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那个年代的农村，例如白虎出生成长的地方，普遍存在“读书无用”论，能坚持读书到中学毕业的孩子占比极小，大部分青少年或读书很少，或一天校门也没进过。至于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人们从未见过，意识中也不曾有过。多数孩童上了10岁就要像父母那样，下地干农活挣工分了，即使正在读小学的孩童也会为挣工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而辍学。在大人的眼里，孩子挣工分比上学重要——传统思想认为，当农民种地就是体力活，掌握一点劳动技能就行了，浪费那么多时间读那些闲书干嘛？</p><p class="ql-block">报纸上广播里常常讲，农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农民是一个光荣的职业，“工农商学兵”农民是排在第二位的；“工农联盟”，农民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重要的同盟军。可这是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社会，眼见城乡之间的差别是那么的大。农村人一辈子生活在集体所有制的土地上，脸朝黄土背朝天，物质待遇依赖的主要是生产小队的土地产出“靠天收”，是无保障的。因自然条件及年景差异每个劳动日的报酬高的三四毛钱，一般的一毛多钱，低的甚至不到一毛钱。城里人自出生开始，按照国家的规定定时定量供应粮油、副食等日常生活必须品，或发给票证，是绝对有保障的；成年后还可获得一份稳定工作，按月领取公家发给多达三四十块钱甚至更高的工资，因此又被农村人称为“公家人”。也因此在一些地方，比如某黄土高原，人们称农民为“受苦人”，做农民是最低贱的生存。</p><p class="ql-block">导致人们生存、生活城乡之间云泥之别，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二元户籍制，即“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1957年12月18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发文，《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要求城乡户口管理部门严格户籍管理，切实做好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工作；规定所有企事业单位，包括国营的和公私合营企业，不得录用农业户口的人作为固定职工。</p><p class="ql-block">“户籍”这一制度出现，一下将人们的身份给固定了——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后来又被称为体制内的人或体制外的人。对于农村人，要想进城谋生，获得城里人那样“优渥”的生活，农业户口成了横亘在他们面前不可逾越的鸿沟。户口上的一字之差，就在城乡之间筑起一道坚固篱藩，篱藩两边的待遇就是地别天差。这种对人的身份的固定，不仅针对本人，而且还有继承性，只要母亲是农村人，她的后代自出生那一刻起就是农村人，就要做一辈子农民。</p><p class="ql-block">也因此渴望逃离农村，进城做一个城里人（公家人），成了一些 “心怀志向”农村年轻人孜孜以求的“崇高理想”。直至结婚生子成了一家之主，这种志向才可能淡去沦为庸常，回归传统农民的生存模式。也因此在汉语词典里诞生了一个新词——“跳农门”。</p><p class="ql-block">后来有人发现当兵后退役，如果非复员而是转业，就有可能跳出农门做城里人。按国家政策规定，来自农村的绝大多数义务兵，服役几年后以复员的形式退役哪来哪去，回到农村继续当人民公社社员。但也有个别的以转业形式退役到城镇，转成非农业户口并给安排一份固定工作，按月领取是农民凭工分收入数倍的工资。对于他们真是天上掉馅饼了，一块能吃一辈子的大馅饼呀！来自农村的军人最后退役是复员或转业的条件是：前者服役时间短些军职级别低，以复员的形式退役；后者相反，在部队表现好一点、服役时间长一点被提干了，最后以转业的形式退役。对于出生农村的青年，尽管通过当兵以转业的形式退役，留在城镇获得一份工作，只是极少数人的运气，仍把它当作崇高理想去追求。</p><p class="ql-block">那时征兵程序是，县上将名额分派到人民公社，再从公社下到生产大队，由大队党组织推荐征兵对象。当然这些推荐针对的主要是贫下中农子弟。最后经过有关部门政审、体检，两项都合格就算过关了。政审是对一个人红与黑的审查。内容包括家庭出身、本人成分、政治面貌、个人表现、奖罚记录、家庭成员、主要社会关系、历次政审审查结论等，也或加上需要说明的其它情况，再附上对其父母的审查材料，最后经核实签署意见、盖上公章，由此构成一个人的档案，存入本人所在单位或居住地的公安派出所档案室。一个人的档案本人终生不可见，学生档案一般从中学开始建立。</p><p class="ql-block">当应征青年穿上崭新军服向亲友、邻居报喜、告别时，人们才恍然大悟，惊讶地到处传播这一特大喜讯：嗨——！知道吗？某某某当兵啦！前不久的事呀！大喜啊！</p><p class="ql-block">离开中学回乡接受再教育的白虎，也曾有过通过当兵跳农门的思想。对于他能进城获得一份稳定工作，就算前程似锦啦。可他心里也明白，这是一个永不能实现的梦。就他那复杂的家庭社会关系，大队领导是不会推荐的，即使启动各种要素、社会关系推荐上去，也会在征兵政审环节给退下来。作为专职保卫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钢铁长城”，是绝对不能渗透进反动东西的。他出身下中农家庭，可他父亲的舅舅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高级军官，“伪总统”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并于1949年逃到台湾，后又移居米国——实际上多年来这一对舅甥从无联系。每次政审就因父亲“社会关系复杂”，导致他的社会关系一栏只能填写“清楚”而不是“清白”。再一点那个年代知识是个反动的东西，“知识越多越反动”。比如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被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八种人之后，认为旧的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思想上是中了资产阶级毒的。因此在他的家乡农村当兵这个问题上，比较知识青年，无知识青年更具优势，这一“优”又把他这个“知识青年”优到边角旮旯了。国家有时也会下达招收少数知青进城当工人或当上“工农兵大学生”的指标——这当中应招的就有他的初高中同学，这些也与他无缘。因为除了政治因素，这些指标主要是针对原为城镇户口、且有社会背景的上山下乡知青的。他天生就是农村户口、回乡知青，与他们完全不在一个层面。因而每次公布这样的指标，对于他那些出身城里的同学、上山下乡的知青是喜悦、机会，而于他则是一次次精神上的鞭挞。</p><p class="ql-block">自高中毕业回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五年中，他不甘命运的摆布。报纸上广播里告诫他，当农民是光荣的。可诚实的灵魂却不愿驱除隐藏内心深处的魔影——怨恨自己投错了胎，生如蝼蚁苟活于世，当一辈子农民看不到未来的恐惧一直如恶魔纠缠着他。</p><p class="ql-block">对于农村人，特别农村青年人的艰难与苦闷，他们心理上所经历的凄风苦雨，他人看到的只是表象，是很难用文字完整描述的。多年后白虎读到著名作家梁晓声讲述那个时代的小说《人世间》，对照白虎当时的生存环境，认为该小说的某些内容是不符合实际的，逻辑上是不成立的。之所以如此说，归根结蒂是出身，生存经历的差别。农村人与城里人，二者的生活和生存经历所处是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农村人的那种凄风苦雨，没有长期经历的人是很难完整理解的。</p><p class="ql-block">该小说将农村人羡慕的城里人，仰望的公家人，他们所经历的三线建设、推荐上大学以及知青返城，归结为社会底层人所经历的苦难。而这些却是出身农村的青年人心心念念的、从不敢想的梦，人生追求的崇高理想啊！说到三线建设的艰苦，那是国家针对“北方的狼”——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而“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工业建设啊！虽离大城市远了，就凭着国家大企业，交通是畅通的，与大城市的联系是紧密的。比较农民弟兄，工人老大哥的经济待遇是稳定、优渥的，紧缺物品的供应是凭票证而有保障的；每周四十八小时工作制，之外的时间是轻松、自在的；政治上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如此“光荣与梦想同在”怎么又成了社会底层的“磨难与困苦”呢？如此那个时候的自己，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村人，又属于哪一“层”呢？岂不是被打入地下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