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龙城遗址博物馆参观记之二

金鱼

2025年1月14日周二9:55分参观"江汉泱泱,商邑煌煌-盘龙城遗址陈列"展。

长江与黄河,同为华夏青铜文明故乡。长江青铜文明源头,武汉城市根基,在盘龙城。这儿曾经创造出繁荣国度的种种神奇,更留下无数难解谜团。人们寻找到祖先遗存瑰宝:城址、宫殿、金玉、陶瓷。每一样都凝聚着先贤的智慧光芒,心血汗水。它们以无声的语言,揭示尘封秘密,诉说世事沧桑。古人脚步早已远离,逝去岁月难以重现。当你目睹件件文物,无论它简陋还是精美,完整还是残缺,能不肃然起敬,为祖先骄傲自豪!能不触发历史思绪,激情联想!这是历史有意设下谜局,借以启迪后世智慧;也许,那是神明特别选择的法器,旨在升华人类灵魂。是的!似一幅画,线条粗犷而构思精妙;如一首歌,音质浑厚而格调深沉。那是一坛珍藏三千五百年的甘醇老酒,芳馨四溢,余味无穷。

浪涛千古。1954年长江洪水冲出了一座城。盘龙城遗址位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遗址保护范围3.95平方公里,其中重点保护区1.39平方公里。已发现有城垣、宫殿、贵族墓群及手工作坊等重要遗迹,出土铜鼎、玉戈等大量精美文物。盘龙城遗址距今约3500年,是长江流域已知布局最清楚、遗迹最丰富的商代前期城址与青铜文明重要中心,武汉城市之根。它是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发展等量齐观的历史见证。

百年洪汛。1954年夏持续强降雨,长江洪浪涛天,人或为鱼鳖。外涝内渍,武汉面临极为严峻的防汛形势。

武汉三镇防汛形势。武昌"一面侧击",地势较高,主要受西面长江洪水威胁。汉阳"两面夹击"有西南丘陵为屏障,主要受长江、汉水威胁。汉口"釜底之城",地势低洼,地面一般高程22-24米,东西湖区最低处只有18米。北部府河上游与汉水相通,受长江、汉水、府河高水位洪水四面包围,形成外涝内渍。
1849-2016年江汉关洪水水位统计表。建国后武汉水文监测使用吴淞口长江水位为基面。水位29.73米即高出吴淞口长江水面 29.73米。江汉关街面仅为吴淞口高程 22-25米,洪水高出地面4-7米,汉口处于覆盆险境之下。

发现盘龙城。江城与水有不解之缘。1954年武汉旷世洪患,无意中揭开了盘龙城青铜时代城邑文明的神秘面纱。这是苍天有意,还是世事必然？

有关1954年夏季武汉洪灾的报道。

众志成城。洪水包围了城市。外涝内渍,全市陷入极度困境。为保卫江城,武汉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在各方有力支援下,防涝排渍,加固堤防,取得最后胜利。

城垣复原微缩模型。1954年盘龙城防汛取土范围主要是城墙与杨家嘴东侧高地。原存高达8米的商代城墙,洪水水位以上部分全部挖走。现存3米左右的古城墙,当时已在水位之下。

武汉防汛画册。

1954年武汉特大洪水。1954年的江汉关。防汛大军正在加固堤防,保卫城市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洪水威胁下的汉口城区。 盘龙城在内的黄陂南部依水岗地,成了汉口防汛最重要的取土场。人们肩挑船运,将土方输往张公堤。

为什么能够在盘龙城取土筑堤。20世纪50年代现在的府河大堤及东西湖大堤均未修筑,盘龙湖与府河在汛期漫成一片,可通行船只直抵张公堤,此时的盘龙城遗址既为岗地形又通舟楫之便,成为加固堤防的理想取土场。
盘龙城一带府河大堤形成过程。汉口及其以北地区地形图,1918年盘龙城一带水域广阔,由张公堤与汉口相隔。1952年武汉市区图(局部),盘龙城以南地势低洼,汛期船只可直抵张公堤。1970年遥感影像,图像显示府河南侧东西湖大堤已经形成,北侧则呈自然状态。2005年谷歌卫星影像,图像显示的府河北侧大堤修筑于1974年冬。按当时防汛规定,其高程比府河南侧的东西湖大堤低1米左右。
汉口堤防修筑情况。当前府河下游流经盘龙城遗址南缘,于武汉市湛家矶汇入长江,府河北岸为"府河大堤",南岸为"东西湖大堤"。明汉阳通判袁焻之袁公堤5千米;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之张公堤23.7千米;1957-1958年东西湖大堤;府河北岸大堤从民国开始陆续修建,其中盘龙城宫城南面一段修建于20世纪70年代。
1954年武汉特大洪水场景。 古邑面纱。防汛取土,盘龙城传出文物讯息。汛期过后文物工作者实地调查,由此掀开古邑面纱。

"我发现了盘龙城"-监蔚(1926-2021)。辽宁岫岩人,南下干部,考古字家。1954年冬他与游绍奇一道到现场调查,发现盘龙城遗址。
第二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全体师生合影。1952年至1955年文化部为加强全国文物保护工作,从各省选拔学员,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这些学员在后来大多工作出色,被誉为考古界的"黄埔四期"。蓝蔚是第二期考古工作训练班学员。他所学到的商代二里岗时期青铜器、陶器等文物知识,正好在盘龙城调查工作中得到应用。
蓝蔚简报报道。蓝蔚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4期发表有关盘龙城遗址发现的报道。这篇报道在当时并不显眼,却预示一个崭新的盘龙城考古纪元即将到来。
《湖北黄陂杨家湾的古遗址调查》。1956年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盘龙城遗址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后省文管会组织力量再次对盘龙城进行调查。这是郭冰廉在《考古通讯》1958年第1期发表的1957年对盘龙城遗址调查情况的报道。

硬陶尊片/陶缸片(2)/陶鬲足/石锛。蓝蔚先生1954年盘龙城考古日记。1954年和1957年盘龙城遗址调查通讯。

蓝蔚先生发现盘龙城的经过。1954年武汉市城区面积非常小,从市文化局到盘龙城沿途多为乡村。1954.08.25市文管会准备去盘土城实地察看;1954.11.26蓝蔚与游绍奇骑车去勘察盘龙城,收获颇丰;1954.12.07市文管会召开专家会议,认为这是重要的新发现。

盘龙城遗址的发现之旅。1954年冬蓝蔚先生与游绍奇先生一道,前往盘龙城遗址调查。他们从江汉一路璇宫饭店出发,经岱家山,跨府河,穿过乡村的羊肠小道,最终在叶店寻找到了遍地陶片的盘龙城遗址。沿途的闹市、街巷与田野,市民、农民与放牛郎,这些稀松平常的市井生活背后,潜藏着这片土地曾经辉煌的印记。蓝蔚先生的车轮走过了颠簸泥泞的30里路,也踏上了今人探索盘龙城商代文明的第一程。

陶海寻城。陶器制作成本低、使用频率高又容易损坏,因而陶片往往成为考古遗址中出土最多的遗物。地层间、灰坑里、墓葬中大多有陶片的身影。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陶片繁多,大陶缸缸底、鼎足、鬲足、容器口沿、容器腹片,乃至原始瓷和印纹硬陶的残片,不胜枚举。尽管这些陶片许多无法复原出完整的器物,但考古学者通过绘图、修复、统计和检测等手段,能透过茫茫陶海描绘出一个更清晰、更立体的盘龙城。

盘龙城遗址重要考古工作。

第一阶段:北京大学、湖北省博物馆主持的联合发掘。1954年蓝蔚等根据线索调查,首次发现盘龙城遗址。1957年郭冰廉调查盘龙城城址西北城垣和杨家嘴出土的青铜器、石器。1963年张云鹏主持楼子湾5座商代墓葬发掘。1974年俞伟超、王劲主持揭露1号宫殿基址,清理李家嘴2号墓,确定城址年代为商代二里岗期。1976年李伯谦、王劲主持发掘2号宫殿基址,清理南城垣与壕沟。

第二阶段:湖北省盘龙城考古工作队及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盘龙城遗址博物馆筹建处主持考古工作。
1979-1984年陈贤一主持全面勘探,揭露两段城壕,配合堤防加固与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发掘王家嘴、杨家嘴、杨家湾,发现一批手工作坊及中小型墓葬。
1989年湖北省盘龙城考古工作站清理杨家湾11号墓。
2001年刘森淼主持考古勘探,确定商文化分布范围,发现疑似"外城垣"遗迹。
2006-2008年刘森淼制定考古坐标体系,主持发掘杨家湾、杨家嘴,发现4号商代大型建筑基址及墓葬数座。
2012年魏航空主持盘龙城周边考古勘探,发现数处遗址点与一批墓葬。
第三阶段: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牵头,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考古。
2013-2014年张昌平制定考古三维坐标体系,主持杨家湾商代墓葬发掘。
2015-2017年张昌平主持发掘小王家嘴墓地、小嘴青铜铸造作坊区,对遗址重点勘探,重新确定城垣位置,开展盘龙湖水下勘探及多学科合作。

《湖北黄陂杨家湾的古遗址调查》。1956年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盘龙城遗址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后省文管会组织力量再次对盘龙城进行调查。这是郭冰廉在《考古通讯》1958年第1期发表的1957年对盘龙城遗址调查情况的报道。

盘龙城遗址地形图(1963年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绘制)。1980年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代表参观盘龙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考古器物卡片。

认知盘龙城。盘龙城自20世纪50年代发现至今,历经60多个春秋。新中国第—代考古学家从建国之初,就在这片遗址上不断发掘和探索。大型的宫殿,巍峨的城墙,贵族的墓葬,精美的青铜器和玉器,陆续呈现在世人眼中。正是一代又一代考古学家的辛勤研究,才使盘龙城的城邑面貌和特征不断被大众认知。

盘龙城各遗址重要发掘情况。自1954年发现以来,盘龙城遗址发掘面积达2万平方米,出土有青铜器、玉器、陶器等文物3000余件。1957年杨家嘴出土青铜鬲形斝。1974年李家嘴2号墓青铜钺及玉器出土现场。1974年1号宫殿基址柱洞发掘清理现场。1976年2号宫殿基址发掘现场。2015年小王家嘴24号墓出土青铜觚。

盘龙城遗址首次科学发掘。1963年张云鹏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工作队来湖北省博物馆工作,率陈贤一郭德维两人,按科学程序在盘龙城楼子湾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发掘商代墓葬5座,出土青铜器等一批重要文物,并测绘了盘龙城遗址地形图。张云鹏英年早逝,由郭德维等人对这批资料进行整理,发表于《文物》1976年第1期。
1932年测绘地图上的"盘龙城"。
盘龙城地图摘自《张氏宗谱》。清代同治九年(1870)编写的黄陂《张氏宗谱》,记载张氏先祖在宋元之际,从江西迁居黄陂盘龙城,在此世代繁衍生息。至清代中后期盘龙城内埋葬有众姓坟墓100多座,城外则是村湾和田地。
1963年楼子湾墓葬出士部分文物。玉璇玑/玉蝉/石勺/硬陶罐。

20世纪60-70年代中期的重要发现。1963年盘龙城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1974与1976年宫殿基址和大型贵族墓群的发现,确立了盘龙城遗址在中国商代考古中的重要地位。

1974、1976年盘龙城遗址的大规模发掘。1974、1976年分别由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李伯谦、王劲主持,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和湖北省博物馆等单位联合组队对盘龙城遗址进行发掘。共发掘城址东北两处宫殿基址,李家嘴一批重要贵族墓葬,出土大批文物,确定了盘龙城城垣是在商代二里岗文化时期修筑。这些重要发现在国内外历史学界与考古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1975年4月9日《光明日报》以《盘龙城-长江中游商代城址的新发现》为题,报道北京大学等1974年在盘龙城的考古新发现。

1963年楼子湾出土釉陶高体尊,1989年杨家湾11号墓清理现场,2008年杨家湾大型建筑基础。2015小嘴遗址发掘现场航拍,1983年陈贤一与工作人员清理王家嘴1号长窑东南侧堆积。

1974年1号宫殿基址发掘现场。1号宫殿基址发掘面积2250平方米。

1974、1976年盘龙城考古亲历者。
王劲。原湖北省文物考古队队长、原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过去史学界不少人认为,商王朝的活动仅限于黄河中下游,没过黄河…但《商颂.武》:"挞彼殷武,奋发荆楚。罙入其阻,襄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这一诗句表明,早在商代初年,荆楚和氐羌等方国部落一样,即已纳入商王朝版图。盘龙城商城的考古发现和确定,使这一诗句得到了考古学印证。
高崇文。74年实习学生、76年带队老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宫殿基址发掘现场)整个工地上师生们喜形于色的情景,局外人是难以想象的。接下来大家在工地上讨论了地层叠压关系、宫殿结构、器物特点及与中原商文化的比较等,利用新发现实物资料,探讨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同学们已经完全沉漫在学术研究的氛围之中……通过这次田野考古实习,同学们信服了,开始相信考古学,相信这看来很"土"的考古方法。

1974年李家嘴2号墓发掘现场。清代《黄陂县志》关于盘龙城的简要记载。《文物》1976年第一期发表的1963年盘龙城遗址考古发掘简报。20世纪70年代北京大学考古实习学生的发掘记录。北京大学考古专业1974年秋冬实习工作日志。 1976年2号宫殿排水管发掘现场。

抢救性发掘的科学价值。田野考古发掘是获取实物资料和各类研究信息的基本手段,能够更为全面、准确、系统地获取遗址的各类信息,为深入探讨古代人类文化及其历史发展过程提供丰富的资料。抢救性发掘是指对处于破坏状态下的遗址或墓葬实施的发掘,避免遗址遭受更大的破坏。目前我国绝大多数考古发掘均为抢救性发掘。抢救性发掘具有时间紧、任务重、人员紧缺的特点,发掘过程中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尽最大的可能确保发掘过程的科学性、获取资料的完整性。1989年杨家湾11号墓的发掘工作,正是一次成功的抢救性发掘。

王家嘴作坊区探方发掘资料。

主持1974/1976年盘龙城考古发掘的著名学者。邹衡/俞伟超/李伯谦。

80年代考古工作场景模型。采用3D打印技术,复原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探方内的工作场景。当时人们使用的工具还比较简单,主要有手铲、皮尺、罗盘、记录本等。

20世纪70年代盘龙城重要发现改写了中国古代史。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古代历史认识大约经历四个阶段:疑古、以文献说古史、文献与考古结合说史、考古学与历史文献有机结合。
疑古。以顾颉刚、钱玄同为代表,认为古史不可信。其对于打破旧的史学体系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最终陷入历史的诡辩。如顾颉刚根据《说文》"禹,虫也,从厹,象形",认为夏禹应为蜥蜴一类动物,彻底否认夏代存在。
以文献说古史。以钱穆《国史大纲》,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吕思勉《中国通史》为代表。其中吕振羽、吕思勉等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研究中国古史,得出了不少新认识。

文献与考古结合说史。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中国史纲要》,都吸收了一些考古资料,给传统史学注入了活力。但考古资料主要局限于黄河流域。
考古学与历史文献有机结合。如郭沫若《中国史稿》,将盘龙城作为早商时期长江流域文化典型。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多次提及盘龙城,将其作为早商时期重要的考古学文化类型。以盘龙城等为代表的长江流域考古新发现,促进了中国史学发展,形成长江与黄河都是中华民族母亲河的新认识。

20世纪70年代末-2000年的发掘。1979年至1998年,盘龙城进行了系统勘探,并配合堤防加固与农田基本建设,揭露出两段城壕。发掘了多处墓地和手工作坊。

《中国史稿》。郭沫若主编(人民出版社,1976年)。《中国史稿》认为湖北大部分地区都是商朝统治范围。将盘龙城作为商代前期的典型城市遗址,并展示1号宫殿复原图。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认为早商文化有二里岗类型、台西类型、盘龙城类型和京当类型四种,其中盘龙城类型以武汉盘龙城遗址为典型代表,主要分布在湖北省中部和东部长江以北地区。在文化特征上各类型之间的共性大大超过了其特性。

1974、1976年盘龙城考古亲历者。
刘绪。实习学生,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文博学院党委书记。1974年我作为工农兵学员来盘龙城遗址考古实习,一号宫殿建筑和李家嘴2号、3号墓就是这次实习发掘出来的。入冬以后下了雪,我们才离开。对我来说,那次实习意义重大。
张承志。实习学生。盘龙城是我参加过的实习中时间最长的一次。那次发掘后来那样激动人心,可是在发掘过程中充满了无数怀疑。到了柱础出来那天,大家都要疯了,发现柱础排列方向是笔直的,间距是两米五。那天天已经黑透了,可是同学们谁也不下工地,那种兴奋外行不能想象。测绳一拉,提起探针,隔两米五打下土,噹噹噹下面是一块石头,噹噹噹又是一块石头,一揭表土,掀开就清楚了,一座二里岗宫殿出来了。说实话挖的时候我一直是个怀疑派,觉得用肉眼观察,用小铲对付地层不科学,可自从那一次,我信服了,从心里承认了考古学。

盘龙城考古工作剪影。

科技应用。新时代考古秉承优秀考古传统,利用现代科技,创新、拓展了考古研究的视野与空间。

1989年杨家湾11号墓清理。墓坑面积35平方米,有棺有椁,出土随葬品共57件,其中铜器35件,玉石器7件,是盘龙城遗址出土文物较多的墓葬之一。
杨家湾11号墓清理现场/杨家湾11号墓墓坑底部的随葬器物。
杨家湾11号墓出士精美文物。玉柄形器/玉柄形噐/铜觚/铜爵/铜斝。

王家嘴遗址发掘清理。1979-1984年配合防汛围堤修筑工程,在王家嘴遗址发掘清理了盘龙城早期窑址。
王家嘴2号圆窑遗迹/王家嘴南区发掘现场/王家嘴2号圆窑平剖面图/王家嘴3号窑(长窑)平剖面图。
王家嘴出土文物。侈口斜腹盆/直口斜腹缸/罐形鼎/卷沿平裆鬲。

盘龙城传统考古工具。

探铲。用于探测古代遗迹深度走向。相传洛阳一带盗墓贼多用其探测古墓,故又名"洛阳铲"。
罗盘。测量方位及水平程度。
皮尺。布置探方,测量遗迹及文物大小尺寸 。

手铲。刮取地表平面以辨识遗迹形状,获取文物标本。

竹片。质地较铁器为软,用于剔除文物所附泥土,不易伤及文物。
照相机。获取影像资料。

考古工具。上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盘龙城遗址充分运用当时仅有的传统工具开展工作,为我们缓缓揭开遗址的神秘面纱;透过张张斑驳的黑白照片,考古工作者调查、发掘的身影浮现在眼前,遗迹的原貌得以留存;研读字字工整的考古记录,昔日遗址的考古细节跃然纸间,研究的内涵愈加分明。工地账本、出勤表等实物资料亦是当时盘龙城遗址考古工作的缩影。

考古发掘进入常态化。随着湖北省博物馆盘龙城考古工作站的设立,盘龙城遗址的考古工作进入了常态化。恰逢经济建设持续进行时期,考古工作人员配合生产建设,对相关遗址展开发掘。王家嘴作坊区、杨家嘴墓葬区等发掘工作,正是在这一时期进行的。

21世纪考古新发现。21世纪盘龙城遗址考古成果丰硕。杨家湾大型建筑基址与墓葬、疑似"外城垣"遗迹、杨家嘴墓葬区、小王家嘴墓葬区、小嘴青铜作坊区等相继面世,进一步刷新了人们对遗址的认识。

盘龙城遗址发现的意义。我国早期考古工作多在黄河流域展开,从而形成"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摇篮"的历史观念。新中国成立后以盘龙城发现为标志的系列考古新发现,刷新了人们对于早期中国的认识,从而产生"长江与黄河都是中华民族摇篮"的新历史观。

2001年。盘龙城遗址商文化分布范围。2001年即开始对盘龙城夏商时期遗存范围进行系统勘探。图中白线为范围,宫城北、西红色带为疑似"外城垣"遗迹。
2006年。杨家湾大型建筑基址发掘现场,杨家嘴发掘现场,杨家湾发现的灰坑遗迹。

2008年。杨家湾发掘现场,发现4号大型建筑基址,规模与盘龙城遗址城址内的1号宫殿基址规模相近,应属于宫殿或宗庙类建筑,年代大致属于盘龙城偏晚阶段。这一发现为进一步认识盘龙城整体布局,提供了新材料。

2014年。盘龙城遗址考古工作基地武汉大学与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共建"盘龙城遗址考古工作基地"。发掘杨家湾,在墓葬中发现了国内最早的金玉镶嵌饰件。对杨家湾北坡疑似"外城垣"区域的解剖底部发现成片人工石块(左)。这与2016年对杨家嘴北坡疑似"外城垣"区域的解剖(右)情形相似,其性质值得进一步探索。

2015年。小王家嘴墓葬青铜器出土情形。
2016年。小嘴遗址铸铜作坊遗址。是早商时期都城地区之外的
首次发现,亦是近年来盘龙城最具标杆性的考古收获。
2017年。小嘴青铜作坊区遗迹航拍图。

考古工作者生活场景。20世纪70-80年代盘龙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如同一首艰苦的诗。砖砌的板床、老旧的桌椅、简易的绘图工具、上锈的单车......生活的居所亦是工作的场所。老一辈的考古学家正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完成了宫殿、城垣、贵族墓葬等重大考古发现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刷新了人们对中华文明体系的认知,证明了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同属中华文明摇篮。

现代考古工作场景。采用3D打印技术,展示现代考古工作者在探方内的工作场景。如今的考古工作中,可看到许多现代科技的应用。例如RTK的使用,可精确测量遗址地形地貌。

盘龙城遗址相关出版物。

RTK测绘。(实时动态)载波相位差分技术是目前常用的GPS测量方法,它能够实时地提供测站点在指定坐标系中的三维定位结果,并达到厘米级精度。为工程放样、地形测图,各种控制测量带来了新曙光,极大地提高了野外作业效率。考古工作者在调查勘探中使用RTK可以获取每一个遗迹的精确坐标,并对遗址的地形地貌进行准确的测量。

现代科技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考古活动主要包括调查勘探-考古发掘-修复整理三个阶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多学科合作研究的普及,新的技术、概念不断运用,盘龙城考古工作的效率,研究的深度,都有了明显变化,新的成果不断涌现。

无人机三维建模。无人机航测系统是高分辨率及高精度影像获取和处理的崭新技术,它以无人驾驶飞行器为飞行平台,负载数码相机进行拍摄,通过倾斜摄影测量技术,实现对三维立体地理信息的快速获取,无人机航测系统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快速获取影像、飞行条件需求较低、成本低廉等特点。在调查勘探中可以更全面的获取建筑物、道路、水系、绿化、交通及其附属设施等高精度的影像数据。
陆地地磁仪探测。地壳不同岩层介质在密度、导电性、磁性、放射性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引起相应磁场的局部变化。通过磁场的分布和变化特征,可以推断地质性状。考古工作人员尝试在调查勘探中使用地球物理方法进行地磁探测,可以在不破坏地表情况下探明地下是否存在人类活动痕迹,以期最大限度保护地下遗存。

水下勘探技术。是通过多波束测深、水上物探等手段探测湖水深度以及水下的遗迹情况。2016年考古工作人员对盘龙湖水下文物情况进行测探。探明湖底海拔高程17.5米以上区域,多有商代文化堆积。表明在商代时期,盘龙湖的面积远没有现代广阔。

田野考古钻探系统。盘龙城田野考古已对3.95平方公里的遗址区域进行了钻探,并将钻探数据录入钻探系统中进行统一管理和处理。

考古发掘基本流程。地面调查发现文物遗存后,保护周边环境。用探铲提取土壤样本,判断是否存在遗迹现象。用罗盘确定地理方位及水平程度;用皮尺布置探方、测量遗迹。用手铲切壁、刮面,以划分年代地层、辨识遗迹形状,获取文物标本。发现文物后,用竹片或刷子仔细清除文物表面附着物。整个发掘过程,都需要使用照相机获取影像资料,以便进行更深入的考古研究。

近年的出版工作。经过几代考古人的田野发掘和整理研究工作,盘龙城遗址发掘面积超过1.8万平方米,出土文物达3000余件,积累了大量的图文资料,取得了角度多样、内容丰富的研究成果。将分散的一手资料整理成考古报告,把最新研究成果集结出版,将文物的高清影像清晰呈现给大众,是考古研究、文物保护、文化教育的重要环节,是考古成果全民共享的必要手段。近年来盘龙城遗址各方考古力量出版了《盘龙城 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南土遗珍-商代盘龙城文物集萃》《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书籍,大大促进了公众对盘龙城遗址的认识与了解。

金相、岩相组织分析。指利用高倍率光学或者电子显微镜对金属及岩石类材料切片进行观察,可以观察到人类肉眼无法看见的组织成分和结构。金相、岩相组织分析正逐渐成为考古发掘中分析研究各种遗物的强力手段。

考古地理信息系统。

土壤成分分析。利用便携式X荧光仪对土壤进行元素成分分析。便携式X荧光仪能够对矿石、土壤、沉积料物进行快速的金属元素含量分析。适用于待测金属元素的含量小于1%的情况。考古学中多应用于寻找金属冶铸相关遗存,通过测试遗址土壤金属元素含量为判断遗址的性质和作用提供参考。

青铜器修复/藏品管理系统/三维激光扫描技术。

科技展望。考古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正因为年轻才能以更加积极和开放的心态接纳新事物,不断吸收新的科学技术。未来我们也许可以通过生物DNA还原每一个人的遗传信息,重建人类家族谱系,真正了解古代社会阶层和政治组织结构的原貌。未来我们也许可以通过物理地磁探测找到古人的每一片足迹,寻觅贸易迁徙的路线,他们来自何方,又去往何处。未来我们也许可以通过化学成分分析看到每一件青铜器最微小的分子结构,探寻它们的制作工艺,理解古人超前的智慧。考古是充满生气和活力的学科,每年都在取得新进展。随着未来新科技手段的运用,考古学将会取得更长足的发展。

寻根大武汉。盘龙城以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著于史册,流芳后世,是武汉城市文明的源头。

探寻武汉源头。武汉的源头在哪里?人们茫然不知所至。盘龙城的发现与认知,将武汉城市历史上溯到3500年前。

三国夏口城。夏口是有文献记载的武汉最早城市,历史上为兵家必争之地。三国纷争,军事战略地位尤为重要。吴主孙权为固守此地,首筑夏口城,设置夏口都督戍守。吴晚期在此设置江夏郡。
《二十世纪中外大地图》所刊武汉三镇地图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据考证三国夏口城在今武昌司门口一带,南靠蛇山,西依长江。夯土城垣约400米见方,辟有两座城门。距今已近1800年历史。
《三国志.吴.吴主传》。关于夏口筑城记述。"二年"指吴国黄武二年(223),"江夏山"指黄鹄山,即今蛇山。

《水经注》卷三十五"江水"篇。关于夏口筑城记述。"魏黄初二年"为公元221年。

清康熙《武昌府志》。有关夏口城遗址的记述。
清代陈诗《湖北旧闻录》卷十八。"武昌府城"录《画墁记》有关夏口城遗址的记述。

武汉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器-武汉地区的早期文化。五万年至一万年前武汉地区就有以"汉阳人"为代表的人类活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江汉地区人类活动频繁,形成了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完整文化序列。考古资料表明江汉地区在4500多年前的屈家岭文化晚期,已进入早期城邑文明发展阶段。东湖之滨的武昌放鹰台,是武汉城区范围内一处重要的屈家岭文化遗址。
"汉阳人"头骨化石。汉南纱帽山遗址。

盘龙城-武汉城市之根。盘龙城处江汉之汇,在武汉城区范围之内,自然与人文地理格局与今日武汉相同。盘龙城城垣建筑开创武汉城市先河。与三国夏口城比较,商代盘龙城在同时代城邑中地位更高,与现代武汉全国特大城市的作用与地位更相匹配。盘龙城青铜文化所展示的历史文化内涵,体现了敢为人先、开拓创新的城市精神,与武汉渊源深厚,对武汉城市历史文化的形成发展有直接影响。认定盘龙城遗址为武汉城市之根,与北京寻根琉璃河遗址、西安寻根沣镐遗址一样,符合国内城市寻根惯例。
北京琉璃河遗址(3000年);西安沣镐遗址(3000年);武汉盘龙城遗址(3500年)。

陶豆(2)。陶鼎/陶簋。陶壶(5)。屈家岭文化(前3000-前2600),新洲香炉山遗址,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学者们怎么知道过去长江水位很低。地质学家在武汉附近的长江洲滩钻孔,发现在距今滩面以下20米深的地下有着河床砂或者河漫滩相沉积物,说明在几千年前武汉段长江河床比现在低了20米左右。考古学家通过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古堤遗存及出土文物、洪水痕迹、碑刻、文献古籍资料等综合考证,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长江中游水位比现在要低10-20米。据海洋科学研究,由于全球气温上升而导致的海水温度上升,海洋热膨胀,以及冰川融化与河流注入海洋的水流量增多等原因,2005年至2010年间海平面每年上升2.3毫米。目前可知这一过程大约从5000-6000年前开始。以此推算5000年以来,海平面持续上升了11.5米。海平面上升自然导致河流入海口水位抬升。长江中下游海拔不高,水位抬升明显。这是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长江中游水位比现在要低10-20米的直接原因。

传承物质文化。盘龙城文化上承新石器时代晚期,下接周秦汉唐,历史文化传统一脉相承。
石器传承。商代盘龙城虽已进入青铜时代,但石器仍是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工具。承袭新石器晚期而来的琢玉磨石工艺,对后世琢玉工艺发展有一定影响。新石器时代,武汉地区水位较低,陆地面积增大,人们活动范国一度扩展到较为低洼的东西湖区。
新石器时代遗址名称背后的意义。武汉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名称中常见山、台、岗、墩、岭、嘴、湾、畈等字,这些遗址主要分布于海拔较低的平原和丘陵岗地地带,当时的人们居住在河流阶地和湖泊边缘的台地上。四五千年前的先民已有了近水而居又能抵御洪水侵袭的生存智慧。

硬陶罐(2013年盘龙城杨家湾1015号探方6层出土)/陶罐(1975年盘龙城王家嘴1号墓地出土)。商(前1600-前1046),盘龙城遗址博物馆藏。

武昌放鹰台遗址1997年发掘现场。石耜/陶盖杯/陶簋形豆/陶长颈壶/陶鼎/石锛*穿孔石刀/穿孔石铲/陶鼎。

各类石器。石镞/石镰/石斧/石锛/石铲。石家河文化、屈家岭文化、商代。

陶瓷传承。盘龙城遗址陶器,带有一定中原夏商文化色彩,主体承袭本地石家河文化传统,对后世陶器发展有重要影响。数量不多的原始瓷(硬陶)器,开创了本地区烧制、使用瓷器的先河。

商代-西周陶器。
商代盘龙城至东周楚文化陶鬲演变图。古代江汉地区传统的炊器是陶鼎,而中原地区的炊器是陶鬲。在夏商周时期中原文化向南方传播。盘龙城的先民融合了陶鬲和陶鼎,产生一种似鼎非鼎、似鬲非鬲的所谓"鼎式鬲",到东周时期发展演变为楚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楚式鬲"。

陶鬲。西周(前1046-前771),2005年黄陂磨元城采集,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陶簋。西周,1977年黄陂鲁台山出土,黄陂区文物管理所藏。

陶缸。商代,2006年盘龙城杨家嘴21号墓出土,院藏。

陶簋。西周,1970年黄陂鲁台山出土,黄陂区文物管理所藏。

陶壶。战国(前475-前221),2005年沌口石岭出土,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秦汉时期武汉地区文化遗址分布。秦汉时期,武汉的较大城邑有江南的夏口和江北新洲城关附近的江夏郡。

陶俑(2)。汉代(前202-220),1997年新洲技校出土,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陶罐/陶鬲。东周(前770-前221),1977年黄陂鲁台山,黄陂区文物管理所藏。

陶灶。釉陶缶。汉代,1997年新洲技校出土,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陶井/陶熏炉。汉代,1986年新洲叉冲岗出土,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商、西周时期武汉地区文化遗址分布。武汉地区商周时期水位较新石器时代有大幅提升。遗址主要分布在黄陂、新洲境内。南部的汉南、武昌江夏一带也有零星分布。

春秋战国时期武汉地区楚文化遗址分布。春秋战国时期,今武汉城区范围人烟稀少。武昌卓刀泉、汉口谌家矶等处,有零星墓葬或遗址分布。新洲、黄陂、蔡甸及江夏南部,为春秋战国遗存主要分布区。

陶簠。战国(前475-前221),2005年沌口石岭出土,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陶鬲(1977年黄陂鲁台山出土)/陶鬲(1989年新洲香炉山出土)。西周,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陶鬲(1983年盘龙城王家嘴65号探方6层出土)/陶鬲(1985年盘龙城李家嘴10号灰坑出土)。商,院藏。

陶鼎(2)。战国,2005年沌口石岭出土,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陶盘(4)/陶匜(4)。汉代,1997年新洲技校出土,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陶鼎(1992年新洲辛冲出土)/陶钫(1987年新洲红山嘴出土)。汉代,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陶盅(2)。陶壶形器/陶豆。陶杯/陶豆/陶壶形器。汉代,997年新洲技校出土,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陶瓷传承。采用3D打印技术复制,从陶(瓷)罐的演变,感受陶瓷的传承。

三国至隋唐时期武汉地区文化遗址分布。黄陂南部滠口一带,三国时期有大型墓葬发现,表明曾经存在过一定规模的城邑。晋至隋唐,汉阳城邑分布在蔡甸附近。龟山一带人烟稀少,尚无城邑。武昌蛇山北麓,三国时始筑夏口城,六朝刘宋时扩展为郢州城,唐代更名鄂州城。

瓷马/瓷牛。瓷盘/瓷耳杯。瓷仓。瓷磨/瓷碓。瓷盂/瓷罐。瓷碗(2)/瓷钵。三国东吴(222-280),2001年武昌石牌岭出土,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宋元-明清时期武汉地区文化遗址分布。宋元时期汉阳龟山一带开始出现城邑。武昌、汉阳隔江对峙的"双城"格局初步形成,但其分属南北两个不同行政区。明代中晚期汉口出现,三镇初具规模。清早期九省通衢,因商而盛,汉口成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清晚期汉口开埠,张之洞督鄂,武汉从内陆型城市转变为开放性国际大都市。

瓷碗(4)。明代(1368-1644),2016年盘龙城大邓湾1/4号墓出土,院藏。

釉陶壶/瓷壶。宋代(960-1279),2008年盘龙城殷家河湾1号墓地出土,院藏。

瓷罐。元代(1271-1368),2008年盘龙城珩生工地1号墓出土,院藏。

瓷碗(3)。宋代,2008年盘龙城殷家河湾1号墓地出土,院藏。

瓷罐(2)。明代,2016年盘龙城大邓湾1号墓出土,院藏。

瓷罐(2016年盘龙城大邓湾4号墓)/瓷罐(盘龙大道采集)。明代,院藏。

青铜传承。盘龙城遗址是中国南方青铜文明起源地,其铸造技术相当成熟,引领了时代潮流。

铜鼎。商代(前1600-前1046),2015年盘龙城小王家嘴26号墓出土,院藏。

铜鬲/铜觚。商,1981年盘龙城杨家湾4号墓地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铜斝(1980年盘龙城采集,湖北省博物馆藏)/铜爵(2015年盘龙城小王家嘴1号墓出土,盘龙城遗址博物馆藏)。商。

铜爵(2)/铜鼎。西周(前1046-前771),1977年黄陂鲁台山出土,黄陂区文物管理所藏。

铜鼎/铜釜。汉代(前202-220),1997年新洲技校,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商-西周时期武汉地区出土青铜器的遗址分布图。

宋元明清时期，武汉地区的堤坝变迁。宋元时期在中国北方人口南迁的大背景之下,武汉地区的人口数量开始明显增加。为满足生活环境需求,开展了大量治理水患的活动,改变了当地的地貌形态。汉口地区仍然是低洼沼泽,大别山南麓的来水经由此地倾泄入长江,适宜人居的区域尚小。明清时期以来是武汉地区人口显著增多的时期,因之地理环境改变最为活跃。这一时期武汉经济发展迅速,当地政府构筑起了严密的堤防体系,抵御了汉口以北的来水,使得汉口地区水患大为改善,大量的陆地浮出水面,为汉口发展成为江南经济重镇提供了重要基础。因武汉地区堤防的修筑,改变了自然的水系网络,黄陂、孝感一带的上游来水无法顺畅地泄入长江,下游泄洪缓慢,导致河床淤塞,水位大幅抬升。同样因江汉地区构筑起了严密的堤防体系,导致了长江被困束在大堤之内,河床淤塞加剧,河水明显抬升。研究表明近五千年以来,长江水位抬升了13米以上。

袁公堤。 修建于1635年"袁公堤,即后湖堤,在汉口镇北。明崇祯八年,通判袁焻创筑。自后居民渐集,今名后湖堤。镇为水陆要冲,汉水经其南,大江横其东,湖水绕其西北,夏秋水涨,四面皆成巨浸,惟赖此堤为数百万家保障。"袁公堤原为崇祯八年(1635)汉阳通判袁焻主持修筑的汉口第一道堤防,故称之为袁公堤。
张公堤。修建于1905年"凡(张公)堤内之十八淌、三眼桥、汉口后湖、华景街一带之田地屋庐均赖以保障.....汉镇后湖藉铁路轨道堤垸,变泽国为沃土。"张公堤原为清光绪31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为治理水患,确保汉口安全拨款所建,故称张公堤。

尚武传统。从商代盘龙城到东周楚文化,墓葬中常见较多兵器随葬。它反映了本地区的尚武传统。
铜戈(商,2002年盘龙城杨家湾采集,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藏)/铜戈(战国,3,2005年沌口石岭出土,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铜刀(商,1981年盘龙城杨家湾7号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铜剑(2,东周,1977年黄陂鲁台山出土,黄陂区文物管理所藏)。

铜镞(2)。商,1974年盘龙城陆家嘴2号墓出土,院藏。

铜镞(3)。战国,2005年沌口石岭出土,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铜锅(1997年新洲技校出土)/铜灯(1992年新洲辛冲出土)。铜甑(1997年新洲技校出土)/铜洗(1987年新洲红山嘴出土)。汉代,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铜钵/铜勺。汉代,1997年新洲技校出土,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铜壶。汉代,1992年新洲辛冲出土,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盘龙城文化层剖面揭取流程。

铲平。先喷洒适量水汽,浸湿文化层剖面。然后用工具将剖面铲平。

刷胶。先将专用胶剂刷在剖面上,贴一层纱布后再刷一次胶剂。

晾干。在室外自然环境下,让胶剂干燥、固化。

分割。把整个文化层剖面进行等距离分段切割,方便揭取和运输。

揭取。用工具在剖面从上至下取约2厘米厚度的土层。

清理。清理掉多余的土壤,并检查修补破洞的位置。

杨家湾岗地探沟剖面。2017年从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地势较高的岗地探沟中揭取而来。整个地层剖面通长7高1.6米,从下至上有两大层堆积,分别是青黄色的古代湖相堆积和灰褐色的现代耕土堆积。这一地层剖面展现子盘龙城遗址的地理环境变迁。

破口湖探沟剖面。2017年从盘龙城宫城西城门外湖底的探沟中揭取而来。整个地层剖面通长4.6高2.2米,从下至上有三大层堆积,分别是红色土堆积、灰褐色商代文化层和青灰色明代至现代湖泊淤积层。这一地层剖面向我们呈现了盘龙城遗址古今地理环境的巨大变迁。

追溯人地变迁。盘龙城处江汉之汇,控东西南北交通,依自然地理筑城。
第四纪。是新生代最新的一个纪,包括更新世和全新世。第四纪期间生物界已进化到现代面貌。灵长目中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进化,是人类出世并迅速发展的时代。它从约260万年前开始一直延续至今。

第四纪时间轴。

河湖冲洪积相。河流沉积、湖相沉积的总称。因流水搬运作用,河流沉积多有卵石及沙类堆积。湖水搬运力弱,底部多为腐殖质泥士堆积。

剥蚀区。在地面流水、地下水、冰川、湖水、海水和风的作用力下,产生剥蚀作用,形成不同地貌类型。剥蚀作用破坏地表面的岩石,改造了地表形态。原来的起伏山地,经长期风化剥蚀,可以变为波状起伏的丘陵,甚至被夷为准平原。

河流侧向侵蚀。河流因惯性而向一侧偏移侵蚀的现象。这种惯性主要来自地球自转力与水流冲刷力两个方面。受地球自转力影响,北半球东西向河流多向南岸侵蚀,并将泥沙搬运到北岸。江汉平原上的长江与汉水主河道,就存在不断向南推移的现象。

地质学名词简释-冰期。指第四纪冰川期。冰川可分为大陆冰川和山岳冰川两大类。第四纪时欧洲阿尔卑斯山山岳冰川至少有5次扩张。冰川扩张意味地球气温更低。据李四光研究,我国相应出现鄱阳、大姑、庐山与大理4个亚冰期。第四纪冰期地球的年平均气温曾经低至10°C左右,较现在要低3-5°C。

黄陂作京城城垣平面示意图。战国秦汉时期的黄陂作京城,亚字形平面布局,明显受到商代盘龙城城门曲尺形布局的影响,更利于军事防守。

城邑格局与规划理念。理念产生格局。盘龙城城邑格局,因地制宜,带有浓厚南方特色,与后世武汉地区城邑建筑传统与规划理念一脉相承。
盘龙城宫城城垣平面示意图。注意每座城门处的城垣外侧。一侧外凸,一侧内收,呈曲尺形。这种带有军事意图独具匠心的布局,在同时期城址中仅见。

江汉之汇。武汉城市发展史是人类与江汉自然环境的融合史。
武汉地区地形图(1952年武汉市全图中盘龙城的位置)。武汉地区地处江汉平原东北部,北倚大别山,南有幕阜山,地势总体为盆地。其间长江、汉水横贯,地貌多呈低丘与湖泊相间之势。
汉口北部区域地形图。汉口一带现呈低洼的冲积平原地貌。但3500多年前长江北岸汉阳沌口到汉口谌家矶一线,汉水有多个入江口。那时府河与汉水在汉川一带合流,现今府河入江口其实是汉水最北入江口。汉口、汉阳呈河流、湖泊、低矮丘陵、湿地等纵横交错的复杂地貌。长江、汉水在盘龙城丘陵与青山丘陵间收窄交汇,流向下游,与今日武汉河流形势相仿。

早更新世-武汉早更新世岩相古地理简图。早更新世时期,古地理格局受盆地控盆断裂格局影响,武汉地区总体表现为剥蚀、侵蚀低山丘陵地貌,低洼处发育山间河流,接受河流洪水冲积。

中更新世-武汉中更新世沉积相带分布示意图。进入中更新世,强烈构造活动、差异升降改变了古地理格局。形成了风化低丘岗地残坡积相、河湖冲洪积相北西西向相间展布的特征,除武汉市西北角保留持续沉降外,其余广大地区则为剥蚀堆积相区。

晚更新世-武汉晚更新世岩相古地理简图。经过中更新世中晚期强烈地壳抬升运动后,晚更新早-中期地壳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武汉地区多条断裂相继活动,长江和汉水河道形成与今日相同的大致格局。由于冰期来临,河流下切及随后构造运动的转化,武汉地区形成北部以大河冲积相区为主,中南部以剥蚀区为主,局部低洼处形成冲湖积区的地貌格局。

全新世。全新世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受风化、剥蚀及堆积作用影响,武汉地区形成低丘-岗地-冲积平原多种地貌类型并存格局。河流侧向侵蚀,河道由北向南摆动迁徙。距今约12000年,转入温暖潮湿的冰期后期气候,水流活跃,河湖平原加速伸展。长江、汉水河道位置形态多次变动,汉江下游尾段变动尤为明显,至20世纪初才接近现在面貌。

盘龙城规划理念的早期实证。
其一,城垣为典型中轴式古城布局。四门开在城垣中部位置,与商代金文"城"字所反映的城邑基本格局十分接近。

其二,盘龙城南城垣西段城基底部有预设石砌排水孔道,此处全城最低,对彻底排除城内渍水具重要作用。
其三,2号宫殿西侧铺设的陶质排水管,需要预先烧制,并对排水量进行估算后确定管孔直径。
其四,城内宫殿建筑坐北朝南,两座宫殿在同一中轴线上,并与北城垣保持平行。
其五,宫城外的墓葬方向,大都与城垣方向相同。

其六,全城建筑处处体现"因地制宜"的重要规划理念。

盘龙城遗址交通环境特点。
水道咽喉。在低山丘陵-冲湖积平原的地貌结构中,盘龙城处大别山南延的孝感、黄陂低山丘陵最前沿,与对岸幕阜山北伸的武昌青山前沿低山丘陵构成长江、汉水诸水道出口。号称"古云梦泽"的江汉,洞庭两湖平原上恣意横流的长江,汉水及湘、资、沅、澧诸水,受地形制约至此收窄成一线而流往下游。商代中原与长江上游地区四川、中游地区湖南和下游江西等地的联系,都要经过这一咽喉水道。
陆路枢纽。江汉洞庭平原一带的商代遗址,主要分布在平原周边的低山丘陵之上。其陆路交通主要沿山间河谷阶地及山前台地展开。盘龙城是陆路交通线中的重要节点。向西经随枣走廊可与襄阳一带连通,向北翻越大别山隘口而与中原联系。在沟通大江南北上,盘龙城的枢纽位置更为凸显。
水陆枢纽。交通是对外联系的命脉。商代盘龙城是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与后来武汉"九省通衢"的交通地理格局相似。
湖北省地质图。图中东部红线表示商代盘龙城与各地陆路交通大势。

如何通过测碳14计算年代。碳14测年是通过测量碳14衰变程度来计算标本大概年代的一种方法。碳14是碳元素的不稳定和弱放射性的同位素。它不断产生,在空气中迅速氧化,形成二氧化碳并进入全球碳循环。动植物一生中都从二氧化碳中吸收碳14,当它们死亡,立即停止与生物圈的碳交换,碳14含量开始减少。经过约5730年或5568年(两种标准可转换),其碳14含量会表减1/2。通过检测样品中残留的碳14含量,可以计算出有机物死亡的大致年代。

盘龙城遗址碳14测年数据。目前盘龙城有6个碳14测年标本数据。它们显示的年代范围,大致在公元前18世纪至公元前13世纪。前面4个标本数据采自北京大学考古系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盘龙城商代遗址加速器质谱碳十四测试报告》。后面2个标本数据采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放射性碳素年代测定报告(二六)》。

故邑风物。约前17世纪盘龙城出现先民聚落。前16世纪商人势力进入江汉地区,催生了盘龙城约300年的繁荣与发展,创造出比肩中原的青铜文明,盘龙城成为当时长江流域最重要的城邑。

城邑演变(约前17世纪-前13世纪)。盘龙城经历了小规模聚落兴起的初兴期;修筑城垣、宫殿及大量制作青铜器的繁盛期;后期随着人口增加,居民区范围进一步扩大。中心区相应经历了从王家嘴到宫城区再到杨家湾的变化。

杨家嘴6号墓。墓葬位于杨家嘴遗址东部,填土为五花土,土质松软。骨架保存较好,墓主为侧身葬,头朝西。脊椎骨弯曲,两手弯曲交叉于胸前。随葬陶器12件,计有浅盘细柄豆、折沿平裆鬲、菌形纽器盖和圆肩弧腹罐等。墓底及随葬器物上撒有朱砂。

盘龙城初兴阶段的墓葬。发现较少,墓主人属于中下层居民,葬式有侧身、俯身,随葬器物多为陶器,主要是陶鬲、豆、罐,杨家嘴6号墓是此类墓葬的代表。不同于大部分的平民墓葬,随葬少量陶器,杨家湾6号墓出土有铜酒礼器-铜爵和斝,以及玉礼器-玉戈,表明墓主人可能属于盘龙域的贵族阶层。

杨家湾6号墓(贵族墓)。铜鬲/铜斝线图。

杨家嘴6号墓(平民墓)。菌形钮器盖/折沿连档鬲线图。

陶豆。陶豆。陶罐。陶鬲。前1600年左右,1984年盘龙城杨家嘴6号墓,院藏。

聚落初兴(约前17世纪-前16世纪)。约前17世纪的夏代晚期,盘龙城第一批先民在王家嘴定居。他们在这里开荒拓土、繁衍生息,聚落范围不断扩大。至前16世纪的夏商之际,已形成以王家嘴、李家嘴、杨家嘴、杨家湾为边线的聚落范围,规模相当可观。

陶器与石器。盘龙城遗址属于夏时期的陶器与石器,受到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家河文化风格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

石镰/石锛/石斧/陶纺轮。前1600年左右,盘龙城墓地出土,院藏。

玉陶壶形器(1980年代盘龙城王家嘴采集)/陶器盖(1979年盘龙城王家嘴84探方7层出土)/陶爵(1980年代盘龙城王家嘴采集)。陶鼎(1979年盘龙城王家嘴36探方8层出土)/陶斝(1970年代盘龙城王家嘴采集)。陶豆(1983年盘龙城王家嘴67探方7层)。夏商之际,前1600年左右,院藏。

陶罐。夏代(前2070年-前1600),1979年盘龙城南城垣33探方9B 层,院藏。

印纹硬陶、原始瓷。初兴阶段盘龙城出现了原始瓷和印纹硬陶。它们并不那么显眼,却预示着中国瓷器新时代即将到来。
聚落初兴阶段陶器组合。初兴阶段普通陶器有鼎、鬲、罐、甗、盆、盉、爵、斝等。炊器多见鬲和深腹罐。酒器则有大口尊、斝、爵和盉等。此外早期也见有少量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以瓮、折肩尊和鼓腹尊等器类为主。

缸。夏商之际,前1600年左右,1983年盘龙城王家嘴 65探方7层出土,院藏。

陶盆。夏代,1979年盘龙城王家嘴17探方8层出土,院藏。

陶大口尊。夏商之际,前1600年左右,1981年盘龙城杨家嘴1探方7层,院藏。

硬陶尊。硬陶尊。夏商之际,前1600年左右,1970年盘龙城王家嘴采集,院藏。

杨家湾6号墓。初兴阶段的夏商之际,盘龙城先民已经使用了青铜器和玉器。杨家湾6号墓属盘龙城文化三期,是目前发现初兴阶段唯一一座随葬青铜礼器和玉器的贵族墓。位于岗地南坡,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人骨无存,葬式不明。出土铜、玉、陶器随葬品8件。杨家湾6号墓平面图。

铜斝。夏商之际,前1600年左右,1981年盘龙城杨家湾6号墓,湖北博物馆藏。

硬陶尊。夏代,1979年盘龙城王家嘴9探方8层出土,院藏。

陶鬲/陶盉。夏商之际,前1600年左右,1981年盘龙城杨家湾6号墓出土,院藏。

铜爵。铜鬲。夏商之际,前1600年左右,1981年盘龙城杨家湾6号墓出土,湖北博物馆藏。

陶罐(2)。夏商之际,前1600年左右,1981年盘龙城杨家湾6号墓出土,院藏。

城邑繁盛(约前16世纪-前14世纪)。前16世纪商王成汤南征江汉,盘龙城被纳入商王朝势力范围。盘龙城先民在王家嘴北部区域修筑了城垣与宫殿。随后经济发展,人口迅速增长,城邑不断扩大。前14世纪城邑范围已从杨家湾向外扩展到艾家嘴、江家湾一带,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繁盛阶段的盘龙城,有相当数量不同规模的房址和不同等级的墓葬,显现出复杂的社会层级。城址、大型宫殿建筑、李家嘴高等级墓葬和大量高品质随葬品,折射出盘龙城作为南方政治、军事中心城的地位,反映了盘龙城先民对资源和社会财富的高度管控能力。

铜泡是什么。古代常见的一种装饰物,一般用在衣服、马具或箱子上。在商代出土青铜器墓葬中,铜泡往往和青铜戈、矛、钺等青铜兵器放置在一起。这些圆形或半圆形的青铜片,中间凸起,边缘有穿孔,穿孔周围还有皮革、布料的痕迹。考古学家推测铜泡是用于缝在皮甲或盾牌上以加强战斗力的兵器部件,兼具装饰和增强防御两种功能。

铜镦。铜锛。铜锛。铜泡。商代(前1600-前1046),1974年盘龙城李家嘴2号墓出土,院藏。

李家嘴贵族墓地。李家嘴是盘龙城繁盛阶段的大型贵族墓地,目前发现墓葬5座,其中1座被盗,另4座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等精美文物,代表了当时青铜文化发展的高超水平。李家嘴墓地平面布局。

李家嘴贵族墓地出土青铜器。

青铜工具的出现有什么重要意义。劳动工具的发展,是其他一切文化创造和发展的前提。历史发展到商代,农业技术有了较大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已经不是土地的获得,而转移到了土地的加工。青铜工具的使用,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对土地的加工更加高效,生产力得到了质的提高,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而生产力的提高是商人创造更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基础。

生产工具。繁盛阶段生产力水平提高,生产工具种类多样,特别是青铜工具逐渐得到使用,促使了农业与手工业的进一步分工。

铜刀(2016年盘龙城小嘴采集)/铜锛(2006年盘龙城杨家嘴16号墓出土)。商,院藏。

陶网坠/陶纺轮/陶拍。砺石/石镰/石刀/石锛。商,盘龙城遗址出土,馆藏。

铜斝。商代,1983年盘龙城王家嘴7号灰坑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铜锸。商,20世纪70年代盘龙城遗址采集,湖北省博物馆藏。

铜钫轮/石纺轮。商,盘龙城遗址,院藏。

铜戈。商,1974年盘龙城李家嘴2号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繁盛阶段的陶器。繁盛阶段盘龙城出土陶器数量众多、种类齐全,不少陶器体量较大,体现了繁盛阶段盘龙城社会生活的多样性。
繁盛阶段陶器组合。繁盛阶段鬲、甗成为了炊器中的主要类别。伴出的陶器还见有簋、瓮、大口尊、豆、爵、斝等。器类新增有簋、带流壶、罍、假腹豆、绳纹小口瓮等。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类别和数量在这一阶段进一步增加,新见硬陶杯、瓿等,体现出盘龙城与长江下游的联系。
硬陶罐(2015年盘龙城江家湾1号水井出土)/陶罐(1985年盘龙城李家嘴4号灰坑出土)。原始瓷尊(1980年盘龙城楼子湾6号墓出土)/陶尊(1981年盘龙城杨家嘴6号探方5层出土)。陶爵(1981年盘龙城杨家嘴23探方5层出土)/陶斝(1985年盘龙城李家嘴4号灰坑出土)/陶爵(1981年盘龙城杨家嘴8探方5层出土)。陶器盖(1985年盘龙城李家嘴1号灰坑出土)/陶豆(1981年盘龙城采集)。陶簋(1981年盘龙城杨家嘴8探方5层出土)。商,院藏。 李家嘴4号墓。位于李家嘴岗地南坡,李家嘴2号墓以北。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同样属于贵族墓葬。出土青铜器4件,器类有锛和刀;陶器5件,器类有罐、鬲、瓮、甗;玉器3件,器类有戈、璜和柄形器。
陶鬲/铜斧锛/陶罐。

铜刀(1974年盘龙城李家嘴2号墓出土)。铜戈(盘龙城李家嘴采集)。商,湖北省博物馆藏。

铜矛。铜刀。棺痕。1974年盘龙城李家嘴2号墓出土,商,院藏。

陶罍(1981年盘龙城杨家嘴3探方5层出土)。陶斝(1986年盘龙城杨家嘴10号墓出土)。硬陶瓮(1981年盘龙城杨家嘴9探方5层出土)。陶鬲(1974年盘龙城李家嘴1号灰坑出土)。商,院藏。 陶鬲(1983年盘龙城王家嘴3号沟)。陶坩埚(1984年盘龙城采集)。陶缸(1981年盘龙城采集)。陶大口尊(2013年盘龙城杨家湾1013探方5层出土)。商,院藏。 杨家嘴1号墓。竖穴土坑墓,平面呈梯形,方向20度。填土上部为褐黄土,下部为黄红土。葬具已朽,但可见板灰痕,板痕残长120宽45厘米。可见部分椎骨、肋骨、盆骨和下肢骨等。从残痕推断,墓主为仰身直肢葬,头部随葬有铜鼎、弧腹斝、弧腹爵、直内戈,玉柄形器,陶带把鬲、敛口弧腹盆、敛口斜腹缸、小口瓮等,左侧置一铜弧腹斝。杨家嘴1号墓平面图。

陶缸/硬陶尊/陶盆。铜鼎/铜爵。铜斝(2)。商,1983年盘龙城杨家嘴1号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盘龙城1号宫殿。 盘龙城1号宫殿营造方法。
铺置房顶。 在梁架与木椽上先铺置木条,木条长1至2米,宽0.1至0.2米,木条间距0.1至0.2米。用芦苇捆成一束,与木条同方向平铺其上。 使用草拌泥,涂抹于芦苇束上。 待草拌泥干燥后,最后铺置茅草。这样的结构可以起到保暖与防雨的作用。

立柱铺梁。 在挖好的大檐柱柱洞中放置础石和大檐柱,用土夯实底部。在大檐柱外约0.7米处挖一周深0.35米的浅沟槽,栽立擎檐柱(外瓶柱),用土夯实底部。大檐柱直径约0.4米,擎檐柱直径约0.18米。在檐柱间架设方木枋,在墙体上架设梁架、檩。方木枋直径约0.2米,梁架、檩直径约0.4米。最后铺设木椽。

修筑门窗。 四室门皆等向南,中间两室有后门。前面四门宽1.2高2.4米。后门宽0.9高2.4米。 紧靠门道的东西两侧墙体内各有一个柱洞,可能与门框的支撑柱有关。门框有木条支,门下有门坎,高0.15厚0.2米。 四室窗皆向北,中间两室南也有窗。窗边长1.5米。有窗框,宽0.1厚0.1米。

挖坑筑基。在高地上规划选址。开挖基槽,并于基槽内层层填土夯实。填至坑口平齐时,再用土铺盖台面,填筑出高于周围地面0.2米以上的低矮台基。台基东西长39.8南北宽12.3米。 整座台基夯成后切齐边缘,并用土修筑台阶。

挖基筑墙。 在台基上中部划分四室。开挖基槽深约0.2米,在基槽中心栽立成排的木柱。用土填实木柱下端,夯实牢固。木柱直径约0.2米,间距约0.6至0.9米。 在成排的木柱外用泥土筑墙。墙体宽度约为0.7米。四室宽均为5.45米,中部两室长8.7米,其余长6.85米。

盘龙城1号宫殿复原。1号宫殿建筑基址,平面呈长方形,是建筑在夯土台基上的一座四周有回廊、中间为并列四室的大型宫殿建筑。用红土铺筑的台面东西长39.8南北宽12.3米。整个建筑以回廊外沿大檐柱柱中为计,总面阔38.2进深11米。此处在原有资料基础之上,结合最新研究成果,复原1号宫殿建筑。

盘龙城宫殿。繁盛阶段盘龙城大兴土木,兴建了夯土城垣,在城内东北部修筑夯土台基及"前朝后寝"式大型宫殿。高等级的核心区域被独立和突出,映射出当时社会权力和资源的高度集中,贵族与平民之间等级森严。

"前朝后寝"式宫殿格局。盘龙城1号宫殿修筑在一处东西长约40南北宽约12米的人工台基上。主体为坐北朝南,中间四居室,周围有回廊的大型建筑。2号宫殿修筑在一处东西长约30南北宽约13米的人工台基上。主体为坐北朝南,不分间的厅堂式大型建筑。2号宫殿在1号宫殿南约13米处,二者平行分布,且处同一中轴线上。总体上构成"前朝后寝"式格局,开创了中国历代宫殿建筑布局先河。

盘龙城1、2号宫殿的始建与使用年代。1、2号宫殿的基础台基之下,叠压着相当于盘龙城文化三期的建筑遗迹(第6层),表明其晚于盘龙城文化三期。基础台基夯土内,含有少量属于盘龙城文化四期的碎陶片,表明其始建年代略晚于第四期或同时。1、2号宫殿基址之间存在盘龙城文化第五期堆积(第4层),但堆积高度在基址台基面之下,应为宫殿使用过程中存在的室外地表正常抬高现象。未见盘龙城文化第六期堆积,可视为宫殿仍处于正常使用中。盘龙城文化第七期堆积(第3层)登压在基址之上,表明宫殿可能在此时停止使用,但人们仍活动在这片区域。总之1、2号宫殿始筑于盘龙城文化第四期,沿用至第六期,第七期时停止使用。宫殿区考古地层剖面图。

城门考古及推测。盘龙城宫城有4处缺口,分别位于每面城垣中部,应为城门遗迹。2014年考古工作者对4处缺口进行勘探,并对南城门区域实施地表清理。所获资料表明每处城门两侧夯土间距5-7米,其中南城门缺口宽约5-6米,纵深约26米。门洞与城墙走向垂直,大致方向为20度。据老人们回忆20世纪50-60年代时西城门缺口部位还有大型石础类遗存,可以推测城门部位存在较为坚固的木构建筑,应为门楼类设施。
南城门复原想象图/2204年南城门基址平面示意图。

盘龙城1号宫殿复原图。盘龙城1号宫殿是盘龙城繁盛时期体量最大的建筑,供统治阶级居住生活。历经千年风雨,宫殿地上屋面部分已毁坏殆尽,目前只残存地下台基。经过历年细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盘龙城1号宫殿建筑的原貌逐渐呈现。

正视图/俯视图/斜视图/仰视图。

玉柄形器/残玉戈/玉璜/玉饰。商,盘龙城出土,湖北博物馆藏。

玉戈。商,1963年盘龙城楼子湾4号墓葬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李家嘴1号墓。位于李家嘴岗地南坡,距离李家嘴2号墓约2米,为带腰坑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也是高等级贵族墓葬。出土铜器22件,器类有觚、爵、斝、鼎、卣、盆、尊、盘、簋和鬲。保存皆较为完整,其中盘、簋、卣等纹饰精美,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铜簋(直径22高17.4厘米)。折沿,沿面向内倾斜,口沿较为厚实。双耳的上端立于口颈之间,下端为半环形,和中腹相连,耳上装饰有浅浮雕兽面纹。颈部微內收,装饰有两周弦纹。腹部微鼓,装饰三组宽带饕餮纹。圈足较高,装饰三个"十"字形钱孔。
铜尊(直径15.8高26厘米)。口微敞,短颈略内收,颈部皆饰平行弦纹。肩部倾斜,饰六个夔纹。腹壁弧线内收,腹上部饰一周三组饕餮纹,每组由一个饕餮纹和两个夔纹组成。圈足上有三个"十"字形镂孔,并装守弦纹。

铜觚(1974年李家嘴2号墓出土)/铜觚(1983年王家嘴7号灰坑出土)。商,盘龙城出土,湖北博物馆藏。

铜斝(1974 年盘龙城李家嘴1号墓出土)。铜斝(1963 年盘龙城楼子湾4号墓出土)。铜斝(1974 年盘龙城李家嘴2号墓出土)。铜斝(1984年盘龙城杨家嘴9号墓出土)。铜斝(1970年代盘龙城王家嘴采集)。铜斝(1974 年盘龙城李家嘴3号墓出土)。商,湖北省博物馆藏。 持续发展(约前14世纪-前13世纪）。约前14世纪-前13世纪盘龙城人口增多,文化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东部扩展到今盘龙湖东岸的小杨家嘴,北部扩展到童家嘴、小王家湾,西部扩展到甲宝山东麓。随着城邑范围扩大,中心区从宫城区移到了杨家湾岗地上,并在此修筑了新的宫殿。

杨家湾4号大型建筑基址。2006年-2008年清理的杨家湾4号大型建筑基址,处盘龙城文化最晚期。因受现代村落破坏,只可看出其大致轮廊。杨家湾4号大型建筑基址居于岗地南坡,坐北朝南,与宫城区1号宫殿基址规模相当。从调查勘探发现的零星柱穴基石分析,4号大型建筑基址以东,还有一至二处大型建筑基址,但整体保存情况均不佳。可以推断宫城区宫殿停止使用后,此地成为新的城邑中心。杨家湾4号大型建筑基址平面图。

绿松石镶金饰件的复原。盘龙城商代墓葬存在碎器葬习俗,在杨家湾17号墓中发现了9处绿松石镶金饰件的残件。研究人员综合利用多学科技术手段,对文物信息进行多方位采集,复原了文物原貌。绿松石镶金饰件室内清理保护照片。

绿松石镶金饰件(复制品)。商代(前1600-前1046),2014年盘龙城杨家湾17号墓出土,院藏。
绿松石镶金饰件(复原品)。2019年南方科技大学文化遗产实验室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综合运用自然和人文学科知识与手段,将绿松石镶金饰件复原为一首双身的浮雕龙形饰,头部长13体宽32厘米。以大漆为粘合剂,胶结在木材或皮革等有机质之上。这是目前年代最早的独体一首双身龙形器,是商代先民精神信仰的重要物证。

陶器发展与石器衰落。持续发展阶段的陶器,用于贮藏的厚胎大陶缸数量多,占比相当大。这表明盘龙城先民物质生活资料有一定程度增长,生活水平提高。这与青铜工具逐步应用,石质工具呈明显衰退趋势密切相关。
持续发展阶段陶器组合。持续发展阶段基本延续了繁盛阶段的陶器类别,并未出现明显新增器类,陶器组合趋于稳定。尽管陶器类别差异不大,但各器类之间的数量比例较早期产生较大变化。大陶缸与印纹硬陶在这一阶段迅速增加。
陶斝(1981年盘龙城杨家湾5探方3层出土)/陶爵(1984年盘龙城杨家嘴4号墓出土)。商,院藏。

陶尊/陶罐/陶豆。商,盘龙城出土,院藏。

陶鬲。商,1980年盘龙城杨家湾1号墓出土,院藏。

陶纺轮(1981年盘龙城杨家嘴7探方4层出土)/陶拍(2006年盘龙城采集)。石锛(2003年盘龙城采集)/石斧(2005年盘龙城采集)/石镰(2002年盘龙城杨家湾采集)。陶盆(1985年盘龙城李家嘴20号灰坑出土)/陶坩埚(2015年盘龙城杨家湾0816探方3层出土)。商,院藏。

繁盛阶段青铜礼器。

铜爵(3)。商,盘龙城,湖北博物馆藏。

硬陶尊(2006年盘龙城杨家湾13号墓出土)。铜斝(2014年盘龙城杨家湾17号墓出土)。商,院藏。

杨家湾17号墓青铜牌形器的复原。考古人员在盘龙城杨家湾17号墓发现了一件青铜牌形器,可能为大型的兽面纹牌饰,残存纹样的长度超过30厘米。从整体的风格和造型上看,青铜牌形器的纹饰很可能为早、中商时期的兽面纹。以此作为复原研究的出发点。在牌形器纹饰中,最突出的即为中部的勾连羽纹,如宝山城固出土铜尊等腹部纹饰。可以推测残片的右侧已靠近兽面中轴的位置。进一步参照兽面纹的结构特征,牌形器右侧下方缺失的部分应是兽面的鼻梁。

杨家湾17号墓铜兽面纹牌形器。绿色为与牌形器残存纹饰相似的部分(宝山城固出土铜尊腹部纹饰拓片)。
牌形器左侧尾部和下肢的纹饰残缺较多,复原时可能存在向内卷曲尾和向外卷曲尾等多种情况。但该时期所见的兽面纹尾部大部分为内卷状。因此推测牌形器上残缺的纹饰,应属于内尾状的兽面纹。复原后的兽面纹牌形器可能是盘龙城,乃至同时期中原地区,目前所见尺寸最大的兽面纹装饰。
兽面纹牌形器复原假设。内卷尾有足兽面纹/内卷尾无足兽面纹/外卷尾有足兽面纹。
铜兽面纹牌形器。商代,2014年盘龙城杨家湾17号墓出土,院藏。器物残缺严重,上部边缘有一不规整的弧边,可知不是容器。残长34.6残宽16.2厘米,表面装饰的兽面纹饰仅剩躯体部位,形象突出,线条流畅,边缘锐利,生动而不失威严。商代的纹饰有着对称性,它的残缺留给了我们想象的空间。

权利象征和身份象征-玉戚和玉管。盘龙城遗址商代墓葬中随葬的玉器,以玉戈、玉柄形器为主,另有少量的玉璜、玉钺、玉戚、玉刀、玉璇玑、玉璧、玉管、玉笄、玉坠饰、动物形玉饰等。
玉戚。长5.5宽5厘米,器身左右对称,整体呈"风"字造型,主体颜色呈现黄白色,通体圆润光滑。玉戚作为一种非实用的小型斧钺形兵器,是军事权力的象征。
玉管。器身中部有一个圆形的穿孔,外侧有一道凹槽,颜色呈现青灰色,通体圆润光滑。玉管作为夏商时期高等级贵族墓葬的随葬品,是墓主人高贵身份地位的象征。

玉柄形器/玉柄形器/玉管。玉戚。商,2014年盘龙城杨家湾17号墓,院藏。

杨家湾13号墓。位于1712区1020探方、1713区1001探方,在4号大型建筑基址西约6米。20世纪70年代当地村民筑房时,曾挖出鼎、兽面饰等青铜器数件,并主动上交湖北省博物馆。因墓葬在村民房舍下,未作进一步清理。
2001年武汉市盘龙城考古工作队揭露此墓北半部。铜鼎残片/绿松石与镙钿漆木痕/铜锛/漆木板灰痕。2006年杨家湾村民整体搬迁后,在此布方揭露墓葬全貌。铜刀与陶饼/铜觚/墓椁板彩绘。经清理复原,此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头部有熟土二层台,带4个角坑和1个腰坑,形制较为独特。墓主使用了漆木葬具,但骸骨无存。考古出土文物28件,加上原来村民上交文物,共有文物30余件。随葬4件铜鼎及 2个殉葬人,是与李家嘴2号墓规模相当的大型贵族墓。杨家湾13号墓平面、剖视图。

铜戈(2014年,17号)。铜锸/铜鼎残片(2001年13号墓)。商,盘龙城杨家湾墓地出土,院藏。

铜觚/铜爵。铜锛/石铲/玉戈。铜刀(3)。玉钺/陶饼。商,2006年盘龙城杨家湾13号墓出土,院藏。

城邑生活。盘龙城是夏商王朝时期长江中游重镇。青铜文明时空构架下,城邑人群等级分明。传统的农业社会体系中,注入了礼制性因素。

居民。盘龙城人口数量随社会发展而逐渐增多。城邑居民由贵族、平民和奴隶等不同阶层组成,等级制度森严。古人事死如生。同时期墓葬中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通常表现墓主人的不同身份。
商代盘龙城有多少人口。估算古代遗址的人口数量,对考古学家而言是一个严峻挑战。它需善对遗址进行全面发掘,了解同一时期房舍的分布密度,并考虑各方面影响因素,才有可能得出较为接近的结果。大致估算:盘龙城遗址核心区每平方公里区域,最多只有1/3区域为居住区;一般房舍占地面积,又只占居住区面积约1/3。居住区的房舍多为面积狭小的平房,以每5平方米房舍居住1人估算,盘龙城繁盛阶段人口可能达到2万人,发展阶段面积扩大,可能达到3万人。

青铜器的发展。盘龙城持续发展阶段,青铜器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容器、武器、工具的种类和数量,都比前期更多,造型更丰富,纹饰更精美,带有更多艺术成分。容器在原有种类基础上增加了罍与带鋬觚形器。兵器矛、戈、刀等数量变多,出现了勾刀等新器类。部分器物在原来的单层纹饰之上,出现了浮雕式的凸起,显得更为精致。铸造技术上也出现一些新变化。
杨家湾17号墓出土带鋬铜觚形器/杨家湾采集铜兽面饰/杨家湾11号墓出土铜饰件/杨家湾11号墓出土铜勾刀。

玉笄/石铲。石琮/玉饰。商,盘龙城出土,湖北博物馆藏。

卜骨。商,1989年盘龙城杨家湾11号墓出土,院藏。

房屋建筑。盘龙城先民依据南方潮湿多雨的气候特征,通过长期实践,摸索出一套与之适应的建筑风格技法,在自然高地或人工土台之上,挖洞埋柱,修建两面坡或四面坡式木构建筑,并采用了规格较高的排水管道。

铜刀(盘龙城杨家湾11号墓出土)。铜面具(盘龙城遗址采集)。商,湖北省博物馆藏。

宫殿区陶质排水管道的发现。盘龙城宫城区2号宫殿建筑基址西侧,与夯土台基平行,残存11节陶质排水管,总长54米。陶管直筒圆形,两端大小相当,饰斜行绳纹。直径24厘米,每节长46-55厘米不等,各节只能拼接不能套接。夏商时期此类陶水管只见于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等都城遗址。出土此类建筑构件,从一个侧面说明盘龙城遗址规格很高。

二里头、郑州、安阳等地出土夏商时期陶排水管。

挖洞埋柱的基本风格。盘龙城房屋建筑,通常先在地上挖一个柱洞,底铺础石,树立木柱,扶正填土后,再构筑房舍。柱洞通常远大于础石与木柱。挖洞埋柱是向榫卯木构技术发展的一个中间环节。建筑法式与风格体现了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
杨家湾4号大型建筑柱穴及层位/柱穴中间一圈土色发暗,为木柱灰浸蚀痕迹。

房屋构架探索。

尊和罍。铜罍和铜尊是盘龙城的大型盛酒礼器。商代早期的铜罍和铜尊形制相似,为圆体,折肩、深腹、高圈足,二者的区別主要在于口部的开和大小,铜罍基本为小直口,铜尊多为大敞口。盘龙城出土有多件中敞口的铜器,其形态特征介乎于尊罍之间,定名为尊。

铜罍。商,1980年盘龙城杨家湾6号 "灰坑"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杨家湾17号墓。墓葬保存较完整,长方形竖穴土坑,四壁基本垂直。现存墓口距地表深仅0.03米,墓圹长2.9宽1.6残深0.74米。葬具为一椁一棺。墓主人骨骼已不存在。墓底有长/方形腰坑,长0.88宽0.4深0.18米。在墓室北壁与椁室之间发现残存的人骨,推测应为殉人。随葬有青铜器、玉石器、陶器、漆器、绿松石镶金饰件等。

铜罍。商,1989年盘龙城杨家湾11号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高级贵族。高级贵族随葬多套鼎、尊、觚、爵、斝等青铜器及玉器,如李家嘴2号墓、杨家湾13号墓的墓主,还有奴隶殉葬。
高级贵族-杨家湾6号"灰坑"。位于杨家湾南坡,村民平整房屋地基时发现。因地表被严重破坏,难以辨别坑穴形状,清理时作为灰坑处理,编号为 PYWH6。经研究发现为一座商代墓葬,因不宜对原始资料进行更改,故保持原编号。坑穴底部平整,青铜器周围铺有朱砂及兽骨。出土铜、陶、玉、石器58件。

一般贵族。随葬数件青铜器,包括觚、爵、斝等酒器和鼎、鬲等食器。

小王家嘴24号墓。墓壁较直,底部中央有腰坑,在墓室西北角发现疑似人头骨痕迹,在东北部红陶缸下也发现疑似骨痕。该墓葬发掘规模较大、随葬品较为丰富,共发现随葬品20件,其中铜器12件、陶器4件、玉器4件。

普通平民。随葬品只有几件陶器的墓葬,墓主往往是普通平民。
杨家湾2号墓。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残墓口长1.8宽0.6米,方向351度,墓坑填土黑褐色。人骨架保存较完整,仰身直肢。角坑下有一残狗骨架。随葬品都为陶器,共计8件,其中鬲3件、斝2件,爵、盆和罐各1件。

铜觚(1989年盘龙城杨家湾11号墓出土)。铜斝(盘龙城遗址出土)。商,湖北省博物馆藏。

銅爵、铜斝"柱"的功能猜想。铜爵和铜斝是商代贵族墓葬中最常见的青铜礼器,二者口部均可见两只或单只竖立的铜柱。关于铜柱的功能,学界有以下几种猜想:柱用于控制饮酒节奏,防止饮用者仰着脖子喝酒失去仪态,当爵杯举得过高时,柱就会触及脸部,促使饮者注意仪态。 爵柱和斝柱用于固定滤酒网。夏商时期的酒是酿后连糟混置的浊酒,温酒时还要加入香草,在饮用或祭祀之时需把残留的酒糟和植物渣滓过滤出来。爵柱和斝柱两柱可起到挂滤网的作用。商代中期斝柱逐渐对称立在口沿之上,已经失去实用功能,而装饰意味更浓。 爵柱和斝柱用于提移。加热后的铜斝和铜爵不便拿取,可用筷子夹住柱茎提移。爵柱和斝柱象征"鸡冠"或"鸟冠",源自原始管流陶爵的"鸡冠形装饰"。单柱是最初形态,而双柱是变通的形式,都是为了强调"象鸟"的特征。

8/铜剑。商代,1980年盘龙城杨家湾6号"灰坑"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通长28厘米,剑身近似柳叶形,脊部凸起,双面刃,剑格两侧有圆珠状钮,剑柄束腰扁平状,上面装饰V形和圆点纹。这把青铜短剑是盘龙城先民在北方短剑的基础上改造创新而来,年代属于商代中期,是中原文化的第一把青铜短剑。它的发现填补了我国青铜剑发展史上的一个缺环。

铜矛/铜戈/陶饼。商,湖北博物馆藏。

铜戈/铜刀/铜镞/陶饼。商,2014年盘龙城王家嘴3号墓出土,院藏。

铜尊/铜觚。铜爵(2)。商,湖北博物馆藏。

硬陶尊/陶鬲。商,院藏。

玉斧/玉钺。陶缸(2)。铜鼎(2)。商,2015年盘龙城小王家嘴24号墓,院藏。 硬陶罍。商,院藏。

铜斝(2014年3号)/铜斝(2015年24号)。铜觚(2015年24号)/铜爵(2014年3号)。商,盘龙城王家嘴墓地出土,院藏。

陶鬲(2)/陶盆。商,院藏。

陶爵/陶罐。陶斝(2)。商,院藏。

考古学家如何区别墓主的贵族与平民身份。夏商时期已经形成巨大贫富差别与森严的等级制度,贵族可以使用青铜礼器、玉器,平民只能使用日用陶器。贵族身份越高,使用成套青铜器的数量就越多。判断墓葬主人身份高低,通常情况下以墓葬规模大小、棺椁有无、随葬品的质量与数量为重要参考。需要注意的是,因为不同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这种比较只能在同一时间段内进行。目前发现盘龙城遗址商代最高等级墓葬,面积达12平方米,有棺有椁,有殉葬人,随葬4套青铜礼器及玉器,达到王室重臣或方国诸侯级别;一般贵族墓面积2-3平方米,单棺或有棺有椁,随葬1至2套青铜礼器、玉器,平民墓面积1-2平方米,无棺或单棺,不能使用玉器,随葬少量日用陶器或石器。

高级贵族墓与一般贵族墓出土青铜器对比。
杨家湾11号墓出土青铜器。铜钺/铜尊/铜簋/铜觚/铜爵/铜斝局部。

大玉戈是高级贵族权力的象征。长度超过50厘米的大玉戈,拥有者应该是盘龙城高级贵族。李家嘴3号墓出土了长达94厘米的商代最大玉戈。随葬大玉戈的墓葬在盘龙城发现了十余座。
杨家湾 M2(56)/李家嘴 M2(70)/李家嘴 M3(94)厘米。

玉戈的使用。戈是商代最为常见的进攻性武器,有刃横出,具有勾割、啄击的功能。然而商周时期,以玉为戈者,由于玉石本身质地坚脆,无法将其用于实战搏击,且大量出土的玉戈并未发现使用痕迹,说明王戈并无实用功能。玉戈与作为兵器的青铜戈外形相似,常见有穿孔,因此很有可能绑缚木柄,人持以手中作为祭祀礼仪活动中的仪仗用具。

玉戈/杨家湾11号墓(长35.8宽8.4厘米)/铜戈/李家嘴2号墓(长27.8援宽4.6厘米)。

杨家湾4号墓出土青铜器。铜觚/铜爵/铜斝。

甗是什么。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蒸食炊器,多为陶质和铜质。分为上下两部分,下半部为鬲,用以盛水加热;上半部为甑,用以盛放食物;中间以箅相隔,便于蒸汽通过。陶甗出现于新石器时代,铜甗始见于商代早期,西周时期盛行,器身等部位常见有饕餮纹等纹饰。盘龙城李家嘴2号墓出土有一件商代
铜甗。高36口径22厘米,为目前考古发现商代最早的铜甗。
墓葬等级。商代等级制度森严,层层划分,不可僭越。死者亦是如此,不同等级的人群在墓葬规模、葬具以及随葬品的种类、数量和质量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考古人员以此将出土墓葬分为高级贵族墓葬、一般贵族墓葬和普通平民墓葬。

高级贵族墓-杨家湾11号墓。墓坑呈长方形竖穴,面积为3.5平方米,墓口堆积有10个石块。葬具有棺有椁,均饰有雕花彩绘。墓底有两个殉狗坑,坑内未见墓主人骨架,可能被置于陶瓮之中。该墓共随葬57件随葬品,造型精美,种类丰富。其中包含4套觚、爵、青铜礼器组合和鼎、尊、簋等在内的35件铜器,以及4件玉器、3件绿松石饰件、3件骨器、9件陶器和3件石器。墓中还随葬了象征军权的铜钺、铜勾刀和大玉戈。杨家湾 11号墓平面图。

鼎、罐的文字演变。甑、甗、鼎、罐。

常用陶器。陶器在盘龙城商代先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包含了炊煮、盛食、贮存等多样功能。

鬲-炊器。鼎、鬲、甗、罐是最常见的炊器。一般平民使用陶质制品。青铜炊具为贵族专用,不仅用于日常生活,也用于祭祀礼仪活动。

陶鼎/陶鬲。商,盘龙城出土,院藏。

陶盆(1985年盘龙城李家嘴4号灰坑出土)。玉戈(盘龙城出土)。商,院藏。

陶带把鬲/陶鬲。商,1979年盘龙城王家嘴出土,院藏。

陶鬲(1985年李家嘴)/陶鬲(1981年杨家嘴)。陶鬲(1985年李家嘴)/陶鬲(1983年王家嘴)。商,盘龙城出土,院藏。

陶小鼎。夏商之际,前1600年左右,1990年盘龙城采集,院藏。

铜鼎(2006年盘龙城采集,院藏)/铜鬲(1981年盘龙城杨家湾7号墓出土,湖北博物馆藏)。商。

陶鼎/陶罐/陶甑。夏商之际,前1600年左右,盘龙城出土,院藏。

陶盆。商代,2006年盘龙城杨家嘴21号葛出土,院藏。

场景复原-炊器的使用。展示夏商时期盘龙城先民们生火做饭的场景。

灶的出现。灶是烧火做饭的一种设施。新石器时代人们加热食物,多采用"火塘"。即在平地生一堆火,将炊具搁于石块、陶质支座上,或直接置于炭火上烤炙。"火塘"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中延传至今。商代晚期甲骨文无"灶"字。春秋早期《秦公簋》铭文中有"灶"字,形态原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有"添兵减灶"一说。其所谓"灶"为行军作战时在野外埋锅造饭挖的土坑。汉代人们已普遍用灶。考古发现两汉多种陶质灶具模型。

"灶"字的变化。

陶甗(2015年盘龙城小嘴11号灰坑出土)。陶甗(2013年盘龙城杨家湾8号灰坑出土)。陶罐(1986年盘龙城杨家湾9号墓出土)。铜鬲(2001年盘龙城王家嘴2号墓出土)。商,院藏。 饮食。
食物资源。盘龙城几乎没有发现粮食等实物遗存。但通过考古学家研究,我们得知此时居民主食有水稻和粟,副食来源于各种禽类、兽类及鱼类。南方地区1万年前即已开始种植水稻。盘龙城地区地上水资源丰富,土地肥沃,是栽培水稻的理想场地。旱地上可种植稷粟。水果如桑葚、酸枣、梨、桃、李、栗、梅等,蔬菜如蕨菜、荠菜、芦蒿、竹笋、韭菜、野葱等,均可种植采集。肉食主要来源于禽类、兽类及鱼类。《墨子.公输》"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人们早就学会驯养猪、犬、牛,更有野外兽类如象、麋鹿、獐、兔、竹鼠、獾等可以捕猎。
考古学家为什么在盘龙城很少发现食物等有机质物体。盘龙城废弃后遭到自然侵蚀破坏严重,同时遗址土壤酸性强烈,遗物特别是有机质遗物保存较差。通过考古学家的研究,可以复原部分盘龙城先民的生活状况。

日常生活。3500年前的盘龙城先民,为生存发展,以勤劳、勇敢、智慧,与自然和谐相处,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盘龙城时期居民的饮食方式。饮食促成了饮食器具的产生和发展,而饮食器具的演进又与人们日常食谱的改变,食品质量的提高,烹饪技艺的改善,饮食风俗的变化等密切相关。根据人类学研究,史前人类通常使用的烹制方法有"燔",把肉直接放入火中烤;"炰"用泥巴把肉包起来(有时要加上苇草)放在火上烧熟,然后剥去泥巴食用;"炙"将生肉串起来直接架在火上烤熟。盘龙城遗址发现有相当数量的鼎、鬲、甗、甑等炊器,说明盘龙城先民已经熟练掌握了以蒸、煮为主的食物加工方法,充分利用热水和水蒸气来实现加热,保持食物鲜味。
红陶缸的功用。红陶缸是盘龙城文化中最为常见的陶器,在杨家湾、楼子湾等处,它在陶片中所占的比例基至可以达到90%以上。考古学家认为红陶缸应该具备三种基本功能。

用于冶炼。 盘龙城分布有商代铸铜遗址,体大胎厚的陶缸可以用于炼化铜液。
用于取水。盘龙城虽然临水而建,但因地质原因,地下水资源十分匮乏,用水主要依靠附近湖港。居住于杨家湾、楼子湾等处的盘龙城先民,远离湖面,取水困难,陶缸是必不可少的储水设施。
用于存贮粮食。盘龙城一带地势不高、气候潮湿,食物存储需注意防潮防霉防鼠。胎体较厚、形体高大的陶缸是理想的存储工具。

陶缸(1981年盘龙城杨家嘴11探方5层出土)。陶壶(2006年盘龙城杨家嘴16号墓出土)。硬陶尊(1980年盘龙城杨家湾1号灰坑出土)。硬陶尊(1981年盘龙城杨家湾7号墓出土)。陶罍(1985年盘龙城李家嘴8号灰坑出土)。商,院藏。

印纹硬陶/原始瓷/夹砂陶/泥质陶。 贮存器。红陶缸是盘龙城出土数量最多、体量最大的陶器。常见高度50厘米左右,功用可能是存储粮食与水。瓮、罐一类也有重要的贮存功能。 盛食器。盘龙城出土的陶质盛食器以簋和豆为主,也有少量的盆和瓮,各类器物容积差异较大。文献记载表明,簋和豆用以盛放饭粟和菜肴。
陶豆。商代,盘龙城出土,院藏。

陶簋。商代,1981年盘龙城杨家嘴28 探方4层出土,院藏。

陶盆。夏商之际,前1600年左右,1990年代盘龙城王家嘴采集,院藏。

陶簋(2015年盘龙城小嘴0413探方3层出土)。陶瓮(1977年盘龙城杨家嘴采集)。商,院藏。

簋与其他盛食器有什么关系。簋与其他多种盛食器具有密切的联系。簋在其形制发展的前一阶段孕育出盂形器,后一阶段分衍出盨形器。当青铜盛食器盛放的主食,由黍、稷发展为黍、稷、稻、粱时,簋与簠常共同出现,分别盛放黍、稷和稻、粱。而簋在消失之前演化出盆形器,并进一步蜕化出敦形器。簋青铜簋始见于商代早期。簠由簋派生而来,基本形制为长方形,也属西周早期。盨在西周中期由弇口圈足簋发展而来;敦在春秋中期由鼎和簋的形制结合发展而成。

陶爵/陶瓿/陶杯。商,盘龙城遗址出土,院藏。

硬陶杯。盘龙城遗址出士的硬陶杯,制作精美,质地坚硬,扣之有金属之声,器表通常饰有丰富的几何纹饰。硬陶杯由于吸水率低、不易渗漏,被商代贵族用作酒容器。但此件陶杯质地为夹砂红陶,吸水率高,理论上不宜用作酒器,初步推测这是商代平民仿照贵族使用的硬陶杯而制作的粗糙酒器。
硬陶杯(杨家嘴 T3:4)/陶杯(王家嘴F3:3)。

盘龙城与郑州商城铜酒器的对比。盘龙城出土的商代铜礼器中,酒器占主导地位,主要有觚、爵、斝、尊、罍、卣、盉等,酒器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使用爵和斝,有20多座墓葬中同时出土有铜爵和铜斝,规模较大的墓葬中常见随葬多套爵、斝。酒器种类和出现时间基本与同时期的郑州商城相类似,但与郑州商城相比,盘龙城尚未发现有铜壶与铜瓿,此外郑州商城在尊、罍肩部装饰高浮雕兽头的做法,也并不为盘龙城所采用。
盘龙城出土铜爵/郑州商城出土铜爵/郑州商城饕餮纹瓿。
陶酒器。陶尊、壶是常用盛酒器。质地较差的陶爵、杯,除日常饮酒外,还可能是随葬时特制的明器。

陶杯(2)/陶爵(2)。商,盘龙城遗址出土,院藏。

铜酒器。盘龙城出土的酒器有觚、爵、斝、罍、壶等,酒器数量和种类很多,反映了当时浓烈的饮酒风尚。

陶爵(2,盘龙城遗址出土)。铜尊(2001年盘龙城王家嘴2号墓出土)。陶斝(1983年盘龙城王家嘴85号探方5层出土)。商,院藏。

铜觚(1970年盘龙城杨家湾3号墓出土)。铜钺(1963年盘龙城楼子湾4号墓出土)。陶斝(1981年盘龙城杨家湾7号墓出土)。商,湖北博物馆藏。

出行。盘龙城人出行,在长江流域主要凭舟楫沿河流运动,向北与中原王朝的交流主要靠步行。
盘龙城人出行可以利用车、马代步吗?当时尚无车、马等代步工具,运输可利用牛,水面交通有舟。马和车在晚于盘龙城的殷墟才出现。

从盘龙城到其他城邑要多久时间。如果一个人日行二十公里,从盘龙城步行到郑州需要接近一个月的时间。

盘龙城有职业性军队吗。没有资料证明盘龙城存在职业性军队。即使大型贵族墓葬中随葬兵器,但也随葬有锛、凿、锯一类青铜生产工具。这表明他们生前要参与农作,筑房修屋,闲时才能习武狩猎,身兼生产建设与守卫家园双重职责,与现代民兵组织相仿。这在面对一般匪患或组织形态相同的部落的侵犯时,具有不容小觑的防御力量。但与组织严密、训练有素的职业性军队相比,劣势十分明显。

铜镞的分类。镞是用弓弦弹发的远射兵器。早在石器时代人们已经开始使用箭镞,多为石质或骨质,商代开始出现铜镞。商代铜镞形式多变,主要分为有翼镞和无翼镞两大类,有翼镞多为双翼,无翼镞以三棱头镞、平头镞、圆锥头镞为代表。其中双翼镞是商代最为常见的一种铜镞,出土数量最多,分布区域最广。盘龙城商代墓葬中随葬有大量铜镞,以双翼镞为主,另发现有少量无翼镞。商代铜镞需要依附于箭杆之上,才能实现远射功能,箭杆尾部设羽,用以防止弓箭飞射过程中发生摆动。商代多使用木制箭杆同箭羽一样不易保存,实际考古发现中极为罕见。
双翼镞/平头镞/三棱头镞/圆锥头镞。

不同种类的戈。戈是商代最为常见的进攻性武器,整体形态近似甲骨文中的△。一把完整的戈一般包括戈头、柲、冒、鐏四个部分。戈头是戈的主体部分,具有勾割、啄击的功能。柲即木柄,一般作扁圆形。冒是戈柲顶端用以加固柲上端劈开或凿孔处的附属物,除了加固功能外,有些铜冒制作精美,形态多变,还起到装饰作用。鐏是装于柲底端的附件,下端呈尖状或小平底,便于插戈于地。商代出土铜戈以戈头为主,冒、鐏极为少见,木柲腐朽不存。故一般所谓商代铜戈仅指戈头。按内部形态不同,可分为直内戈、曲内戈、銎内戈。直内戈内部为长方形,曲内戈内部向下弯曲呈曲形,銎内戈内部近援处呈中空椭圆状。这三种内式,对应了两种装柲方式。直内戈与曲内戈,采用内嵌柲的方法,将铜戈纳入木柲劈凿的缝隙或孔洞中,再缠以绳索进行加固。銎内戈则是以銎贯柲,将木柲上端插入銎中,进行固定。盘龙城出士的铜戈均为直内戈和曲内戈,采用内嵌秘的方法进行装柲。直内戈/曲内戈/銎内戈。

铜戈/铜钩刀/铜刀。商,盘龙城遗址出土,院藏。

铜镞。商,1974年盘龙城李家嘴2号墓出土,院藏。

军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盘龙城在长江流域率先进入金属兵器时代。遗址出土青铜器中,约三分之一为兵器。整个盘龙城文化,具有强烈的军事色彩。

小嘴3号墓。随葬较多兵器。种类有钺、戈和镞。兽形面具及铜泡,则可能和防护铠甲相关。

小嘴3号墓兵器出土现场照片/小嘴3号墓文物反映的勇士形象想象图/小嘴3号墓全景图。

小嘴3号墓。墓葬破坏较严重,墓圹南北长2东西宽1残深0.2米,残存部分有烧灼过的骨渣,墓底部分区域见朱砂,棺椁痕迹不明显。出土文物28件:铜容器3件(铜鼎1、铜爵1、铜斝1);铜兵器15件(铜镞12、铜戈2、铜钺1);铜泡、铜面具、玉柄形器、骨镞等10件。

铜面具。商,2017年盘龙城小嘴3号墓出土,院藏。

铜鼎/铜斝。玉柄形器/铜泡/铜爵。商,院藏。

盘龙城遗址出土兵器。青铜时代早期,近战使用的的戈、矛、刀和远程射击的镞,是最为常见的兵器。
古代兵器常识。古代兵书《司马法》记述"兵惟杂,兵不杂则不利。"意思是说,兵员、兵器要搭配使用,搭配不好对作战不利。盘龙城经常有好几种兵器同出于一座墓葬,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商代盘龙城先民使用的青铜兵器,主要有三类,长兵器、短兵器和抛射兵器。

长兵器。等于身长或超过身长,多用双手操持的冷兵器。如带长柄的戈、予、大钺。
短兵器。单手操持格斗的冷兵器。如刀、短柄斧。
拋射兵器。利用物体惯性,在空中飞行一段距离后杀伤敌人的冷兵器。如弓箭。

矛部位示意图/戈部位示意图。

铜戈(2)。铜钺。商,2017年盘龙城小嘴3号墓出土,院藏。

重要军事文物。钺是军事权力的象征,只在盘龙城高级贵族墓葬中出土。李家嘴2号墓夔纹钺是商代前期最大的青铜钺。铜戈是实用兵器。大玉戈则是军事权力的象征物,在与战争相关的仪式上用于祭祀神明。

铜戈(3)/铜戣/铜刀。商,盘龙城遗址出土,院藏。

陶鼓形壶(1998年盘龙城杨家湾1号水井出土)/陶壶形器(1980年代盘龙城王家嘴采集)。商,院藏。

陶鱼/陶鹰头/玉璜。商,盘龙城遗址出土,院藏。

陶盆。商,2014年盘龙城杨家嘴26号墓出土,院藏。

铜罍。商,盘龙城遗址出土,院藏。

铜觚/铜鼎。商,2014年盘龙城杨家嘴26号墓出土,院藏。

艺术。艺术揭示生而真谛,寄寓人类灵魂。盘龙城艺术承载着青铜文明梦想,向着美好展开了飞翔的翅膀。
纹饰之美。具体与抽象、统一与变化有机融合,是美的法则所在。盘龙城每件器物,除去它的实用功能,其纹饰都表达着平安、幸福的希望与理想。
纹饰与器型结合。器型不同,纹饰布局不同,却同样显示出协调与和谐。对称与不对称、端庄与夸张的表现技法,在青铜钺上表现明显。器物的不同部位,采用不同的纹饰。组合技法的运用娴熟,主题与非主题的界限鲜明。一器一模,使同样的兽面形纹饰,产生或简单、或复杂的不同变化。这也正是手工艺品特殊的魅力所在。两件铜尊腹部兽面纹的不同,呈现出一种颠倒之美。

纹饰的神秘内涵。神秘色彩浓厚的纹饰背后,蕴藏着先民们耐人寻味的精神世界。似龙非龙,似凤非凤。这件铜饰件上的透雕纹饰,充满想象色彩。这件青铜觚纹饰分三层:下层似汹涌澎湃的海洋,中层回形纹象征云彩,上层是代表神祇的兽面纹。
銅簋上神祇存在于天地四方。青铜容器大都是祭祀神明的法器。精美而具神秘色彩的纹饰背后,彰显出人类对神祇的敬畏。青铜尊上张扬的兽角、兽目中间,隐藏着一个阴线刻划,头戴羽冠,双手张开起舞,与神兽融为一体的神人图像。天、地、神、人四位一体的相似布局,同样出现在良渚文化玉钺的神人图像中。

陶簋(2006年盘龙城杨家湾5探方出土)。陶盆(2014年盘龙城杨家湾28号灰坑出土)。陶器支座(2014年盘龙城杨家嘴26号墓出土)。商,院藏。

碎器葬。盘龙城人经常将陶器、青铜器、玉器打碎后埋入墓中,这样的葬俗被称为"碎器葬"。碎器葬在不少地区流行。盘龙城遗址高等级墓葬中,往往能看到散落在墓室各方位的玉器残片、铜器残片,这些残片上有明显的人为打击痕迹。
上图左为杨家湾17号墓大玉戈分布情况,右为玉戈拼接后图示。玉戈碎片散布于填土与腰坑中,说明下葬过程中曾不断抛洒碎片。碎片拼接后也是部分完整,说明下葬前打碎的只是玉戈的一部分。

杨家嘴26号墓碎器葬情形。铜爵出土时该爵外形完整,但流、尾与器身之间有明显的裂隙,器腹碎成了3块,有明显的凹陷痕迹。铜鼎鼎器耳、口部、腹部皆有破损,脱落的器耳与鼎腹连接处有明显的圆形凹痕,可能是圆钝器打击的结果。铜斝主要破损于柱帽与口沿,鋬与器腹,器腹与器底,器底与斝足等连接处。器身多见变形和错位,推测是人为打击致其破碎。

腰坑、角坑、殉人、殉狗葬俗。

杨家湾9号墓。腰坑指在墓底中央墓主腰部下的位置有意挖出的小坑。坑内殉牲或葬物。杨家湾9号墓腰坑内有殉狗。腰坑葬俗,除盘龙城外,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与殷墟遗址也可见到。

杨家湾7号墓平面图。角坑指在基底一角有意挖出的小坑。功用
与腰坑相同。杨家湾7号墓东北部,有一个角坑。坑中殉葬一条狗。角坑葬俗,目前主要见于盘龙城。

大陶缸。商,1980年盘龙城王家嘴12号探方出土,院藏。

铜罍。铜鼎。陶饼(5)。商,2014年盘龙城杨家嘴26号墓出土,院藏。 生的习俗。盘龙城先民已初具信仰体系。他们以东北方位为尊,城址、宫殿居址方向,大都北偏东。以卜甲、卜骨作为与神明交流的工具,沟通生死,占卜吉凶。

落葬礼习俗。商代早期缺乏确切文字记载。考古学研究为认知盘龙城先民的精神世界提供了可能。生与死的习俗,是其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东北方位为尊。盘龙城1、2号宫殿建筑基址位于宫城东北部台地上,方向为北偏东20度。坐北朝南的态势,与北城垣保持平行。
死的禁忌。盘龙城先民在墓葬中随葬青铜器、玉器等贵重物品,腰坑、角坑、殉人、殉狗、碎器葬等葬俗,体现了人们对死后世界的重视。
墓葬方向。盘龙城商代墓葬头向,一般在北偏东0度至30度之间。但也有一些墓葬的死者头朝南方或其它方向,头向与祖先崇拜有关。
杨家嘴7号墓平面图/杨家嘴10号墓平面图。

李家嘴2号墓中的殉葬人。殉人为侍奉墓主人而从死的人。殉人风气始见于新石器时期,在商代达到顶峰。殉人没有木棺,表明其地位极端低下。殉人数量可反映墓主人身份等级。李家嘴2号墓有3具殉人遗骸。两具在西边的内外椁间,一具位于椁板之上。

城邑生产。财富源于劳动。盘龙城先民通过农业和手工业活动,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遗址出土的劳动工具,反映了当时的生产状况。

城垣石砌排水涵道。2014年清理南城垣西段水毁豁口时,在城垣底部发现一处南北向石块垒砌的商代排水沟,已遭严重破坏,顶部由两块大石块覆盖,嵌以零星小石块;两侧用碎石块垒成沟边。石块未经加工,石缝间用土粘合,构筑方式比较原始。其位于宫城地势最低处,应为当时城内最主要的排水通道。
南城墙底部石砌排水涵道照片/南城墙底部石砌排水涵道俯视图/南城墙底部石砌排水涵道侧视图/南城墙底部石砌排水涵道照片。排水涵道模型。

劳动工具。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因素。盘龙城遗址出土青铜、石质、陶质等工具,折射出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

石质工具。石质工具仍然为广大平民使用。发现的数量较多,品种多样。
盘龙城石质工具种类与用途。工具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息息相关,盘龙城遗址内目前已发现石质工具217件。从功能的角度看,可分为6类。
木作工具。主要有斧、锛、凿,用于砍伐树木,刮削树皮,在木材上凿孔。
切割工具。主要包括刀、镰,均为手持式,用于割取谷物或采摘野菜。
碾磨工具。主要为杵、臼组合,用于谷物研磨去壳。
打磨工具。砺石用于磨砺器物。
冶铸工具。石范为铸铜模具,石勺可能用于浇铸铜液。
其他。石球用于狩猎,纺轮用于纺织。
石锛。平木与削木工具。一般用于去除树皮或加工成大概轮廓的粗糙加工,一侧刃面较平而另一侧较陡,便于削、砍。
砺石。打磨工具。通常用于打磨刀或镰的刃部。多选用平整的砂岩制成,在打磨其他器物的过程中,表面易形成凹陷。砺石的使用。

石凿。挖槽或钻孔工具。呈细长状,一端窄而薄,用以钻凿,同时另一端圆钝平缓,便于承力。
石铲。是原始农具之一。用于垦荒、翻地。
石勺。冶铸工具。可能用于浇铸铜液。
石杵、石臼。碾磨工具,组合使用。用于谷物研磨脱売。
石斧。木作工具。主要用于砍、劈等活动,如砍树、劈柴等。前端制作成两面刃,增强锐利程度,以便使用。

石刀。常用切割工具，手持式。前端磨成薄刃,用于收割谷物或切割蔬菜。石刀的使用。

石镰。切割工具。一般用于农业活动中,如收割稻谷等。整体较为扁平,多带有弧度,刃部较薄,以便收割使用。

盘龙城青铜工具种类与用途。盘龙城处于中国青铜时代早期,所发现的青铜工具只有锸、斧、锛、镬、凿、锯、削、刀、鱼钩等少数几种,数量也不多,它们大多可以充作兵器使用。而兵器矛、戈、镞等,也可作为狩猎工具使用。
锸。农耕工具。
斧、锛。一般用于木作,也可用于农耕时砍伐开荒。
凿、锯。木作工具。
削、刀。多种用途。如宰杀牲畜,切割食物,加工竹木器具,还可割取禾穗,采集树上果实。
鱼钩。鱼工具。

青铜工具。青铜工具取代石器工具,是青铜时代来临的重要标志。但新旧事物交替,存在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盘龙城发现的数千件商代青铜工具,主要掌握在贵族手中,并未普及到平民。铜锛/銅锸/銅䦆/铜凿/铜刀。

有机质工具。在商代除陶、铜、石等材质外,有机质工具也较常见。但盘龙城红壤土酸性重,有机质难以保留,只发现骨匕一类工具。骨铲/骨刀/骨凿/骨镞/蚌刀/蚌镰。

陶质工具。陶质工具的种类有限。有陶垫、陶拍、陶纺轮以及陶网坠。
陶纺轮/纺轮的使用/陶网坠/陶垫/陶拍/用陶拍从外侧拍打陶坯/使用陶垫在陶坯内壁撑垫。

盘龙城陶缸的不同制法。盘龙城陶缸的成型工艺全部为手制法,具体是泥条筑成法,首先将泥料搓成泥条,再用泥条筑成坯体,有倒筑、正筑之分,盘筑、圈筑之别。有时难以判断是盘筑还是圈筑,只能判断为倒筑或正筑。所以盘龙城陶缸的制法细分为倒筑法、倒筑圈筑法、正筑圈筑法。
倒筑法。从口部开始筑成,坯体呈倒立状。由于经过修整,有些器物上的泥条痕迹消失,无法判断是盘筑还是圈筑。如图示陶缸仅存底部,外层为原胎,内层是后加的,根据同类器物可断定为倒筑成型。
倒筑圈筑法。从口部开始筑成,泥条一圈圈叠压而上,每圈首尾衔接,泥条缝隙大致呈水平状。如图示陶缸由七周泥条圈筑而成,内壁有泥条缝隙,底部附加圈足。
正筑圈筑法。从底部开始筑成,泥条一圈圈叠压而上,每圈首尾衔接,泥条缝隙大致呈水平状。如图示陶缸口沿由十周泥条圈筑而成,泥条从器壁外侧加上,外表未经修整。
原始瓷尊/硬陶罐。商。

盘龙城和原始瓷。一般认为原始瓷起源于长江下游的赣、浙、闽地区。盘龙城凭借地理位置优势,较早出现了原始瓷,并将印纹硬陶和原始瓷输往中原,成为南北交流的纽带。江南原始瓷-盘龙城原始瓷-中原原始瓷。

簋是什么。盛食器,流行于商周时期。最早的陶簋见于新石器时代,商代早期开始出现青铜簋。簋多为圆形,其形似碗,敞口、圆腹、圈足,耳部和底部形制多变。簋的主要用途是盛装黍、稷、稻、粱等熟饭,略相当于后世的大饭碗。商周时期簋是重要的礼器。在西周时期它在祭祀和宴飨时以偶数组合与奇数的列鼎配合使用。《说文解字》"簋,黍稷方器也。从竹从皿从皀(稻谷的香气)。"《周礼地官.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古籍中多写作簋,而铜器自铭则常为"皀殳"。

陶器生产。陶器是早期先民常用生活器皿。当时最基本的手工生产活动。盘龙城陶器为本地生产,器类和生产技术丰富多样。

陶器制作。一般需经过取泥、澄泥、和泥、揉泥、泥土堆放发酵、拉坯成型、拍印或模印纹饰、晾干、烧制、冷却等十余道工序。其中制作夹砂陶需在和泥阶段,将一定比例的细密石英砂掺入。制作原始瓷需在器坯晾干后增加一道施釉工序。每道工序是否严谨,都直接关系到器物质量的高低。

盘龙城陶器的成型工艺。盘龙城陶器有泥条盘筑、轮制、模制以及将不同部分连接成型的工艺坏节。它们承袭了新石器时代已经采用的成型工艺。
泥条盘筑。将泥料搓成条,再用泥条环筑成坯体。陶缸、大口尊、瓮等用此法制成。
模制。将泥条盘筑在模具外表,再拍打滚压成与模具形状相同的坯体。陶甗、鬲、盉等袋足器的下半部用此法制作。
轮制。利用轮盘快速旋转所产生的惯性将泥料直接拉坯成型的方法。如陶碗、硬陶尊等用此法制成。

陶器类别。陶器包括普通陶器和印纹硬陶。普通陶器又分夹砂陶和泥质陶。夹砂陶用作炊器,泥质陶用作盛食器。它们在制作工艺上有所不同。
印纹硬陶和瓷器。早期用瓷土(高岭士)制作,上饰几何形印纹,未施釉的瓷质器物,考古学上称为印纹硬陶。印纹硬陶施釉后,称为原始瓷。中国陶瓷学界为了研究方便,将商周瓷器称为原始瓷,东汉以后的青瓷称为瓷器。实际上印纹硬陶、原始瓷与后来的青瓷、青白瓷、白瓷的发展一脉相承,制作技术与瓷器质量不断提高,中间并无截然的分界。

夹砂陶鬲/泥质陶尊/原始瓷尊。商,盘龙城遗址出土,院藏。

各类陶器。

红陶罐(口径39通高46/口径39.2通高42.8厘米)。盘龙城杨家湾出土/荆南寺遗址出土。

酒水器-陶爵/陶斝。炊器-陶鼎/陶鬲。盛食器-陶豆/陶簋。商,1980年荆州荆南寺遗址出土,荆州博物馆藏。

玉璧。商,1989年江西新千大洋洲商墓出土。

玉环。商,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1号祭祀坑出土。

玉𤩹。商代,2017年盘龙城小嘴3号墓出土,院藏。直径22厘米,中间领部上下突出,璧身表面饰有九组同心圆纹饰,制作规整,纹饰清晰。是目前见到的年代最早、体量最大的有领玉璧,是商王朝制作的代表性玉器。江西新千大洋洲出土的有领玉璧、四川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出土的玉璧或者玉瑗的形制风格与盘龙城的有领玉璧接近,反映了商代中原文化向南的传播与影响,以及长江流域不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

卜骨。商代,2018年盘龙城小嘴73号灰坑出土,院藏。商代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之风盛行。当时的人们对战争出行、农业渔猎、疾病生育等,都求之于占卜。盘龙城遗址出土多件卜骨,上面多有钻、灼圆窝,卜制方法与中原地区商文化的卜骨特点相同。

绿松石器。往往见于盘龙城高等级贵族墓葬中,是当时代表身份地位的礼仪用器。盘龙城绿松石器与中原地区夏商时期的绿松石器一脉相承,以漆木器或皮革为载体,使用绿松石嵌片,甚至是黄金箔片组合构成兽面、龙等虚幻动物纹样,用于祭祀及其他重要政治活动。

绿松石器(1974年盘龙城李家嘴2号墓)。绿松石器(盘龙城遗址出土)。陶壶形器(1980年盘龙城王家嘴采集)。商,院藏。

陶大口尊。商,1983年盘龙城王家嘴85探方5层出土,院藏。

硬陶罐。硬陶杯。商,2014年盘龙城杨家湾18号墓出土,院藏。

陶小鼎(1980年盘龙城王家嘴采集)。陶鬲(2013年盘龙城杨家湾9号灰坑出土)。陶鬲(1983年盘龙城王家嘴6号灰坑出土)。商,院藏。

青铜器生产。青铜铸造代表青铜时代最先进的生产力。盘龙城目前出土青铜器500余件,为同时代中国出土青铜器最多的遗址。器物多为本地铸造,表现出较高的治铸水平。

蓝铜矿石/黄铜矿石。方解石/铅矿石。孔雀石。2018年湖北大冶铜绿山采集,院藏。

陶范/铜渣/孔雀石/炉壁/陶坩埚。铜鬲/石范。商,盘龙城遗址出土,院藏。

吸收与融合。盘龙城文化一至七期,演变脉络清晰,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表明夏商王朝更替并没有给它造成大的冲击。其文化面貌带有一定的中原文化色彩,更具有明显的自身特征。
文化组成-盘龙城遗址陶器器类分组图。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陶器主体兼具本地文化因素和中原文化因素,一部分陶器具有长江下游江西地区的文化因素、长江中上游荆南寺和峡江地区的文化因素。

铜爵(1950年盘龙城杨家嘴采集)/铜觚(1970年盘龙城杨家湾3号墓出土)。铜斝(1989年盘龙城西城垣1号墓出土)。商,湖北博物馆藏。

铜觚(1990年盘龙城杨家湾采集,院藏)。铜鼎(1989年盘龙城西城垣1号墓,湖北博物馆藏)。铜觚(2006年盘龙城杨家嘴16号墓出土,院藏)。铜斝(1988年盘龙城楼子湾10号墓,湖北博物馆藏)。商。

盘龙城遗址铜器器类分组图。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器形、纹饰绝大部分与中原相同。盘龙城遗址的墓葬中以鼎、觚、爵、斝为主体的青铜礼器组合也与中原商文化相同。表明盘龙城与中原地区总体文化面貌接近,但也有一些为本地特有,二者存在一定差异。

建筑结构"四阿重屋"。殷人重量,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礼.考工记.匠人》
据考证盘龙城宫殿建筑为流行于中原地区的"四阿重屋"结构。"四阿"是指屋顶有四面坡。其方便雨水从四面流下。"重屋"是指有两重房檐。其既利于通风和日照,又可有效保护夯土台基、檐柱和土墙。此种结构房屋外观重叠巍峨,崇高庄重,从而彰显主人高贵至尊的身份地位。
营造方法。夯土基址与木骨泥墙。
盘龙城1号宫殿四柱形柱穴/盘龙城2号宫殿的檐柱穴柱础石/盘龙城1号宫殿复原图/盘龙城1号宫殿木骨泥墙/盘龙城1号宫殿基址柱洞。

盘龙城1号宫殿平面布局图。郑州商城15号宫殿基址平面图。

玉器琢制。盘龙城玉器兼具祭祀礼神、象征身份等级、充当货币财富及装饰美观等多种功能,以大玉戈为标志,具有明显自身特征。

盘龙城玉器种类。盘龙城遗址出土玉器,有接近20个品种。所有玉器都是身份、财富的象征。按用途大致分为祭祀礼仪与佩饰玩赏两大类。
祭祀礼仪类。有玉戈、玉柄形器、玉钺、玉铲、玉璋、玉琮、玉壁、玉璇玑、绿松石嵌饰件(银金片饰、嵌螺钿饰、凤形饰)等。玉戈、玉柄形器数量最多。玉戈、玉钺、玉铲、玉璋之类,不是实用兵器。它们既是祭祀礼仪用品,也是神权与军事指挥权的象征。
佩饰玩赏类。有小玉壁(玉纺轮)、玉环、玉璜(玉鱼)、玉花头饰件、玉隼形饰、蛇形饰、玉笄、玉钗、玉坠饰、玉权、玉蝉形饰、绿松石串饰、绿松石小圆饼等。其中小玉壁、玉环、玉璜,既可作为佩饰玩赏,也可作为祭祀礼仪用品。
盘龙城玉文化"三剑客"。夏商时期玉器,无论中原的二里头、二里岗,还是长江流域的三星堆、盘龙城、大洋洲遗址,所具共同特征是多有玉戈、玉柄形器(玉剑)、玉璋、玉钺一类器形,军事色彩相当浓厚。但三星堆以玉璋为特色,残长1.2米的大玉璋世所罕见。与之相似盘龙城以大玉戈为特色,量多体大。长达94厘米的大玉戈,为国内之最。盘龙城大玉戈与直径达 22.2厘米的有领玉璧、绿松石镶金饰件,是独具一格、引领时代风骚的典型玉器,堪称盘龙城玉文化"三剑客"。
大玉戈/有领玉壁/绿松石镶金饰件。
盘龙城玉器材质。盘龙城遗址出土100多件玉器,材质大致可以分为4类:绿松石、透闪石、砂金石、蛇纹石。

玉斧。商,2015年盘龙城小王家嘴18号墓出土,院藏。

旧玉的欣赏与改琢。
商代早期的"古董收藏家"。玉以玲珑剔透的天然资质惹人喜爱,盘龙城先民已经懂得欣赏旧玉。在李家嘴、楼子湾等贵族墓中,曾发现有用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家河文化玉器随葬的现象。这些墓葬的主人,可以称为商代早期的"古董收藏家"。
玉花头构件/玉蛇形饰/玉隼形饰/玉蝉。
旧玉琢制。玉器坚硬精美,人们倍加珍惜。但使用时间过长,偶尔也有损坏。为物尽其用,盘龙城先民对损坏旧玉进行改琢,表现出高度的艺术修养和审美情趣。
用石家河文化透雕饰改琢的玉璜/用石家河文化玉璇玑改琢的玉璜。

玉器的加工。
古人使用什么工具琢制玉器。玉料比较坚硬。软玉硬度达到摩氏6.5度,密玉甚至达到摩氏7度,与玻璃硬度相当。古人是用什么工具剖琢玉器?是如有些人说的用绳索切割,用竹管钻孔吗?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可能存在绳索切割、竹管钻孔的情况。但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已经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据研究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的玉石器琢制,已经使用了金属与木构组织结合的砣机。夏商时期使用砣机与解玉砂剖玉、琢玉,应该顺理成章。盘龙城李家嘴3号墓出土大玉戈,长度达94厘米,宽度11厘米,厚仅5毫米,线条分明,中规中矩,不可能用绳索切割出来。只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及商周时期的砣机实物,还有待将来的考古新发现。
玉器加工流程。琢制玉器,大致需经下面几道工艺流程:
选材(根据设想玉器选择合适材料)-剖玉(开料剖玉,琢制器物粗坯)-切削琢磨(精细加工,琢出玉器形状)-琢纹(琢刻玉器花纹)-钻孔(使用钻具在适当部位钻孔)-抛光(琢玉砂粗磨,皮革细磨抛光)。
玉柄形器(6)。玉笄(2)/玉饰/玉柄形器。玉柄形器/玉斧改琢的器件/改琢过的玉斧。玉钺改制的玉饰/玉刀。商,盘龙城遗址出土,院藏。 砺石(2)。铜爵。铜觚/铜斝。铜锛/铜镞(4)/骨管/铜锥形器/卜骨/铜刀。铜戈(2)。商,2018年盘龙城王家嘴4号墓出土,院藏。

历史背景-夏晚期乱政。夏王孔甲继位后,德行败坏,统治无方,使得民不聊生,诸侯离心,国势逐渐走向崩溃。
南方民族回流与夏人南下。新石器时代晚期江汉平原及其周边人口密度较大。可能因为大洪水,幸存者或南或北迁出。夏代前期这一带荒无人烟。夏代晚期迁居西南的原住民逐渐回流,与躲避夏王朝酷政而南下的北来人口汇聚于盘龙城一带,从而形成新的聚落。盘龙城先民来源示意图。

地域空间。夏商王朝中心区域在黄河流域,势力范围延伸到长江中游地区。洛阳、郑州及安阳等地,作为王朝都城,融汇四方精华,文化面貌展现出多元的风格特征。

角南立土。盘龙城历经夏商二朝,雄踞江汉。不断开拓进取,与四方交汇融合,加上便利的交通,丰富的资源,盘龙城人创造了长江中游地区早期青铜文明的辉煌,为商代晚期中国青铜文明高峰期的到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盘龙城与夏商王朝。人类个体或群体的存在与活动,总是依存于一定的社会环境。盘龙城文化的产生发展,与夏商王朝演化的总体进程密不可分。

时间构架。夏商两个王朝,约始于前2070年,终于前1046年。盘龙城文化始于夏代晚期,终于商代晚期早段。绝对年代大约在前1700年至前1230年。
盘龙城文化年代。盘龙城文化年代上限,考古学界较为一致地认为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二期。年代下限尚有较大分歧:中原二里岗文化晚期,殷墟文化一、二期之际,殷墟文化最晚阶段,西周。孰是孰非,尚待可靠的考古资料加以证实。

王家嘴4号墓的新发现。发掘于2018年1月,长方形竖穴土坑,长约2宽约1米,未见葬具,墓主葬式不明。出土铜觚、铜爵、铜斝、象牙管、卜骨等文物21件。此墓为目前所见盘龙城时代最晚的贵族墓,相当于中原地区殷墟文化一、二期之际。
王家嘴4号墓发掘现场。
王家嘴4号墓出土铜爵与殷墟一、二期铜爵比较。王家嘴4号墓出土的铜圜底爵在盘龙城以往的发掘中少见,它在形制上与郑州南顺街窖藏坑出土的铜爵(H1上8)、安阳墟三家庄3号墓出土的铜爵(M3:1)相似，后二者年代为商代殷墟早期。

铜斝。商,2018年盘龙城王家嘴4号墓出土,院藏。

文化发展。夏王朝衰落,给地处王朝疆域边缘的盘龙城文化初兴提供了机遇。商王室内斗,又促成了盘龙城青铜文化的繁盛。

夏商小剧场-夏朝衰落与商朝兴起。夏代和夏商之际尚无准确的文字记载,后世的文献也仅是只言片语,且夹杂着大量传说成分。但我们仍能从这些记载中窥见历史的一角。在《孔甲不问龙》中,我们能看见夏王朝正走向衰亡;在《易帜成汤》中,我们能看见商王朝正在崛起。请翻看漫画,看一看众人因何要归附到商汤麾不。
易帜成汤(上)。汤见祝网者,置四面,其祝曰:"从天坠者,从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离吾网。"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其孰为此也?"
译文:有人在野外围猎,四面布下罗网后,祷告说:"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四面八方来的,都要被我的网捕捉到。"商汤看到,不禁长叹,说:"这样太绝了!只有夏桀那样的狠人才做得出来。"

易帜成汤(中)。汤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网罟,今之人学纾。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
译文:他吩咐将网撤去三面,只留一面,并教那人祷告:"蜘蛛结网,人学其样。四方飞禽走兽啊,你们想左就左,想右就右,上飞下溜,悉听尊便。我只猎取那些不顾死活,硬往网上撞的。"
易帜成汤(下)。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鸟;汤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网其四十国,非徒网鸟也。"
译文:南方江汉一带的诸侯听说这件事,不由赞叹:"汤的仁德,居然惠及到了禽兽!"于是有40个方国,归附到商汤麾下。就这样盘龙城纳入了商王朝范围。

商朝南土-商汤以德征四方。
《史记》中对于商汤代夏的记载。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桀谓人曰:"吾悔不遂杀汤於夏台,使至此。"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史记.夏本纪》
《诗经》中对于荆楚地区纳入商王朝版图的记载。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岁事来辟,勿予祸适。稼穑匪解。《诗经.商颂.殷武》
过去史学界不少人认为,商王朝的活动范围仅限于黄河中下游,没过黄河……但《商颂.殷武》这一诗句表明,早在商代初年,荆楚和氐羌等方国部落一样,即已纳入商王朝版图。盘龙城商城的考古发现和确定,使这一诗句得到了考古学印证。

文化繁盛-商王朝中衰。
古籍文献中对于商王朝中衰的记载。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中丁)征于蓝夷……(河亶甲)征蓝夷,再征班方。古本《竹书纪年》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史记.殷本纪》
成汤以后至盘庚迁殷前的商王朝,存在严重的内忧外患,政局长期动荡不安。目前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等地的青铜器数量,甚至不如南方的盘龙城,与王都地位远不相称。
盘龙城文化的发展机遇。盘龙城文化发展繁盛,同商王都的中衰,恰成鲜明对比。这到底是商王朝有意把青铜铸造安置在较为稳定的江汉地区,还是盘龙城趁中原王朝中衰而强势崛起?

盘龙城遗址文化因素。盘龙城遗址出士陶器反映出丰富多样的文化面貌,其文化性质是以一支南下的中原商文化为主体,融合本地土著文化,吸收长江中、下游的峡江文化、印纹硬陶及湖熟文化因素而形成的一个商代文化新类型。

陶斝(1983年盘龙城王家嘴采集)/陶爵(2016年盘龙城小嘴44号灰坑)。陶鬲(2014年盘龙城杨家湾2号灰坑)/陶豆(2016年盘龙城小嘴13号沟出土)。商,院藏。

陶碗/陶杯/陶壶形器。盘龙城遗址采集,商,院藏。

陶带把鬲(2014年盘龙城1712区1010探方3层出土)/硬陶器盖(2014年盘龙城杨家湾16号墓出土)。硬陶尊(1980年盘龙城楼子湾9号墓出土)/陶豆(1979年盘龙城王家嘴37探方8层出土)。商,院藏。

淘器纹饰。绳纹/圆圈纹/席纹/附加堆纹/叶脉纹/方格纹。

陶鼎。夏代(前2070-前1600),1990年代盘龙城王家嘴采集,院藏。

陶簋。商代,2015年盘龙城小嘴4号灰坑出土,院藏。

陶鼎。夏代,1990年代盘龙城王家嘴采集,院藏。

陶盉。夏代,1986年盘龙城王家嘴39探方8层出土,院藏。
原始瓷尊。商代,1980年盘龙城杨家湾1号灰坑出土,院藏。
陶壶。夏代,1979年盘龙城王家嘴36探方8层出土,院藏。

红陶与灰陶的烧制工艺区别。盘龙城陶器中有红陶也有灰陶。造成陶色不同的原因不在原料,而在于冷却工序。
红陶烧制工艺→窑内自然冷却→红陶。灰陶烧制工艺→窑内加水汽冷却→灰陶。
本地烙印-红褐陶胎。盘龙城出土的陶器多为红褐色,与中原二里头、二里岗文化多为灰黑陶的情况相比存在明显差异。陶色差异是烧制工艺不同所致。盘龙城出士红褐色陶器。

联裆鬲。极少见于中原。它首先出现在盘龙城,后来成为东周楚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中原分裆鬲/盘龙城联裆鬲。

陶斝。商,1983年盘龙城王家嘴33探方5层出土,院藏。

玉戈。商,郑州商城,盘龙城遗址、三星堆遗址出土。

硬陶罐(1998年盘龙城杨家湾1号水井出土)/硬陶瓮(1981年盘龙城杨家湾4号墓出土)。陶鬲(2013年杨家湾9号灰坑出土)。陶罐(1974年盘龙城 李家嘴1号墓出土)。商,院藏。

盘龙坡遗址之最。商代早期出土青铜器最多的遗址和出土玉器最多的遗址。

盘龙城灯形器。高柄灯形器是峡江地区夏商时期的典型器物,偶见于盘龙城。
盘龙城红陶缸。是盘龙城文化类型的典型器物。中原地区很少见到它的影子。
现存体量最大的商代早期起出土文物。高85厘米的青铜圆鼎是所见商代早期最大的圆鼎。直径22厘米的有领玉璧为所见商代早期最大的有领玉璧。长94厘米的玉戈是所见商代最大玉戈。

等级最高。商代早期长江中游地区等级最高的城址。李家嘴2号墓是所见商代早期等级最高的墓。

所见最早。绿松石镶金饰件是所见中国最早的金玉饰件。中原文化所见最早的青铜剑。

南土重镇。盘龙城遗址在商代早期的考古发现中,有诸多第一。毫无疑义它是商王朝南部边陲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重镇。

政治重镇。盘龙城是夏商时期江汉地区规格最高的城邑。它管控南土数十万平方公里区域,是本地区名副其实的政治中心。
地域中心。在本文化类型诸遗址中,从城址面积、墓葬规模、出土文物数量、礼器规格上比较,盘龙城的规格均是最高,是无可争议的本地区商代早期首府。

盘龙城的贸易辐射作用。盘龙城与中原及江南的贸易,盘龙城是将江南原始瓷转输中原的重要中转站。江南原始瓷→盘龙城原始瓷→中原原始瓷。
王朝都城下的二级城邑-早商时期主要城邑。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望京楼商城/盘龙城/垣曲商城/焦作府城。
墓葬规模等级比较。
经济与军事重镇。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兵器引领时代潮流,出土的青铜工具是当时生产力的代表。盘龙城连接中原,雄镇江汉,堪称地区经济、军事重镇。

青铜器的铸造与使用。青铜是当时国家重要战略资源,受国家权力控制。商周时代人们把祭祀和战争看作国家头等大事,尊贵华美的青铜礼器与锋利的青铜兵器,在祭祀与战争中必不可少。因此当时统治者制定了严格的法令,把青銅器与矿山作为国家战略物资严加控制。考古发现中只有贵族才能使用青铜礼器与重要兵器,正是这种法令的具体表现。
《周礼》有关青铜管理的规定。矿人,掌金至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巡其禁令。《周礼.地官.司徒》
里辛:掌比其邑之众寡与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周礼.地官.司徒》
盘龙城与郑州商城出土青铜生产工具比较。盘龙城不是王都,却和郑州商城一样存在青铜冶铸作坊遗迹,地位十分特殊,这里铸造的青铜生产工具,数量虽不算多,却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盘龙城出土生产工具/郑州商城出土生产工具。

盘龙城青铜矿料的来源。目前学术界多有探讨。主流观点认为来源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北大冶、江西瑞昌等地。以铜绿山为代表的一大批古矿冶遗址的发现,证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铜矿资源最迟于商代即得到开采、冶炼......盘龙城商文化的兴起、发展与铜绿山等地铜矿资源的采冶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

盘龙城青铜矿料相关分析。铅同位素示踪研究显示,盘龙城商代青铜器与郑州商城、湖北大冶铜绿山和江西瑞昌铜岭的矿料铅同位素比值相近,这说明盘龙城的铜料来源并不单一,其中一大部分可能来自大冶铜绿山和江西瑞昌的铜矿,也可能存在取用郑州商城铜料的情况。但仍然有一部分青铜器可能使用了其他来源的矿料。盘龙城青铜器与相关矿料的铅同位素比值分布图。

青铜冶炼矿物知识。
铜矿。原料,用于提炼纯铜。孔雀石/黄铜矿/蓝铜矿。

方解石。冶炼粗铜时的熔剂。
锡矿。降低熔点，增加硬度。
铅矿。增加铜锡合金的强度。

传入中原。盘龙城先进的铸接工艺传入中原,推动了股墟青铜器的高度繁荣,采用铆接式铸接的青铜器多有发现,如刘家庄637号墓铜提梁卣的器盖就采用此法补铸,内壁的铆头上还有涡纹美化装饰。
殷墟铜提梁卣饰有涡纹的铆头痕迹/铜提梁卣殷墟刘家庄637号墓出土。

中原影响。盘龙城的青铜器是由中原生产后再输送到南方的吗?青铜在商代是国家重要战略资源,制作青铜礼器,一般来说应受国家权力控制。按此推论,盘龙城的青铜器应该是在中原生产后,再输送到盘龙城的。但盘龙城却发现有铸铜作坊,说明不少器物是在本地铸造的。
《周礼》有关青铜器管理的规定。职金:掌凡金玉、锡石、丹青之戒令。…入其金锡于为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入其要。……凡国有大故而用金石,则掌其令。《周礼.秋官.职金》

商代用鼎制度。"周因于殷礼"(《论语.为政》)。周代前期的用鼎制度与商代相同。九鼎八簋一类列鼎制度是在西周中期以后才形成。商代晚期用鼎制度,是以方鼎为中心,圆鼎及觚、爵、斝为基础。商代前期方鼎只见于郑州等地窖藏,一般两两成组出现。盘龙城通常为1、2、4套青铜器,可以看出它存在一定的青铜礼器使用制度。

铜鼎(河南郑州商城北二七路1号墓出土)/铜爵(河南郑州商城白家庄7号墓出土)/銅觚(河南郑州商城向阳回族食品厂1号窖藏出土)/铜斝(河南郑州商城二里岗1号墓出土)。商。

精神信仰对后世文化的影响。
楚文化墓地布局。楚人尚东,以东向为尊。因为楚人自认为是日神的后裔,所以以日出的东方为尊,贵族墓葬亦以东方为墓葬头向、湖北当阳赵家湖楚墓金家山7区墓地,整片墓地有50座墓葬头向朝东。而在盘龙城,墓葬朝向多为东北方向。东周楚人或为盘龙城人重东北方位习俗的直接承续者。
盘龙城杨家湾7号墓/11号墓。
当阳赵家湖楚墓金家山7区墓地。

科技与文化重镇。盘龙城的青铜冶铸技术及器物造型与花纹艺术,对后世科技文化发展影响深远。

殷墟出土铜鼎、铜簋。

铸造科技对后世青铜文明的影响。
盘龙城青铜铸接术。铸铆式后铸法起源于盘龙城,盘龙城双耳簋的器耳就采用了铸铆式后铸法;盘龙城更早时期还存在榫接式后铸法。这两种铸接方法均可对器耳、器钮等部件进行后铸和补铸。与一体成型的范铸法相比,这两种铸接方法不仅能有效提高成品率,减少原料损耗,还为铸造更精细更复杂的器物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
盘龙城出士铜鼎、铜簋。
铜双耳簋。盘龙城李家嘴1号墓出土。内壁上的铆头痕迹。

商时期南方铜、铅、锡矿分布图。盘龙城是中原控制南方铜、铅、锡矿的战略要地。

棺椁-丧礼的象征。棺椁是丧礼事死如事生的象征,亦是身份等级的标识。《礼记》载:"衣足以饰身,棺周于衣,椁周于棺,土周于椁",二者均是葬具,棺围于椁中。棺椁在盘龙城的贵族墓葬中普遍使用,而到了东周楚国,更是利用棺椁将墓葬打造成模仿死者生前的居室模样,用木炭和青膏泥、白膏泥填塞,以达到防腐的目的。盘龙城和东周楚国对于棺椁的营造可谓一脉相承。盘龙城李家嘴2号墓。

枣阳九连墩1号楚墓。
荆州曹家山1号楚墓/荆门包山墓地2号楚墓/荆州嗘峨山27号楚墓。

文化交融。盘龙城是江汉地区及江西、湖南北部的中心遗址与中原地区联系密切。南北融汇形成了盘龙城文化的独特面貌。

器物造型与纹饰艺术对后世的影响。盘龙城器物造型与纹饰艺术承上启下,对后世文化发展影响深远。

日常生活-盘龙城陶器与楚文化陶器。日常器物方面,盘龙城独有的高足平档鬲已具有楚式鼎形鬲的雏形,是它的直接源头。盘龙城陶豆、陶鬲、陶罐等日常陶器组合一直沿用至楚国,说明楚人的生活习惯大体未变。

音乐-陶鼓形壶与战国建鼓。楚人善乐舞,屈原的楚辞作品《九歌》记录了民间的祭神仪式,"扬抱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鼓是其中最主要的乐器。考古中发现了凤鸟虎座鼓一类的悬鼓,和植立于鼓座中的建鼓。早在盘龙城就已有造型如建鼓鼓面的陶鼓形壶。楚人对于咚咚鼓声的喜爱与盘龙城人一脉相承。
九连墩1号墓建鼓/盘龙城陶鼓形壶/九连墩2号墓凤鸟虎座鼓。

艺术:盘龙城与楚文化凤鸟纹。在纹饰装饰方面,楚文化一定程度上承袭了盘龙城先民的审美习惯。盘龙城先民已经青睐鸟纹,在陶器器纽、铜器表面上使用凤鸟的形象作为装饰。楚人崇凤,从漆器、玉器、乐器到纺织品,反鸟是永远的装饰主题。盘龙城凤鸟纹是楚文化凤鸟纹的直接祖型。
江陵马山1号楚墓纺织品上的凤鸟纹/盘龙城陶鹰头/盘龙城铜兽面上的凤鸟纹/荆门左冢楚墓漆器上的鸟纹。

盘龙城与东周楚兵器。

潮生中原。白云千载,青山依旧。镜头可以定格,历史的脚步却不会停滞。商王武丁励精图治,带来商王朝的中兴。以殷墟马车为象征的强大力量驰骋中原,纵横江汉,南方青铜冶铸中心被迫迁往中原。盘龙城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不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而是新篇章的开始。中国青铜文明史上一个更加辉煌的高峰期,悄然来临。

商代马车。商代的马车结构复杂,由双轮、一轴、一厢、一辕、一衡等部件组成。车衡上再套双轭,轭套在马的肩部。御手驱动马时,马牵引车衡,从而带动车辕,车辕再拉动车轴,车轴引起双轮运动,整辆车便会前行。车厢架在辕、轴相交的部位,处于轴的中心位置,马车前行时可保证平衡稳定。一辆商代马车可乘1-2人。马车是商的符号,亦是文化交流的符号,商王朝纵横江汉,驰骋中原。随着历史的车轮继续行进,一个愈加璀璨的青铜文明中心在安阳殷墟出现,盘龙城也带着历史记忆继续书写传奇。

盘龙城8大末解迷团。盘龙城属于商王朝直接控制的王畿、军事据点还是诸侯邦国?盘龙城消失,是主动废弃还是被动废弃,原因是什么?盘龙城的软玉真的是从新疆和田来的吗,如果是又是通过怎样的途径?盘龙城黄金饰片是从哪里来的,当时盘龙城已经掌握黄金冶炼技术了吗?杨家嘴出土象牙,是本地产还是外地输入?盘龙城在商代的确切地名叫什么?当年盘龙城的统治者是男还是女?盘龙城存在"外城垣"吗?

11:52分博物馆部分参观结束。

结束博物馆参观前往盘龙城遗址。 12:00分博物馆参观结束前往盘龙城遗址参观。 步行前往宫城遗址。路过楼子湾和杨家湾。12:30分到宫城遗址。 遗址比较远要步行很多路。

12:22分来到楼子湾。

楼子湾。位于遗址西部,为1963年盘龙城遗址首次考古发掘地点。发现商代墓葬以及建筑、灰坑等生活遗迹,是商代一般贵族和平民居住生活区。

宫城遗址。 宫城遗址。 宫城遗址。

宫殿。位于宫城东北角地势高平的夯土台基之上。共发现三座宫殿基址。除三号宫殿叠压在下、未发掘揭露之外,一号宫殿为四开间建筑,二号宫殿为不分间的厅式建筑,两座宫殿呈现出"中轴对称""前朝后寝"的宫室建筑布局,是中国传统宫庭建筑布局的最早实证之一。

宫城遗址。 宫城遗址。

发掘探方。探万是考古人员发掘作业的工作单元。一般为正方形,正方向,普通规格是边长5米。1974年,1976年俞伟超、李伯谦、高崇文、王劲、陈贤一等考古学家在此进行发掘,发现了盘龙城商代宫殿基址。

12:28分来到宫城遗址和壕沟遗址。

宫城。城垣依地势夯筑而成,近方形,南北长289东西宽284周长1211米,墙基宽 27-30残高1-3米。四面城墙中间各有一座5-7米宽的城门,城内东北角为宫殿区,城外有一周环壕。

壕沟。距宫城北城墙15-23米,考古勘探壕沟长198宽13深4.6米,起于宫城西北外侧的杨家湾岗地,向东伸向盘龙湖,可能为盘龙城先民的排水设施。

宫城遗址。 宫城遗址。 宫城遗址。 宫城遗址。 宫城遗址。 宫城遗址。 宫城遗址。 结束盘龙城遗址的参观。 宫城遗址。13:02分离开盘龙城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