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文相交，平淡如水（本文发在《潮州文艺》）

潮州陈树彬

编辑行里有句话说：没有不好的编辑，只有不好的稿子。

话绝对点，倒也有几分道理，几分玩味！

话是编辑说的，作者不一定认同。

作为作者，在我三十年业余文学创作中，却有着这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体悟！

我写过一篇文章《写文章如生孩子》，为文艰辛，如母亲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如释重负，但任重道远，还得养育成人。孩子大了，可以放手了，该让他上学了，领进学堂，接过孩子的便是老师。

对作者而言，接过你视为“孩子”的文章的“老师”，便是编辑！你的“孩子”要面世，走向社会，得通过“考试”合格，得到认可！

一篇文章呈现在大众——读者面前，就是一个艰难过程，一个作者与编辑不同耕耘却又是奔着一个共同结果的过程。

三十年来，作为创作者，我就是“生养”着一个又一个的“孩子”，领进不同的“学堂”，结识了不同的“老师”。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写了一个小小说《捉“鬼”的故事》投给了市文联的刊物《韩江》，不知过了过久，杳无音信，以为泥牛沉海时，收到《韩江》编辑寄来的信件，以为退稿，拆封一看，编辑字迹工整秀美，明确告诉我稿子不能写在信笺上，让我重新誊写在三百格稿纸上，再重新发给《韩江》编辑部。这是我第一次收到编辑的信件，无法形容当时的激动。之前，我曾好几次给上海的《故事会》、郑州的《故事家》投稿，都石沉大海。

支持我文学创作的母亲就给我出主意，不要舍近求远，让我先给本地的报刊投稿，没发表也可以亲自去查询。母亲的话让我脑洞大开，由此才有编辑回信，并第一次在本地文学刊物《韩江》发表作品。

那时候，我由衷感受到编辑那种有温度的情怀！

好多年后，我看过时任市文联主席、《韩江》主编黄国钦的书法作品，想起多年前那封信件，记忆犹新的那些工整秀美的笔迹，毫无疑义，写那封回复信函的是当时的编辑黄国钦。

之后，我有不少作品发表在《韩江》，也曾好几次走进文联《韩江》编辑部，却没把这件事说出来。好像，这本就该是编辑做的事。

2021年底，在黄国钦《潮州传》分享会上，谈起文坛过往，我第一次谈了首次投稿的青涩往事，除了几句自我调侃，几声慨叹唏嘘，当年的编辑，与现在的作者，都莞尔一笑，平淡以对。

但，内心那种有着某种古朴情怀的温度，仍然在！

后来，接手《韩江》责任编辑的是曾錞老师。三十年间，经曾錞老师之手，我发表过不少小说。我不是那种经常虔诚“拜访”前辈作家，主动联络报刊编辑的作者。几次到《韩江》编辑部，都是“有事才登三宝殿”的。

那时，《韩江》编辑部只有曾錞老师和美编方明闪老师。去时，没碰到曾錞老师，方明闪老师“接待”。曾錞老师在，便聊上几句，有事了，他转身就走，方明闪老师起身续着冲茶。两三杯茶过后，我马上起身告辞，不敢耽误。

给《韩江》投稿（其他也一样），不管用不用，多久才刊用，我都“不闻不问”，与编辑形成一种良好的默契。

一次会议上，碰到曾錞老师，他迎面就说：“这期的《韩江》要发你的短篇小说《门外响起敲门声》。”我才想起，给《韩江》投去这个短篇小说，该是很久的事了。除了说声“谢谢”，我再没其他“美言”。曾錞老师说完，早匆匆跟我擦肩而过了。

当年太平路14号大院里，除了市文联，还有市群众艺术馆（现市文化馆），市群艺馆主办的《潮州文艺》还是一份小报，当时主要负责这份小报的，是陈锡权老师。因为是小报，版面“金贵”得很。但我是《潮州文艺》的“老”作者，锡权老师也经常约稿，又因为我每年都写小品曲艺参加“文艺创作评选”，不时要走走群艺馆，跟锡权老师更熟络。当然，更因为我写的稿子，锡权老师比较喜欢，有时候，我写完一篇作品，跟锡权老师说，稿子可能有点长了，怕他为难。每次，他都毫不避违说，只要稿子好，不怕长，当然，最长也不能超出一个版面。印象中，我投的小说，几次占满了《潮州文艺》的一个版面。

锡权老师退休后，这些年我去他家几次。

在职时，我从没登门拜访文坛任何一位“老领导”、老作家、以及报刊编辑。倒是这些老领导、老编辑退休后，我登门拜访过，像市文联原主席李前忠、县文联原主席林少亮。

退休后的交往，不管谁跟谁，都有一种“君子之交淡如水”“如水之交两相照”的古朴情怀！

跟这些文坛老前辈、老作家往来，自然少不了“礼物”——除了书，还是书。互赠书籍，大多自己发表、出版的书刊，最多彼此互赞几句——也就几句。都大熟人了，客套免不了，赞赏也节制。彼此坦荡，心领意会，足矣！

十多年前，一个晚上，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报家门，是写古体诗的诗人章群俊。在此之前，我只知道诗人章群俊是《潮安文艺》的编辑，从没蒙面，更没“交情”，突然来电，有何贵干？原来，章群俊老师看到我给《潮安文艺》的短篇小说《鱼祭》，准备刊用。电话告知是其一，其二，是因作品而想了解作者。他问我以前是不是发表过作品？是不是“老”作者了。我暗暗笑了，其实我已业余写作十多年，发表过不少作品，大多当地的编辑、作者都彼此熟络。其实，也难怪诗人章群俊对我不熟悉。他刚接手《潮安文艺》，又是写古体诗的。而我几乎什么体裁都尝试写过，就是没写过古体诗，不属于同一个“圈子”的。但这也没多大关系，诗人章群俊看到作者陈树彬的短篇小说《鱼祭》，觉得不错，字里行间，不是出自一个“新人”之手，似有可造之处，特地电话询问，也足够体现一个编辑的职业道德和文学情怀了！

印象中，章群俊老师任《潮安文艺》编辑时间不久，直到现在，我都跟他没一面之缘。

本地报刊中，我在《潮州日报》发稿最多。有一次细细“清算”，三十年间，在《潮州日报》发表作品超过一百篇。《潮州日报》副刊部换了一拨又一拨的文学编辑，那些熟悉的名字至今贮存在心海里。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潮州日报》副刊部组织了一年一届的“文学笔会”，办了四届，我都因为有作品而参加了。当时副刊部主任蔡主任说，只要稿子质量硬，副刊整版照上！当时，我一个六千多字的短篇小说，经过修改，副刊以三分之二的版面刊登了，成为我在《潮州日报》副刊发表的最长的作品。

结婚那年，还没褪去青涩的我，蹦跶蹦跶来到副刊部，给编辑们送上喜糖，告诉他们我结婚的喜事。请柬呢，没送。我知道，编辑是不会轻易参加一个作者的婚宴的。我只不过想跟熟悉的编辑们分享我内心的喜悦。没想到，我结婚那天，副刊部几位编辑都来了。他们几个凑了份子买了一个花篮，送来情意满满的祝福。无论怎么挽留，他们都没留下来参加宴席。农村人办喜事，要的是“脸面”。我那时家庭并不富裕，自家办婚宴，村里人都知道这件事，着实让我长了一回脸。

我一直住农村，编辑在电话里经常督促我多写农村题材的稿子。在一种“自由状态”下，作者会有文思枯竭的时候，有时茫然不知从何下手。编辑约稿，虽有“命题”作文的难处，但在某种驱动力之下，就会逼着你带着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到生活中去，对身边“熟视无睹”的事物重新审视，唤醒你对生活、对人、对事新的认知，重塑、创造你重新认识的生活，以及人和事。那个时候，我确实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有了创作的欲望和动力，写了不少关于农村题材的作品发表在副刊上。

我给报刊熟悉的编辑的稿子，并不是每篇必用。有几篇稿子迟迟没见报见刊，我也不着急问。几次，都是编辑告知我稿子不用的原因。我当然知道，稿子不用，肯定有编辑合理的理由。作者最好别问，更别问“为什么”。

三十年的“编、作”往来，也在理所当然又平平淡淡的“互动”中度过，彼此守着一份合理的默契。所谓“合理”，就是“刚刚好”，不逾规，不叨扰，不为难。

平淡是真！听着平淡，不起波澜，但，却是“真”的！

人际交往，不管出于哪种“利益关系”，惟真，才能永久，永恒。

而“真”，大抵来自平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