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和田博物馆

浮萍

2020年5月18日，和田博物馆新馆正式开放，总建设面积逾13000多平方米，共有3层，是地方综合类博物馆。馆内收藏珍贵文物559件，藏品20000多件/套，展示和田金玉之乡，兴农桑、古道通衢的历史，以编年叙事的形式，通过文物展现旧石器时代以来的和田历史，真实再现历史上和田地区灿烂辉煌的手工纺织技术、陶塑艺术、绘画艺术。和田地界曾经建立过一个精绝国，精绝国故址尼雅墓葬遗址的出土文物，有很多保存在博物馆。和田博物馆，2024年8月荣升为国家二级博物馆。 　　白玉猴，一只蹲坐状的大猴，怀抱一只小猴，肩部骑有一只小猴，寓意“辈辈封侯”。上好的玉料、精湛技艺、美好寓意、悠久历史，赢得了馆藏珍品之位。 　　和田地区的古人曾以渔猎采集为生，随着时光的流逝，到青铜时代，和田地区的人们开始种植农作物、养殖牲畜，扩大食物来源。人们学会了制作陶器，加工毛织物。随着中原王朝对西域地区的有效管辖和经营，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与工具进入西域，极大地促进了和田农业的发展，中原内地的造纸、养蚕、缫丝、木器制作、皮革加工、陶器烧制、金属冶铸等传入和田，到唐代，丝织品，羊毛毯制作已经达到很高水平。 　　旧石器时代，和田地区的远古先民是谁，至今还是个谜。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和田地区的人群具有明显东西混合的特点，至到公元前3世纪于阗建国前后，此时的和田仍是东西混合特点，主要人群可能属于操于阗塞语的塞人，他们成为于阗国统治阶层和普通居民的主体，信仰佛教，延续千年之久。西汉以后，朝庭的驻军、屯田、商贸等活动，尤其是清代大量汉人移民西域，使得汉人也融入当地，成为当地的居民。匈奴、柔然、突厥等人群曾控制这里，善于经商的粟特人曾在和田地区生活，唐代吐蕃短暂控制于阗地区，部分吐蕃人移居于阗，逐渐融入于阗人。840年回鹘汗国灭亡，其中一支迁往帕米尔以西，后分布在中亚至今喀什一带，与葛逻禄、样磨等部族一起建立了喀喇汗王朝。1006年，喀喇汗王朝征服于阗国。此后，和田地区人群仍以于阗人为主，但他们的语言、社会风俗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改信伊斯兰教。元明清时期，大量蒙古人进入和田地区，并与当地人群融为一体。1934年，新疆省发布政府令，决定统一使用“维吾尔”作为汉文规范称谓，意为维护你我团结，首次精确表达了“Uygur”名称的本意，维吾尔人成为和田地区的主体人群。和田地区人群的发展变迁表明，和田地区人群始终是多民族融合的人群，直至今日,这里仍然共同生活着以维吾尔族为主的22个民族，他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为汉代织锦护臂，国家一级文物。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成员，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古墓中发现该织锦，属于不能出国的文物，由于太珍贵，原件收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该织锦呈圆角长方形，长18.5厘米，宽12.5厘米，边上用白绢镶边。 　　尼雅遗址出土的"元和元年”锦囊‌，由五色锦织成，上有“元和元年”四个字(东汉章帝年号)，用于存放贵重物品，锦囊工艺精美，保存完好，是目前发现的唯一有纪年的汉代织锦。(图片网上下载) 　　连体双鸟木雕 汉至晋代（公元前206一公元420年） 1996年洛浦县山普拉3号墓地出土。 用木头雕出2只相背、身体相连的鸟，并浮雕出鸟的眼睛、羽毛、勾喙，造型独特，雕刻精巧，是汉晋时期木雕精品。类似风格的木雕在巴泽雷克文化中有出土。双头连体鸟的形象在印度佛教与东方神话中各有传统，佛教中称“共命鸟”，在佛教经典中，具有善、恶两种意象，中原地区双头连体鸟则更加源远流长，在距今7000-8000年的河姆渡文化中便出土有刻绘双头连体鸟图案的骨匕。中国先秦文献中则有比翼鸟的记载，最初的比翼鸟是指双鸟同飞，并非连体，常作为凶兆或异象。东汉时期，比翼鸟形象改变，从并飞双鸟演变成为连体双鸟，也无凶兆之意。随着佛教的传入与流行，比翼鸟与共命鸟出现合流与融合，南京地区出土的佛像与双头连体鸟共存的青瓷器便是明证。这件连体双鸟木雕是多种文化因素融汇的产物，是丝路文化交流的代表之作。 　　女性干尸覆盖的卷草纹白绫，薄如蝉翼，白绫产于中原五代时期，白绫上书写着清晰的汉字，记录了死者“李枉儿”的身份。 　　摩尼宝珠纹锦巾 五代宋初（10-11世纪） 和田县布扎克墓地采集。 和田博物馆藏锦巾，长方形，外侧为白色绮，左上角缀褐色近方形织锦，织锦左、上两边以蓝色编带镶边，并在左上角合为锦巾的系带，系带中部加黄色丝绒流苏。方形织锦采用斜纹纬重组织，白色经线与紫红色纬线共同组成褐色地，其上以白、黄、浅蓝三色显花，图案为佛教摩尼宝珠。在佛教艺术之中，摩尼宝珠又称如意宝珠，是作为消灾避难、实现一切精妙愿望的象征之物。从纺织技术上看，方形织锦为典型辽式纬锦，织造技法独特。这种纬锦在中原地区自晚唐开始出现，盛行于五代及北宋时期。因此，该锦巾带摩尼宝珠的织锦部分应是中原地区传入和田的产品。于阗国长期信仰佛教，在佛教东传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件锦巾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见证。 　　青铜坐佛像 唐代（618-907年) 策勒县老达玛沟采集 这尊佛像系克什米尔铸造，具有典型的克什米尔一吉尔吉特风格，底座上有3行半梵文题记。与此像几乎完全相同的铜像曾在阿里古格王国皮央佛寺遗址中有发现，坐佛像上有梵文和藏文的题记，其中所提供的藏文姓氏和西藏西部藏王的称号阿里（Ngari）、Ngadag Chenpo Tsede名号等相互有关联，后者很有可能被比定为古格王国早期佛教领袖意希奥的孙子，他在996年曾被奉为西藏西部著名的佛教寺院塔波寺的创建者。这些佛像表明吐蕃时期，在克什米尔、吉尔吉特、于阗与西藏西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文化联系。吐蕃时期，于阗佛教曾对吐蕃佛教产生影响,因此，西藏佛教艺术中存在于阗风格。 　　人首牛头陶水注 唐代(618-907) 和田县约特干遗址出土 盘口，中空，器身上半部为带螺旋高帽、高鼻深目的胡人头像，下部为两角竖立的牛头，牛嘴部穿孔以为流，属饮酒器，西方称作“来通”。来通起源于小亚细亚及地中海地区，后广泛流行于中亚地区，其未端多表现为动物或人形。这件水注陶质与约特干遗址出土泥塑较为接近，应是本地工匠仿制来通的创作品。 　　凤首陶壶 五代（907-960年） 和田县布扎克墓地采集 夹砂红陶，鸟嘴状流与长柄相连，细长颈，颈部下饰2周凸弦纹，上腹部均匀贴塑4组相同的纹样，皆以双线条组成桃心状轮廓，线条间以联珠纹填饰，其内部以对称的“S”形曲线纹和圆点装饰，这4组纹样除位于长柄下的之外，其余3处皆在主体纹饰上贴塑倒箭头纹饰。这件典型的凤首壶是中原陶瓷器吸收波斯金银器鸟首壶特点形成的器形，隋唐时期盛行，因其从西方传入，故又称“胡瓶”，腹部装饰以联珠纹为轮廓，明显带有萨珊波斯风格，无疑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 　　玉人 商王武丁时期（公元前1250—前1192年） 玉人以黄褐色玉圆雕而成，展现了商代人的发式、服饰和生活习俗。妇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其墓出土有数百件玉器。这些精美的玉器表明这时和田玉已开始向东输入中原地区。 　　绛地人物纹栽绒毯 隋代（581-618年） 绒毯中间，共有7排，身形各异的人物图像，人物均高鼻深目，佩戴耳环。在第6排前4身人物头侧之间织有3个蓝色婆罗迷文字母。有学者认为裁绒毯上的人物故事描绘的是阿卡德语史诗《吉尔伽美什》。这件裁绒毯是于阗本地产品，但图案纹样融合伊朗、希腊、印度等多种文化因素，充分展现了丝路明珠和田文化的兼容并蓄。 　　“皇帝信宝”玉玺，藏于中国故宫博物院 “皇帝信宝”玉玺用和田白玉雕琢而成，交龙组方形玺，附以黄色绶带。印文以汉文和满文篆书“皇帝信宝”，是皇帝调动军队时所用之玺。 　　皇后之玺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1968年陕西省咸阳市韩家湾公社郎家沟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皇后之玺”用和田白玉雕琢而成，螭虎纽，印文篆刻“皇后之玺”4字，帝后宝玺均为螭虎纽。秦汉时期，开始以和田玉制作传国玉玺和帝后宝玺，充分证明和田玉的尊贵地位，和田玉正式进入中国历代王朝礼制的核心。 　　玉骑马仙人，高7、宽8.9厘米。 西汉·元帝时期（公元前48—前33年） 陕西咸阳市汉元帝渭陵建筑遗址出土。 这尊和田羊脂白玉圆雕出仙人骑奔马，是汉代玉雕中的珍品。在汉代，人们崇拜玉石，认为玉凝聚天地之精华，以玉殓尸可以保持尸体不腐，不仅制作了大量精美的装饰玉器，王侯贵族还流行用玉石填塞九窍，以玉衣敛尸，根据死者身份地位的不同使用金缕玉衣、银绫玉衣、铜缕玉衣和丝缕玉衣，有的还在尸体和玉衣之间填塞大量的的玉璧，地位较高的诸侯王还使用镶玉漆棺。人们对玉的追求和迷恋，使汉代成为中国玉器发展的一个高峰，随着张骞通西域和西域都护府的设立，大量的和田美玉输入内地，玉器的材质精良，多采用圆雕和高浮雕技法，风格雄浑又清新脱俗。 　　铁钟(唐代)。这件铁钟采用分范法铸造而成，器壁留有明显的范缝，此钟证明，当时和田铸造技术已经有了长足进步。 　　佉卢文“土地求购书信”木牍。 汉至晋代（公元前206一公元420年） 民丰县尼雅遗址采集 　　木门 汉至晋代（公元前206—公元420年） 系当地居民利用原木制作而成，采用榫卯结构，仅存上门楣及部分门扉木柱，使用时与门框连接形成转轴门。喀拉墩、尼雅等汉晋时期遗址中都出土有类似的木门,既有单扇开门的，也有双扇对开的。这种木门在和田地区有悠久的使用传统，直到今天，传统民居院落仍使用类似的木门。 　　于阗文“清福买奴”木牍 唐代（618-907年） 出自和田地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木牍上写有2件关于人口买卖的于阗语契约。前面的契约记录了于阗人维杰里花2500穆立向盼福里购买了1名叫泉儿的女子。后面的契约记录了于阗男子清福向拔伽百姓遮加勒以1400穆立购买名为炫彩的女子及其儿子阿尤勒。这2件契约是为数不多的确知属于唐朝初年的于阗语文献，反映了当时于阗国奴婢买卖的状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灯。 　　毛布衣， 汉至晋代（公元前206—公元420年） 红色平纹毛布缝制而成的毛布衣，衣身和衣袖分开制作再缝缀而成的。 　　毛布套头长衣 汉至晋代（公元前206一公元420年） 原白色平纹毛布料制成的套头长衣，袖口接有蓝色平纹毛缘。山普拉墓地出土的套头长衣多为成年人的穿着，根据样式可分为宽体和瘦体两类，本件属瘦体。这类套头长衣比较常见，大多使用单色的平纹毛布制成，但也有少量使用了装饰有格纹、宽带纹、葡萄纹等的彩色毛布。在制作时，多为布料整幅对折，中部挖出领口再进行缝制而成。 　　玉龙，高5.1、长7.5厘米。 商王武丁时期（公元前1250-前1192年） 1976年河南省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以墨绿色玉圆雕而成。龙是商代造型艺术中最重要的母体之一，被大量应用于青铜器、玉器、骨角器等的装饰中，妇好墓共出土9件玉龙。 　　双性玉人，高12厘米，宽4.5厘米。 商王武丁时期（公元前1250一的1192年) 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以青白玉双而雕琢。其中一面为裸体男性，另一面为裸体女性，以阴线双勾刻画肌肉与关节，头项以细明线刻画发丝，上梳两角状发。 　　神兽形金饰 战国至西汉（公元前475—公元25年） 以金箔制成，狼头龙形象，均为幻想出来的神兽形象，狼头龙的形象在战国中晚期的欧亚草原和我国北方地区以及匈奴墓葬中都曾有发现，均为草原文化的遗物。 　　花纲人物壁画 三国·魏至北朝（220-581年） 出自于田县亚兰干佛寺遗址 花纲人物壁画，以波浪形弯曲的花纲和一系列人物构成主要内容，该题材壁画主要用于佛寺墙裙的装饰带，相似的主题和构图可以追溯至一些键陀罗的石刻浮雕中。这件花纲人物壁画的人物相对完整,全身赤裸，仅双臂缠绕一条红色披帛，单屈右膝跪地，左手上举扶花纲，右手低转对指。花纲位于人物上方，拱形，并使用深色、白色和红色三种颜色晕染。 　　轮王说法图壁画 唐代（618—907年) 人物双目圆睁，目视左下方众信徒。束高发髻，长发披肩，高鼻，长耳垂肩，佩项圈，右手执圆环状器物扶右腿作支撑状，左手似与愿印。画面左下方似有大华盖遮住主要人物左半身。画面右下部为两位跪姿祈愿或听法信徒。 　　贴塑化佛和彩绘千佛，唐代（618-907年），墨玉县库木拉巴特佛寺遗址采集。 一面为带彩绘的贴塑化佛，另一面为彩绘千佛，佛像均为坐姿。千佛，是大乘佛教艺术中常见的题材。根据残存痕迹判断贴塑佛像上方应当还有类似的贴塑，它们均为化佛，在佛教艺术中通常表现为在佛像背光或莲花等佛教圣物中显出的小佛像。利用佛寺主尊背光绘塑化佛的做法是5至8世纪于阗十分常见的佛教艺术形式。 　　四臂神像木板画，唐代（618-907年），策勒县北沙漠征集。 木板画两面均绘有一身四臂持物的神。四臂持物中有日月与雀鸟的神祇形象，此内容还见于丹丹乌里克出土的壁画和木板画中，分别被学者解读为弥勒菩萨、梵天、鸠摩罗天，充分展现了于阗绘画作品对佛教主题、粟特袄神形象及键陀罗艺术元素的融合。 　　木箜篌残件，汉至晋代（公元前206一公元420年），1996年洛浦县山普拉3号墓地出土。 我国境内年代较早的竖箜篌均发现于新疆地区，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竖箜篌在我国十分流行，广泛见于壁画、石刻及乐舞俑等资料中，竖箜篌由西方广泛传入新疆，再从新疆传入中原。 　　热瓦甫为弹拨乐器，在南疆各民族中流行，昆仑山区的牧民常使用，故称“山民热瓦甫”。热瓦甫包括喀什热瓦甫、多浪热瓦甫等不同变种，其音箱呈半球形，表面有蒙皮，顶部多有弯角，有三弦、六弦、七弦、八弦、九弦等数量不等的琴弦，演奏时使用拨片弹奏，是木卡姆中最主要的弦乐器之一。 　　萨帕依为摇奏乐器，是新疆地区维吾尔族和乌孜别克族的传统民族乐器，使用较长的羚羊角等动物角制成，上装一个大铁环再套装若干小铁环，演奏时手持羊角一端,通过摇动或拍击使金属碰撞发生，后又衍生出使用木棒加工的萨帕依。 　　泥塑佛头像，三国·魏至晋代（220-420年）洛浦县热瓦克佛寺遗址采集。 佛头波发，头顶残存肉髻痕迹，面相长圆，眼眉细长，双目微闭，略下视,鼻梁高直，饱满的嘴唇略呈微笑状，神态平和优雅，具有明显的犍陀罗佛像风格。 　　毗沙门天像壁画，唐代(618—907年)2002年策勒县达玛沟托普鲁克墩佛寺遗址出土。 该壁画被置于佛寺入口一侧，另一侧也有一位具有护法性质的人物。画面中人物为男性，正面而立，头戴冠，冠正中饰一鸟，左手执一细长的兵器杆部，兵器上端残损，着中亚式服饰，其身后有一头鹿的侧影，向右凝望。该神祇可能为于阗国的守护神毗沙门天。 　　鬼子母像壁画，唐代(618—907年) 2010年策勒县达玛沟托普鲁克墩佛寺遗址出土。 鬼子母与半支迦夫妇像。右侧为半支迦，左侧为鬼子母，其左臂前伸，掌心向上，右臂于胸前托举一赤裸小儿，小儿骑在其肩。鬼子母原本是印度西北键陀罗地区民间的瘟神，后逐渐转变为保护儿童和安胎多产的善神，同时也是于阗的国家守护神之一。 　　青铜锅。 以青铜铸造，重达399公斤。外沿部出12个盔耳，内口沿铸一圈卷草和察合台文，意为：回历1291年（1874年）星期五在喀什铸成，赠给于田县依玛木·尕扎力木麻扎，请享受此锅食物的人为我们祈祷。表明此锅是为信徒蒸煮食物的炊器。 　　唐太宗昭陵伏阇信雕像石座，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1982年陕西礼泉县昭陵出土昭陵博物馆藏雕像石座，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1982年陕西礼泉县昭陵出土昭陵博物馆藏于阆王伏阁信雕像石座，为昭陵十四国蕃君长题名雕像的石座，石座上3字1列用隶书刻有“于阗王伏阁信”题名。唐太宗昭陵立有14国蕃君长题名雕像，雕刻于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葬昭陵之后。这些石像位于昭陵北司马门内最南端的第五台地上，与著名的“昭陵六骏”一起排列在两座东西相对的廊房中。伏阁信在唐朝讨伐龟兹的战役中曾派遣他的儿子赠送大量驼马慰劳唐军，随后又随唐朝军队入朝觐见。唐高宗即位后，拜伏阁信为右骁卫大将军，拜其子叶护玷为右骁卫将军，并赐给他们金带、锦袍、布鼠和住宅。太宗下葬昭陵后，伏阁信的形象被刻为雕像列于昭陵之中，体现了于阗国在唐代的重要地位，是唐代于阅和中原政治、文化上密切交流的实证。 绿色丝绸残片 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 民丰县尼雅遗址采集 中国是养蚕颂丝技术的发源地，尼雅遗址出土的丝绸和蚕茧证明，中原内地的养蚕、缫丝技术大约在3世纪由内地传入和田地区。 　　“长乐大光明”锦女裤，长118厘米。 汉至晋代（公元前206一公元420年）。 1995年民丰县尼雅遗址1号墓地出土。 为女性墓主人衣着，以“长乐大明光”锦作裤料。据同出的“王侯合昏（婚）千秋万岁宜子孙”锦衾推测尼雅遗址1号墓地M3的男性墓主应是某代精绝王，女性墓主当为其王妃。M3墓主衣裤所用的织锦应是中原王朝的赐赠之物。 　　黄蓝方格纹锦袍，长122厘米 汉至晋代（公元前206一公元420年） 1995年民丰县尼雅遗址1号墓地出土。 为男性墓主人衣着，以黄蓝方格纹锦为面，白绢为里，款式为典型的中原风格。 　　毡帽 夏至商代早期（约公元前2070—前1500年） 此毡帽以米白色厚毡制成，帽檐一周用红色毛线竖向锁缝，帽檐下两侧各穿缝一根粗毛绳系带，帽左侧插四支羽饰，上部缝缀约六圈红色的合股毛绳和2只伶鼬,伶鼬的头部并垂于帽前。推测其出自克里雅河北方墓地。这件毡帽与罗布泊小河墓地出土的毡帽形制和装饰完全相同，是小河文化人群曾在和田地区生活的见证。 　　红陶人像 唐代（618—907年） 策勒县达玛沟区域采集 为泥质红陶，手制，形象为1对相拥的男女，男子腿部蜷曲缠于女子身上，用针剔手法表现出二者的面部和毛发，男性须发卷曲，女性面带微笑，与约特干地区出土陶俑在技法上一致。 　　人物纹木雕柱 战国至西汉（公元前475—公元25年） 以原木雕刻两立一躺的3个裸体人物，均有圆形头部轮廓，未表现面部，脖颈较长，手臂分置身体两侧，自然下垂，夸张的手掌向外张开，每人都雕刻出夸张而明显的生殖器。上方左侧是一位女性，右侧男性头上还带有尖帽，两人脚下是一躺着的男性。突出生殖器的人物刻画应是生殖崇拜的表现，头戴尖帽的人物可能是塞人。 　　包金青铜冠饰 商至周代（约公元前1600—前256年） 冠饰呈倒“T”字形，横向弧形带的两端及立板上端各有一大两小的钻孔，应是头戴时用于固定所用。这件包金青铜冠饰的主人应是首领级的人物。 　　男根、女阴墓标 夏至商代早期（约公元前2070—前1500年），克里雅河北方墓地采集 男根墓标为1根木柱，一端呈多棱体状且涂黑，其它部分为圆柱状，两者连接处涂红。女阴墓标用整根树干砍削而成，呈桨形且涂黑，浆与木柄的连接处略细,涂红，刻7道弦纹。在克里雅河北方墓地和罗布泊地区小河墓地，男根木柱多立于女性墓葬的头端棺外，女阴木柱立于男性墓葬的头端棺外。男根和女阴墓标是生殖崇拜的表现。 　　嵌人面像木杖 夏至商代早期（约公元前2070—前1500年） 木杖上部镶嵌“骨雕人面像”，中部捆扎褐色鬃毛和毛绳，极富神秘色彩。嵌人面像木杖，会插在男性墓主头前端和脚后方，是某种身份的特定象征。展出的这件嵌人面像木杖应出自克里雅河北方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