。每一位从门口经过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看一眼围墙上入住客人的人名单。

　　之所以在“孙震方”名子前缀了那么内容，实在因为他是孙家小字辈，其祖辈父辈都是赫赫有名。曾祖孙家鼐（1827年4月7日~1909年11月29日），安徽寿州（今淮南寿县）人。清代政治家，清咸丰九年（1859）状元，光绪帝师。1898年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受命为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首任管理学务大臣（现教育部长？），1900年后任文渊阁大学士、学务大臣等，卒后谥曰“文正”。

司马光言：“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极至。表示经天纬地、道德博闻的极高荣誉。‌不管是否名至实归，能在有清一代得一席之地，也是了不起。

“亿万年济济绳绳，顺天心，康民意，雍和其体，乾见其行，嘉气遍九州，道统继羲皇尧舜；二百载绵绵奕奕，治绩昭，熙功茂，正直在朝，隆平在野，庆云飞五色，光华照日月星辰”。这副对阵，据说是孙家鼐在殿试时所写，咸丰皇帝就此点了其状元。看出对联中隐藏的六位清帝年号吗？

清朝‌九位“文正”：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

急急地进润园大门，勿勿左右看看，只拍个花园里藤萝架。

　　孙家鼐兄弟中有三个进士和一个举人，“一门三进士，五子四登科”。一个尚书和四个侍郎，可谓满门煊赫、族大枝繁。下一代中，属孙家鼎二哥孙家铎之子孙传樾这一支最为繁荣，孙多鑫、孙多森是其孙，是孙氏财团的创业人，是清末民初安徽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曾于1900年在上海创办阜丰面粉厂，1915年在北京开办官商合股的通惠实业公司，1916年在天津开设中孚商业银行，组成以这三家企业为主的通孚丰集团，使孙家跃居全国一流实业家之列。孙震方是孙多森长子。16岁去美国，未入大学即回国，曾任通惠实业公司总经理。

上图是天津中孚银行大楼、上海中孚银行大楼和阜丰面粉厂。

　　“和平宾馆”由私宅改为酒店，利顺德（Astor Hotel）是真正的饭店，曾是中国外交和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

1863年春，英国基督教会的传教士约翰.殷森德带着传教得到的600两纹银与英国驻津代表签订了一份“转租”土地的“皇室租约”。在英租界维多利亚道和维多利亚花园的东侧的购地6亩，租期99年，每年每亩租金1500铜元。殷森德建造简易英式印度风情平房，作为货栈、洋行、旅馆和饭馆使用，还专门招待外侨，成为了天津最早的涉外饭店。殷森德按照自己姓氏的中文译音，把饭店命名为“利顺德饭店”，名称中的“利顺德”三字源于孟子“利顺以德”的教谕。

　　1886年，殷森德又与天津怡和洋行买办梁炎卿、德国人德璀琳等集资将饭店改建成为三层砖木结构，转角塔为五层的楼房，建筑面积扩到6200平方米，典型英国殖民地风格的豪华饭店，成为当时天津市最高的建筑物。

1924年秋，鉴于饭店宾客增多，客房不敷使用，股东大会在利顺德饭店老楼北侧再兴建一座约2500平方米欧洲风格的四层钢混结构新式楼房。在楼房的营建中，当时的饭店董事长海维林特聘请了奥的斯电梯公司进行电梯的专门制造，并派人来天津进行技术安装。目前，该电梯性能仍在使用中，为中国现存并仍在正常运行的最古老电梯。

网络上的利顺德老照片，上图楼顶有烟囱，下图应该是改建后安装了暖气。

　　利顺德饭店在当时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利顺德饭店安装了第一台供热设备，这是中国首次出现暖气装置。清宣统二年（1910年），饭店又率先安装了热水供应系统，满足了宾客终日享用热水的需求。民国十三年（1924年）饭店安装了美国奥迪斯公司为饭店设计的电梯，也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电梯。1888年，利顺德饭店就有了自己的发电机，成为国内最早使用电灯照明的饭店；1920年，美国制造的第一批数字统计机只有十几台，利顺德饭店就购买来一台，并投入使用，还有国内最早的有线电话交换机。

利顺德饭店不仅接待了这些外国历史名人，还曾是天津的地标建筑和重要的外交活动场所，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的领事馆曾设于酒店内‌。

天津利顺德饭店曾接待过众多名人，包括政治领袖、革命先驱、文化名流等，在此下下榻或居住。孙中山、袁世凯、李鸿章、梁启超、宋教仁、张学良、溥仪、段祺瑞、梅兰芳、蔡锷、也都在此留下足迹。

外国历史名人包括美国前总统胡佛、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卓别林、伊藤博文、格兰特等也出现在这里。

　　抗战胜利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1月，国民政府将被日本占领的饭店移交给海维林。1984年3月，天津旅游总公司与香港哥罗洋行有限公司合资在老楼东北侧建起了一座豪华的七层高的现代化新楼，并恢复了利顺德饭店的老字号。至此，凝结着古近现代，体现着中西合璧建筑艺术的三座高楼组成楼群。

利顺德面对美丽的海河，背靠金融一条街，设施豪华、环境优雅。仍保留着英国古典建筑的风格和欧洲中世纪的田园乡间建筑的特点，成为天津市租界风貌的代表建筑。

　　“开滦煤矿”事件、利顺德饭店都与德璀琳这个人物有关。其实，在近代天津史中，德璀琳是位“叱咤风云”的人物。

古斯塔夫.凡.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1842年－1913年）是一名英籍德国人，是19世纪后期中国外交和天津城市开发中的关键人物。 从1878年到1893年（中间除了1882年至1884年）的13年间，德璀琳先后10次被推举为英租界董事长。主要劣迹是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谋阴谋夺取了开滦矿产，因此被中国海关开除。

德璀琳一生无子，生了5个“善交际、爱运动”的女儿，大女婿是他推荐给李鸿章担任旅顺海军基地工程师和教练的德商汉纳根（Hannacken），二女婿美国人腊克是美丰银行的经理，三女婿包尔曾任奥国驻天津领事，四女婿英国人纳森是开滦矿务局总经理，五女婿是英国的驻华使馆武官。由于德璀琳全家显赫的地位，“他的家庭在整整一代里成为天津的社交中心”。

光绪四年（1878年），时任天津海关税务司的德璀琳以津为管理中心兴办华洋书信局（管理海关、各使馆邮件，兼收民信），并在天津、北京、上海、牛庄（营口）、登州（烟台）等地试行，此为近代中国邮政事业的肇始。

　　这座欧式风格建筑，曾是清代海关试办华洋书信局时海关邮局及“大清邮政津局”的所在地，旧称“津海关拨驷达局”，是当时海关邮政的总部。

大清邮政津局大楼建于1878年，坐落于天津法租界的主要街道大法国路（Avenue de Grand France）和圣路易路（Rue Saint Louis）交口处（今和平区解放北路和营口道交口的解放北路103--111号）。是中国现存唯一的大清邮政官局局房该建筑，为天津邮政博物馆，也是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和特殊保护等级历史风貌建筑。

　　1877年3月23日，津海关书信馆对外开放，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仿西式的邮局书信馆。紧接着，德璀琳又筹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套海关邮票——大龙邮票，由此开启了中国邮政事业的序幕。

　　大龙邮票发行60多年后，1942年11月，宋美龄呈上给集邮迷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见面礼，一册厚厚的集邮册，就包含这套大龙邮票。美援华抗战的大门就是用中国珍邮叩开的，宋美龄也成功在美国国会发表英语演说。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登上这一讲坛的女性，震惊了美国政府和公众。

　　河北路有座以“丑”出名的疙瘩楼，建于1937年，系英商先农公司营造的房产。建筑面积6449.42平方米，为四层砖木结构西式楼房，具有浓郁意大利风格的连排式里弄住宅。

　　之所以称“疙瘩”是因为建楼之砖凹凸不平。20世纪初，天津西青龙潭某窑厂，没有掌握好火候，形成了废品疙瘩砖而难以销售。当时，在意工部局工程处工作并设计出回力球场（今马可·波罗俱乐部）的保罗·鲍乃弟发现这种砖烧得时间长而且比耐火钢砖还要坚硬，盖楼肯定结实。于是，他便以极低的价格将这些砖全部买了下来，并亲自设计，砌筑成了这幢“疙瘩楼”。他故意把那些疙瘩砌在墙面上，有规律的突出那些奇丑无比的疙瘩，疙瘩楼盖好之后，名声大噪，远近闻名，结果以高价售出，狠狠的赚了一笔。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曾在此居住。

如今这个“丑楼”也成了天津打卡点。

　　先农公司营造的另一个房产的“砖”就比较正常了-花园大楼。花园大楼旧址位于和平区大沽北路176~192号（与利顺德饭店隔着解放公园相望），建成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比疙瘩楼早3年。总建筑面积为11000多平方米，为混合结构5层楼房。平面为“L”型，沿大沽路底层设有商店房，建筑二至五层设有200余间单元住房。花园大楼楼层主要为内廊式，全楼建有四个楼梯和一部电梯。花园大楼当年的住户大部分为洋行的高级职员和外国的领事，是一幢高级公寓式大楼。

　　先农公司成立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是美籍传教士丁家立、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李鸿章等七位股东一起创办的外商房地产公司。是外商在天津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因为其成立之初的所在地附近有一座先农坛‌，以此命名。

　　在天津市和平区承德道与吉林路交口处，还有一片“集体宿舍”:清朝海关高级职员的宿舍，现称“海关胡同”。

　　海关胡同始建于1887年，为法式3层联排别墅，砖木结构，一般保护建筑，每排楼房有房屋9户，每户均设有前后院和前后院门。2层和3层原为主人房，房间内还保留着壁炉的设计，而1层则为佣人房。楼房内部各层通过木质楼梯相连，充满了历史的韵味。

　　在天津最特别的建筑就是瓷房子-赤峰道72号。瓷房子的前身是一座建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法式小洋楼，最初是近代中国外交家黄荣良的故居‌。建筑面积为4200平方米，采用砖木结构，拥有四层楼和意大利式外廊，属于折中主义建筑风格。‌

　　瓷房子由古董收藏家张连志设计和改造，花费了近十年的时间，将这座小洋楼改造成了一座独特的瓷器博物馆。张连志在2002年以3000万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座小洋楼，并开始将其改造成瓷房子。他使用了大量的古瓷片、瓷瓶、瓷盘等装饰品，使得整个建筑焕然一新，成为展示中国瓷文化的地标性建筑。

瓷房子不仅在建筑上独具匠心，还因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而闻名。墙壁上镶嵌了各种瓷片，形成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展示了中国古代瓷器的辉煌成就。此外，瓷房子还收藏了大量的古董家具和生活用品，进一步丰富了其历史文化价值。

瓷房子于2007年9月正式对外开放，并迅速成为天津的旅游热点。它不仅吸引了国内游客，也赢得了国际关注，被评为全球十五大设计独特博物。

　　除了军政要员，文人墨客亦驻足在天津。我们只探访一二，去寻找传说。

“海河之子”李叔同。在小洋楼与高楼大厦间一座安静的中式院落是李叔同故居。故居纪念馆位于天津市河北区海河东路与滨海道交口处，总占地面积4000平方米，分为园林景观和故居两部分。

他是民国第一奇才，第一全才。用丰子恺的话说：“李叔同是一个万事皆认真的人。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丰子恺是李叔同的学生。

这位在各领域全面开花的超级天才，其实最早接触的是法学，是大清王朝培养人才的南洋公学特考科。师从蔡元培，同学有黄炎培、邵力子、谢无量、徐谟（联合国国际法院首位中国法官）等人。

“半生红尘半生僧”，世间再无李叔同。

当他是李叔同的时候，他是“长亭外，古道边”的作者，是话剧、音乐、美术、诗词、书法无一不精的罕见文化天才。在俗无论做什么，都做到极致，无怨无悔

当他是弘一法师的时候，他是民国最有名的高僧之一，他撰写的佛教偈语今天仍然大面积流行朋友圈。在僧，弘一法师清心为零，专注修行，无欲无求。

2023年2月，我们跟随清风去福建时曾瞻仰过其圆寂地-温陵养老院晚晴室，泉州清源山弥陀岩墓地，现在来到他人生初始之地。

　　“不为众生求安乐，但愿世人得离苦”。在这院落的里里外外，是悠闲自在猫猫。离苦否？

　　张爱玲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转围墙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不知道“如此谦卑”张爱玲在哪个寺院外转悠过，她在天津度过了六年的少年时光，算是弘一法师的“老乡”。

1923年至1928年间，她住在法租界的赤峰道83号‌，在天津生活了近六年，这段时光对她的人生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天津期间，张爱玲不仅享受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还到过当时的法国公园（今天的中心公园），并与弟弟在公园的长椅上留下了珍贵的照片‌。她还提到过起士林餐厅，描述了在那里吃蛋糕和看跳舞的情景，可见她对天津的餐饮文化也有深刻的记忆‌。

在中心公园，有这张照片的同款塑像。

　　梁启超旧居，位于当时的天津意租界的马可波罗路（今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4号-46号），由两座楼组成，一座是梁启超全家定居天津的寓所，另一座是梁启超的书斋“饮冰室”，梁启超晚年在该处著书立说。

梁启超于民国三年（1914年）定居天津，并在天津意租界的马可波罗路旁购买空地建宅。梁启超旧宅建筑面积1121平方米，为梁启超自己设计的砖木结构意式二层小楼。民国十三年（1924年）底，梁启超又在居室右侧（今民族路46号），建起了风格典雅又富丽堂皇的“饮冰室”书斋。楼高二层，带半地下室，建筑面积 949.5平方米。

　　勤学苦读的神童、戊戌变法的主将、享誉中华的学术巨擘、寓居津门的饮冰室主人……作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梁启超生命的最后十多年是在天津度过的。他教子有方，成就“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

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曾长期担任梁启超的助手，并曾任北京东城区政协委员。

梁思成‌：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中国近代建筑之父，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曾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国国徽等设计，并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

梁思永‌：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曾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回国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担任副所长。

梁思忠‌：国民革命军炮兵上校，曾在西点军校学习，并在淞沪抗战中表现出色，后不幸因患腹膜炎去世。

梁思庄‌：著名图书馆学家，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精通多门语言。

梁思达‌：经济学家，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并取得硕士学位，参与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编写。

梁思懿‌：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长期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工作。

梁思宁‌：早年曾就读于南开大学，后受三姐影响加入新四军，参与革命工作。

梁思礼‌：导弹控制专家、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研制创始人之一，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这里一定有你熟悉的名子。

饮冰室前，红红的石榴树。虽已深秋，仍红的鲜艳。

　　北京国家植物园内，梁启超家庭墓地，是其子梁思成设计的。

　　与民族道不远的民主道上有天津人曹禺故居。曹禺故居为前后两座共计600余平方米的意式小洋楼，始建于清末，馆前铸有曹禺先生的铜像。故居坐东朝西，砖木结构二层小楼，23号院(前院)坐南朝北，占地面积510.89平方米，建筑面积483.29平方米。25号院占地面积401.55平方米，建筑面积343.82平方米。

曹禺出身于一个官宦家庭，父亲曾是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秘书，被授予中将军衔，家庭条件非常优渥。1912年，其父在意大利租界购得房产，两岁的曹禺便随家人搬到这里，度过了他的幼年和青少年时期。

曹禺是中国现代戏剧的泰斗，所创造的《雷雨》《日出》《原野》等作品，更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剧目。他原名万家宝，其父万德尊。

　　曹禺剧院坐落于河北区民主道5号，在曹禺故居旁。为一座两层砖木混合带地下室楼房，局部三层，建筑面积为3000平方米。剧院的一层设有两个小剧场和一个大厅，剧院的二层设有一个能够容纳150名观众的小剧场和一间名为“北京人”的咖啡厅。剧院的三层为一座展厅，在这里常年展出“纪念曹禺百年诞辰天津百名书画名家为曹禺故居纪念馆捐赠馆藏作品展。

　　天津不仅有“小洋楼”，也有“大洋楼”。解放路上仍矗立的诸多银行与洋行的大楼，有的比开滦煤矿大楼更壮观。

跨过解放桥，放眼解放北路。地面是灰色的砖石铺路，两边都是秋色的国槐。高大的树木边是鳞次栉比的建筑，伸向远方。朦朦细雨让街道静谧清润，洗涤着都市喧闹。

　　清朝末年，这里临着天津东站和海河，位置太优渥。英法两国先后在天津租界内修路建房，并从法租界法国桥（今解放桥)开始，向南拓建一条主要交通干线，贯穿两租界，成为当时英、法租界的“中街”。法国人称它为大法国路，英国人称它为维多利亚道。逐渐成为租界的政治、经济中心。于是各国在这条街道上疯狂建设，各种风格的洋楼拔地而起，哥特式、罗马式、日耳曼式...各国银行、保险公司、洋行、轮船公司等纷纷来津设立机构，从事通商贸易。

在清末民初，中国新式银行逐渐兴起，民族企业也在这此聚集。1937年以前，这条街已成为北方著名的金融中心。据史料记载，20世纪40年代，天津设有7家银行总行、33家银行分行、269家银号、17家外资银行、50多家保险公司和228家外商保险机构，还有一家证券交易所。“东方华尔街”日渐佳境。

　　看看我们徒步轨迹上的外资银行和外国洋行。

　　天津法国工部局大楼是天津法租界的工部局大楼，建于1934年，选址在天津法租界的主要街道大法国路，今解放北路34-36号。

原为法租界董事会下属工部局中的警察部，后改组为工部局，实为法租界的警察局。该建筑为四层混和结构楼房，清水墙。立面较为简洁，强调三段式古典构图。

　　“天津金融博物馆”原为法国俱乐部，由法国公议局出资建设的法国侨民娱乐场所，兴建于1931年，是一座现代主义风格的法式建筑，展示面积2400平方米，面向社会开放。

　　解放北路97号至101号是朝鲜银行。朝鲜银行是1911年成立的由日本控制的一家金融机构，总行设于朝鲜京城。天津分行成立于1918年，始建时设立于此楼。首任经理是日本人野崎。银行1938年迁往在日租界旭街(现和平路)建起的新楼内营业。1945年国民党政府按敌伪产业接收，该行结业。该大楼局部也曾是由法国人开办的专营珠宝玩物的乌利文洋行。

朝鲜银行大楼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砖混结构三层楼房。正入口为硬木雕花大门，两侧立有十余棵罗马式圆柱，采用磨砖对缝的传统建筑手法。二层上端出檐，窗台做瓶式列柱装饰，形成护栏式回廊，缓坡式屋顶，转角处做山花式处理。大楼外檐为法国古典主义建筑风格。

这栋大楼最醒目是通体浓艳的砖红色。

　　解放北路77~79号是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旧址。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建筑面积约3651平方米5，建于民国元年（1912年）。东方汇理银行旧址为砖木结构三层楼房（带地下室），正门面对解放北路。主体2~3层的墙面以红砖为主，砌筑时利用砖块的错动形成图案装饰。外窗、阳台等堆砌了各种山花等欧洲古典装饰符号。屋顶采用平屋顶，女儿墙饰以西洋古典宝瓶式栏杆，屋顶转角处设三座四坡顶亭子。

清光绪元年（1875年），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成立，总行设在巴黎。天津分行设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利用外汇差价倒卖，牟取暴利。

　　解放北路和营口道交口的解放北路74-78号是中法工商银行大楼。中法工商银行在中国天津建造的一幢分行大楼，由法商永和工程司的法国建筑师马利奎特设计，始建于1933年。

天津中法工商银行大楼分主楼与配楼两部分组成，总建筑面积为6240平方米，主楼为四层混合结构楼房带半地下室，局部五层，占地面积1567平方米。建筑一、二层外檐为科林斯式柱廊，该柱廊由沿弧线对称布置高至二层窗楣的十根科林斯巨柱构成并支撑起转角前廊，其中，这十根科林斯巨柱柱头的花纹雕刻有五层，每层各有不同。三层无柱但设有落地高窗，窗外为被科林斯柱支起的探出式房檐。四层向内收起，在外侧设置有一排列柱并支撑檐部形称塔司干式双柱空柱廊并配有瓶式栏杆。该建筑的两层柱廊对比分明，使建筑立面丰富多样，是一座典型的罗马古典复兴式转角建筑。

　　解放北路80号是天津横滨正金银行大楼。横滨正金银行在中国天津建造的分行大楼。横滨正金银行天津分行开设于1899年，选址在天津英租界的维多利亚道。

横滨正金银行大楼第一代毁于庚子事变 第二代建于1926年，由英商工程师爱迪克生和道拉斯联合设计。该建筑具有古典主义风格，为二层混合结构楼房，拥有石材墙面，其建筑造型稳重而华丽，外檐建有8棵科林斯柱构成的开敞柱廊，建有玻璃顶和回廊。现为中国银行天津分行使用。

横滨正金银行大是日本早期的外汇专业银行。1880年成立，总行设日本横滨，以经营对外汇兑、贴现为主要业务。1893年在上海设立分行，以后陆续在中国各地设立分支机构，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金融机构。先后承办多笔对清政府、北洋政府、地方政府和实业的贷款，从中榨取大量利润。二战期间，更是摧残中国民族工业和金融业。1945年日本战败后，横滨正金银行于1946年被盟军统帅部命令解散。

　　解放北路86号是原汇丰银行。1865年汇丰银行在香港成立，1880年在天津成立分行，是租界区最早的外国银行之一。

这座三层钢混结构大楼的设计由英商同和工程司于1924年完成。采用希腊古典复兴形式，占地面积44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539平方米。建筑的外檐正立面采用花岗石饰面，石砌基座和高台阶，外檐正立面花岗石饰面石砌基座。高台阶建筑正面及侧面矗立十二根巨大的爱奥尼克石柱，上部为三角形山花。重檐形檐口两侧各设旁门，以两根圆柱支撑冰盘门楣，各门均为花饰铜门，楼内营业大厅富丽堂皇，展现了当时建筑的精美与奢华。现为中国银行天津分行。

　　大厅屋顶中央为井字梁屋盖，上铺钢丝网玻璃顶棚，镶嵌欧式典型几何图案的彩色玻璃，天顶四周环绕44只雄狮头面，大厅周围为券柱式构造。当年汇丰银行在这条街可以说“坐着头把交椅”，那时天津的每日外汇牌价均以汇丰银行为准。

网络图片。

　　解放北路121号是原华俄道胜银行，建于1917年。二层砖木结构楼房，建筑外檐墙面饰以黄色面砖、券形窗口饰有人字形山花的平窗、弧形转角及盔顶，是一座具有浓郁俄罗斯风格的古典主义建筑。

华俄道胜银行成立1895年）12月10日，资本来自法、俄、中三国，总部位于圣彼得堡，是当时中国第一家合资银行。1917年十月革命后，在俄总行和85处分行被苏联政府收归国有。其随即改以巴黎分行为总行，但实力受到严重削弱。1926年9月25日，因巴黎总行外汇投机失败而清理停业。营业时间31年，相对而言，华俄道胜银行历史并不长。

　　西周晚期“国宝级”青铜器-毛公鼎曾被抵押在华俄道胜银行。

毛公鼎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今宝鸡市岐山县）。咸丰二年（1852年），北京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以1000两银购得，鲜为人知。陈介祺病故后，1902年此鼎归两江总督端方所有。1911年11月27日端方被派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被革命军所杀。民国初年，端方妾室将毛公鼎典押在天津的华俄道胜银行，无力赎回，直至天津华俄道胜银行倒闭。后毛公鼎辗转至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后来国学馆馆长叶恭绰手中，存入大陆银行。抗战期间，历经劫难，终被保护下来。1946年，沪上巨商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给国民政府，收藏于中央博物馆。1948年，南迁至台北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毛公鼎为西周晚期的重器，鼎内壁铸有铭文，32行，近500字，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堪称西周青铜器中铭文之最。其内容叙事完整，记载详实，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且铭书法极其饱满庄重，充满了无与伦比的古典美。以至于出土以来，清末书法家们无不为之倾倒。

　　解放北路151号-153号是麦加利银行，又名渣打银行。成立于1853年的伦敦，为英国皇家特许银行，总行设在伦敦，主营印度、澳大利亚及中国贸易结算。因其上海分行第一任大班（即总经理）名叫约翰·麦加利，故称“麦加利银行”。

1895年麦加利银行在天津开设分行，位于旧英租界的维多利亚道，是当时外国在天津开设的最大一家银行。

麦加利银行大楼，由景明工程司设计，并于1926年建成。大楼为二层带地下室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楼房。建筑主入口由六棵爱奥尼克式巨柱贯通上下两层形成开敞柱廊，气势宏伟庄严，建筑整体感很强，是典型的古典主义风格。

　　解放北路92号是花旗银行。 花旗银行成立于1812年，最初是一家民营商业银行。1926年，美国政府加入股本，银行性质变为官商合办，并被指定为代理国库银行。天津分行于1916年开业，最初设在英租界中的济洋行旧址。1918年，新址动工兴建，1921年建成并投入使用。

主楼三层，设有地下室，采用西洋古典式建筑风格。门前有四棵爱尼克式立柱支撑的开放式柱廊，廊前铺有7级石阶。营业大厅内立有7棵方柱，内墙面有壁柱，顶部花雕精细，展现出独特的艺术美感。

　　解放北路104号，原华比银行旧址。华比银行属比利时通用银行系统，创立于1902年，总行设在布鲁塞尔，天津分行于1906年开业。

该建筑于1922年建成，华比银行天津分行同年搬入。除银行自用外，建筑的二层还对外出租，比利时领事馆、美商德士古股份有限公司等均曾租用为办公用房。

　　解放北路157号是原英商怡和洋行。怡和洋行（英语：Jardine Matheson）是在1832年7月1日由两名苏格兰裔英国人渣甸和马地臣在中国广州创办。最著名的一家老牌英资洋行，远东最大的英资财团，清朝时即从事与中国贸易。洋行对中国香港早年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亦是首家在上海开设的欧洲公司。

怡和洋行早年参与对中国鸦片及茶叶的贸易。林则徐在1839年实行禁烟时，怡和的创办人威廉·渣甸亲自在伦敦游说英国政府与满清开战，亦力主从清朝手中取得中国香港作为贸易据点，是导致鸦片战争的罪魁之一。

1867年，怡和洋行在天津开立了分行，成为最早入驻天津的洋行之一。其掌控着天津海河的领航权，凡进出海河船只必须经该公司同意，使其获得了丰厚利润。其天津最初的办公地点位于当时的英租界河坝道（现台儿庄路6号）， 1920年开始，怡和洋行营建其怡和大楼和货物存储仓库等设施。1921年，天津怡和洋行大楼竣工。 怡和洋行大楼是一座二层砖木结构建筑，拥有45个自然间及地下室间，建筑面积达2861平方米。

　　解放北路165号太古洋行大楼。太古洋行由苏格兰丝织品商人司考特和司韦尔于1812年在英国利物浦港创办。太古洋行在天津的主要业务包括轮运和食糖，还兼营油漆、面粉和保险代理‌。太古洋行是天津早期洋行之一，是仅次于英国怡和洋行的第二大洋行，曾和怡和洋行共同垄断中国的船运业。20世纪初，太古的船只和吨位超越了怡和，占据了外国轮船公司的首位。

太古洋行天津分行成立于清光绪七年（1881年），太古洋行大楼建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太古洋行旧址建筑主体为二层砖木结构，总面积约2200平方米。平面由四个体块组成，其中西南端的两个体块面向解放北路。

猜猜，北京、上海、成都的“太古里”与这个“太古洋行”有没有关系？太古里是太古集团的地产项目，太古集团的前身就是太古洋行。

　　解放北路100号新泰洋行旧址。该建筑建于1937年，由英商景明工程司设计。新泰洋行大楼的设计简洁大方，四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外檐原为水刷石饰面，后被粉刷成涂料饰面‌。建筑形体在街角处处理成弧形，首层门窗顶部做成拱券，墙面饰以仿石材的横线条和凹槽处理。二层以上均为平窗，窗间墙做方形扶壁柱装饰，窗槛墙用简洁的凹凸方块修饰‌。该建筑在建成后大部分由美商大通银行租用，大通银行1929年在天津设立分行，1937-1949年期间在此办公‌。

新泰洋行成立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是天津开埠后英商早期开办的大洋行之一。最初行址设在城东的宫北大街，后迁至解放北路并改组为新泰兴股份有限公司‌。新泰洋行在中国内地设有外庄多处，主营羊毛和农副土特产品，并逐步涉足金融行业，代理国外保险公司的财险、火险等业务‌。

　　中国资本和银行进入解放北路差不多比外资银行晚50年，以不屈的精神深深地扎根在此。

　　新华信托储蓄银行由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于1919年联合创办，最初名为新华储蓄银行，1931年改组后更名为新华信托储蓄银行。

建筑建于1934年，由华信工程公司建筑师沈理源设计，占地面积约11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9200平方米。建筑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外檐石材饰面，造型庄重挺拔，强调竖向构图，是二十世纪现代建筑的典型代表‌。

　　沈理源（1890-1951），名深，浙江杭州人，近代著名的建筑设计师，中国早期的建筑实践先驱者，在建筑设计、建筑教育及社会活动的多个领域都曾担任职务并卓有成就。早年于意大利拿坡里（那不勒斯）大学攻读数学和建筑学科。1915年始回国，初在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后创办华信工程公司。他富有远见，早于中国营造学社对古建大规模测绘活动，组织北大工学院的师生测绘故宫，留下珍贵的资料。

沈理源在天津设计的房屋有百余处。先后设计了坐落于天津的盐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中央银行、新华信托银行、金城银行。这些银行建筑的整体风格，既有庄重、大气的共性，又各有典雅、细腻的个性。张作霖四姨太许氏旧宅也是其设计。

北京王府井的中国儿童剧院，建于1921年，原名北京真光剧场，由沈理源设计。

　　盐业银行旧址，位于天津市和平区赤峰道12号，占地面积约3174平方米。始建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花费120万元建成的办公大厦，成为天津银行的标志性建筑。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6月，盐业银行总行迁往上海。现为工商银行天津市分行营业部。

盐业银行旧址建筑平面近似矩形，建筑主体内部四层，外观三层。主入口位于转角处，希腊山门式手法，入口两侧各有一根罗马混合式巨柱支撑厚重的檐部形成开放式门廊，上端为三角形山花装饰。

盐业银行在天津创立，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经济优势以及深厚的背景，迅速发展成为当时商业银行中的佼佼者。并充分利用天津水陆交通便利、盐业为主导的经济环境以及通商口岸的开放格局，盐业银行吸纳民间游资，发展业务，触角遍及国内外。

民国四年（1915）初创之时，盐业银行的总部就设在北京。到了民国十七年（1928）8月，盐业银行的总部移至天津。待民国廿三年（1934）6月又迁至上海。上海的盐业银行，位于黄浦江畔的北京东路上。

　　盐业银行天津分行曾藏有一件清乾隆皇帝为庆贺自己八十大寿而铸造的金编钟。此套编钟是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铸造的，共用黄金13600多两。民国时期，原清廷为置办末代皇帝溥仪的婚礼，将此物抵押给盐业银行北京总行，因丧失还款能力，后归属盐业银行。大楼固若金汤的地下金库成了其藏身之处。

盐业银行是中国近代银行发展史上的“北四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和中南银行）之一，也是”北四行“中成立最早的银行，是近代中国商业银行的一个典型代表，也是整个近代中国银行业发展的缩影。

　　盐业银行的创办者为张镇芳（1863年—1933年），字馨庵，河南项城阎楼人。他乡试中了解元，就是省状元；29岁中光绪年进士（蔡元培同科）；清朝最后一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虽然赴任只十天清朝就完了；虽不会打仗却是北洋政府的河南督军。他的“肥差”都与袁世凯有关，他是袁世凯兄嫂之弟，得到其高度信任，他的钱都给张镇芳管理。实际上，他是个金融学家。

同样只有十天，张镇芳因参与张勋复辟而被捕，其盐业银行总经理的职务改由当时的天津造币厂厂长吴鼎昌继任。张镇芳坐了3个月的监狱后，捐款40万元救灾，被保释了出来。此后再未踏入政界，专任盐业银行董事长，于1933年病逝，享年70岁。

香山公园里有座“镇芳楼”，逛公园时可以找找。

　　1915年成立的盐业银行、1917年成立的金城银行、1918年成立的大陆银行和1922年的中南银行天津分行，这四家银行便是“北四行。这四家银行中，除中南银行总部在上海外，其余三家银行的总行都设在天津（大陆银行后迁总部于上海）。

与之对应的是“南三行”。1907年成立的浙江兴业银行、1910年成立的浙江实业银行、1915年成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合称。

北京盐业银行大楼。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河沿街7号，始建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是民国时期盐业银行的总行，现为中国工商银行西城区西河沿分理处（在职时经常去此办业务啊）。

　　天津四行储蓄会旧址，解放北路147号。吴鼎昌主持成立了四行联合经营事务所和四行储蓄会且任主任，是北方金融界的实权人物。他同时也是民国时期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报纸-“新记”《大公报》的三巨头之一，自任社长，将《大公报》办成了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他不仅为蒋介石所信任，担任重要官职，也从侧面反映了盐业银行的金融实力与政治背景。他也曾是盐业银行总经理。

　　金城银行成立于1917年，银行大楼位于和平区解放北路108号，建于1937年。金城银行是中国重要的私营银行之一，金融辐射功能遍及长江以北。由于经营得法，业务发展迅速，1936年金城银行的存款达1.83亿元，一度超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居私营银行首位。金城银行投资民族工业的做法突出反映了近代银行资本渗透、控制产业资本的趋势，它在扶持近代民族工业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得到了后世的肯定与推崇。

金城银行由中国近代金融界知名人士周作民于1917年5月15日创办。当时最大的股东为安徽督军倪嗣冲和安武军后路局总办王郅隆，共占创办时实收资本的56%。“名曰金城，盖取金城汤池永久坚固之意”。

　　周作民，出生有“无淮不成行”之誉的江苏淮安，大陆银行创办人谈荔孙也是淮安人。他的一生处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中，历经北洋军阀、国民政府和日伪不同政权。在这样的乱世之中，他凭借自己卓越的才华，勤奋的经营，苦心的周旋，在极其残酷的经济环境中开创了自己的金融事业，执掌金城银行的30多年，被视为金融界的“不倒翁”。打造了中国的金融神话。

周作民精明创业不拘俗，不断扩展多种经管，独资或参资的企业颇多，支持众多民族工商企业。全国解放后大都成了本业的骨干，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前夕，滞留香港的一批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等能安全到达北平，就是周作民用了四五十万元港币，租用“华中”号轮船北上的。他亦是解放后私营金融业领军人物中第一个回归大陆的，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四行中唯一没在解放北路上的是大陆银行，位于今哈尔滨道68号。大陆银行旧址建于1921年，占地面积901.37平方米，是一座三层带地下室的砖混结构建筑，外檐通体水泥砂石饰面，具有丰富的历史艺术价值。‌

大陆银行1919年4月1日开业，取名“大陆”，含“发展于东亚大陆”之意。时任中国银行行长的谈荔孙兼任大陆银行董事长。

　　谈荔孙（1880年12月—1933年2月25日），字丹崖，出生于江苏淮安，近代著名银行家、金融先驱。谈荔孙先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后入日本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日本东京商科大学）攻读银行经济专科。回国后担任过大清银行稽核，民国中国银行计算局局长、国库局局长。1919年，谈荔孙在北洋政府代总统冯国璋的支持下，创立了大陆银行。

1931年，大陆银行还与金城银行、中南银行、交通银行、国华银行等5家银行共同投资500万元，联合创办太平保险公司，与银行的抵押贷款和仓储业配套经营。

　　天津大陆银行仓库位于张自忠路223号，紧邻海河。仓库建于1925年，为中世纪欧洲城堡式建筑。20世纪20年代，大陆银行为使码头仓储和抵押贷款有所保证，修建了这座大型仓库。当时，天津大陆银行的仓库拥有8处之多。

1921年，大陆银行在上海苏州河西藏路桥北堍自建6层钢筋水泥仓库，办理仓储业务。这是四行仓库最早建立和部分，在其东边。

　　比天津大陆银行仓库更闻名是上海四行仓库，成为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堡垒，中国最坚强的大楼。

民国二十年（1931年），四行仓库开始兴建，为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六层大厦，占地0.3公顷，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因是旧上海金城、中南、大陆、盐业四间银行共同出资建设的仓库而得名”四行仓库“。四行仓库是一座位于上海原闸北区南部、苏州河北岸、西藏路桥西北角的仓库建筑，正门门牌号为光复路1号。

该仓库由当时著名的建筑设计师邬达克设计，建成于1931年，并于1935年完工。四行仓库的东侧部分原名“大陆银行仓库”，建于1921年；西侧部分建成于1932年，是当时苏州河沿岸规模较大、结构坚固的仓库建筑

1937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中国军队第88师262旅524团1营420余名官兵（对外号称800人）在中校团附谢晋元的率领下，进入四行仓库坚守，激战四昼夜，打退日军十余次疯狂进攻。它的结束标志着淞沪会战的结束，参加这场保卫战的中国士兵被称为“八百壮士”。这就是著名的“四行仓库保卫战”。

这场战斗不仅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还重新振奋了中国军民的士气，粉碎了侵华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言论。

　　中南银行中南银行（China and South Sea Bank），由黄奕住联合胡笔江、史量才于1921年成立，总行设在上海汉口路110号。“中南”是取中国与南洋互相联络之意。是近代海外华侨回国投资创办的最大的银行，也是华侨投资创办的最大企业。中南银行在中国近代颇具影响力，中南银行成为当时全国可以发行钞票的3家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之一。

中南银行首先在天津设立分行，1922年开业，位于和平区解放北路88号。占地面积约35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3200平方米。原为二层钢混结构楼房（带地下室），1938年由华信工程司沈理源设计增建一层。建筑正立面为石材饰面，规整统一，立面设计遵循古典主义的对称原则，设置贯通两层的半柱，柱身有爱奥尼克柱式花纹，但省略了柱头。入口门头细致婉约，与粗犷的主体建筑形成有趣的对比。室内装修讲究，功能布局合理，木地板、木楼梯等设施保存完好。现为中国建设银行。

　　黄奕住是泉州南安人，早年家穷，靠剃头为生，因得罪乡绅，不得不下南洋避祸谋生，后来在印尼靠经营糖业发大财，成为四大糖王之一。1919年，黄奕住携带几干万银元回国，开始在国内进行大手笔的投资，投资房地产，主要在鼓浪屿兴建了160余栋风格各异的别墅，其中最为豪华的就是这栋黄家花园的中楼。除了投资房产，他还参与厦门的市政建设，包括中南银行、太平保险为代表的金融版图。由剃头匠成为印尼前糖王，民国首富。是著名的爱国华侨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于1868年出生于福建省南安市。

他和另三房兄弟统称糖王家族，家业遍布各领。

　　黄奕住有位同乡黄仲涵，亦是印尼的“糖王”。他的女儿黄蕙兰是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

　　解放北路117号原中央银行天津分行大楼，曾是中华汇业银行（中日合资）天津分行的所在地，建于1926年。1928年，中央银行成立，总行设在上海，天津分行于1931年开业，并在1937年购得此楼。现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天津市分局的所在地。

这座大楼也由著名建筑设计师沈理源设计，采用砖混结构，带有三层地下室。正门位于首层中央，门楣过梁上装饰有三角形图案。两侧各排列四棵爱奥尼克龙柱，直抵二层顶端，支撑着钢混带状横檐。三层设计较为简化，平顶中央做波浪形山花，整体显得端庄大气。

　　随着各国列强进入中国，不仅有经济的掠夺还精神的浸入，教堂在天津也是拔地而起（当然也有他们自己信仰的需求）。

　　望海楼教堂‌，旧称圣母得胜堂。位于河北区海河东路，狮子林桥头。以其旧址望海楼而得名。望海楼教堂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底建成，具有欧洲哥特式建筑风格，是天主教传入天津后建造的第一座教堂。

望海楼教堂曾在清同治九年（1870年）反洋教斗争和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两次被焚毁，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重建。望海楼教堂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天津教案”发生地。

　　冈纬路教堂是一所基督教新教教堂，位于河北区岗纬路27号，毗邻天津中山公园，隶属于原天津基督教公理会众议会（教区）和华北基督联合会，属美国公理会教堂，曾是美国公理会在天津的中心教堂，也是天津中华基督教公理会的中心教堂。此教堂也称“小疙瘩楼”。我们徒步路过时，教堂正维修，从网络上找了张照片。

　　安里甘教堂‌始建于1903年，哥特式风格，位于和平区泰安道浙江路交口。安里甘教堂，由基督教圣公会（也称安里甘会）创办。创办人史嘉乐，圣公会传教士，1879年被指派为华北地区主教。活动中心在泰安，1874年移驻北京。

教堂用地是1893年英租界工部局捐赠的，地点是泰安道和浙江路的交界。当时这里还是一处水乡。教堂建立用了10年时间，到1903年才正式落成。教堂历任牧师都是英国人。1935年的一场大火，导致教堂严重受损，随后在1936年重建。新中国成立后，教堂被征用为仓库等用途。直到2022年，经过十多年的修复和改善，安里甘教堂以安里甘艺术中心的身份重新对外开放，主要用于举办各种艺术活动和演出‌。提供音乐会演艺和咖啡简餐服务‌。

网络上教堂内景照片，清幽安静梦幻之美。

　　紫竹林教堂，旧称圣路易堂，位于天津市和平区营口道16号，占地约6.8亩，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文艺复兴晚期风格，位于和平区营口道。

这是刚开放的教堂，需要预约才可进。

　　紫竹林教堂里内部装饰中运用了“紫色”，高贵而神秘，又契合了名称中的颜色。网络图片。

　　西开教堂‌，别名圣若瑟教堂，全称天主教西开总堂。西开教堂是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由法国传教士杜保禄（Paul-Marie Dumond，1864~1944）主持修建，法国罗曼式风格。教堂坐西南朝东北，平面呈十字形，建筑面积1891.95平方米。内部装饰华丽，有大型管风琴‌。

　　西开教堂是我们天津之行见到的最大教堂，亦是天津最大的天主教堂。

　　天津犹太会堂位于南京路和郑州道的交汇处，由犹太宗教公会在1937年开始筹建，1940年最终建成。它的建筑风格是哥特式的，充满了欧洲教堂的韵味。这座会堂的建成，让当时天津的犹太人有了保持完整民族生活的方式，也逃离纳粹大屠杀的一片避风港。

我们只在天津音乐堂附近远远地瞭望一下，那里成为了西餐厅。

　　首善堂旧址‌位于和平区承德道21号，是一座始建于1919年的法式建筑。该建筑是法国巴黎天主教圣味增爵会（即遣使会）在中国北方设立的管理教会财产的机构，主要经营房地产，并在天津拥有大量房地产。天津首善堂以其所收房租及投资所得利润支持天津、北京、保定、正定及北京神学院所需经费‌。

首善堂旧址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多坡瓦顶，外延水泥饰面，立面两翼对称，中间突出，风格稳重。外檐为青砖红砖相间的清水墙面。砖砌拱券窗过梁，窗下砖砌花饰及砖砌的扶壁柱，转角处装饰有罗汉腿壁柱等，顶部为多坡瓦顶，是一座风格稳重的法式建筑。

　　基督教会仓门口堂‌位于南开区鼓楼东街186号，是华北地区第一座由华人自立、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教会。清同治元年（1862年），基督教会仓门口堂由外国传教士修建，庚子年（1900年）毁于战火。宣统二年（1910年）6月间，教会名流杨宝慈集资在原址建立教堂，是天津第一座由华人自建的基督教堂。现存建筑建于1934年原址翻建。

教会临街而建，为二层楼高近代宗教建筑，青砖尖顶，瓦楞铁屋顶，造型别致教堂房屋建筑全部为砖木结构，外墙几乎已经成圆弧形。

　　戈登堂不是教堂，是座纪念堂。为1885年在苏丹喀土穆阵亡的英国军官查理·乔治·戈登（英语：Charles George Gordon）而建。1860年，戈登以工兵队指挥官身份随英法联军来到中国。天津开埠后，戈登是天津英租界划定与规划的主要设计者。

戈登堂共投资32000两白银。二层建筑属于中古时期城堡风格，青砖外墙，屋檐为雉堞垛口状女儿墙，两端为八角形的塔楼，视野开阔。中间的楼门向前突出，以便于市民接近参与。

天津英租界的工部局大楼落成后，为了纪念戈登的贡献，这座大楼命名也以“戈登堂”命名。

　　在那个年代，那个地区，在中国的国土上，他们不仅以本国人纪念建筑物，还以人名标注天津的道路。

只因为中国与之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在天津设立了租界。在1860年至1945年的期间存在，成为各国在天津的专属管理区域‌。“国中国，法外法”-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的租借地。设领事，置法院，驻军队，一派“主人”姿态。

　　奥匈帝国领事馆是原奥匈帝国政府驻天津的领事馆，也是天津奥租界内惟一一处由奥匈帝国政府出资建造的房屋。建于1908年，在当时的天津奥租界大马路与沿河马路转角处，今河北区建国道153号和海河东路33号。

奥国领事馆始设于清同治八年七月(1869年8月)，至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一直由英国驻天津领事兼任。1900年起才派出首任驻天津领事，1908年修建该建筑并作为领事馆使用。

1917年8月，民国政府对奥匈帝国宣战，中国军警进驻天津奥租界。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该建筑被民国政府收回。在此期间，奥匈帝国共派驻天津领事4任。1923年4月，奥地利驻华领事代表奥地利政府将该建筑房地产全部售卖。

大清帝国灭亡6年后，奥匈帝国也灭亡了，只在津留下一座建筑物。

　　现存法国领事馆旧址，位于和平区承德道2号，建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旧址建筑平面布局左右对称。二层混合结构，平顶、带地下室。法国驻津领事馆开设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初址设于三岔河口一带。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被毁，随后清政府赔偿给法国作为新的领事馆。

前面还有阿里巴巴入住的英国领事馆。

　　1901年9月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外国军队驻扎从北京到山海关的12个主要地区。此后各国的军队开始进驻天津。天津的各国兵营包括美国兵营、法国兵营、意大利兵营、日本兵营和俄国兵营、奥匈帝国兵营‌。

　　意大利兵营是指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意大利在我国侵驻一陆军混战营，管佐士兵999人，其大部分均在天津，民国五年(1916)在意租界小马路(今光明道)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兵营。

意大利兵营坐北朝南，现有主楼四层，东配楼四层、西配楼三层，光明道大门平方数间，总占地面积4206平方米。

意大利兵营式天津市现有典型的意大利建筑，规模宏大，呈Π形，砖木结构三层意式建筑在全国此类建筑中，是唯一保存完整的一座。

　　天津意租界是近代中国唯一的一个意大利租界，天津9个租界之一。占领海河东北岸，占地700余亩的地段。此处形成了意大利本国以外在世界上的一处大型意大利风格建筑群，现今保存下来的原汁原味有百年历史的欧洲建筑将近200余栋。1900年以后，意大利在中国常驻一个混成营的军队，将近千人，大部分驻扎在天津意租界兵营。

　　美国在天津的驻军主要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第十五步兵团‌。这些部队主要负责保卫天津租界的安全。具体来说，美国海军陆战队驻扎在天津城外，而第十五步兵团则驻扎在天津英租界，兵营位于今大沽路与烟台道交口处‌。

树林掩映后的红色建筑为美国兵营大楼旧址，建于1910年，是美国在天津的初始兵营。建筑采用三层混合结构，局部为四层设计，平面呈折线形，首层沿街部分采用拱券门窗设计，上方设有拱心石。外檐首层装饰有横向抹灰线条，二层以上则是红砖清水墙，窗间设有附壁柱，用水泥抹灰断块装饰。窗下墙体还装饰有宝瓶图案，首层设有带齿饰的腰线，三层部分为平顶设计，四层则为坡屋顶，采用平板瓦屋面。三层还设有带齿饰的檐线，让整座建筑更加美观‌。

乔治·卡特里克·马歇尔、约瑟夫·史迪威、阿尔伯特·魏德迈等著名人物都服役或居住的兵营在旧天津德租界二十三号路，今九江路26号，是1917年迁过来的。

马歇尔，1924年夏到1927年春末，在美军驻天津第15步兵团任主任参谋，学习了汉语。1945年12月，美国政府派马歇尔来中国，“调解国共军事冲突”，以失败告终。

史迪威，1926-1929年出任美军驻天津的第15步兵团营长、代理参谋长等职位，与马歇尔在此结识。史迪威曾多次来华，会讲中文。史迪威于1942年被派到中国，先后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司令、中国驻印军司令。2015年9月2日，约瑟夫·史迪威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天津美国海军俱乐部旧址‌位于解放北路113号，是一座具有英国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建于1924年，由英国商人纳尼斯出资建造，最初是专供外国驻军娱乐的场所。1945年，美国海军接手并改为美国海军俱乐部。

该建筑占地面积2460平方米，为砖木结构二层楼房，平面为半弧形，首层设有拱卷式门窗，二层由十余棵圆柱承托挑檐，形成敞开形外廊式阳台，并配以牛腿花饰护栏。建筑外观为灰色水泥墙面，门窗上部饰有各种花饰和浮雕，整体风格古朴、典雅‌。

　　所谓的“治外法权”，也称为领事裁判权。是指外国人在中国犯罪时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而是由其本国领事按照本国法律进行审判的特权。天津租界的这一制度源自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南京条约》、《巴黎和约》和《辛丑和约》等等。其目的是保护自己的国民在华的利益，无视中国主权与法律。英国在1858年、美国在1906年分别设立了驻华法院。

有了这层保障，租界国各色人等纷至沓来，按照他们的生活习惯盖房子。因此天津的建筑之多之杂，在全国也是少见。影响着改变着天津的城市风貌。

　　天津租界开辟之后，西方文化对天津各个方面的影响不断渗透。

这是闻名遐迩的起士林西餐厅。1901德国退役士兵起士林（Kiessling）开办的。以其正宗的德式西餐和面包、点心招徕顾客，生意很旺。

起士林”是天津乃至中国最早的西餐馆。当时地点在法租界，今天津解放北路青年宫对面。一战期间被法国人捣毁，迁至当时的德租界，即今天津解放南路北京电影院对面，继续经营餐馆。1937年天津沦陷后，该店一蹶不振。解放后，该店由政府接管。1954年起士林餐饮部分合并到当时的维格多利餐厅，今天津浙江路起士林餐厅。

维格多利原名义顺合，以经营俄式西餐为主。20年代初开业，至40年代扩大经营，并改名维格多利。

　　起士林的西餐厅是在德国人汉那纳和天津买办高星桥两人的出资帮助下开办的。 他们一个得到大清王朝的“双龙宝星”-二等第一宝星；一个得到普鲁士皇帝的贵族封号-“Von”，即“冯”。他们都为对方国家做出过“贡献”。

汉纳根，1854年12月出生在普鲁士军官家庭，陆军上尉，多次来华。曾经担任李鸿章的军事顾问，主导设计、建造了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各大炮台以及配套设施，曾任天津武备学堂教官，任北洋水师总教习、副提督，授花翎总兵衔。1925年初，汉纳根因患食道癌在津去世。根据他的遗愿，官方为他购买了一口水晶棺材，将他送回德国老家安葬，并送给他的遗孀10万两白银。他是德璀琳长婿。

黄海海战爆发时，与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在旗舰“定远”指挥作战。

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就是汉纳根的鼓动下完成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凭借此书，严复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启蒙的先驱者。

清末民初，汉纳根开始经商办报。他凭着“抗日前线死里逃生”的经历，得到清政府的重点扶持，成为先富且暴富起来的一批人。经商发现提拔了高星桥为买办；办报聘请了英敛之为主笔。英敛之-英千里-英若诚-英达……

　　高星桥，铁匠出身。他家以打造清朝武状元专用刀出名。高星桥进入井径煤矿，以对煤炭的了解，得到汉纳根的赏识，用10万两白银作保，让高星桥当上了煤矿总办。小铁匠开始飞黄腾达。

一战期间，高星桥响应德侨的募捐，认购了150万马克（约合当时5万银元）德国战争公债，被德皇威廉二世赐予贵族封号“冯”，在当时的中国是唯一一位有此封号之人。不仅如此，德皇居然把德国在中国铁路待修计划蓝图交给了高星桥，让其去具体实施，这在当时可是震动了中德朝野。

汉纳根因一战德国战败回国，高星桥接管了汉纳根的德华银行、起士林餐厅等德侨在津产业。借此机会，他积极投资房地产，先后盖起了“交通旅馆”“威尔逊大楼”。

1923年，中国收回井陉煤矿，终结了高星桥的买办生涯。

1926年，高星桥斥资十万四千两白银从英国先农公司手中购得法租界21号路的一片空地。又以白银一万两聘请“永和公司”法国工程师慕乐设计图纸。说服庆亲王载等股东出资建筑商场大楼。载振提议商场命名“天津劝业商场”，“劝业”二字顺应当时提倡的“实业救国”潮流。高星桥找到为末代皇帝溥仪书写《退位诏书》的书法家华世奎，许以每字润笔100大洋书写“天津劝业场”。

1928年12月21日，劝业场的开业轰动津门。天津的高官显贵云集。高星桥的买办生涯达到了顶峰，成为当时靠洋人发迹的买办典型代表。

1920年汉纳根重回中国，高星桥把曾经的业务和几年的利润全部交给了汉纳根。这让汉纳根在德国人眼里，成为了重情重义之人。1925年，高星桥送走了这位亦师亦友的恩人。

　　天津劝业场位于和平区滨江道交口的商业中心区，建筑面积原为16500平方米，经过几次改造修建，建筑面积为29600平方米，为大型综合性开敞式商场。 建筑风格明显受折衷主义建筑形式的影响。主体五层，转角局部七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七层之上建有高耸的塔楼，由两层六角形的塔座、两层圆形塔身和穹隆式的塔顶所组成，上面装有旗杆、避雷针兼做装饰物。整栋建筑显得壮丽挺拔。曾是天津最大的一家商场，也一个集商业、娱乐业于一体的大商贸区，是天津商业的象征。

在开业之初，直至解放，一至三楼分别租给各个店铺，货摊。它主体经营，日用百货，布匹绸缎，各种器皿，钟表、首饰，文房四宝，旧书古玩等等，而最让人感兴趣的是它不光是一个商场，同时还是一个大型娱乐场所，当时商场里设有“八大天”，即天宫影院、天华景戏院、天乐戏院、天升戏院、大观园、天纬球社，天露茶社以及屋顶花园、天外天。那时候在天华景戏院经常演出的有京剧名角的演出，日夜爆满。这种形式的商场在当时华北地区是绝无仅有的。天华景戏院当时由高星桥之子高渤海经营，所赚之钱又在“劝业场”的边上，盖起了“渤海大楼”，劝业场可谓空前繁荣。

　　天津还有座当时亚洲最大、最先进的综合体育场之一。‌民园体育场始建于1920年，原名为天津英租界体育场，由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建立，位于天津市和平区重庆道83号‌。民园体育场是英国在天津侨民的主要体育娱乐场所，1926年由苏格兰著名运动员埃里克·利德尔（中文名李爱锐）参与设计并主持改建。

民园体育场在历史上承办了众多国内外大型体育赛事，如万国田径运动会、华北童子军运动会。

新中国成立后，民园体育场成为天津足球队的主场，举办了多次全国性足球赛事，对中国足球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2014年以全新的姿态展现在公众面前，成为民园广场，集健身、旅游服务、特色文化等功能于一体，成为展示天津特色文化和开展都市休闲旅游的新名片。

　　埃里克·亨利·利迪尔（Eric Henry Liddell，1902年1月16日—1945年2月21日），中文名李爱锐、李达，出生于中国天津，苏格兰田径运动员，基督教新教传教士。

1924年7月11日，利迪尔以破世界纪录的47秒6的成绩夺得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跑金牌。

1929年11月25日，利迪尔在天津民园体育场举行的400米比赛中战胜德国名将步起（Otto Peltzer），夺得人生最后一枚金牌。

1925年8月，从爱丁堡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利迪尔放弃英国优厚的条件和待遇返回出生地天津，在新学书院（今天津市第十七中学)教授化学和体育。

参与民园体育场改建，使之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比赛场地，不少国际大赛都在这里举行，利迪尔也成了民园体育场的常客。

1936年柏林奥运会，利迪尔被聘为中国代表团的总教官，指导刘长春的训练。

1942年3月，利迪尔等同盟国侨民被日军押送到潍县集中营。利迪尔在集中营坚持公道、伸张正义、幽默乐观。为集中营里的孩子们补习功课，带他们进行体育活动。他把交换日军战俘回国的机会让给了别人。1945年2月21日21时20分，利迪尔因患脑瘤而病逝于集中营，终年43岁。他的英年早逝，令无数人为之扼腕痛惜。

战后，利德尔被安葬于河北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那里还长眠着白求恩、柯棣华等人。

他的故居在重庆道38号。

“他去中国跑另一个赛程，

像奥林匹克一样，

勇往直前而且坚定。

如果终点还一时难以知明，

以他特有的速度，

我们裁判他必胜。”

可以看看1981年以他为创作原型的电影《烈火战车》。

　　天津印字馆旧址，位于天津市和平区解放北路189号，建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天津印字馆旧址由英国永固工程司建筑师库克和安德森设计，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整栋建筑采用现代材料和工艺建造，表现出典型英国传统民居的建筑风格。建筑顶部是高耸的双坡屋顶，并将坡屋顶的山墙面面向解放北路。正立面最大的特点是灰白相间的竖条装饰，这些竖条由白色的灰浆饰面和水刷石墙面相间构成。这模仿了典型的英国都铎时期黑白鲜明的半木构建筑特征。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英商肯特于在天津创办第一家铅字印刷厂，初名天津印刷公司。光绪十二年（1886年）11月6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在天津哪哪都有他啊）在此创办天津第一份英文报纸《中国时报》，中国人称之“益闻西报”。光绪二十年（1894年），天津印刷公司易手后组改为“天津印字馆”。主编裴令汉在该馆创办《京津泰晤士报》。民国二十年（1931年），国际友人、记者爱泼斯坦从波兰来华进入《京津泰晤士报》社，开启他的新闻记者生涯。

天津印字馆旧址现已被打造成咖啡店及高档商品销售门店。

　　天津不仅仅是“商业繁荣”之地，还是现代教育的“繁荣”为地。截止光绪三十二年五月（1907年）统计，仅直隶省各类学堂计有:“北洋大学堂一所，高等学堂一所，北洋医学堂一所，高等工业学堂一所，高等农业学堂一所，初等工业学堂暨工艺局附设艺徒学堂二十一所，优级师范学堂一所，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八十九所，中学堂二十七所，高等小学堂一所，女子学堂四十所，吏胥学堂十八所，此外尚有客籍学堂、图算学堂、电报学堂一所。凡已见册报告入学人数共八万六千六百五十二人，而半日、半夜等学堂不计焉。合诸武备、巡警等学堂以及州报未齐者，总数不下十万人。”是整个洋务运动期间兴办新式学堂最多的省份。

这个“北洋大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现代大学。1895年10月2日，由光绪皇帝批准、盛宣怀出任学堂首任督办的 “天津北洋西学学堂” 成立，1896年正式更名为“北洋大学堂”。自学校创办之始，就仿照美国的大学模式，全面系统地学习西学。

北洋大学堂的创办，为中国高等学校初创时期体系的建立起到了示范作用，更重要意义在于：它结束了中国延续长达一千多年封建教育的历史，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的航程。如今，是天津大学。

李大钊，是该校的首批学生和首届毕业生。还有我们熟悉的张太雷，徐志摩，马寅初，陈立夫……

　　我们徒步路过的木斋中学是座90多年的学校，是木斋先生用自己的宅院于1932创办的。学校边的行人指着学校骄傲地告诉我们于敏就是这毕业的。

于敏，中国“氢弹之父”；王大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原清华大学校长；翟光明，中国工程院院士等一大批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他们皆是“木斋中学”的校友。

　　卢靖（1856—1948），字勉之，号木斋，湖北沔阳人。前清直隶提学使，是我国著名教育家、藏书家、刻书家。他将自己兴办实业的全部财产用于发展教育事业，先后捐资兴办了卢氏蒙养院、木斋小学、木斋中学、南开大学木斋馆等多个教育场所由。

卢木斋先生长寿，跨越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主张办学要“守尚武、尚实、尚公之典，植德育、智育、体育之基”；多聘用教师“为事而择人，不为人误事”。1927年捐款10万元兴建南开大学图书馆(后命名为木斋馆)，并捐书10万余卷。后又为清华大学捐书1600余部、23000多册。1947年捐款为北京大学建数学研究所。次年9月殁于北平，终年92岁。

　　我们最熟悉的天津中学应该是南开中学吧。那里走出了一位温暖了同代中国人的伟人，骄傲的不仅仅是天津人。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的校训让这里走出两位共和国的总理，一位副总理。一大批教育，科学，文化，医学，外交等领域的杰出代表。

　　南开中学的杰出代表们，字虽小，成绩大。

　　1904年10月17日由著名爱国教育家严范孙和张伯苓创办的“严氏家馆”是南开的前身。1907年，严、张二人在邑绅郑菊如捐献的天津旧城西南一块十多亩的荒地上盖起校舍，学馆迁址。因为这个地方叫“南开洼”，所以校名改为“南开中学堂”，严范孙任校董，张伯苓任校长。1912年校名改称“南开中学”，1919年，设立为大学部，是天津第一所私立大学。

　　严范孙（1860年4月12日—1929年3月14日），名修，字范孙，祖籍浙江，后居天津。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学者；是革新封建教育、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先驱。

严修从清末官至学部侍郎时，立志教育改革，以奏请光绪帝开设“经济特科”借以改革科举制度而传名于世。后来与张伯苓一起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小学，中学，女中，大学，被称为“南开校父”。南开校友集资在南开中学内兴建了“范孙楼”。

严修善书法，与华世奎、赵元礼、孟广慧等人合称为津门四大书家。

南开之有今日，严先生之力尤多，严公逝世，在个人失一同志，在学校失一导师，应尊严先生为“校父”-张伯苓

　　张伯苓（1876年4月5日—1951年2月23日），原名寿春，字伯苓，后以其字行世，天津人。中国近代著名爱国教育家，景星学社社员。把教育救国作为毕生信念，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西方戏剧以及奥运会的最早倡导者，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

张伯苓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后获得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1919年至1948年出任南开大学校长。1948年6月，曾出任中华民国的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前夕，张伯苓婉拒蒋介石赴台要求而留守大陆。

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周恩来。

张伯苓是位教育家，他宁可做校长，不当部长-温家宝。

哦，他和顾维钧一样，也上过“战犯”名单。

　　张伯苓，最早将奥运概念带入中国的先驱人物。

张伯苓最早提出了中国应当关注奥林匹克运动，加入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

张伯苓最早参与了“远东奥林匹克运动”（后称远东运动会）的创建和组织工作。远东运动会于1920年被国际奥委会承认，是世界上第一个与国际奥委会发生联系的区域性体育组织。

张伯苓最早提倡把奥林匹克教育列入学校课程，通过实施奥林匹克教育推动校园体育课程建设。

张伯苓最早创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并长期担任该会的领导。

张伯苓最早促成了中国运动员正式参与奥运会的项目比赛。1932年，张伯苓与张学良及体育协进会领导一起，积极主持短跑运动员刘长春赴洛杉矶参加第十届奥运会。因此被誉“中国奥运第一人”。

张伯苓最早发起了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活动。1945年抗战胜利，他组织召开体育协进会会议，申办第15届奥运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申奥活动。

1935年以南开队主力队员和北宁队组成的中北足球队，在参加“爱罗鼎杯”比赛中，连续挫败在天津的英国队、俄国队和世界队等，获得冠军，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战胜洋人而夺标的足球队。

　　为什么读书？在那个求索中国未来的年代，在那个睁眼看世界的初期。13岁的清秀少年响亮地回答“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是对振兴国家的渴望与决心。他就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人民军队的创建者之一的周恩来。他在天津留下了坚韧的足迹，如划过夜空的星辰，给黑暗中的华夏大地带来光明。

1912年，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读书时的周恩来。淮上江南的少年来到寒冷的辽宁，树立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信念。

　　1913年8月，周恩来考入南开中学，1917年6月中学毕业。并在毕业典礼上代表毕业同学讲话。1917年9月，周恩来东渡日本，临行前为同学郭思宁题写了“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临别赠言。他激情澎湃地写下一首诗：“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1919年4月，离日本回国。参加五四运动，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南开大学成立后，经严范孙、张伯苓批准周恩来免试入南开大学文科，是南开大学第一批学生。

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的周恩来。

　　觉悟社旧址坐落在天津市河北区宙纬路三戒里49号，是青色砖木结构的平房小院。觉悟社旧址占地面积4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60平方米。门首悬觉悟社旧址匾额。

觉悟社于民国八年（1919年）9月16日在天津市东南角草厂庵召开觉悟社成立大会，是周恩来领导的天津爱国学生的进步组织。随后社址选在河北区宙纬路三戒里4号（现三戒里49号）。成员包括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刘清扬、谌志笃、马骏、李震灜、关锡斌、张若名等20人。他们出版《觉悟》杂志。后觉悟社骨干成员先后赴法勤工俭学，1920年11月后逐渐停止活动。

“觉悟社旧址”牌匾为邓颖超书写

　　觉悟社旧址里有女星社展览。女星社是由邓颖超、李峙山、谌小岑等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于1923年在天津创办的妇女运动团体创办。最初设在天津河北大经路五昌里10号，后迁至达仁里10号（现门牌号为达仁里3号、5号），现已与觉悟社旧址合并一处‌。

女星社的出版物《女星》和《妇女日报》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

　　周恩来与严修师生关系深厚。在南开中学时，周恩来在全校性作文比赛得到第一名后，严修亲自为其所在班级书写：“含英咀华”的奖旗，并称周恩来有宰相之才。

1922年周恩来到欧洲留学后，师生俩人一直书信往还。严先生特意严家帐目上为周恩来立了户头。除第一年的用款是用支票交周携走外，以后三年，均让人汇寄，每半年一次，准时不误。

在欧洲留学的周恩来。

　　周恩来，他的魅力不仅征服了国人，也征服了世界。

他的逝世让联合国首次为政府首脑降半旗，而且连续七天，这是联合国绝无仅有的。

联合国下半旗清单（至2023年）:

1、1953年印度国父圣雄甘地（1天）

2、1953年苏联领袖斯大林（1天）

3、1962年联国秘长哈马舍尔德（1天）

4、1968年美国人权领袖马丁（1天）

5、1976年中国总理周恩来（7天）

6、1976中国元帅朱德（2天）

7、1976年中国主席毛泽东（1天）

8、1981年中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半天）

9、1995年以色列总理拉宾（1天）

10、1997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1天）

11、1997年印度修女德助撒（1天）

12、2001年刚果总统卡拉比（1天）

13、2001年尼泊尔国王毕兰德拉（1天）

14、2003年联合国外交官德梅洛（1天）

15、2004年巴勒总统阿拉法特（1天）

16、2006年科威特元首萨巴赫（1天）

17、2006年联国观察杜照宇四人（1天）

18、2008年汶川地震降半旗（2天）

19、2011年朝鲜委员长金正日（1天）

20、2022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1天）

21、2023年联合国101位工作人员。

　　“汉唐看西安，明清看北京，近代百年看天津”。三次天津城市徒步，40多公里，穿行于小洋楼大洋楼之间。每栋楼，每扇窗，发生的故事，都曾经深刻地影响着天津，中国，世界。没有哪一座城市能够像天津那样，紧紧地把城市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担当了无可替代的角色，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张自忠旧居坐落的成都道，当时称伦敦道，从名称就知道这是英租界，现在这一片区域称“五大道文化旅游区”。这个长方形区域内，共有22条道路，总长度为17公里，总面积1.28平方公里。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有各类建筑2185栋，历史风貌建筑423所，文物保护单位347处。建筑风格既有哥特式、巴洛克式、罗曼式、拜占庭式，又包括中世纪的南欧风格、19世纪的折中主义风格，汇集了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国的建筑，被称做“世界建筑博览会”，构成了一种凝固的艺术，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五大道在上世纪20-30年代，曾经成为民国时期下野政客的避风港，留下了包括一座王府和两任总统、七任总理、百余位总长、督军和省市长等民国要员以及美国前总统胡佛、五星上将马歇尔等国内外知名人工的数百座名人旧居，成为中国近现代百年历史风云变幻的见证，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存。2013年五大道近代建筑群整体被命名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为了便于寓居天津的外籍侨民生活，各国租界当局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公用事业和设施的建设。

1903年3月2日．天津市济安自来水公司举行供水典礼。

1904年4月26日由比利时世昌洋行获准在天津投资经营的最早运营的公共交通公司-天津电车电灯股份有限公司。

1905年，德租界发电所建立，开始在主要街道上安装路灯。

1920年代，天津法租界法国工部局主持修建开始在老龙头桥上游修建了宽19.5米、限载20吨的双叶立转开启桥跨——万国桥（今解放桥）。

此后，由于民族实业家及外商不断投资市政和公用事业，使天津自来水、电灯、邮政事业等相继得到发展。这些公用设施的创办以及相应的管理，对天津城市的发展变化产生了推动作用，为天津形成近代化的城市提供了基本条件。

　　在教会和租界华人的影响与参与下，天津的近代教育蓬勃发展。英法美等国的教会组织陆续到天津建教堂传教，同时建立了各种学校来宣传教义和培养亲西方的青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天津几乎每所中学都有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响渗入。客观上也为中国培养了人才，推动了近代教育的发展。

　　天津租界中具有各国风格样式的建筑在中国接收后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保留，使得天津老城区至今依旧保留着百年前的风格。见证了天津近代的繁荣和辉煌。

　　天津的建筑也是发展变化的。第一阶段，1860年-1919年时期的建筑呈现出中古复兴式时期的风格。早期阶段的建筑活动主要是教堂、领事馆、住宅等，如法租界的罗曼式西开教堂。

　　第二阶段，1919年-1930年时期的建筑呈现出古典主义、折衷主义时期的风格。大型银行、洋行、商场、旅馆及娱乐建筑、高级花园住宅随之相继出现。如建于1924年的英国麦加利银行。如劝业场采用较多的折衷主义手法，及古典复兴式的檐口及装饰。

　　第三阶段，1930年-1945年时期呈现出摩登建筑时期的风格。简洁、自由、富有体积感与雕塑感的摩登设计手法。这时期的代表性建筑有利华大楼、渤海大楼、中国大戏院。

　　天津是西洋文化和中国传统及地域文化承载体，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北方最为繁华的“畿辅首邑”，租界对天津的城市建设起到了促进和示范的作用。由租界教会创办的学校、医院、报刊和杂志，代表着不同国籍、不同政治利益，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文化殖民。在近代天津迈向现代大都会的初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历史在天津烙印着殖民统治的屈辱的记忆，又承载着人类文明精华的一页。座座小楼是这座城市风貌的一角，是天津不可再生的历史。请永远不要忘记天津丧失拱卫作用后，在京城留下了满目疮痍的圆明园。

知道外国人把持中国海关到什么时候结束的吗？近代中国海关自其1853年诞生之日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直由外国总税务司把持，代表着洋人的利益，被称为“国中之国”。总共经历了五任总税务司，四任英国人一任美国人。

　　天津已经是中国北方第一大港口和名副其实的一线城市，被誉为渤海湾畔的明珠。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现代海洋城市，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

　　天津市是中蒙俄经济走廊主要节点、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一带一路”交汇点、亚欧大陆桥最近的东部起点，是邻近内陆国家的重要出海口，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及拱卫京畿的要地和门户。

海河上多彩多姿的大桥，连通京津的高铁，通向大海的码头。显示着天津蓬勃向上的活力。

　　天津这么近，终于吸引我们一次又一次来到这里。

　　我们还没来得及听相声，我们还有未品尝的美食，我们还没有去博物馆，我们还没有去八里台看“二姑奶奶”，还没有乘船游海河，还有许多小楼没有探访，或没有进去。总之，我想，我们应该还会来。毕竟，这么美。

　　文章景点与人物资料均来自网络。

这篇文章写的太累了-查了无数的资料。阅读了解清末民国史、北洋政府史、人物传记、天津历史、各种领域、各个专业……正史和传说。不过，真的非常过瘾。越看越得，天津真的是这么近，这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