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穿影去/陈先发

李永才

一隅照

（本文据2024年10月27日作者在杭州一次即兴演讲内容整理，发出时有改动。在《雨花》杂志刊发时题为“灯穿影去”。）

公元805年，日本僧人最澄离开了曾给他深刻启示的浙东天台山国清寺，自明州（今宁波）搭乘遣唐使藤原葛麻吕的大船，返回东瀛。重回家乡滋贺县的比叡山继续修行时，他在延历寺中，点亮了一盏油灯。到今天，这盏灯已亮了1200余年。

最澄是个早慧的人，十二岁就在奈良出家，二十岁受具足戒后，决意遁身山林潜修。他精读了鉴真和尚东渡带去的大量佛学典籍章疏，对僵硬教条的日本主流佛教体系深感失望，曾感叹“正法凌迟，苍生沉沦”。失落愈深，对大唐天台宗佛学的仰慕就愈是强烈：“精勤披阅，义理奥赜，弥仰弥高，随钻随坚”，他决心远赴大唐修习天台教法。据说当时，日本僧人将佛教教理上存在争议、悬而未决的问题称为“未决”，由日僧将“未决”之佛学文书带至中国称为“请决”，而大唐僧人循问而作的答复，称为“唐决”。在日本《续藏经》收录的六份珍贵“唐决”中，就有一份记载了最澄与天台山禅师道邃的精妙问答。最澄初次入唐时，曾在海上被飓风骇浪逼返，第二年才如愿登岸。舟楫再固，在大海咆哮肆虐的伟力之前，也只是微如芥末。瞬间万变，死生在即，许是这差一点丧了命的波折，将他在大唐的问学修行推向一种不舍昼夜的极端状态，短短八个月间，他抄写的佛经、注疏、记文竟多达四百六十余卷。最澄回国时，不仅携带了他求得的天台宗经书章疏、法器印信等，还带回了另一类意味深长之物：中国茶籽和植茶技术。关于日本茶道的源起和风行，我读到过不同的记述，但毫无疑问的是，在今天比叡山日吉神社旁的一块山地中，最澄当年垦荒手植的这圃茶林，是日本最古老的一座茶园。从照片上看，它依然蓊郁苍翠，衰枝新叶交织，令人神往。

点亮油灯之时，不知最澄有没有期待过它千年不灭，但我猜测，他一定担心过油灯的脆弱。中国人自春秋时代，就大量使用油灯，以灯心草干燥的茎髓做捻子，烧的一般是动物油脂，或蓖麻油、豆油之类的寻常植物油。听说，南方边远一点地区，也有烧橄榄油和酥油的。油灯样式，多得让人眼花缭乱，乡野常见的，是陶制或铁铸的座儿，样子也朴素。博物馆中的，就复杂了，战国的银首人形灯，西汉的长信宫灯、羊形灯，东汉的卧人形吊灯、雁鱼灯，魏晋的青瓷熊灯，唐代的三彩莲形灯等等，繁缛又讲究。我印象最深的，是三星堆博物馆一米多高的青铜连枝灯，细部装饰了鹦鹉、孔雀、乐人等造型构件，榫卯精确相扣，工艺精湛传神，一看就知是宫廷或贵胄所用。精致也好，简陋也罢，油灯的脆弱本性，其实并无两样，一阵微风就能扑灭它。我清楚记得，外婆晚年病入膏肓，吐几个字都有气无力，夜间入睡前，依然能一口吹灭床头油灯。我们这辈人，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可能是被油灯普照、鼻腔薰得黑黑的最后一代人。我小时候用的，是带玻璃灯罩的煤油灯，大概因为煤油燃烧不充分，罩子三两天就变得脏兮兮的。灯焰时而忽地跳跃几下，明暗不定，还发出噼啪啪的微爆声。一个冬夜，我躲在被窝中偷看《水浒传》，听父亲在隔壁一声咳嗽，慌忙抬身吹灯，碰翻的油灯烧焦了一大片床单，全家人大呼小叫地都来扑打。若不是正落点冬雨，茅草铺成的屋顶，恐怕早已灰飞烟灭。

油灯所照，无非一隅。在最澄看来，这一隅，或许从非一种实用、实际的空间。当灯下无人时，它究竟为什么而亮呢？华严经中说：譬如一灯入于暗室，百千年暗悉能破尽。法华经中说：以一灯传诸灯，终至万灯皆明。我喜欢的诗人卡内蒂曾这样写道：“在夜里，两盏灯、四盏灯、八盏灯，直到每盏灯都能让其他的灯进行思考”。最澄点亮的，是孤灯一盏，卡内蒂笔下的四盏、八盏，乃至法华经的诸灯、万灯，到底在哪里呢？灯，又在思考些什么？最澄点灯17年后，溘然圆寂，而此灯在逾千载的漫长时日，必已无数次面临油尽焰枯的危机，也必有数不清的人，救护了这颗孤焰，悉心接续这朵微弱之火，才帮它度过了摇摇欲灭的危局。这无数的人，一代代无名者，各有面目，在苦闷或豁达中，在伤痛或遗忘中，安静坐在灯前。当他们凝视，一场缄默的对话正在发生。不知他们中有多少人意识到，自己正是那或明或暗、甚至尚未被点燃的万灯之一。

与亭台楼阁、金戈铁马这些面貌坚固之物相比，作为弱者，油灯欲灭而未灭。强者湮灭，而弱者，却似在逼近永生。我从中听见的，只有时间的一声浩叹。确实，没人预知人的信念之矛，究竟能刺穿多厚的时光铁幕，或许在你转过身去的一瞬，它就灭了。所有为这盏灯添过油、续过火、挡过风的人，包括此刻正沦入纯粹想象之中的我，其实都加入了这一场奇特的、有关信念的压力测试？

而我今天真正想谈的，并非油灯，而是一隅。记得去年秋天，在南京师大校园的古随园旧址，一个女学生问我：你觉得个体生命最本质的特性是什么？我的回答，只两个字：有限。站在敞开的窗前，我说，放眼望去，街头巷尾，生者活泼，蓬蓬勃勃，这中间能有多少百年之躯呢？生命的长度如此倏忽、短促。生命的印迹，更像是“雪上偶然留指爪”，即便我们行了万里路，过了万重山，那些年轻又勇猛的“背包驴客”，把这颗星球上每一个隐秘角落、非洲丛林中每一个幸存的原始部落都踏遍了，在茫茫宇内，这也不过是沧海一粟。当代科技的突飞猛进，迅疾放大了人的一隅感和命运的荒寒感。1990年2月14日，旅行者一号宇宙探测器在距离地球64亿公里的浩渺深空，接受了人类最后一条指令，回望了地球一眼并拍下了最后一张照片。其后，便一去不返地没入茫茫星际。我久久凝视过这张照片，一粒沙——闪着肉眼已难以辨认的微弱光亮——无尽恒河之沙中的一粒，就是我们正深居其上的这颗星球。在虚拟杳渺的网络空间，曾有人感叹，我们世代艰辛的劳作、幽深的愿望、道不尽的悲欢离合，都只发生在这粒可怜的沙粒之上。而无数同样渺茫的沙粒，在深空中，凝成了这张小小照片上的云团恍惚。记得那天傍晚，我在沿街小店吃了一碗多年偏爱的重庆小面，然后穿过一条石板小巷去买烟。那碗面中难以言明的丰饶滋味，小巷中清冷的光影交织，乃至我跟这个学生讨论过杜甫在泰山之巅“一览众山小”的古老豪情，王维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奇异寂静，也仿佛只能在这粒沙子的内部，去奋力翻找。时代在我们额上，植入了一双新的眼睛，比以往任何时刻更见一隅之有限，这是当代人参透自身存在的立足点。诗的写作，文学的所有努力，都在寻求对这种有限性的刺穿。灯，只能从这根灯芯上去再次点亮。

某年冬末，在北京成寿寺的一处地摊上，我买了一块宋代磁州窑瓷枕残片，上有旧墨疾书的诗句：“有客问浮世”。我知道，在缺失的另一块碎片上，一定写着“无言指落花”。不知这曾为一体的残躯，如今深埋在哪一处土层中。正如最澄之油灯有着脆弱载体一样，诗与文章的载体，历来更是最脆弱的一类。汉代以前，刻在竹简上、泥板上。之后写在纸上，绢帛上，陶土上。今天，它们刊行于不可捉摸的网络上。然而，诗从不揪心于躯体的薄弱，它燃烧的真正灯油，是人的生命意志和超越有限性的愿望，它追求在以心传心中，获得最充分的释放。我在《黑池坝笔记》中曾写道：“去爱未知。去爱枯竭。去展示仅剩的两件武器：我们的卑微和我们的滚烫”。个人之一隅，皆有限和卑微，也唯有卑微之中的滚烫才可以真切传递，才可以洞穿时空的隔绝与局限。当曼德尔施塔姆写下：“我躺在大地深处，嘴唇还在蠕动”，他一定明白，肉体的腐烂与消失，其实是无关紧要的。不管躯体埋得多深，哪怕被虫兽啃食干净了，也不管覆盖在脸上的尘土有多厚，语言中的灯光，一定会被他者所见，会被有心人再次读出。新的嘴唇与新的嗓音，在他写下的旧句子中增添了一丝新的语义，正如后人往最澄的灯盏中添油一样。貌似无根之物，又爆出新芽无限。新的语调与语义不断滋孽，这就是诗与文学的超越性在发生。诗的本质是“一月千潭”。在孤月与千潭的映照、孤灯与万灯的呼应中，一个“超我”在到来。

我读到的古汉语经典文献中，最具当代意味的一句话，是《世说新语・品藻》中的“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三个我，在这短句中盘旋不已，相互纠缠、质诘，又在深深的怀疑氛围中企图合体于一场对话。一首一尾两个我，不妨看作一次省悟之前和之后的我。那么，横亘于中间的这个我呢？或许就是一种超我。对任何一个有清醒生存意志和写作自觉的人来说，超我，时时审视着人在尘世中的不完美，人对自我的背叛，言行中星星点点的不忠实……它是人的一种尺度。也可以说，每个人都被体内的那个超我所鞭挞，所驱动。它所追逐的，难道不是老子讲的“死而不亡者”的状态？当一个人在孤独中提笔写作，在他笔墨中涌动的，或许正是一种对超我的饥渴，或浓或淡，或多或少，或强或弱。

没有这个超我，最澄和尚就没有力气去点亮那盏油灯。

希腊神话中有个美少年纳西索斯，一日在池边，窥见自己的水中倒影，迷恋不已，难以自拔，终因赴水求欢，溺水而亡。自然女神克洛里斯感慨于他的命运，将这个美少年的遗体化作了水仙花。如其觉得纳西索斯不能自控地死于对欲望的放纵，倒不如认为他死于对自我面目的盲视，死于一次对超我的强烈饥渴。也不妨认为，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着一个蜷缩、隐蔽的“纳西索斯时刻”。嵇康临刑之前，索琴抚奏了一曲《广陵散》，显然，他不畏死，否则无法将此曲弹得让自己心满意足。我在想，人之中的不惧死者，或许都能目睹一个既割舍不了、又实现不了的超我，在注视着他。这个超我，是超越生死的。博尔赫斯也说：“我不愿意是博尔赫斯，我愿意是另一个”。致命的诱惑，正在于他想成为的“另一个”，而不是“某一个”。他不想再次陷入一个被固定形体、形象、经验所捆绑和限制的某一个。在嵇康临终视线中浮动的音符，是超我之声，是真正自由的，另一个我“没有双手而仍将触摸；失去双眼，而仍将观看”。

但诗，如果追逐对超我的具象描摹，难免沦入一种失真、失意、失落。有个除夕，妈妈、我及三个弟妹，围着通红的小火炉，吃年夜饭。借着酒力的微妙催动，他们分别描述了他们的眼中之我。在世上所有对我的形象素描中，亲人的讲述，无疑是最真挚的。然而，这些“诸我”的画像，我不仅对其中任何一个都很陌生，而且有一个，是我最为抵触的一种。我完全没有勇气将自我置入这些形象之中。诸我之间的撕裂，曾让我痛苦，让我在许多时刻陷于沉默。并非不可见，而是不愿承认，羞于承认，甚至企图以一个我，去覆盖另一个我。让藏起来的那个我，不被世人直视。就这样，人活在各种生存的碎片之上，看到无数个自己的倒影。你能嘲笑纳西索斯不认得自己吗？

每块碎片，都是我的一隅。无数个一隅的集合，组成了人的演变。人是“诸我”的连接。一首诗中的我，与任何一首别的诗中之我，可能是相互抵制的，哪怕它们由同一个诗人写下。在不同的时刻，我各自存在。这些个我，清晰又混乱，时而相互对抗，时而是一个我强烈吸引着另一个我。像一个词，倾尽全力连接着另一个词，砌在一个可以多重阐释的句子中。一个诗人可能会这么想：好吧，虽然众我之间，不存在某种递进关系、因果关系，那就让他们互相挖掘吧，在互相解剖的疼痛中，更深地醒来。诗人对自我的陌生，可以顽固和深刻到像一堵墙，真正的自我解放，必须从这一轮的破壁中来。写作，为了让“诸我”都能清楚地呈现出来，并非是要统一各种碎片上的我自己。

语言生活放大了我们手中、心中的碎片。现实之一隅，在语言的镜面形成了深深的投影。我们不能捕捉的东西，也因之倍增。托尔斯泰妻子索菲娅，仇视丈夫身边每一个女性，更将托翁作品中的女人视作了敌人。对她来说，一隅已不足够用来折磨，生活的真实必须让位于虚构的真实。所以，苏轼叹息道，人生忧患识字始。

一隅既是物理性的空间，一种视觉的存在，被人们所铭记。像杜甫的草堂，刘禹锡的陋室，鲁迅的且介亭，傅雷的疾风迅雨楼，更有些是大一点的场域，像沃尔科特声称一个作家写作边界不应超过的二十公里，福克纳“邮票大小的故乡”等等。一隅，更可能是一处变化的、疆域富有弹性、有独特气质的个人氛围，是别人难以共享的心灵寄放所——如诗人北岛所讲，是“一件可以随身携带的语言行李”。

当写作者有了一隅意识，唤醒了一种自觉，此一隅与广漠世界无处不在的对话，将向他的体内，输送绵绵不绝的灵感。《赤壁赋》中，“寄蜉蝣于天地”的蜉蝣，“哀吾生之须臾”的须臾，时刻与“长江之无穷”在冲撞、交响、融汇。一隅，也因目睹了“盈虚”、“消长”、“物我”之变而自变，以“耳得之为声，目遇之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而享用了“造物者之无尽藏”。这一刻，正如福楼所说，是“通过裂缝发现了深渊”。一隅的对面，有个庞大的对象物——有时，我们并不知道它是什么，只能偶尔触碰到它的鳞片、它的喘息、它的荫凉。一种永难将息的矛盾气息，会一直伴随着写作的进程，你几乎时时要遭遇上它。写作，不时要从它的体内，取一瓢琼浆甘露来饮。

我是个不可知论者。而且，我顽固地以为，如果你不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你的写作某日终将无以为继。不知最澄临终前，有没有忽然想到，无论有多少“唐决”，世界的本质，只能筑基于“未决”之上。写作是一次语言学行动，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重新发现并爱上这个世界的神秘性。换个说法，我们唯一无法解构的，也是这个世界的神秘性。诗是对“已知”、“已有”的消解和覆盖。诗将世上一切“已完成的”，在语言中变成“未完成的”，以腾出新空间，来建设诗人的容身之所，这才是真正的在场。卡夫卡仿佛只活在他的抽屉和“土地测量员”的、甲壳虫般的虚构身份里，并在此发出哀叹：“我虽然可以活下去，但我无法生存”。同时，他似乎又发现了某种秘诀：“倘若心中没有对某种不可摧毁之物的热忱，人便不能生存”，此不可摧毁之物，就是一隅的对应物。写作本身，在企图统一两者的痴心中，散发着油灯般微弱的热量。有一天，在中国科技大学微尺度国家实验室中，我听到有关量子力学的讲述：同一来源的两颗粒子，无论相距多少亿光年，你扰动其中一颗，另一颗同时产生感应与改变。这是爱因斯坦称之为“鬼魅”的量子纠缠。我们不知道它何以发生，不知道实验盲盒中的“薛定谔之猫”，到底是死是活。如果这一切是可知的，世界又将寡味几许？人，正是在一隅的深深局限中，抬起头来，“头顶无垠的星空与心底无边的道德律”，才会像康德所讲，“如此地，震撼着我们”。

然而，一隅从不是贫乏的代名词，更非自我的窄化。一隅对人的自身而言，具有深刻的整体性。一隅与整体，从非两个空间，更不是同一具生命的两张皮。敏锐的作家都有一根他自己才能懂得的“长针”，在一隅与人的普遍性之间，要刺出一条神性通道，去汲取一隅之丰沛。

只有从未被写透的一隅，没有真正贫困的一隅。只有被无辜视作了碎片的一粒沙，而从未有哪一粒沙不曾深藏整条恒河的呼吸。一隅实实在在，可触可摸，对其细节的入神凝视，让个体摆脱狂妄与浮躁，踏入沉静的集体人格。掘一隅之所藏，穷一隅之工，是个体丰富性的来源。在我看来，过度迷恋宏观叙事、历史层面叙事和对终极问题的反复追问，已呈现出一种病象——许多作品看上去面目各异，内在的精神结构却大致雷同，大家在同一心灵层面上滑行——我的视野中，它正在演化为一种风气。庞德说，精确是唯一避免平庸的方法。我曾将这句话送给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年轻诗人，他几乎将全身力量，都用在了一系列终极话题的“天问”之上。我对他说，世上没有任何两个一隅，是一模一样的，去深度榨取你置身其中的那一个，去看它，看得汗毛都立起来。当你从一个针眼中看久了，看得心驰神荡，你会得到一座须弥山。

昨天，在高铁上，我读到诗人旋覆的短诗《扶帽子的女孩》。“在一个小饭馆//她往上扶她的帽子，有几百次//上千次//发梢弧度微微改变//唯美而神秘//虽说只是分裂症而已//可那就像苦难的荒野里小花在闪烁”。一个小角落中的小动作，甚至被它自己的主人忽视了。貌似无聊的单调镜头，当它被上千次地重复，忽然爆发出了深长的意味。在一双注视着她的眼中，它变成了一个诗的靶子。这个旁观者渴望射中它。这个靶子平凡、易逝，是个只存在于瞬间的靶子。她射中了它，于是有了这首小诗。分裂症三字中隐含的苦痛意味，在前述的细小肢体动作中回旋，但也得到了抑制，诗人没有刻意去夸张它。随着叙述从细部一笔跃向荒野的开阔，针尖上的视野忽地急剧放大。原本僵化的一隅，忽地一下就生机勃勃了。谁的一隅之中，缺少这样的靶子呢？

唐代两大书法圣手怀素、颜真卿曾坐谈笔法。怀素以云过奇峰、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坼壁之路四个意象，作了比喻，颜真卿都不以为然。颜真卿曰：“何如屋漏痕？”，怀素说：“得之矣”。确实，再没比“屋漏痕”更得一隅之真味的了。形象豁然在目，为它加任何一个修饰词，都无必要。记得桑塔格在《心为身役》中说，艺术是分泌出来，而非构造出来的。屋漏痕，从雨水、旧墙的躯体，从两具躯体忽然的结合中，分泌出来，有朴实之气，裂变之缘，天成之美。人事与物象的演变，自己的身体，他人的身体，每分每秒都在分泌出现象的粘液，语言的粘液。可能有人认为，身体只捆绑欲望，身体产生不了洞见。其实，对直觉和细小视觉在艺术中的奇妙力量，许多人茫然不晓。

每个一隅，都是一座四面透光的房子，它会分泌出刺穿自身的光线。《红楼梦》写的是两座大院的众生之态，但其力量从不为一隅所囿，从高墙厚壁中，无时无处不在漫射、透出。贾母携一众宴游大观园，到栊翠庵喝茶。“不吃六安茶”，妙玉便奉上了老君眉。六安何处？在安徽大别山腹地。老君眉何在？说法不一，在湖南洞庭湖的君山，或是福建武夷山的深处。我闲来翻了翻清代的记载，福鼎的白茶似是更符合描述。一盅淡茶，扯出三省，地理维度上邈远的空间想象力，就从这小裂隙上，豁然洞开了。妙玉的茶杯上，以隶书刻着“ban（左分右瓜）瓟斝”三个字，和“晋王恺珍玩，宋元丰五年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两行小字。着墨不多，时间维度上扩张的历史想象，也随之浸了出来。第四十一回，写到黛玉在妙玉处喝茶的杯子，上刻“点犀喬”三个字，又勾连出李商隐的句子“心有灵犀一点通”，黛玉说义山诗的回响，本已消逝，此时渗入了进来。交叉回旋的空间构造，漫射出如此丰厚的信息，谁又在那一隅之小中？

鲁迅始终在“切己的琐事”和“世界的哀愁”之间踯躅。

他的日记中，多有锅碗瓢盆、茶饮酒聚的记录。寓中人、隅中事零零杂杂，写者自有股不厌其烦的劲头，读来更是得一派生机。他声称“凡事切己，则格外关心”，“切己的琐事总比世界的哀愁关心”。从琐屑的日录中，我们知道他吃零食、嗜糖，口味讲究，在1925年端午节，甚至一口气干掉了六大杯烧酒和五碗葡萄酒。这些拉杂之叙，损害了他作为一个有大悲心之人的形象吗？他对国人剥皮刮骨式的解析，哪怕隔了这么久，听起来仍是一声声狮子吼。他的一隅之记，诚实保留了人生的庸碌现场，哺育了一颗心在日常语言生活中的机趣，正因其真实、真切，他在宣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时，所完成的精神之远离、远行、远征，才愈加直击人心。大凡个体生命，总被矛盾着的两具旧引擎同时驱动着，冒着焦虑的黑烟。这是深埋于一隅之中的辩证法——只有透达了一隅，才有机缘去完成与他者的合体。不要试图去平息两者之间的缠斗与冲突，如果不深深刺入他者体内，固守一隅的自我，也几乎寸步难行。

当杜甫在成都郊区的茅草屋顶被秋风撕破，他面临了“布衾多年冷似铁……床头屋漏无干处”的窘境。看起来，这短暂安逸的一隅，已经破产。可当他写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时，这个人从残破的一隅中，大踏步走了出来，奔向了无限的他者。

这是脱胎换骨的一刻。吾庐独破之境，令杜甫从无数光彩夺目的诗人群像中，超拔了出来。在他之前，我们知道很多“吾庐独安”、“吾庐独隐”的个案。在东西方诗人中，或者说，在诗人这个种群中，诗成为人的避难所，有着近乎本能的心理依据。从未有一个诗人以“一己之独破”，来完成个人之心与无穷他者之心的贯通、连接。我想起桑塔格的一段记述。她颇费了点笔墨，谈到巴塔耶书桌上的一张1910年摄于东方的照片。那是一名正被处以凌迟之刑的犯人之照。巴塔耶自称，他每天都在端详这张照片，据此完成了生前最后一本著作《爱欲之泪》。在这本书中，他写道：“这张照片在我生命中，起着某种决定性作用。我对这种痛苦形象的痴迷，从未停止过，既陶醉又难以忍受。”

我觉得巴塔耶在此的不可自拔，是试图以被践踏、被羞辱的代入，来解放自己内心深处一直严厉受禁的东西。从复杂的心理连锁反应中，一个鲜明而的全新自我升起，一个新观念也随之而来：旁观他人之痛。强烈的觉他意识，一种不得不投入他者体内去受难的冲动，改变了一个人的文字，无论他是杜甫，还是巴塔耶。觉他意识的苏醒，当然不仅是一个旁观的姿态，也远不是以自我完善为终点的一种注目礼。阿伦特说：“只有把自己的生命和人格，投入到公共领域的冒险中，才能获得人性”。当一个知识分子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对个人生存境遇的超越，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我们有幸在这个节点上，看到一个全新的杜甫。

自我的界限越清晰，抵达他人才越有效。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每个时代事件，应当成为个人的内部事件——“安史之乱”中所有车辚辚、马萧萧的飞扬尘土，暮色中石壕村老妇人的哭哭啼啼，都发生在杜甫体内的现场——历史才可能是有血有肉的，而非几个干巴巴的概念之和。当眼之所见、耳之所闻、鼻之所嗅、舌之所尝的现实，转化为一种内在的现实，一个匿于一隅的人，才有能力去担负时代的声音。觉他能力的衰减，可能让诗歌沦为一种透明的瓶中之物，虽然瓶中囚徒仍在语言的戏剧中，快速分泌出自我的麻醉剂，但在瓶外的广漠世界眼中，它就是一个戴着王冠的木乃伊标本。一盏孤灯亮着，它需要以自身之光线，不断去触碰别的灯。使一个人成长的，正是他者的介入。一个诗人应当成为一个敞开的容器，它吸纳他者进入，在其中创造出另一首诗。一灯虽微，其光线弥漫宇宙，哪怕这光线到远处时，已不能被视力所捕捉，哪怕它失却本来面目，也永不会有一种完成状态。

　　在我零乱厚积的记忆仓库中，残存着不少有关点灯的片断——最早的一次，四五岁时，被外婆枯柴枝一般的手牵着，暑日里，赤脚穿过渠中水被晒得发烫的稻田田埂。外婆在她自己和我额头上，盖了块湿毛巾。毒日头明晃晃的，没人敢窥它一眼。奇怪的是，在此朗朗日下，到了祭拜的一堆旧庙废墟，外婆依然点了油灯。不仅点了，还并排点了三盏。小时候，想了很久，为什么呢？我最早关于点灯的记忆，就是从这莫名的疑惑开始的。

　　在我家乡桐城一带，除夕一般有两场祭祀。摆上三荤三素，焚香烧纸，众人磕头，在门槛内的一场，祭的是家中先人，而门槛外的一场，祭的是“白客”：无名无姓、无家可归的过路亡魂，往往也要点亮油灯。这些年，油灯是日常生活中，早已是弃置之物。在乡下，许多家中留着旧时油盏，偶尔擦一擦，只为着这一项用处。两次点灯，一是不知为何而点，另一个是不知为谁而点。大抵只有这两种茫然不知中，才可藏匿一种紧固如磐石的古老信念。

如果再过一千年，最澄的那盏油灯依然不灭，它会不会是我们这颗星球上的最后一盏油灯？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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