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大专班记

九九红叶

　　不知为什么，我不是知青，可对“上山下乡知青”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可为是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心心相印，休戚与共吧！也许是我与他们曾同在农村经受过种种锻炼；也许是我们都曾在那个特殊年代走过来，彼此同路，命运相连；也许是……

当我看了众多网友书写“知青”的亲身经历的华文与诗篇时，我被深深的感动着，他们在那艰苦岁月里的拼搏精神，令我赞叹。特别是看了一位网友的博文《写在知青遗像前》，我泪流满面……此时此刻，触景生情，让我想起了我曾接触的支援边疆建设的新疆、广西“知识青年”，想起了我们学院曾为他们举办的大专班。

成都教育会

　　那是1987年，在农业银行成都教育会议上，和农行新疆分行李宗毅教育处长几次讨论怎么加快边疆培训步伐。李处长谈到了尽管我们学院分配给他们的名额，每年都多于其他学院，而且，10个专修科的名额，也多余分配其他行的名额，但他们分行急需培训的中青年干部太多，而且，好多人都是当年从内地去的知识青年，他们上学深造的愿望很强烈，边疆的农金事业也急需这批人提高金融理论水平。

1964年农行第二次恢复成立，急需新生力量，为此，天津、河北、山东一大批有志气的初高中毕业生，积极响应号召，投身到边疆农金事业建设中。后来，为了农金事业的发展，又从新疆建设兵团支边的上海知青中，选调了一大批充实到基层的农金事业中。这批知青是较早投身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建设的一代人。文革后，农行第三次恢复成立，这些经过农行基层锻炼的老支边已人到中年，成了事业的中坚，对他们的培养和提高是一件急不可待的大事。对此，新疆分行党组非常重视，积极地选拔学员到总行所开辟的专修科进修之外，还加大了对成人教育的投入，积极开辟电大、函授、及新疆内外大专院校进修渠道，李处长很希望天津管院再伸出援手，以解决僧多粥少，一代人的燃眉之急。

我也知道，两三千万的“知青”是特殊年代的特殊群体。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支援边疆建设，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就将城市中的有志青年一批批送往农村，尤其是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到边远地区的人更多。文革中，“知青”下乡达到了顶峰。那时，尽管1977年恢复高考，大多数“知青”想方设法回到了城镇，可还有众多“知青”留在了农村、扎根边疆。和我聊天的李处长就是六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他是天津有名的重点中学，南开中学的有志青年，为了响应祖国的号召，报名去了新疆，他感同身受，情系“老支边”，很为这批人的提高着急。

我在成都教育会上的发言

　　在成都会议上，这个问题提到了日程，我们不时地进行探讨。有一次，我们在都江堰散步，又谈起这个问题时，突然，茅塞顿开，想起了新疆是边疆，是少数民族地区，可以特事特办。是不是可以办社会上其他院校试点办的一年制大专班？当时参加会的还有我院的主管教学王靖副院长，为此事，我们三人曾多次研究，有一次研究到深夜两点多，终于拿出了一个可行的方案。决定回去后，为新疆筹办一年制的大专班。

新疆班毕业照

　　因我们学院是驻津单位，受双重领导，教学属地方二教局，其它属农业银行总行管。所以，回到学院后，我就一趟趟地跑这两个上级单位，高兴的是我终于跑成了！经过我们的努力，不仅为新疆办成了一年制的大专班，也为老少边的广西农业银行办了同样的大专班，前后共培养了一百多人。

这次办班，受到了新疆、广西农分行领导的重视。新疆分行行长、党组书记色提尼牙（维吾尔族）对这批支边青年关怀备至，非常支持在我们学院办一年制的大专班。并亲自过问学习班的情况，办班期间，他还利用开会的机会，亲自到我们学院感谢学院、慰问学员。这批学员多是从北京、上海、天津去的“支边青”， 他们都很优秀，他们在班干部的带领下，充分发挥学员自我管理的积极性。整个班级学习气氛浓厚，师生关系密切，业余生活丰富多彩。教学相长，也给我院带来了勃勃生气。他们在校非常努力地学习，毕业时，各个取得了优异成绩。至今不能让我忘怀的是“知青班”的学员拿到文凭时的喜悦心情，他们对学院、对老师们那感激的泪水……

后来，李处长介绍，经过在我院一年的学习，这批学员如虎添翼，在农业银行的工作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不少人被提拔到农行县、地行（处）领导岗位，其中地、州行长、分行处长就有十几位。其中天津支边青年暴世民担任了新疆分行副行长。上海支边青年陈如奇还担任了香港交行的行长，退休后，曾任光大证券独立董事，东吴基金独立董事等职。

前后两年的“新疆班”、“广西班”的管理，加深了我对“知青”、“老支边“的了解，他们对共和国建设，特别对边疆建设是立了功的，共和国建设的功劳簿上应该有他们的一份。

应该说的是，在农业银行发展的初期，农业银行急需建设人才，天津管院不论在农金管理还是外语人才的培训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农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急的贡献。

成都教育会上部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