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岁月，永生难忘—山西忻州籍老战士刘仁义回忆录

刘林林

本文章由刘仁义口述，由他儿子刘林林编辑整理。

前言:本文章由父亲刘仁义口述一个星期，我整理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和妻子打字到电脑，颇为辛苦。然而圆了父亲一个梦，回忆自己历史的梦，我感到很欣慰。文章先在新浪博客上发表，后新浪博客不见了，文章也就没了。后由铁道兵公众号转载，现在我把它转载到美篇文章上，也是对父亲的一种深深的怀念。 太原刘林林

　　老战士刘仁义给青少年讲革命传统

刘仁义同志简历

刘仁义，1928年阴历2月28日出生，山西省忻州市奇村镇刘家庄村人，1945年6月参加八路军，工作单位是晋绥六分区政治部宣传科，1946年初调到雁门军区学报务，在六分区司令部当电台报务员。1951年5月任铁道兵5师司令部报务主任。1955年任铁道兵5师23团任通信股长。1961年任铁道兵5师通信科副科长。1966年调到四川灌县基本建设工程兵61部队任通信科长。1978年转业到山西太原五交化公司任公司副经理，1985年离休。

刘仁义同志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参加过修建鹰厦铁路、贵昆铁路、成昆铁路的建设，参加过修建四川映秀湾水电站、河北潘家口水库的建设。(回忆录由刘仁义儿子刘林林整理)

我在家乡的年代

山西忻州金山

我叫刘仁义，生于1928年阴历2月28日，籍贯在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奇村镇刘家庄村，刘家庄村位于忻州金山脚下，云中河畔，距离忻州市区30多公里。金山又名程侯山，位于忻州城北四十里处的市界边缘，是五台山的支脉，主峰1279.6米，山巅原建有春秋时期晋国诚信侯程婴祠（现被毁），所以亦称程侯山，山间花草丛生，绿茵遍地，刘家庄便座落在金山的西北。我的家乡东面有一条小河，发源地便在 金山。我小时候记得河水清澈，村里妇女们都来这里洗衣服。现在这条河春季干枯，夏天时发洪水，已没有当时的景象。

我的爷爷叫刘映元，教过私塾，他继承他父亲财产时，相当于一个地主，因为抽鸦片把地和房子都卖掉了，向亲戚们要饭，最后亲戚们都感到厌烦。爷爷活了50多岁，死的时候已一贫如洗。

我的父亲叫刘贵宝，从小在姨姨家长大，15岁到内蒙古丰镇当商铺小伙计，回到山西时26岁，当时身体不好经常拉肚子，在家养了三年，身体才逐渐恢复。爷爷当年卖的地属典约，地可赎回。父亲在他姐姐帮助下，逐渐赎回一些土地。当时我奶奶还在，父亲和奶奶生活在一起。父亲在28岁时娶了母亲。母亲叫闫丑英，娘家在西高村，当时年龄只有16岁。母亲这个人特别勤劳，省吃俭用，买地置田，节约过日子。我的大姐刘迎登14岁出嫁，嫁到兰村，丈夫家是富农较有钱，公公李老徐卖土布、洋布和针线等百货物品。

本村地主刘映斗的儿子被日本人抓到奇村，日本人要刘迎斗拿土布、洋布若干匹换回儿子。刘映斗找到我父亲刘贵宝请求帮忙。我父亲又找到大姐的公公李老徐，李老徐拿来土布、洋布给了刘映斗，刘映斗拿布匹赎回了儿子。但刘映斗拿到布匹的代价是将三、四亩土地和三间房子给李老徐。由于李老徐住在十几里的兰村，就将地交给我父亲代耕，房子拆了盖了我自家的房子，从此家庭状况逐渐好了起来。后来评家庭成分时，我家被评为中农。我在12岁以后也能下地劳动。到14岁时，家中打下30担粮食。我的母亲有了粮食也舍不得吃，自己吃糠窝窝。我15岁时从前街挑水，还要爬坡，一担水70—80斤，挑到家中。

我的爷爷刘映元虽说吸食鸦片，但他是一名秀才，在他的教育下，我父亲读了论语、大学中庸。我父亲能写信，他经常帮助邻里写信写对联。还当过村里的闾长。当时村里有村长，下面分若干片，一片有20-30户，设闾长，是个跑腿通知人的角色。当时村里能识字的很少。我父亲和邻里的关系也处得不错，在村里也有点名气，当时有亲戚从内蒙给家中寄茶。在我的印象里，很多人在我家喝茶聊天，遇到有些纠纷时，往往找我父亲仲裁。

刘家庄村名义上是伪政权，但实际权力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党支部书记叫李明，是个贫苦的人，搬到刘家庄成了我家的邻居。李明这个人外号叫抿嘴老虎，见了人不说爱说话，性格孤僻，但他和我父亲关系不错。

我从小身体不太好，1936年（9 虚岁）春在刘家村上小学。当时刘家庄有一所小学，有学生50-60人，只有一个老师，老师叫刘午天，是我的堂叔。我这个人特别喜欢读书，有些孩子不爱读书还逃学，但我上学时感到高兴，天天早上要背书，我背书背的很熟，成绩很好，当年考试时考头名。

1937年10月13日至11月2日，中国军队在晋北进行了忻口战役，经过顽强抵抗后撤退，日本鬼子随后占领了太原。刘家庄距离忻口只有15里，日本鬼子打炮击毁了村里部分房屋，乡亲们四处逃难，我当时只有9岁，随父母逃到山沟和山上的窑洞里。日本人打进来了，在河南村、陈家村屠杀无辜的百姓，在我的幼小心灵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当时兵荒马乱的，到年底刘家庄的小学停学了我也失学了。我父亲读过四书五经，买了些书在家中辅导我，我读了不太懂，但记住了。我父亲通过李明，我就和李明儿子李补贵到陈家庄读书，带干粮读了一冬天，后刘家庄又恢复小学，我又回来读书。当时是农忙停学，农闲开学，学些算术、语文，直到1944年。当时文化程度，能给人写对联，写的不对时父亲加以指导。村里举行祭奠活动时，我当时也能写些文字。

　　1945年时春我年已18虚岁，到了当兵年龄。那时当兵可不像现在，上了战场就生死未卜了。当时党支部书记李明的儿子李补贵准备到西面读书（西面指苛岚、河曲保德、偏关，是共产党占领的地方），我父亲就通过李明，让我和李的儿子李补贵到苛岚县宋家沟，共产党晋绥六分区完全小学读书，六分区的老师是清一色的共产党人或是共产党拥护者，我的语文老师是宁武人。读的书有语文，算术，地理，历史，时事教育。吃饭是自费，我去的时候带了些钱，吃的是玉米黑豆加小米煮成的粥，中午是莜面。算术刚学到分数，分数还没有学完，解放军晋绥六分区下来挑人，先考查学习成绩，我本人成份是中农，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毛笔字写的挺好。当时我军很多战士是文盲，像我初小的文化水平都不多，我有幸能活到现在，和我干通讯工作也有一定的关系。挑好了到六分区政治部宣传科学刻印。当时一起来的李补贵他到了岢岚合作社做买卖。晋绥六分区的驻地在铺上，当时学刻印是汾阳人张玉根，宣传科长叫黄涛，副科长叫马莅民 。张玉根他刻的好，咱是新手不熟练。1945年6月25日就算参加八路军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人们载歌载舞，闹了一晚上。八路军下了山，收缴日本人的武器占领失地。阎锡山也赶紧抢占地盘 。八路军占领了代县，原平一带地方，到了忻州日本鬼子不缴枪，缴给了阎锡山。忻州其他地方都让八路军收复了。收复之后，当时六分区的部队叫十九支队 ，改成十九团，部队一部分成员调到东北。其他部分又收复了左云右玉（除了大同），后成立了吕梁军区、雁门军区（军区司令许光达，驻地五寨）。

部队扩大了，要增加电台，训练报务员。毛主席历来非常重视无线电和通信兵的作用，他给通信兵的题词是“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我军的通信兵部队从无到有，不断壮大，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6年2月组织调我去雁门军区（五寨）学报务，当时雁山军区报务训练队的队长叫郭瑶池，报务教员叫丁世清。一直学到1946年的10份毕业了，分配到六分区司令部电台实习，驻地在崞县（即现在的原平）屯瓦。在五寨学报务培训时（雁山军报务培训队）雁山军区报务训练队当时负责人去队长郭瑶池，报务教员丁世清，学习2月份-10月份。1946年10月1日到六分区，当时电台队长贾裕海。大概是1946年下半年解放战争从6月份开始了，1947年3月份，傅作义占领了张家口，晋绥边区形势急据恶化，阎锡山39师、40师保安的部队向我军进攻，我们被追上山打游击，一天转移几个地方。

1943年开查三查运动，查立场查阶级查思想，当时家庭成分是地主出身的部队就不要。我的家庭成分是中农，当时年龄还小，当时有个国民党师长的母亲被斗了，我看见了，她原是我家邻居，她和我打招呼，我和她笑了笑，摆了手，结果被同志们看见了，认为我阶级立场不坚定，原本填了入党申请书，因为这件事，入党也暂时入不成了。

我一直在六分区电台。从1947年—1948年晋中战役。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我在电台里是业务骨干，担任了主要的电台收发报任务，在晋中战役时工作量最大，最忙。

1948年7月19日中午，正当晋中战役紧张进行之际，我们电台将晋绥军区一份“万万火急”电报交给六分区司令员兼野十二旅旅长张新华，电文如下：

“张张：你们组织临时集团军。张达志任司令员，张新华任副司令员，龙福才任政委。

据谍悉：阎锡山命令驻忻县城三十九师于七月二十日拂晓南撤太原。命你集团军将该敌坚决歼灭。如何部署和使用兵力，立即电告。”

张达志为开国中将，时任绥德军分区司令员。

在晋中战役中，警二旅和六分区部队为北线主力，主要作战任务是切断忻县与太原之敌的联系，逼使忻县之敌弃城逃窜。“张张临时集团军”决定在敌军逃路石岭关以北预设口袋，聚而歼之。

石岭关古称“白皮关”、“石岭镇”，位于阳曲县大盂镇上原村北二里的地方，东靠小五台，西连官帽山。山势峻险，关隘雄壮，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是太原通往代、云、宁、朔的交通要冲。

　　各团长迅速返回驻地，立即组织部队乘夜冒雨向北进发，经彻夜急行军，次日拂晓，越过石岭关，到达下佐一带，赶在了逃敌前头。

第二天凌晨，各部队进入阵地，四十一团埋伏石岭下，三十四团协助；四十团、警备二旅2个团分别设伏于小豆罗以东，以西地区；四十二团直插忻城附近，断敌退路；警备一团占据独担山下有利地势；忻东支队和地方武工团协助大部队战斗。

上午，阎军四十三军三十九师及保安十六团果然从忻县南逃，进入了伏击圈。

一声令下，各团突然开火，敌军措手不及，乱作一团。在我军强大攻势压迫下，敌军退守小豆罗村固守。我军包围该村，数度强攻，未能奏效。

经过2天1夜的围困，敌师长刘鹏翔率残部乘夜突围。我军乘势发动了强大攻势，将阎军三十九师及保安十六团全部歼灭。此战，我参战兵力8000余人，取得歼敌11000人的重大胜利，创造了我军以少胜多的又一光辉战例。

由于电台及时传送消息，解放军部队把敌人消灭在石岭关以北，电台还是有功的，受到了上级首长的表杨。当时电台报务有四人，队长利明仁、报务员孙良亭、刘仁义，还有一名实习报务员。 打太原时六分区部队改成十二旅，旅长张新华，政委龙福才。 七纵队成立野战军，纵队司令员彭绍辉。当时七纵队有十一旅、十二旅 、警备旅，打太原时打风阁梁，牛驼寨，十二旅都是主力。炊事员送饭没有送成，哭着回来了，一个连只剩下十几个人。牛驼寨打的太惨了。在五大要寨中时晚上攻占了，阎锡山白天用飞机大炮又攻了下来 反复夺近一个月。

“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一曲《英雄赞歌》荡气回肠的大合唱把观众带回到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人们仿佛看到了当年通信兵战士一幕幕感人的战斗场景。在烽烟滚滚的解放太原战争年代，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有我们电台战士的身影；战斗打到哪里，电台战士就出现到哪里。在攻克牛驼寨的残酷战斗中，我们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由于电台和指挥机关在一起，敌人在美国的帮助下，检测我军的天线电发报所在地，所以电台要经常变换地点，加以隐蔽。我们有一次发现敌人有所察觉赶忙拆线撤走，刚撤走敌人飞机就来轰炸，稍迟一会就没命了。

太原牛驼寨烈士陵园

牛驼寨是太原东山的屏障，居高临下，有道是攻下牛驼寨就占据了半个太原市，它地势显要，有坚固的钢筋水泥工事，明碉明堡，结构复杂，被阎锡山吹嘘为攻不破的钢铁长城。七纵几个旅投入战斗，战斗十分残酷，主攻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形成拉锯战，伤亡非常严重，经常近一个月的激战，解放军终于占领了牛驼寨。解放以后，烈士陵园和解放太原纪念馆先后在这里落成。太原牛驼寨烈士陵纪念馆内，镌刻着五千多名为太原解放捐躯的解放军烈士英名，而他们当时多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战士，为了共和国的诞生，他们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烈士已去，生者犹在，我有幸生存下来，经常回想起解放太原的惨烈战斗，我作为参与者感到自豪，但想起牺牲的战友，我又禁不住心潮起伏，在攻打牛驼寨的战斗中，牺牲的战友共有8500余名。

解放军解放太原后，大同敌人投降，十八、十九兵团和七军加入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带领下，开始了解放大西北千里大行军。我们部队从清徐出发，坐了一阵火车后步行，途径汾阳等地，一直走到陕北兴平，

1949年3月，十二旅改成七军有二十师，和十九师，二十一师西进，七军军长是彭绍辉，我们师长是张新华，政委是龙福才。7月1日我们部队到了陕西兴平，胡宗南撤出西安咸阳，在这个时候，利明仁、孙良亭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中旬，编入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7月中旬参加扶眉战役。当时胡宗南部队向西撤 ，解放军部队追击敌人。打下宝鸡和天水，敌人把铁路破坏，我们沿着铁路前进，有的地方只剩下几根铁轨，靠着勇敢和年轻过去了，牲口只能走沟里。在进军中，晚上赶上漂泼大雨又刮风又下雨，冻的人直发抖。我们电台集中到军部，大家找到一座庙，首长很重视电台。战争年代，上通下达的电台被称为千里眼、顺风耳。电台的收发报人员，更是部队的人才。在行军打仗时，收发报人员往往会得到“首长级”待遇，因为他们的安危，与整个部队的安危是紧密相关的。上级安排电台和彭绍辉军长住了一晚上，彭军长住在床上，我们在炕下。打下太原后缴获了一个吉普车，彭军长从此就座上了汽车指挥部队前进。

当时西北野战军有二个兵团，一兵团张宗逊任司令员、二兵团王震任司令员，下辖5军、6军、7军。

到了西安，王震司令员出来欢迎7军加入二兵团。我们到了天水以后，到了福地了。天水是马步芳、马鸿奎的后勤基地，有服装，面粉堆得满满的。在西进中，我们一路背着一个袋子，里面有黑豆、玉米，睡在野外，白天行军，有时走70-80里，经常没有水喝，没有饭吃，喝过马尿，敌人也坚壁清野，路上还有地雷，大家拉肚子。由于生活非常艰苦，没渡黄河前就有一部分人当了逃兵。从我来说自从当兵以后就没有产生过当逃兵的念头，始终对革命忠心耿耿。大家都瘦的不成样子，拉肚子打摆子的不计其数。在天水住了一个星期，又是白面，又是粉条 ，伙食大大改善了，大家高兴地跳了起来。

我们和军里报务合并以后，上级派我和另一名报务员参加二十师一个团，在秦岭附近打游击，防止胡宗南部队反扑，同时保护宝鸡的铁路线，我们去了小天水，距大天水一百余里，我们又去了秦岭，在山上吃饭，在山上打仗和敌人转山头 。

我们团有一天晚上准备打击敌人，晚上11时后向敌人防地进军，按预定方案到天明切断敌人后路，将敌人消灭。由于前方部队地形不熟，提前向敌人进攻，结果敌人从山上向我们进攻，敌人戴着钢盔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向我们电台冲来，距离只有几十米，我们电台很危险，我保护着电台撤退，当时警卫连在那死顶着，用机关枪向敌人扫射，要不然就让敌人给收拾了。回来以后总结战斗经验，领导对我的评价是表现不错和电台共存亡，严肃地批评了报务主任不顾保护电台，自己当时骑马跑了。

1950年1月份，贺龙部队翻过秦岭入川，配合刘伯承、邓小平部队解放了四川。

七军十九师入川，二十师未入川，在陇南剿匪。军部派刘仁义、李勇胜带电台跟随二十师六十团在陇南文水剿匪。在安全上，文水有六十团，土匪打不进来。文水很穷，我们上山砍柴，把松木砍下来，山上的石头差点砸中脑袋，

1950年3月-4月份，发了一件衬衣，是漂白的布，有一个参谋挂在墙上高兴的一晚上未睡觉。当时的服装，发过一次冬装，鞋是老百姓给做的。这时上海解放了，上海恢复了的布匹生产，由上海运到我们的地方发了这样一件衬衣。脱下的旧衣服虱子爬的满满的，炊事班烧了开水给大家烫衣服，住下来后又到河里洗了衣服洗了澡，感到上了天堂了。1950年5月或6月或7月份七军有十九师、二十师、二十一师三个师，朝鲜战争爆发后二十师改编成高炮部队调走了。军部把电台留下来了，到了微县剿县，我到了十九师三营，营长是孟子东、教导员是何润贤，我和李勇胜编入了十九师。

在1951年部队要定级别。营长和教导员说我可以定正连级，我说我不够正连级，我当副连级，结果我评为副连级，战友们都埋怨我，说我参军早评为副连级把他们都压了。1951年5月份微县剿匪任务完成后回到师部，贺振远（电台队长）说我表现不错。

当时十九师师部在甘谷，师长是何辉燕、政委是朱绍田、参谋长是李绍珠、三科长王一士（通信科长）、电台队长贺振远、当时报务员有杨玉生、张振园、韦景隆、谢保长、贾秀明、报务主任李勇胜，李勇胜调走后，我被提升为报务主任（在甘谷提的，时间在1951年底或1952年初）。在甘谷的时间是从1951年5月-1953年1月，参加了三反、五反、 肃反运动整党，我是报务主任、党小组长，是运动的骨干份子，领导大家学习。1952年十九师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5师。 1952年5月份以后部队展开学文化运动，开始学代数，写作文 文化教员学历史地理常识和算术。我在抗美援朝时期

铁道兵，在这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抗美援朝我们铁五师1953年1月入朝、当时在火车上车厢口轮流值班 防止人开小差。到了朝鲜上级派电台到铁路指挥所，李勇胜和杨玉生调走了，老同志就剩下我，韦景隆派去修铁路，工作量很大，新同志顶不了班。进朝鲜时为了防止敌人从仁川登陆，当时形势紧张，铁道兵在西线泰川一龟城修铁路，敌人飞机白天轰炸，我军飞机升空和敌人作战，夜间敌人B52型飞机来轰炸。我们住在一个小山沟沟里。在朝鲜，师里派报务员韦景隆带了电台到泰川，我在铁路线旁的地方收发报。实际上通讯工作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上级的命令、指示要由电台、电话传达到基层，基层的情况也要反馈到上面。可以说通讯工作是部队的神经中枢。我们处在的环境是很险恶的，敌人的飞机特别对我们的铁路线进行狂轰滥炸，我们的生命随时有危险。我们既要保护电台，也要保护自身的安全。由于工作量大，精神紧张压力大，有时收发报不顺利，韦景隆就发脾气，我也发脾气，学习几句英文，用英文发脾气，影响了工作，贺振远科长严肃地批评了我，说你是领导，主要责任是你。本来要提升我为电台队长，因为这件事就没有成 。

抗美援朝时期，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联合国军”占有绝对的空中优势。他们的轰炸机，日夜在朝鲜的土地上，肆意低空追射道路上的车辆和行人，地毯似的轮番轰炸。朝鲜的铁路大动脉瘫痪了；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没有弹药了，没有食物了。到处都是焦土，到处都在流血，到处都在牺牲。我志愿军的后勤供应也陷入严重的困境。于是，一场轰炸与反轰炸，一场破坏与抢修的战斗，在朝鲜半岛这仅有的一千多公里铁路线上，展开了生与死的较量。我志愿军铁道兵团发扬勇敢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三年中，创建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我志愿军铁道兵抢修新线的成功，换来了粉碎敌人狂妄计划的伟大胜利。抗美援朝战争史将永远记下这一笔，记下这特殊的战斗！

在朝鲜战争期间，为捍卫这一条条钢铁运输线，铁道兵有1136名官兵英勇牺牲，2881名官兵负伤。涌现了杨连弟等一大批英模，一万二千一百多人立功受奖。英雄的志愿军铁道兵团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刚刚诞生的共和国，捍卫了民族的尊严，带给了人类和平和安宁。在朝鲜，我们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我们在敌人的轰炸中战斗，永远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永远的、抹不去的记忆。

参加修建鹰厦铁路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铁道兵司令部在石家庄组织了机务训练队,贺科长派我在8月份回国参加机务训练的培训,学习了大概半年.石家庄学习之后，部队也从朝鲜撤回，到了东北小兴安岭伐木。1954年8-9月部队到了江西、福建，准备修建鹰厦铁路，准备解放台湾，

从石家庄回到部队之后，没有回电台。铁五师开始修鹰厦铁路，后修南平—福州铁路。我从东北的小兴安岭到了福建。那时受苏联的影响，电台下放到师里通信连，开始组织叫我叫通信连当连长，后叫我去二十三团侦通股当副股长，驻地在福建古田县谷口，团长是孟子冬、政委杨成威、参谋长先后是薛步安、颜华、副参谋长刘苏让。当时侦通股没有 股长，参谋是胡绍友、马明清。

鹰厦铁路，又称鹰厦线，是中国东南部地区重要的铁路干线。它北起江西鹰潭，南至福建厦门，全长694公里，另外，在南平市的来舟有一支线通往福州，被称作来福铁路。鹰厦铁路于1954年动工兴建，1957年竣工通车，曾经长期是进入福建的唯一铁路线。其途经地区多山且雨频。1954年第4季度，铁三、五、七师进入鹰潭至光泽120公里间进行施工准备，参加鹰厦铁路修建的铁道兵部队计8个师1个独立团。铁道兵部队以“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英雄气概，展开劳动竞赛，掀起一个又一个施工高潮，凿通武夷山脉之大禾山，是铁路由江西进入福建的“咽喉工程”，担任这段工程任务的是铁五师。按计划规定，隧道的掘进速度是日进2.4米，但开头日进度不到1米。“尖刀连”连长尹尚龙为此寝食不安，连续几天几夜泡在工地上。几经试验，这位当年三五九旅的炮手，终于摸索出了一种连环爆破法，日进度一下上升到5.6米，以后又达到10.8米，提前2个月完成了工程。因为修大禾山隧道一炮打响，二十三团成了铁5师的主力。

当时在搞肃反运动，我的历史清白，是骨干力量，当时工作比较舒展，不是支部书记，也是支委，我跑外搞外调，跑重庆、成都、西安、昆明、贵阳都去过。1955年实行军衔制，我是正连级援衔是中尉，后是上尉，1962年是少校，授衔以后待遇提高了工资是80多元，那时在四川啤县吃面条5分钱、8分钱吃肉面。

1955年6月份以后被批准带家属，我请假回家第一件事买了个手表，小英格128元，自从参军之后离开忻州老家，和父亲、母亲10多年没见，他们老得不成样子了，把父亲送到太原二院治病，留下一些钱，我带上家属及儿子前往部队，坐上火车沿德石线经过济南经过上海，到了鹰潭住了几天，师部住光泽。后家住光泽。 1955年修南福铁路，开始在光泽住了近两年。1957年春天转到谷口。

　　当时和苏联关系还好，苏联专家还来过。苏联还支援了打隧道的机械设备，当时团长是孟子冬（原是军训科科长）政委杨成威，参谋长薛步安，用机器开隧道，进度大孟子冬干了半年，后调来师军务科长秦兆棋任团长，56 57春23团又搬谷口，修小隧道，沿闽江河修路。通信股的任务是把电线架到各连队，有一个通信排有40-50人，通信排有电话班（女同志多）， 通信班每天用摩托车、自行车送信送报纸。架线班有20余人，近距离拉铁线，远距离大工程由师里通信连、架设连担任。

修铁路打隧道经常牺牲人，打隧道遇到地质情况塌方把人埋进去死人不少，放炮处理瞎炮也经常死人伤人。

参加修建贵昆铁路

　　1958年夏天5-6月份南福铁路接近竣工，部队向贵昆线转移，我们打前站，到了天生桥，天生桥在云南宣威和贵州威宁交界处，自西向东有一条两省的界河叫做可渡河。它是北盘江的上游，而北盘江最终在黔桂交界处的蔗香和南盘江汇合，构成了珠江的上游部分——红水河。云贵交界大部分地处乌蒙山脉,峡高谷深，天坑和暗河密布,地质特点较为复杂。从曲靖到贵州一带,众多被当地人称之为“天生桥”的地名也由此而来,指的就是暗河从山腹中流过,山体则就是天然形成的“桥”一般。在中国铁路的西南大动脉之一的贵昆铁路上,就有一座被俗称为“天生桥”的铁路特大桥,它就横跨在可渡河之上的山体上。贵昆铁路是云南首条通向国内的铁路，它的建成结束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云南“火车不通国内通国外”的历史。作为20世纪50至60年代中国铁路“西南三线建设”(川黔、贵昆、成昆)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施工条件和地质原因,贵昆铁路的修建是充满了那个时代的悲壮的激情,从六盘水的树舍到昆明段内就牺牲了500多人,铁路完全是用铁道兵和民工的血汗铸成的。

水城至宣威为乌蒙山区，高山深谷，陡壁悬崖，地形险峻，桥隧相连，工程尤为艰巨。天生桥桥长526米，桥墩高50米，桥下有暗河急流。梅花山隧道全长3968米，是控制全线工期的关键工程。

　　贵州那边是陡山，云南这边地势相对平缓，修铁路除了桥梁就是隧道，天生桥再走就是梅花山隧道，梅花山隧道过去是扒挪块隧道。我们侦通连架设通信线路，先要确定线路怎样走法。那地方高山峻岭，人烟稀少，我们搭个帐篷睡觉，自己背着粮袋，里面装着大米、玉米面、南瓜、土豆，带着小锅在大山里煮饭吃。过了一两个月，修公路的部队进来修运输便道，从威宁方向修，给机械设备开道。修了公路便道后，大部队陆续开进贵昆线沿线。部队开始盖房子。盖房子的材料是因地取材、用竹子做围墙，外面抹上一层泥，用油毛毡当房子的顶棚。

家属1960年来到天生桥，就是住的这种房子，用竹片隔开的墙说话都能听得见。团司令部办的公住房，是用木头盖的二层小楼房，顶层是油毛毡，上面住人下层办公。吃的菜是萝卜、土豆，白菜都吃不到。公路通了之后，吃菜从云南宣威运输。

1958年铁道兵5师23团部住在天生桥，团长刘清浦、政委王成威、参谋长颜华、副参谋长刘苏让、政治处处长闫德生。当时我是侦通股股长，参谋张志诚、胡绍友、马明清，通信排长周继保（忻州人）。

1958年开始，国家搞三面红旗大跃进，当时的生活还好些，1960年就不行了。部队粮食定量每人24斤月供半斤肉。家属来了粮食定量16斤，喝稀饭，一人一碗，吃不饱上山找野菜，比如苦菜、甜菊。部队洗菜时剩下的烂叶子捡回家吃。

当时工作业务上张志诚、马明清、两位参谋的工作都不错。我经常到连队帮助工作，3、5、6、连都去过，传达文件、组织学习讨论，钻狮子口隧道，放炮后检查。在团部时担任机关支部副书记，协助支部书记工作，组织司令部参谋进行政治学习。那时候和政治处处长闫德生打交道较多。

1961年8月，我从23团调到云南宣威铁5师司令部通信科任副科长，当时的科长叫杨贵生，参谋任云翔、张志诚，科里有十余人。当时通信科下面有两个连队，一个是通信连，一个是架设连。通信连包括有架线排、守机排、通信排。通信排送信、送报纸、送包裹，排里有一辆汽车和几辆摩托车。架设连架设的是长途电线，他们经常抬着电杆，背着上百斤的电线，爬上高山峻岭架设线路，工作非常艰苦。

当时铁5师师长是罗崇富、政委张汉民、参谋长胡继兴、副参谋长顾秀。当时到了师里，感到有些复杂与热闹。我在通信科管机关有线通讯，具体工作有任云翔负责。1962年中印反击战，铁道兵5师去了一个团到青海格尔木修公路，当时先是让我去青海，检查身体时我的心脏不太好，又让科长杨贵生去青海，所以科里工作的担子压在我身上。我们顶头业务上司是铁道兵兵部通信处，铁道兵各师的通信科长年年去北京开会，开完会后剩两三天，处里组织看了北京的几大建筑，除了人民大会堂，看了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自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工人体育馆、中山公园、故宫，看了蓝球队表演，开了眼界。参加修建成昆铁路

　　铁道兵准备修成昆铁路，铁5师分到四川渡口、米易、会理一带。修铁路首先要修通通信线路，我们通信科就要打前站。我带上了一部分人去渡口，渡口热的不成样子。带上连队架线，帐篷里的蜡烛热的都化成水了。参加架线，有的地方在悬崖陡壁、羊肠小道，山脚下是奔腾的金沙江。从上海来的技术员都不敢走路，一失足就可能掉进汹涌澎湃的金沙江中。士兵们扛着电线杆艰难地向山顶前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辛勤的汗水，我那时身体还好，和士兵一样，身上扛着一百多斤的铁线，为了修建成昆铁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把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祖国。“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而铁道兵这支特殊的队伍却是“流水的营盘铁打的兵”。铁路修到哪里，他们就奋战到哪里。但无论战斗在哪里，“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的铁道兵精神一直影响着“老铁”们的思想和行为。我为我有这一段铁兵的历史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们那一代军人用超凡的眼光，超人的勇气，付出了超人的牺牲，他们表现出来的忘我的精神和激情，这或许就是被人们称为信仰的东西，一种精神的力量。一想起这些往事，我这名84岁的老兵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永远忘不了这些激情燃烧的岁月。

在基建工程兵61支队（00619部队）的日子里

宝瓶口

1966年8月，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将其直属的部分施工队伍整编为基本建设工程兵，主要担负国家基本建设重点工程和国防工程施工的任务，使其成为一个职业化的施工队伍，以解决地方施工队伍在其施工期间因家属拖累较大、跨区调动困难等因素带来的一系列矛盾。

在中共中央作出组建基建工程兵的当年，即分别在冶金部、煤炭部、水电部、化工部、建工部、交通部等中央各部直属的施工队伍中抽调有关人员，和铁道兵部队调来的干部，组建了第一批基建工程兵部队。基建工程兵组建后，受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双重领导。部队不使用国防经费，而是实行经济核算，自负盈亏。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又多了一个兵种，国家基本建设重点工程和国防工程建设中又多了一支生力军、突击队。

1966年8月份，我从铁5师和四百铁道兵干部调到当时的四川水电局，组建了基建工程兵 61 支队。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在四川省汶川县映秀湾水电站工地，四川省水电工程局战斗在这里的数千名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列队，静候在工地简易操场上，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韦杰代表国防部，将一面鲜红的军旗，庄重地交到这支新编部队的第一任支队长程建仁手上。霎时，这面军旗便迎风呼啦飘扬起来，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第六十一支队正式成立。

几十年来，这支英雄的队伍，为了祖国水利水电事业的崛起，踏着铺满艰辛与坎坷的创业道路，历经追求、探索、百折不挠地奋斗，用血肉之躯，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建起了一座座在我国电力工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水利水电设施，完成了一项项急、难、险任务，被人们亲切地益为“水电雄师”。 曾被原基建工程兵、国家计委、中华全国总工会、能源部、水电部、电力部等授予“第一流基建队伍”，“优秀施工部队”等荣誉称号。1985年1月转入武警序列，成为武警水电第一总队

当时从铁一师调来的程建仁任61支队支队长（师长），铁5师师政治部主任文平任61支队副政委，原局领导刘志明任61支队副政委、原局领导翟溢涛任副支队长、铁5师24团政委李万清任61部队政治部主任，铁5师二十二团团长高友谅任参谋长，刘尚义任副参谋长、吴秉俊任副参谋长、王兆凯任支队后勤部部长、徐风继任后勤部政委，牛奴青任组织科长、刘仁义任通信科长，到了四川汶川县，汶川县位于四川盆地西部边缘、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东南部。扼成都平原与川西北高原的交通要道,素有阿坝州南大门之称，河谷山岭相对高差悬殊,地形复杂,属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形。我们师部开始住在豆芽坪，是一个小镇 有些人家。当时一大队驻在东界脑村，大队长周文奎、政委张启明，二大队在映秀湾 ，大队长赵有理、政委高星，三大队大队长张起宽、 政治处主任刘玉书，四大队大队长王占斌。

我们的家属住在下游几十里远的灌县紫坪铺上白沙院子里。紫坪铺上白沙家属院子里有文平（师副政委）、王兆凯（师后勤部长）、 高友谅（师参谋长）、辛万善（材料科副科长）、张权龙（二大队后勤处付处长）、刘尚义（师副参谋长）、王银年、王喜贵、（后勤协理员）牛奴青（师组织科科长）、彭景汉，马贤祥、王恒昌、孙树镇和我及其他铁道兵干部的家属。

　　灌县后改名都江堰市，都江堰是一处著名的风景名胜。鱼嘴处的安澜索桥，导引人们登上玉垒山腰的二王庙，俯瞰江流，领略壁上那些古代留下的许多治水格言，在山光水色之中启发人们献身水利的意愿。宝瓶口处的离堆上，有一座古老的伏龙观，站在观内亭中都江堰内江进水情景尽收眼底。观中存放的许多文物，都足以唤起人们思古之幽情。不远处的青城山，以”天下幽“着称，那里原是中国道教发祥地之一，山中处处有道教宇观，尤其是半山的天师洞景色更胜。

61支队修建映秀湾水电站

当时，61支队的任务是修建汶川映秀湾水电站。部队成立后，正当要大干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下发通知，基建工程兵也要开展文化大革命。于是一场混乱开始了。过了两年，部队工作才走上正轨。

映秀湾，因为在2008年5月12日发生了8级特大地震而闻名于世。而在1966年，它却是一个地处深山峡谷、人烟稀少、名不见经传的山乡小镇。

映秀镇位于都江堰与汶川之间，激流滚滚的岷江流经这里。沿江两岸山高坡陡、地势险峻，山脚是水流湍急的岷江，一条从灌县（后改为都江堰市）通往汶川县、通往阿坝州的土石公路依山傍水而建。

那时，61支队下辖直接承担基础处理、开挖、浇筑、砂石骨料与混凝土生产等施工任务的四个大队，以及修配厂、汽车营（后扩编为团）、医院等直属单位。由于这是一个通过引水隧洞引水发电工程，从电站站址映秀湾上行到拦河坝坝址东界垴，在溯江而上的十几里公路线的右岸，都有61支队的部队安营扎寨。支队机关在映秀湾下游的黄家村，工程指挥所设在映秀湾，而后方基地则安置在好几十里外的灌县一个叫紫坪铺白沙的地方,61支队很大一部分家属就在这里。

我们通信科的任务依然是架电线，先保证通讯的开通。映秀湾地区山高路险，有的地方连路也没有。汽车把电杆运到公路旁，就依靠战士扛着电杆上山，可见劳动强度之大。我们就靠着一股革命的意志，一种坚强的信念，肩扛手拉，硬是竖起一根根电杆，屹立在一座座高山之上，让首长的命令传向基层，让各种情况互相交流，通信兵真是科学的顺风耳和千里眼，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61支队一万多官兵战斗在映秀湾地区的高山峡谷之中，靠山傍水搭起木竹为墙、油毡为顶的住房，冬天雪花飞飘，寒风刺骨，他们敢打硬仗、善打硬仗，当年冬季就将岷江水流拦断，在岷江上建起大坝，高峡出了平湖。他们从岷江左岸山脚开挖一条引水隧道，一直通到修建在山腹里的发电厂房，它距江边约有280米，埋深有170米。这别具一格的水电站，经过61支队广大官兵的艰苦奋战，并克服了重重难关，四个春秋的奋斗终于完成了建站任务，1971年第一台和第二台4.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相继运行发电。1972年又接着安装了第三台。于是岷江干流上第一处水电站就顺利诞生，总装机容量是13.5万干瓦。它除了每年漂送木材50万立方米外，每年可以为成都地区提供7.1亿干瓦小时的电力。

61支队修建河北潘家口水库

1974年已到冬季了，我们部队又来到河北迁西修潘家口水库。我们通信科打前站，还是架线路，保证通讯的畅通。后家属从四川灌县来到部队，因为几万人的部队一下子来到这么个小地方，除了部队自己搭建营房外，机关和家属就借助在老乡家中。住在老百姓家里房东还不错，老百姓生活很苦，顿顿吃红薯，我把些大米给他们吃61支队一部分家属坐闷罐车开往河北迁西洒河桥，我家到了洒河桥后，住在农民家里。

当时天津严重缺水，严重影响到天津的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的生活用水，所以国家决定了一项引滦入津的工程。要引滦河水进入天津，就要在引水源头修建水库。这项工程很急迫，于是61支队这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水电部队承担了这一基础性主体工程。

潘家口水库就在——河北迁西县一个叫潘家口的地方，就在喜峰口长城脚下。1973年秋，61支队分批陆续来到这里。这里是板栗之乡，日本人就要迁西县的板栗，这里的农民都这样说。

部队的工作是很辛苦的。有一个连队专门是卸水泥的。因为浇筑大坝需要大量水泥，火车运来水泥后，这个连队要将足有几十公斤重的水泥包一包包地搬下车、一包包地搬进仓库、一包包地搬上传送带，全都要用双手来完成。

这样的施工作业，劳动强度大是可想而知的。沉甸甸的水泥包，或扛或抱，没完没了，战士们累得腰酸背疼、筋疲力尽。

最终，61支队以十年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战和奉献牺牲，以一流的工程质量和业绩 ，建设潘家口水库，创造了提前一年截流、提前一年蓄水、提前一年发电，为国家节约投资5000多万元的优异成绩，获得水电部、国家经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颁发的金质奖章。向党和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答卷。

转业回到太原的日子

在太原的日子，1978年的8月份我从61支队转业到山西太原，我分配到太原五交化公司任副经理，因为我身体不好，61部队把唯一的一个进太原的指标给了我。

1978年年底到太原市五交化工作，任副经理，当时经理叫武敬，副经理牛玉龙，郭麦生、张淑珍、吕岐山和我。我分管保卫科、车管科、武装部、工会教育科。当时我分管的部门工作比较多的是保卫科和车管科。当时五交化公司的摊子不小，有很多商店和仓库，所以保卫科的工作也挺多。我经常搞安全检查，一年大的检查搞四次，平时还经常下去检查，保卫科的同志工作挺积极，订得保管制度、检查制度健全，堵塞了很多安全漏洞，偷盗现象减少，安全事故很少，受到市商业局的表扬。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之后，国家搞改革开放，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国家为职工增加工资。

1979年上半年搞干部级别调整，干部要评级，当时，公司形势好转，先给领导评级，公司主要领导开会评级，当时派性还存在，两派比较对立，气氛不太好，我从部队刚调来，不存在派性问题，商业局指定我为组长，我说了话，大家大多数表示同意。当时经理、书记、郭麦生都晋了级，只有牛玉龙和我没有升，牛玉龙（1937年参加革命、负过伤打过仗）。评中层干部也是我领导评，大家认为我没有私心。1982年五交化分家，，按照当时年龄，我已54岁，职务不能提拔了，当时我在太原五金机械批发公司任调研员。

1985年我过上离休的日子。人老了爱怀旧，爱回忆自己的一生。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夕阳是晚开的花，是陈年的酒，是动人的歌。走在新世纪的征途上，我作为一名共产党的老兵，感慨万千，展望祖国的明天，我们信心满怀。中国人民正满怀喜悦和希望朝着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迈进。高山仰首，大海扬波，大地溢满了新世纪的朝晖。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更要感谢历史的选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带领我们走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铁道兵公众号第2018-141-1期刊登本文章

本文章由刘仁义口述，由他儿子刘林林编辑整理。

查看原文 原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著作权归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