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传》摘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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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有自我完善的欲望，特别是青年时期，可能是一个人最追求完美的时候。三十岁这一年，在曾国藩的生命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决定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

什么叫“圣人”呢？

正如同佛教修行的最高目标是不生不灭成为“佛”，道教修炼的最高目标是解脱生死成为“仙”一样，儒家学说给它的信徒们规定的最高目标是成“圣”。理学的一个根本路径是，每个人都有圣人之质。“人皆可以成为圣贤。”

所谓圣人，就是完美的人，他通过自己的勤学苦修体悟了天理，掌握了天下万物运行的规律。这样，他一举一动，无不合宜，就可以经邦治国，造福于民，使整个国家达到大治的状态。而自己也立功、立德、立言，万世不朽。

这是一个何其宏伟、何其诱人的人格理想，在这一人格设计中，人的潜能能得到最大限度发挥，人的精神能得到最大限度张扬。

曾国藩在三十岁这年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位为成为“圣人”。“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插图]，也就是说，我只能有一个选择，或者做一个浑浑噩噩的人，或者做一个圣人，没有中间道路可选。

道光二十二年(1842)，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他已经立定了终身之志。他说：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这就是他为自己立定的“终身大规模”。他认为，这一目标实现了，其他目标就自然而然能达到。他在给诸弟的信中说，不必占小便宜：“做个光明磊落神钦鬼服之人，名声既出，信义既著，随便答言，无事不成，不必爱此小便宜也。”[插图]也就是说，如果做成了光明磊落的伟人，建功立业自然也就不在话下。

志向非常高远，但是怎么做到呢？曾国藩学做圣人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写日记”。

唐鉴和倭仁告诉他，日记不是这个写法。记日记最主要的目的是反省自己。“静海先生每夜必记‘日省录’数条，虽造次颠沛，亦不闲一天，甚欲学之。”[插图]唐鉴每天晚上都要记几条自省录，来督责、规范自己。即使在路上，或者有什么紧急事务，也不打破这个规律。

圣人标准实在是太超绝了。它要求人每一分钟都展开对自然本性的搏杀，那真是针针见血，刀刀剜心，因此能够坚持下来非常艰难，但是曾国藩却坚持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倭仁给了曾国藩一个很好的建议：送给朋友们传阅。

曾国藩为什么把日记给朋友看呢？因为外力远远大于内力。事必有所激有所逼才能有成。每个人的意志力都是有极限的，自己监督自己都是有盲点的，不容易做到彻底，但是人都有自尊心，因此通过自己的朋友、老师监督自己往往是最有效的，就好比一根基因不佳的竹子，随它自己生长，可能长得弯弯曲曲，但是如果把它种在竹林里头，周围都是长得笔直的竹子，和它们一起争阳光，它本身也就长直了。曾国藩说这就是“师友夹持”藩把日记给朋友们看，主要的目的就是把自己的行为坦诚地公布在朋友面前，让大家一起监督，这样他就不好意思偷懒了。

曾国藩把这个习惯坚持了一生。后来离开北京，在外带兵，他就把自己的日记定期抄写，送回老家，给兄弟子侄们看。一是为他们做一个榜样，再一个是让他们监督自己。就这样，通过写日记这种方式，曾国藩的气质、习惯一天天地发生着变化。

我们看曾国藩的日记，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这一生，就是不断自我磨砺的一生。从青年到老年，曾国藩都生活在不停地自省中，每天都在日记中不断反省自己的缺点，纠正自己的行为。

六十二岁时已经功成名就的他，在日记中的自责自省，和他三十岁立志做圣人的时候，仍然一模一样。这就叫作“几十年如一日”。他用三十天戒了烟，然后用三十年，来戒掉其他更难戒的毛病。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磨炼中，曾国藩的气质、性格渐渐发生变化。他做事越来越有恒心、有毅力，待人接物越来越宽厚、周到、真诚，朋友一天比一天多。他的品质越来越纯粹，站得越来越高，看得越来越远。

晚年，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说，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与天的栽培，会让一棵树静静长高，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

回顾曾国藩的一生，我们发现，立志对一个人人格发展的意义是决定性的。因为人的巨大潜力往往是人类所不自知的。

心理学家费约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要求三群学生举起重物，看哪一群学生坚持的时间长。他对第一群学生什么都没有说。对第二群学生说的是，想看看你们谁最有耐力。对第三群学生，他则说，你们举起的这些东西关系重大，因为上面的导线连着一个电网，你们一放下手，这个城市就要断电，为了朋友和家人们，你们一定要多举一会儿。

结果，第一群学生平均举了十分钟；第二群学生竭尽全力，平均坚持了十五分钟；第三群学生，却平均坚持了二十分钟。

可见，人的能力发挥多少，与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密切相关的。或者说，精神力量直接决定着身体潜能的发挥程度。

因此，“立志”或者说确立一个终生的奋斗目标，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是至关重要的。曾国藩对这一点体认极深。他曾说过，立志譬如打地基。“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居室然，宏大则所宅者广，托庇者众；诚信则置趾甚固，结构甚牢。”[插图]只有基础广阔、结实，才能在上面盖起宏伟壮观的生命之殿。

马斯洛将自我实现列为人的最后一重追求。越过从食色性也到出人头地这些层次，才能达到自我实现。

而曾国藩直接把目标锁定在了自我实现，也就是做“圣人”“完人”。以“完人”为人生目标，确实称得上是“取法乎上”了。曾国藩一生成功的第一个要诀，就是立志高远。这一志向，驱动他一生不在小诱惑、小目标面前止步，促使他在多大的困难面前都不苟且、不退缩，促使他“洗除旧日晻昧卑污之见，矫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视人世之浮荣微利，若蝇蚋之触于目而不留”

清代名臣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说：“人生以择友为第一事。”就是说，交友，是人生第一大事。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没广播没电视没大学。一个人获取知识信息，在外想获得帮助，全要靠朋友。所以朋友的多少、朋友的质量，决定了一个人的视野能有多宽广。

在闭塞的湖南乡下，曾国藩最大的遗憾是交不到有质量的朋友。所以后来他在致诸弟的家信中谈及自己当年的感受：“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惟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同学之人，类皆庸鄙无志者，又最好讪笑人。其笑法不一，总之不离乎轻薄而已。”

曾国藩朋友之所以多，还在于他效法祖父，急公好义，特别爱助人。

不与权贵重臣建立私交 穆彰阿 肃顺 醇郡王奕譞

升官之后，为了督促自己继续写日记，曾国藩托纸店专印了一份日记用纸，开始写《绵绵穆穆之室日记》。这些日记体例特别，每日日记分为八栏，分别为“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回信”，每日按格填写。我们从中抽取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天，咸丰元年(1851)十一月初二日，看看身为侍郎的他一天所做之事：

［读书］：

未刻读《汉书·韩王信传》。申刻读《会典·宗人府》十四页。

［静坐］：

申正在坐曲肱枕坐三刻。

［办公］：

早入内，刑部值日。旋至部。午初到家，灯后清折底。

［课子］：

背经五页，讲鉴三条。

［对客］：

早自署归拜客三家。未初会二客。

［回信］：

回余菱香信，自写一片。

大抵是每天上午都要赴署办公，其他时间要课子读书见客应酬。

身居翰林之时，他只能读书养望，对国家政治没有发言权。及至位列卿贰，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了，却发现正如同王蒙的那句话一样：“当了部长，才知道官小。”

史载曾国藩“创建舟师，凡枪炮刀锚之模式，帆樯桨橹之位置，无不躬自演试，殚竭思力，不惮再三更制以极其精”。字字不虚。曾国藩身上有着突出的试验精神和开放态度，凡事总愿意亲身经历，亲自体验，勇于尝试，勤于尝试。做事讲究身到、心到、口到、眼到，特别强调要“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建成十营水师。

胡林翼受命之时当然受宠若惊。然而此时湖北还在太平军手中，这个巡抚一时还是空头。只有尽快拿下武汉，他才能在湖北立足。

因此胡林翼才想到了要向曾国藩请求援兵，并且最好是湘军最有名的战将罗泽南。

此时的曾国藩正泥兵九江城下，进退不得。胡林翼请求罗泽南赴援，确实给曾国藩出了个难题。不放罗泽南，武汉确实一时难以拿下来；放走罗泽南，曾国藩自身安危难保。

但是一番犹豫之后，曾国藩还是派出了罗泽南。因为从当时天下大局看，武汉确实更为重要，而自己的安危则次之。曾国藩不但同意派出罗泽南军，而且从塔齐布军中抽调彭三元部、普承尧部，编入罗军，以增强其实力。由此可见，曾国藩在关键时刻顾全大局的胸怀实为普通人之所不及。

罗泽南开赴武汉，使得湘军的重心从江西转到湖北，曾国藩不但在政治上处于湘军集团的第二位，军事上也是第二号人物了。他坐困江西，一筹莫展，惊险万状。而胡林翼得此精兵，局面一下子大为改观。虽然罗泽南不久战死，但是这支精锐部队却归了胡林翼。其后胡林翼能夺武汉、取九江、谋安徽，屡建大功，都是得益于他掌握了湘军最精锐的罗泽南部。曾国藩关键时刻的自我牺牲，是曾胡一生交往中的一个关键点。

曾国藩终于认识到，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之人。所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所谓“大柔非柔，至刚无刚”。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机诈，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需手段。只有必要时和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只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到达胜利的彼岸。

咸丰七年(1857)下半年，曾国藩写下这样一句自箴：

丈夫当死中图生，祸中求福；

古人有困而修德，穷而著书。[插图]

被解除兵权，当然是人生大祸。然而祸是福之基，在灾祸中不能自暴自弃，应该置之死地而后生。

咸丰八年(1858)四月，曾国藩又写下了这样的自箴：

矫激近名，扬人之恶，有始无终，怠慢简脱；

平易近人，乐道人善，慎终如始，修节庄敬。[插图]

指出自己为人处世的四大缺点：偏激，好名，也就是过于重视获得好名声；喜欢公开批评、谈论别人的过恶；做事有始无终；待人接物过于怠慢。

那么怎么做呢？也是四条：做事平心静气，更多地考虑他人的心理，站在他人立场想问题；更多地揄扬他人，表扬他人的长处；做事有始有终，越到后来越慎重；接人待物要更诚更敬。

曾国藩把家居的两年称为“大悔大悟”之年，经过两年的乡居，曾国藩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以前曾国藩是斑马群中的野马，自然引起斑马们的群起攻击。现在他也涂上了斑纹，以便让斑马们误认为他是他们的同类。

胡林翼则说他“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

练兵之初，曾国藩不光对同僚不假辞色，甚至对皇帝说话也句句如钢似铁。皇帝给他下过多次指示，都被他以不合实际为由直接顶了回去。

这些奏折，在皇帝头脑中强化了曾国藩勇于犯上、桀骜不驯、难以驾驭的印象。这也是皇帝对他不能信任、不敢给他大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再次出山之后，他奏事风格大变。皇帝命他再出之旨六月初三日奉到，初七日他就启程上路了。所上《恭报启程日期折》，平实沉稳，非常谦逊。无丝毫讨价还价之意，他说：

臣才质凡陋，频年饱历忧虞，待罪行间，过多功寡。伏蒙皇上鸿慈，

曲加矜宥，惟有殚竭愚忱，慎勉襄事，以求稍纾宵旰忧勤。[插图]

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检讨。咸丰皇帝一看，非常满意，批复：“汝此次奉命即行，足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俟抵营后，迅将如何布置进剿机宜，由驿驰奏可也。”[插图]皇帝颇为高兴，对曾国藩的印象有了初步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