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京杭大运河历代开凿漕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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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春秋战国时期吴国因北伐征战齐国开凿运河

2.隋朝开凿贯通京杭南北大运河航道

3.元朝截弯取直改道大运河漕运航道

4.明代时期重开会通河提升漕运能力

5.清康熙年间中运河工程竣工

6.历代运河漕运管理

7.黄河泛滥改道对运河的影响

8.京杭大运河的现状

9.运河申遗保护河段建筑物

运河是指将各地域的自然水域、江河水道经人工开凿相连相通用于航运、灌溉、分洪、排涝、供水等功能的水利工程。京杭大运河是指从北京至浙江杭州，南北走向，利用沿途河流湖泊，经人工开凿贯通后，主要利用船舶调运粮食等物资运输的一条河流。
　　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史大体上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公元前486年春秋战国时期；第二阶段始于公元610年隋唐时期完成京杭大运河的南北开凿贯通；第三阶段始于公元1289年元代将隋唐运河截弯取直改道奠定了目前京杭大运河的走向漕运格局，后历经明、清两个年代又进行了运河的部分河道重新疏浚治理，并完善了闸坝等水利工程及河道维护漕运管理制度，有着近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吴国因北伐征战齐国开凿运河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从扬州到准安的“邗沟这是大运河最早的一段。

在中国古东周末期史上大分裂的春秋时期（前770年—前221年），东周周平王的皇室势力减弱，下属各封诸侯群雄纷争割据，一度分裂成109个国家，后经各诸侯国争战吞并，一度形成了齐国齐桓公、晋国晋文公、楚国楚庄王、吴国吴王阖闾和越国越王勾践五霸争雄局面。

　　吴国欲北伐齐鲁扩疆，但受制于吴国境内诸多自然湖泊河流都不能直接贯通，南北水运交通受限，由南上北的船只需要先经长江入黄海，绕道海上后，再由云梯关逆水淮河而上，才能至淮阴故城。

公元前486年，吴王阖闾儿子夫差为此决心开凿从邗城（今扬州的江都）至淮安末口的邗沟运河，这样船只可由扬州经泗水直达与齐鲁接壤疆域，即缩短了船只从扬州至淮安水路，又避免海上风浪的危险。能保障北上征战兵马粮草的后勤供给。

邗沟运河是从今扬州市西长江边向东北方向开凿至长江边广陵之邗口向北，经高邮市境的陆阳湖与武广湖之间，再向北穿越樊梁湖、博支湖、射阳湖、白马湖，至淮安旧城北五里末口入淮河的航道。

这条航道，大半利用天然湖泊沟通，疏通了由苏州经无锡、常州北入长江到扬州的“古故水道” ，史称邗沟东道，也称为淮扬运河。

　　公元前484年，吴国夫差听说齐国的齐景公已死，于是联合鲁、邾、郯国军队攻打齐国，利用这条运河水道挥师北上，攻克了齐国泰安，在莱芜东北的艾陵与齐军主力展开了决战，全歼10万齐军，齐国大败。

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又进行了“深沟”，又称“菏水” 的二次运河开凿，即由淮安末口再向北挖“深沟”连接沂水和济水工程。起点位于今山东济宁，终点在山东菏泽。 “深沟”连接了济水和泗水、沂水。

“深沟”运河的开凿连通了山东和江苏，建成了从长江至黄河的一段运河航道。可从淮河经过泗水，再从泗水经过深沟到达济水，然后从济水进入黄河，使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四大水系相联互通。

隋朝开凿贯通京杭南北大运河航道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运河整体没有进行较大规模的开凿，南北朝时期（420年－589年），北周末代皇帝周静帝年幼因力不从心执理朝政，以众望有归为由三次禅帝让位于时任北周周武帝时丞相、军事武装高级统帅隋国公杨坚。

在公元581年二月甲子日，颁布诏书宣布退位禅让于杨坚为帝，隋文帝杨坚成了隋朝的开国皇帝，国号大隋，定都于大兴城（今西安）。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从伐陈的需要出发，将邗沟部分渠道改造，将入淮水口由淤浅了的末口改到山阳，史称山阳渎。因当时军事行动立即开始，未能改造全渠。

　　隋炀帝即位后，为实现以洛阳为政治中心，从江南调运粮食，巩固南北统一的雄心霸业，就开始大规模规划整修隋朝大运河，即通济渠、邗沟、永济渠、江南运河四个运河工程。

1.修建通济渠运河

通济渠是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首期工程，是在原战国时期（公元 前364年-339年）鸿沟河道的基础上进行深挖、筑堤、疏浚的一条运河。

通济渠自河南省郑州市荥阳的板渚（今汜水镇）出黄河，经鸿沟、蒗荡渠、睢水沟通江苏省盱眙境内的淮河，流经3省6市，全长650公里。

通济渠运河据隋史书《大业杂记》记载：“通济渠水面阔四十步，通龙舟，两岸为大道，种榆柳。自东都至江都两千余里，树荫相交，每两驿置一宫，为停顿之所，自京师至江都，离宫四十余所。

通济渠也为北宋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江南的钱粮供给全都依赖于运河输送至北宋都城开封，使开封人口达到一百万的巅峰时期。

2.开凿邗沟运河

隋炀帝于大业元年（605年）征发“淮南民十余万”，利用东汉陈登所开凿的邗沟直道。开凿上接通济渠，下接江南运河的邗沟运河。

隋炀帝为了提高山阳渎的航运能力，与通济渠配套，对这条邗沟古运河作了较为彻底的治理。

3.疏浚江南运河
江南运河自镇江直达杭州，是邗沟运河连接浙江杭州的一条河。隋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敕令重开江南运河，对其河段进行浚深、拓宽，提高通航漕运能力。江南运河北起江苏省镇江市谏壁口，经丹阳、常州、无锡、苏州、吴江等地市南至浙江省杭州，约有330公里。

开凿连通的通济渠运河、邗沟运河和江南运河三条河流的大运河，连通了黄河、淮河和长江水域，从洛阳乘船向东经扬州可直达浙江杭州，成为隋朝帝国的水路交通大动脉，史书曰“枢纽天下、临制四海，舳舻相会、赡给公私。”

4.开凿永济渠运河
永济渠运河是从河南省焦作市武涉县的沁河入黄河的沁河口向北经天津到达涿郡（今北京市境）的运河。
大业四年（公元608年）隋炀帝下令“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 当年开凿完成连接洛阳至涿郡的永济渠运河。
永济渠运河有南北两段工程，南段自沁河入黄河的沁河口向北，经河南省新乡、汲县、滑县、内黄；河北省魏县、大名、馆陶、临西、清河、武城；山东德州；河北吴桥、东光、南皮、沧县、青县抵达天津市。
北段自天津折向西北，经天津的武清、河北的安次、到达涿郡（今北京市境）。
永济渠运河深宽与通济渠运河相当，可通龙舟漕运的运河。
至此，以洛阳为中心，以北京和杭州为终点的南北大运河已经形成，隋炀帝完成了京杭大运河自北京经洛阳直达杭州的水陆全线贯通。
南方的粮食物质从杭州船运至镇江，过长江北上入淮河，西逆黄河到中滦(今河南封丘)，然后陆运至淇门(今河南淇县)，入御河(今卫河)，经直沽(今天津)转入白河，达通州(今北京通州区)，再陆运至大都，全长1900多里。
　　隋大运河带动了沿线城市经济和商业的发展，促进了运河沿岸区域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洛阳都城也成了商贾云集、物资集散的中心大都市。
　　据史载，大运河贯通后，隋炀帝性情大发，于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隋炀帝带着船队皇室人马，浩浩荡荡，自扬州江都乘龙舟沿运河北上，水陆兼程，抵达涿郡巡游。

元朝截弯取直改道大运河漕运航道

北宋灭亡后，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在东京（开封）的留守杜充为阻挡金军南侵，刻意破坏黄河河道在滑州人为的决开黄河堤防，导致隋唐大运河的通济渠被黄河水淹没，沿着通济渠向东南泛滥，导致通济渠最终废弃。
　　公元1260年三月二十四日，成吉思汗铁木真之孙忽必烈建立元朝，成为元朝开国的元始祖皇帝，定都于大都（今北京），北京成了元朝时国家政治活动的中心。
　　为解决南粮北调的漕输问题，元至元十二年(1275) 元世祖忽必烈手下丞相伯颜委派曾任元都水监、昭文馆大学士、知太史院事的著名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工程专家，河北邢台人氏郭守敬进行调研拿出运河治理方案。　
郭守敬先后查勘了汶河、泗河、卫河相邻地区的水道。规划设计了新的济州河、会通河的开凿路线。实地勘察陵州（今德州）至大名、济州（今济宁)到东平等地的情况，提出将“隋唐运河裁弯取直”的方案。该方案受到元世祖的重视，决定将隋唐大运河裁弯取直，不再绕道河南洛阳，开凿新的济州河、会通河河段，以缩短京杭大运河漕运航程。 新运河段的开凿工程由曾任工部员外郎、都水少监等职的河北沧州人氏马之贞全面负责济州河、会通河河段的开凿。
　　在济州河与会通河开凿过程中，马之贞提出“引汶、泗二水分流济运”和“度势建闸，层层节水”的治水思想指导运河管理。
1.开凿济州河
济州河运河南起山东济州（今济宁市）南的鲁桥镇，北至须城（在今东平县）的安山，全长150里。
济州河段是以泰安的汶河水和泗河水为水源，先将两河水引到济宁任城再南北分水。
引泗河水入运河，在兖州的金口泗河上筑坝，拦截泗河水，经府河流入洸河（合流后称“洸府河”)，至济宁的天井闸进入运河。
引汶河水入运河，在宁阳堽城的汶河上筑坝，拦截汶河水，经洸河至济宁的天井闸进入运河。
通过天并、雀城和分水三个闸控制水量，进行南北分流。
因任城分水南流偏多，北流偏少，造成济州河北段的河道狭窄水浅，只通小舟，不通大船的局面。
2. 开凿会通河
会通河是河北省卫河连通济州河的一条河，北起临清向南经过聊城，至济州河的北端须城（东平）的安山，会通河开凿工程于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正月兴工，在临清同卫河相接，南北贯通，当年六月竣工，全长250里，元世祖赐名“会通河”。
元代为保障会通河水源，采用引黄河水济运河方案：一是自耐牢坡、塌场口引黄河水，补给济宁以南运河；二是自张秋镇、沙湾（今聊城阳谷县东）引黄河水，补给安山镇以北运河。
会通河临清段是大运河会通河最北端的河段，在临清闸入卫河，北迤天津入海。自东南向西北，经聊城在魏湾镇入临清境内，入境河段，全长36.02公里。
　　元代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开凿的会通河临清段，东起鳌头矶，西至临清闸入卫处，全长1.2公里，因临清地处会通河与卫河相接，临清成为了会通河最北河段的水利枢纽。
　　元代至元三十年（1293)，在会通河的北支修建临清闸；元贞二年（1296)，在其东修建会通闸；后又在会通闸南修建隘船闸。这三处河闸配合启闭，管控运河蓄泄、启闭船闸升降，确保漕船畅流无滞，史称“运环闸”。
　　会通河河段因河道地势落差较大，因此在会通河修建有节制闸节水，以调节河水流量，保障漕运通航，故会通河又称闸河。元代曾建节制闸26座，其中11座在聊城。
　　河道节水闸主要用于调节上游水位、控制过闸水流量，通过调节闸门来控制上下游的水位差，确保河道的水量和水位保持在合理范围内以满足引水、航运等需求。
同时在船闸河流的两端，建有月河（因河流像弯月而得名）以通过调节水流量和为过往船只提供避让空间，保障船只的过闸的顺畅。

3. 修建通惠河
通惠河是北京积水潭至通州的一条河。公元1292年郭守敬从昌平引水源到积水潭集蓄，然后经皇城东侧南流至东南去文明门（今北京崇文门北），东至通州连通白河，全长82公里。
新开凿的济宁至东平的济州河；东平至临清的会通河；北京积水潭至通州的通惠河三条河段开凿工程先后分两期开凿修建实施，耗时约四年，于元朝至元三十年（1293年）竣工完成。
济州河、会通河和通惠河的贯通竣工后，从南方来的大批漕运船只可沿济州河自济宁向北经东平，再由会通河自张秋经聊城直达临清，然后再取道隋运河段的河北御河（漳卫河）、白河，到达通州，最终直达北京城内积水潭。积水潭亦成了当年 “舳舻蔽水” 的繁华水路码头。

元代截弯取直开凿的京杭大运河于1293年竣工开通，取代隋唐大运河登上历史舞台，诞生了现今意义上的京杭大运河漕运航道，比隋代运河缩短了900多公里，运河穿越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天津和北京六省市，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1700多公里，为世界上最长的人工开凿运河。

明代时期重开会通河提升漕运能力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于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就藩北平（北京）。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在南京称帝，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将首都由南京北迁至北平，北京又成了明朝政治活动中心都城。
　　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黄河在原武（河南原阳西北）决口，洪水挟泥沙滚滚北上，会通河有三分之一的河段被毁。京杭大运河中断，运河漕粮北上被阻，其中会通河是南北大运河的关键河段。
　　永乐帝朱棣为解决迁都后的南粮北运问题，决定重新修建临清会通镇以南到徐州茶城（或夏镇）以北的这段会通河。
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朱棣帝任命曾任山西按察佥事、礼部侍郎、工部尚书等职的河南永宁人氏宋礼，负责实施重新修建会通河。
　　宋礼奉旨重开会通河，对会通河段进行调研，吸收民间治水智慧，谋划实施对会通河全面疏浚运道、整顿坝闸、解决南北分水枢纽、增建水柜等水利工程方案，保障山东运河段的整修疏浚贯通。
1.临清运河枢纽整修
元代的会通河临清段因河窄水浅，严重影响过往船只的通行，宋代工部尚书宋礼与三部(礼部、工部、刑部)尚书侍郎金纯，决定新开凿从鳌头矶至入卫河的长1.8公里一条小运河，永乐十五年(1417年)竣工完成，该河自鳖头矶南折入卫河。临清遂成为卫河、会通河北支、会通河南支三河交汇之地，漕运更加便捷。
临清是卫河与会通河的交汇处，存在较大的地势高差。临清运河枢纽采用设置分水坝与节制闸的管控方式，在会通河道上修建了板闸与砖闸，后又将两闸改为石闸。这样会通闸与临清闸、砖闸与板闸构成两组联合运用的节制闸，平衡上下闸水位差，以控制运河水量，维持运口水深，改善水流条件，保障船只顺利通行，同时便于河道疏浚与工程维护。
为便于此河段两岸商贸互市沟通、人员往来，建有鳌背桥、永济桥、月径桥。
2.南旺分水济水会通河
会通河济宁段是整个京杭大运河的制高点，有运河“水脊”之称。宋礼为解决元代会通河河段水少的问题，调研走访济宁汶上白英老人家，白英建议废除济宁任城分水点，移址至地势最高的济宁南旺分水，宋礼决定采取老人的意见，将汶水全部引到南旺进行新的南北河水分流。
在堽城和戴村间南北横亘五里的河床上修筑两个大坝，称为戴村坝-小汶河工程，
小汶河原是汶河行洪岔道之一。明永乐九年（1411)，工部尚书宋礼修建戴村坝拦截汶河水，遏住汶水不再向南流入洸河，并疏浚沙河入马常泊，以汇集各泉水流入汶河，以增加汶水水量。迫其由小汶河南流至汶上南旺，接济运道。利用小汶河（时称“沙河”）故道加以开浚，遂成为戴村、南旺间的引水渠道。小汶河河道弯曲迂回，较大的弯道有80多个，据说是为了航运需要，降低流速，储存水量而设计。
明万历元年(1573)，总河万恭在坎河口筑乱石滩，后在此基础上形成玲珑坝、乱石坝、滚水坝三坝相连的规制，后世称此坝为“戴村坝”。
堽城坝位于宁阳堽城大汶河上。元代开会通河后加修东闸，引汶河水经光河至任城（今济宁）会源闸（明清称“天井闸”），南北分流以济运。堽城坝初为土坝，后改建为石坝。 明永乐九年(1411)，工部尚书宋礼重开会通河，在堽城重筑
坝堰，“使其水尽人新河”，仍以“堽城坝-洸河-济宁”为引水分水枢纽。成化十年（1474)，在汶河下游8里处选新址另筑石堰、石闸，但石堰修成后，汶河水横溢，冲坏石堰，冲毁民田。光河常被泥沙淤塞，导致虽有闸门，但重压之下无法开启。最终，“堽城坝-光河-济宁分水”为“戴村坝-小汶河-南旺分水”所取代。
由戴村坝-小汶河工程、引泉济运工程、南旺分水口与上下闸工程、南旺湖水柜工程、南旺挑河工程等构成的南旺枢纽大型引水分水系统工程，是会通河的核心枢纽和跨越运河水脊的关键工程。
　　通过修建水闸有效地控制南北分水量，采取北多南少的分水策略。大部分济水北流达到临清，注入漳卫河。少部分济水徐州和沛县河段，南旺分水是根据季节水情进行蓄水放水，人们戏称南旺分水为：“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为会通河提供稳定的水源。由于济州河北段水量的增多，漕运能力得以大幅度地提升。
3.引泉水济会通河
山东运河泉源济水，广泛分布在新泰、莱芜等汶泗流域18个州县中，分为五派：
3.1.新泰、莱芜、泰安、肥城、东平、平阴、汶上、蒙阴西部、宁阳北部的泉水，经由大汶河、小汶河至南旺入运河，为分水派（汶河派）
3.2.泗水、曲阜、滋阳（今充州）、宁阳南部的泉水，经由泗河、光府河至济宁天井闸入运河（明末改入马场湖），为天井派（济河派）；
3.3邹县（今邹城）、济宁、金乡等州县的泉水，经由白马等河自独山等湖入运河，为鲁桥派（泗河派）；
3.4.滕县（今滕州）、峄县（今峄城）西部入南阳新河的为新河派（沙河派），
3.5.峄县东部、蒙阴东部入邳州加河的为邳州派（沂河派）。
据史料记截，明成化十四年(1478)会通河泉源有120余处，

弘治六年(1493)增加到161处，

嘉靖四十二年(1563)增加到244处，

万历二十五年(1597)达到311处，

天启年间(1621一1627)达到336处；

清乾隆四十年(1775)达到478处，

清道光十一年(1831)则达484处。

4.疏浚河道
明代军事将领，中国明代治理京杭运河的水利名臣，明清漕运制度的确立者陈瑄，督理漕运三十年，针对漕运事务实行很多整改措施。
一是重新开凿从安山湖东面北注卫河的原被黄河洪水冲毁的一段运道。
二是展宽浚深会通河的其他河道，挑河挖深到13尺，拓宽到32尺。便于通航载重量稍大的粮船，提高漕运能力。
当时，江南漕运沿运河抵达淮安后，须转陆运翻过河坝，再经淮河抵达清河，其过程损耗巨大。陈瑄经调研，决定开凿自淮安城西侧的管家湖起至淮河的二十里长的清江浦河渠，将湖水导入淮河，并修筑四座闸门，以适时泄洪。并沿湖修筑十里长堤，以提高船只运输能力，使得漕船可以直达黄河，极大的节省了费用。
5.整顿坝闸
会通河自南旺分水向北至临清300里，地降90尺。向南至镇口（徐州对岸）290里，地降116尺。
为解决会通河河道比降过大给航运造成的困难，元朝曾在河道上建成了31座坝闸，宋礼为此除修复元朝的旧坝闸外，又建成了七座新坝闸，完善了坝闸配置，改进了通航条件。因会通河上坝闸林立，又称这段运粮河为“闸漕”。
明朝中期，山东运河有节制闸47座，17座在聊城。聊城枢纽的船闸主要有荆门上下闸、阿城上下闸、七级上下闸、周家店闸、李海务，、土桥闸、戴湾闸、板闸、会通闸、临清闸等。
船只通过上下水位差比较的大的河段，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采用人工或畜力拔船过坝。 二是通过船闸，通过调节水位和开启闸门，使过船进入上、下不同高度的河段水位，确保船只安全顺畅地通过，船闸承担着调节水位功能，为水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京杭大运河的浙江嘉兴海宁市长安镇，有座宋熙宁元年（1068）修建的一闸三门复式船闸，俗称长安闸。
　　在由上塘河与崇长港运河河道设有上闸门、中闸门、上闸门，构成了上闸室和下闸室航道部分。并设有上澳和下澳两处蓄水处，在上闸室设有斗门与上澳相通；在下闸室设有斗门与澳澳相通，上澳与下澳设有翻水车，调节水位。
船只过闸的工作原理主要依赖于闸门的启闭和水位的调节。当船只需要过闸时，工作人员会根据水位、流量等因素判断最佳时机，开启闸门。这时，上下游引航道内的水位会逐渐平衡，形成一个相对平稳的水流环境。船只便可以在这个环境下安全顺畅地通过闸室。
　　当船只由上水位向下水位行走时，开启上闸门，以上塘河水补充到上闸室，船只由上塘河进入上闸室；关闭上闸门，开启中闸门和下澳的斗门，部分水储存于下澳，船由上闸室进入下闸室，关闭中闸门和下澳斗门；开启下闸门，部分水泄入崇长港，船只由下闸室进入崇长港。
　　当船只由下水位向高水位行走时，船只由崇长港进入下闸室，关闭下闸门，开启中闸门和下澳斗门，下澳水补充下闸室，船由下闸室进入上闸室，关闭中闸门，开启上澳的斗门，以上澳的储存水补充上闸室，并由下澳车水入上澳，直至上闸室的水位与上塘河水位持平，开启上闸门，船只由上闸室进入上塘河。
6. 修建水柜调控蓄泄
水柜是古代调节运河供水的蓄水工程。为调剂会通河的水流量，又于汶上、东平、济宁、沛县并湖泊湿地，设置新的水柜水源。
明代南旺湖水柜由马踏湖、蜀山湖、南旺西湖（简称“南旺湖”）构成，是南旺枢纽的关键工程之一。成化年间(1465一1487)南旺枢纽的核心地位确立后，南旺湖受到朝廷高度重视。成化四年(1468)修筑南旺西湖石堤；弘治十五年(1502)规定：“凡盗决山东南旺湖堤岸及阻绝泰山等处泉源者，为首之人并遣从军，军人犯者徙于边卫。”嘉靖(1522一1566)以后，多次修筑新堤，重申水柜界限，并修建数十座减水闸（斗门）以调控蓄泄。
宋礼重开会通河工程前后共征调山东和徐州、应天、镇江民夫三十万，免除租税一百一十多万石，费时二十个月竣工完成。
重开治理后的会通河通航能力得以极大提高，明代漕船载粮漕运能力较元代提高了约3倍。并停止了取道海上运输南粮北运航道。
7.明先后又开凿南阳新河和泇河

明隆庆元年（1567年)了避黄行运开凿的南阳新河竣工。
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泇河全线竣工。

清康熙年间中运河工程竣工

清朝于康熙二十年至康熙二十七年（1681年至1688年），在黄河东侧，约由今骆马湖以北至淮阴开中河、皂河近200里，北接韩庄运河，南接今里运河，从而使运河路线完全与黄河河道分开。

历代运河漕运管理

运河漕运是指中国历代王朝通过水道转运官粮等物资，以满足京城宫廷、官兵及百姓的用粮需求。为确保漕运正常开展及运道畅通，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漕河制度管理体系和运河河工管理制度体系，共同构成了内涵丰富的中国古代漕河制度体系。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开凿人工运河后，历经各朝代对运河河政管理体系不断地发展成熟，漕运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层层分置、各司其职的漕河管理制度体系，以确保了大运河的畅通与漕运的正常运行。
秦汉时期，尚未专设管理运河的官员。
魏晋以后，中央设都水丞，下设河堤谒者管理全国江河河堤。
隋唐时期，工部下设水部郎中、员外郎、主事等掌管天下河渠事务。
唐代还设水路发运使管理漕运事务及运河浚治。
　　宋代在中央置都水监，掌管全国水利事务。
　　金代同样于中央置都水监，完善河政建置。凡运河所经地方，州府官衔内加“提控漕河事”，县官带“管勾漕河事”，沿运官员须催赶漕船，防护堤岸。
　　元代仍以都水监为主要管理机构。明代从漕运总兵、漕运总督及中央临时派遣勋臣、御史、郎中等进行监管，发展为职责明确的由河道总督、工部都水分司郎中及各府州县管河同知、通判、州同、县丞等官员负责的完善的漕河制度管理体系。
　　清代进一步优化明代制度，形成以河道总督为核心，管河道、管河厅汛官为主干的运河管理体系和河道管理制度，制定实施河岸植柳固堤、定时桃浚等行之有效的工程技术措施，对河道、闸坝、水源、堤防等水利设施开展长期维护，保障运河漕运的安全运行。
明清两代为保障漕运安全有效运行，制定了漕运管理队伍人员配置和职责，具体落实到类型多样的漕河夫役。运河河夫的常见类型有闸夫、浅夫、溜夫、坝夫、渡夫、埽夫、泉夫、湖夫等10余种。河夫管理体制严密。明代主要有老人制、小甲制两种组织形式。至清代，河夫交由基层厅汛河官直接管辖，后逐渐由开始的征派改为雇募。这些额设河夫每月领取固定的工食银1两上下。清雍正年间(1723一1735)，山东运河五厅浅、溜、桥、闸等漕河夫共计3333名，每年领银33000两左右。
设置专业化的运河河兵驻扎运河险要河段防范万一，据史载清康熙年间(1662一1722)，河道总督靳辅于黄运交汇地带设专业河兵5860名，负责签桩下埽等技术复杂的工作，形成河夫协助河兵治河的施工模式。雍正二年（1724)，山东运河沿线开始出现专业化的河兵400名，驻扎临清、沙湾、南旺、独山湖、微山湖等运河险要工段。其中，运河营协备1员，驻扎临清，下辖河兵50名，分管上河、下河两厅河道事务。
钞关，史称“榷关”，是明代设置的榷税机构。因“宣德间钞法不行，廷臣奏征天下官民客商船料钞”而在运河沿线所设，民间俗称“钞关”。京杭运河沿线有崇文门、河西务、临清、淮安、扬州、浒墅、北新和九江，史称“八大钞关”钞关征税。钞关税收除了保障运河漕运管理及年度固堤维修费用支出，也是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
运河钞关为明清两代中央政府督理漕运税收的直属机构。出任运河钞关的差官一般是户部主事（正六品）或员外郎（从五品）。清代前期，出任钞关的差官多为专差官员，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后，由督抚兼理
　　运河钞关征收船料钞和商税两种不同的税。船料钞以运载货物的商船为征课对象，由船户缴纳。船料是造船所用木料的基本单位，用以计量船只大小，依船只梁头广狭定额征税。商税以船载货物为征税对象，由货主缴纳，从价计征，即对过关货物，先由钞关验货定价，再对照朝廷颁发的定价征税。
　　清代，进一步完善钞关制度，实行对船只梁头宽窄和运载量、货物价值综合计征的方法。并将税收定额制作及税额完成作为考核钞关官员晋升降职的重要内容。
　　商船在钞关完税，首先要填写船单，开列船只、船户基本信息；同时填写货单，开列货主和货物的信息。货主呈交报单后，经钞关胥吏核实并计价定税，填写税单，内衙审核后，在大堂缴纳商税，而后发给货主“印票”，凭“印票”过关。船主呈交船单，差役核实后发给“小票”，而后赴船厂房写单，赴钱柜缴纳船料钞，根据船的类型、梁头发给木箸，作为出关凭证。钞关一日两次收税放关
　　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的山东运河河段是漕运的鼎盛时期，极大促使了会通河沿岸城镇的繁荣发展，如济宁、东平、东昌、临清等城市逐渐崛起为元明清代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元史•河渠志》中说：“舟楫万里，振古所无。”运河两岸商贾云集，货堆如山，店铺林立。这些城市宛若一串镶嵌在济州河、会通河上的明珠，璀璨辉映，耀人眼目。

黄河泛滥改道对运河的影响

京杭大运河与黄河交叉其大运河河道始终受到黄河河道走向的影响。历史上黄河下游较大的自然和人为的改道有26次。
　　北宋灭亡后，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在东京的留守杜充为阻挡金军南侵，刻意破坏黄河河道在滑州人为决开黄河堤防，黄河水向东南分由泗水和济水入海。
　　由于黄河沿着通济渠泛滥，导致通济渠被水淹没，导致隋唐大运河的西端最终废弃。
（一）黄河夺淮河入海与清口水利枢纽工程
为防止黄河主流向有北冲流，多年来被人为强行逼堵黄河向南流，黄河在1194年至1855年间逐步以淮河的河道 “夺淮入海”由淮河流入黄海。
由于黄河夺淮，洪泽湖大堤不断延长、加高、加固，最终形成了亚洲水域面积最大的人工湖“洪泽湖”。 黄河夺泗河夺淮，使泗河、沂河、沭河洪水无出路，形成了南四湖和骆马湖。
黄河夺淮严重影响到京杭大运河的安全，黄、准、运三河相交，而交口恰巧在洪泽湖出口处，更增加了治理的难度。当时黄河水位高于准河，而淮河水位又高于运河，为了解决运河穿越黄河，减少黄河、淮河水患，避免泥沙淤积等危害，明清年代建造了著名的清口重要水利枢纽。
清口水利枢纽工程的形成与变迁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明万历时期，这是清口枢纽的雏形期；第二阶段以康熙、乾隆年间为代表的清代早中期，这是清口水利枢纽的成熟完善期；第三阶段是以嘉庆、道光年间为代表的清代中晚期，这是清口水利枢纽由盛而繁而衰的时期。 明朝中期官员、水利学家潘季驯，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开始，到万历二十年（1592年）止，他奉三朝简命，先后四次总理河道，主持治理黄河和运河，前后持续二十七年，以功累官至太子太保、工部尚书兼右都御史。
　　明万历四年（1576年）夏天，年近六旬的潘季驯第三次出任河道总督，治理黄河，针对黄河多沙，且黄、淮、运交叉的复杂局面，向朝廷递交了一份《两河经略疏》，提出“塞决口、筑堤、复闸、固堤、止浚海、开老黄河”的“治河六议”，把治河的重点区域放在清口，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综合治理黄淮和运河的全面规划。
　　并结合前人治河经验，提出“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略。加固黄河淮河道堤坝，在洪泽湖东南加修了一条长达一万余丈的河堤高家堰，也称洪泽湖大堤，防止洪泽湖东溃，利用洪泽湖地势较高的高水位，使湖水尽出清口，增强了冲沙能力，并约束河流变窄，另外采用“蓄清刷黄”的措施即引洪泽湖的清水刷黄，使河水流速增大，提升河流的冲涮能力 “以水攻沙”治理其黄河的淤积泥沙。
　　潘季驯治河前后，南运口屡屡迁变，到清初时，仍存在运口距离清口太近的问题。黄淮汇合，水流充沛，潆洄激荡，对运河行船颇为不易。每艘货船需要七八百人甚至上千人拉纤牵挽，才能通运，是个很头痛的事。
清代康熙年间的清朝兵部尚书、河道总督治河名臣靳辅，继承明代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略，进一步明确了“逼淮注黄、蓄清刷浑”的重要性，多地修建南岸减水坝分泄黄河洪水，但他和潘季驯不同的是主张黄河和运河分开，开修了中运河，并认为海口段可以适当疏浚。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月，三十一岁的康熙帝南巡。十七日到达山东郯城县红花铺，靳辅扈从康熙帝在河、淮之间，详细视察黄河、淮河、运河的水势、灾情及治河工程进展情况。二十一日，康熙帝特对靳辅讲了自己的感受和对治河的意见。
　　靳辅根据康熙帝解决防止减水淹民的指示，在宿迁、桃源、清河三县黄河北岸堤内开凿了一条新河，称为中河。这条河，上接张庄口及骆马湖清水，下历桃、清、山、安，入平旺河达海。漕船初出清口浮于河，至张庄运口。在清河西仲家庄建水闸，引栏马河减水坝所泄的水入中河。该工程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动工，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竣工完成。
中河修成后，得自清口截流，迳渡北岸，度仲家庄闸，漕运免去走黄河一百八十里的险路。
　　有诗赞曰靳辅开中河 “中河既成，杀黄河之势，洒七邑之灾，漕艘扬帆若过枕席，说者谓中河之役，为国家百世之利，功不在宋礼开会通，陈瑄凿清江浦下。”
（二）黄河夺大清河入海山东运河漕运断航
黄河在清朝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以前大体上流经路线是：河南的荥阳、郑州、原阳、延津、封丘、中牟、开封、兰考；山东的曹县、单县；安徽的砀山、萧县；江苏的丰县、沛县、徐州、邳县、睢宁、宿迁、泗阳、淮阴、涟水、阜宁、滨海等入黄海。
清咸丰五年六月十九日（1855年8月1日），黄河发生了历史上第六次大改道，黄河在河南兰阳（今兰考）北岸铜瓦厢决口，决口之初，漫注于封丘、祥符、兰仪、考城、长垣等县，后“复分三股：一股由赵王河走山东曹州府迤南下注，两股由直隶东明县南北二门分注，经山东濮州范县至张秋镇汇流穿运，总归大清河在山东东营市垦利区入渤海，这也是黄河下游流经入海的今况。
黄河因第六次大改道，由此从山东梁山拦腰截断了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的通航逐步走向以黄河为界的南北分制状况。黄河改道破坏了原有的水系，导致运河的通航能力大大减弱，随后，清政府颁布停漕改折令。
新中国建立后的 1973年，由于运水资源不足等原因，黄河以北的山东段运河彻底断航，导致鲁西南和鲁西北地区的经济自然优势受到严重影响，昔日的运河市井繁华景象已是过去。

京杭大运河的现状

虽然京汉大运河黄河以北的山东和河北部分河段断航，但至今运河任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黄河以南运河航运依旧，断航的旧河道现在是南水北调的主要供水渠道，发挥着作用。
　　京杭大运河目前在山东济宁市以南、江苏和浙江三省运河河段区域仍发挥着防洪、抗旱、运输、灌溉等多种作用。运河仍在进行维护和使用，正常的船队可以畅通无阻全年通航。京杭大运河不仅是历史文化遗产，也是现代社会中重要的水运通道。
国家战略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从江苏扬州江都水利枢纽提水，途经江苏、山东、河北三省，向华北地区输送生产生活用水。是沿京杭大运河逐级翻水北送，利用京杭大运河以及与其平行的河道输水，向黄淮海平原东部和胶东地区和京津冀地区提供生产生活用水。 南水北调东线贯穿黄河工程就位于黄河下游中段的山东东平和东阿两县境内。引水经泵站逐级提水进入东平湖后，分水两路。由东平湖出湖闸、南干渠、埋管进口检修闸、滩地埋管、穿黄河隧洞、出口闸、穿引黄渠埋涵及连接明渠等水利设施组成。主体工程全长7.87公里，湖内疏浚9.424公里。工程在黄河主河槽隐伏山梁下穿过，最大埋深达70米，开挖洞径8.9至9.5米，洞长585.38米，设计流量每秒100立方米。长江水通过这一工程输往鲁北地区及河北省和天津市等北方地区。另一路向东经新辟的胶东地区输水干线接引黄济青渠道，向胶东地区供水。

运河申遗保护河段建筑物

京杭大运河这条中国古代遗留下的水利工程，于 2014年，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经联合国组织实地考察，最终大运河遗产分布申遗范围被列入的有2个直辖市、6个省、25个地级市。 包括河道遗产27段，总长度1011公里，相关遗产类型包括闸、堤、坝、桥、水城门、纤道、码头、险工等运河水工遗存，以及仓窖、衙署、驿站、行宫、会馆、钞关等大运河的配套设施和管理设施，和一部分与大运河文化意义密切相关的古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等，共计58处。 中国京杭大运河是古代水利史上一条镶嵌着无数璀璨炫丽的历史文化明珠的银河玉带，令人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