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记事--忙年

天雨

我最喜欢的还是儿时的年。入了腊月，人们就开始了“忙年”——为过年而忙碌起来。那种忙碌，虽然辛苦，却充满了期待和喜悦，仿佛每一天都在为一场盛大的节日做准备。

我对忙年的记忆，是从腊月宰猪开始的。喝过腊八粥之后，村里的杀猪班子便在村东头空地上架起大锅，摆好杀台，开始为村民杀猪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村里家家户户养猪。春天买的小猪，喂上一年，不管它长多大，入了腊月都要杀了。猪被大卸八块后，一部分卖掉，换成钱买年货，一部分留下过年吃。家里有了猪肉，就有了过年的底气。即使再困难，也要买个猪头过年。

杀了年猪，就该置办年货了。置办年货既是劳心费力，又快乐无比的事情。家中每个人都会行动起来，各司其职。父亲把家里的一些玉米、高粱、红薯干等粗粮卖了，换回尽可能多的白面。母亲则去集上扯来一块块布料，给一家人裁剪缝制新衣裳。成衣后，母亲会反复翻看、试穿，直到满意，才叠放整齐放到柜头，等到过年时新装换旧服。

放了寒假，我会和要好的男同学结伴，到离家七八里的镇上买鞭炮。寒冬腊月，滴水成冰，虽都穿着厚棉衣，仍被冻得瑟瑟发抖。呼出的热气，让睫毛、眉毛和额上的头发变成了白毛。但一想到最爱的鞭炮马上就要到手，心里立马热乎起来。没有一个人退缩，快乐的你追我赶，一蹦一跳地前行，不一会儿便浑身发暖。买回来的鞭炮，悉心保管，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拆下几个听听响，那“噼啪”声仿佛在预告新年的到来。

买年画像是姐姐的专利。姐姐出嫁后，买年画就传给了两个妹妹。那个年月，年画有胖娃娃抱大鲤鱼的，有寿桃花卉的，还有现代或戏剧人物的。我家墙上常贴《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故事的年画。每一幅年画都像一扇窗，透过它，仿佛能看到另一个世界的故事。

腊月里最忙的是母亲了。忙完了缝衣做鞋的针线活儿，又要开始忙活做豆腐，蒸年糕、馒头、糖三角和菜团子。各色干粮要准备一大缸，差不多能吃到正月十五。除了这些，还要炸小果、炸面筋、炒花生，作为春节孩子们的小零嘴。母亲像一颗停不下来的陀螺，到了年三十还在不知疲倦的忙碌。

过去没有印刷的春联，家里的春联一般由念过两年私塾的父亲来写。我上小学时，每次发了新课本，父亲都会用牛皮纸包上书皮，然后工工整整写上我的名字。我觉得父亲写的字很好看，有时求父亲在新买的作业本上写上名字。

买来大张红纸，父亲像一个裁缝师，将红纸有序折叠，裁成不同规格。春联的内容，一般是父亲自编的。父亲说，写春联是烘托过年喜庆气氛，表达美好愿望的，不在于字有多好看，内容多么对仗，自己感到高兴就行。有一年大门上的春联，我记忆犹新：上联——冬闲变冬忙，下联——粮食过长江，横批——大干快上。那时候正值农业学大寨，人人见了都说好。

除了春联，还会写许多诸如上下平安、肥猪满圈、鸡鸭成群、五谷丰登、春光满院等内涵美好的小联，分别贴在梯子、猪圈、鸡舍、粮仓等处。大联、小联和窗花一起张贴，喜庆红火的氛围顿时盈满了庭院。

俗话说：“二十四，扫房子。”这一天，大人小孩齐上阵，把锅碗瓢盆、桌椅板凳都搬到院里，炕上的被褥也拿出来晾晒。搬不动的东西用被单和旧报纸蒙上。父亲拿起那根绑着长长木棍的苕帚，先扫房梁屋檩，然后扫四壁和犄角旮旯，把全屋上下打扫得干干净净。母亲把旧的窗户纸撕下来，糊上崭新的白纸，再贴上红艳的小窗花，屋里明亮鲜活了许多。我和妹妹也不闲着，用小笤帚打扫院落，从里到外，一直扫得硬土地面发白发亮，没有一点浮土。经过一天的大扫除，整个屋里院子焕然一新。

杀了年猪，猪圈清空了。父亲会赶在年前，把圈里的积肥一叉一叉地挖出来，用双轮车拉到村外地里。出粪是出大力的活儿，年幼的我肯定帮不上忙，我就跟着父亲往地里拉粪，差不多两天把一圈粪拉完。父亲连狗窝、鸡舍也要清掏一空，铺上柔软的干草。除旧迎新，鸡狗也得清清爽爽过年！

我有一个很深的记忆，那时候没有洗衣机，到了腊月，姐姐和村里的姑娘们围在东大井和西沟湾的井边。手中的棒槌有节奏地敲打着衣物，发出“咚咚”的声响。寒冷的空气中，她们的笑声和棒槌声交织在一起，仿佛在为即将到来的新年奏响序曲。

如今，生活节奏加快，年味似乎越来越淡了。儿时的忙年，忙的是身体，累的是手脚，幸福高兴却在心里。虽然辛苦，却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和仪式感。每当回忆起那段时光，心中总是涌起一股暖流。或许，正是这些忙碌的细节，才让年有了真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