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梦

土木星

      九十里长港垂杨夹岸、碧波荡漾、蜿蜒曲折，它承载了我们的青春和汗水，多少次夜晚,我仿佛又回到长港、乍洲湖、六十口、节制闸、东沟镇、磨刀矶、梁子湖、月亮山，这一幕幕断断续续在梦境中变幻着，我彷佛又和同学们在一起犁田、插秧、割稻、划船、抢险、锨泥、开港......  

     50多年前，在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贪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下，3000多万青年一瞬间从课堂走向了“广阔天地”，学业猝然中断，家庭猝然分裂，身世孓然飘零，一切又从零开始……

       一、扎根农村干革命

     

      1973年3月16日，鄂城县大西门广场。司令台上张灯结彩，两侧大红的标语上写着：“热烈欢送县城关高中的全体同学上山下乡”的标语。台下，几百名同学们打着背包，挑着行李，列队站立在一起，高唱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 的毛主席语录歌。一旁前来送行的老师、父母、爷爷、奶奶和亲朋好友们失声哭作一团，歌声与哭声的场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亲朋们目送着自己的子女被一辆辆披红挂彩的敞篷卡车运送往乡下，一时间都沉默寡言了。

     我们这支车队到了六十口后,知青办的同志当场宣布：杜国峥、彭俊、乔世英、夏亚芳这组同学分配到六十大队四小队。其它组的同学则被分配至一、二、五、六、八小队。被分配至东沟大队和乍洲大队的同学则随车队继续前行。

   前来迎接我们的是余家墩四小队二位小队长，他们帮我们扛上行李后，一行人乘上渡船过港来到了余家墩。

      

      当我第一次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田野，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弯曲的小河从村前绕过，碧波的河水被一艘艘驶过的机帆船划出荡漾的波澜，水鸟相互追逐着在水面上翱翔，河港两岸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当风吹过时，稻田翻滚着阵阵绿色的波浪。天空总是碧蓝碧蓝的，远处，飘浮着几朵白云在蓝天中显得洁净、润泽。一切给我们的感觉是这样美好。

     然而，当我们面对现实时，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生了。村里没有给我们知青专门盖房，县里下拨的知青安家费用不知是没有到位,还是被队里挪着它用，直到我们回城的那年,队里才给我们盖了间简陋的土砖房。我们进村时，4人被安置在小队长元保家里，本来元保家就不宽敞，我们一行人进去更显得拥挤不堪。

      从那以后，我们餐餐得自己做饭，没有蔬菜，我们只好找农户们要一点。每晚睡觉，潮湿的墙壁加上冰凉的床铺，好半天才暖和过来。天刚刚蒙蒙亮就被队长开工的吼声叫醒了，暖和了一夜的双腿又得赤脚站在冰凉的地上。

    记得最难受的是下乡不久后4月的一天，半夜12点被队长喊起来去秧田扯秧。春季的夜里，我们挽起裤腿，提着秧马赤脚插进水田中，一时间冰冷的寒气,一下到透进心窝里，我难受得眼泪都出来。 

    夏季双抢时节，烈日下我们顶着37、8度的高温，女同学戴着草帽罩着长褂在田里捆草头，手腕都被稻禾划出了一道道划痕，又痒又痛。男同学则肩上挑着双捆草头，同村里劳动力一样来回几里地飞快地跑着，一趟下来，全身象被水淋一般。静静的夜里，成群蚊子在蚊帐外嗡嗡飞舞，几只老鼠在房梁上吱吱窜动......城里来的知青皮肤嫩，蚊子偶尔钻进蚊帐嗡嗡叫着，不时地偷袭你，让你别想睡好觉。

    冬季来临,大雪纷飞，可我们也没闲下来,男知青被派到长岭开港，挑土方，分堤段包开，几个人不干完活别想收工吃饭。我有时候就想：女同志每月有一次例假还能歇歇几天，咱男同志怎就没这个生理期呢？最高兴的莫过如大队每次通知开知青会，大家都高兴坏了，男同学换上干净的衣服，女知青们还特意打扮一番，大家聚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还有点象过节的味道。

    记得下乡的头一年,我们知青组为了给全公社树立“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典型决定春节不回家,与贫下中农一起过年。尽管除夕、初一那几天有乡亲们陪伴着，其实当时心里特别难受的。过了大年三十后，我们几个终于忍不住了，初二一大早，搭上了回樊口的小火轮，再坐班车赶回家。一进家门，全家人高兴的不得了，当我看见母亲时,发现她眼眶里含着泪花，嘴里不停地喃语，过年了，回来就好......

    二、有幸当上广播员

   

      记得有一次我回家休息，乔世英和夏亚芳来到我家对我说，大队开会研究了,让你这次回去到大队当广播员。我听了这话高兴极了，这么好的事咋就落到我身上了呢？她俩在一旁也为我高兴并催促我好好准备下明天回大队报到。

我在学生时代就特喜欢摆弄电器和爱好无线电，高中时晚上常自习，由于电力不足，班上的日光灯老是一闪一亮，把同学们眼睛都弄花了。周日，我趁没人上学时偷偷跑到教室卸下了日光灯镇流器，将线圈减少一些然后又装回去。晚上自习时,我班大亮的灯光引来其它班同学羡叹。我下乡能当上广播员是由于大队扩音机经常坏，每次抬到城里修，至少得一星期，扩音机当时属农村有线广播，是必不可少的宣传和通讯工具，而当时的广播员刚好招工去樊口鱼磷肥厂当工人。由于我爱好，平时能热心为贫下中农修修收音机、广播喇叭、电灯什么的，小有名气，于是大队把我弄去了。

       第二天,我们4人相约步行去六十口，这也是我们下乡以来唯一的一次沿长港步行60里回知青点的。

 

   三、工农兵上大学名落深山

    

      来农村插队落户有二年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己经将我们这些城里来的伢们压得筋疲力尽了，谁都想有一天能摆脱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枯燥无味而又艰苦卓绝的生活。回城、招工、上学只是在梦中想想罢了。然而,有一天，看似机会来了！

      大慨是1975年的上半年吧。我当时在东沟公社六十大队当广播员(兼出纳)。那时农村的主要通讯工具就是有线广播，各家各户都装有一只小喇叭，村头高地的电杆上还竖有高音喇叭。

      一天我接到公社电话，是通知大队书记刘平金去东沟公社开会，得知是工农兵上大学的事，我当时好高兴，心想这下机会可来了。

      刘书记从公社回来后，叫我用广播喇叭迅速通知各小队队长到大队部开紧急会议。我马上关掉了广播中正在播放的京剧样板戏沙家浜，立即喊话下达通知。

      这次公社会议，是传达县革委会关于工农兵上大学招生的精神。据说此次招生不用考试、不讲学历、只要认得字，会写毛主席万岁，共产党好就行，以政审为主。具体操作方法，即先由各小队推荐出一至二名知青，条件是：政治思想好、下乡期间劳动表现好、家庭成份好(地主、富农，上中农、资本家、历史反革命等家庭成份不得推荐)。

      第二天晚上,大队部灯光通亮，六十大队革委会成员：书记、队长、财经队长、贫协主席、会计、民兵连长、妇联主任(乔世英)，都齐坐在二张临时拼起的方桌四周，我则坐在隔壁的广播机和电话机旁(广播员兼出纳，相当于村办公室主任吧，当时是没有进村班子的哈)。

      首先，刘书记传达了公社关于工农兵上大学推荐招生的精神，其次，通报了各小队推荐上来名单。我原是余家墩四小队的，跟乔世英、彭俊、夏亚芳4名同学一起组合插队，四小队推荐的是乔世英和我。乔世英是知青中的大队干部理应推荐，我被推荐主要最人在大队,近水楼台先得月嘛。想想同队的另2位同学也挺冤的，谁个不都是在农村中拼命战天斗地，但现实却是很残酷的。

      会议从晚上7点开到了9点，大队干部们纷纷发表了各自意见后，刘书记作了总结，最后拟定出工农兵上大学推荐名单。我现在只记得有： 李向农、范荣华、乔世英、杜国峥、邵学军、孙建设、张志平、喻月华等，好象还有一个五小队的回乡青年，可能有漏记的回忆不起来了。

      过了二天，公社通知被推荐招生的知青去长港农场进行体检。那天早上，天气放睛。一大早，知青们肩挎着为人民服务的军绿挎包，带上中饭的干粮，结伴从东沟、乍洲、月山、六十，陆陆续续地赶往体检处。路远的知青还坐上队里派出蚱蜢头(手扶拖拉机)和六至八(机帆船)，大伙儿水陆并进向夏沟赶来。

      记得当时长农医院一排破旧的砖瓦房被临时当作招生体检处，城里来的医生们刚穿上了白大褂各就各位。同学们则分别被喊到一间间屋子里量血压、测身高、抽血样、胸透，忙的亦不乐乎。那时的体检比起现在来简单多了，设备更是简陋。轮到我量血压了，医生对我讲，你血压有点偏高，出去休息一会再来量吧？同我在一起东沟的卫衍松同学对我说，估计是紧张了的原因，急忙拉着我去对面的供销社买了一瓶马蹄罐头让我吃下，说是可以降血压，想起这事，我现在还心存对他的感激。休息了一会儿，我进去又量一次血压，然而，医生对说，90/130，还是有点偏高呢！此时,我隐隐感觉得这次上大学不会很顺利。

      从长农回来后，惶恐不安了一段日子，终于得得到了消息。六十大队上大学录取的同学有：1队李向农(华中师范学院)、4队乔世英(武汉钢铁学院)、8队邵学军(武汉地质学院)和范荣华(咸宁地区师范学校)、5队的孙建设(武汉铁路学校)、6队张志平(湖北公路学校)，那个回乡青年也被录取了，但我和喻月华却落榜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仿佛被人在头上打了一记闷棍，半天没说出话来。大队领导见我泪水在眼睛里转动，安慰我说：你是血压没过关，没什么，以后还有机会呢。后来鄂钢知青带队的蓝飞同志见我天天愁眉不展，偷偷透露，他作为鄂钢知青带队代表被通知参加了公社的招生政审会，我是因为我外公的官僚兼地主社会关系而政审掉的，喻月华是家有海外关系而政审掉的。

      招生这件事在当时来讲对我打击挺大的，一连几晚上都睡不着觉，一个突如其来的机会就这样失去了，自己实在想不通？想起上高中时我报名二次参军也是政审审掉的，我自插队后工作积极，群众领导都好评，且已经推荐上去了,却又因这个“社会关系”而撸下来，这以后但凡有机会难道都会被这个所谓的“五父一夫”关系审掉了？想想好害怕，前途迷茫，真不知路在何方？

      知青上大学是几家欢喜几家愁。送走了招生的同学，留下来的大多数知青仍旧是一脸愁云，何日君再来？天知道！招收知青上大学事儿闹腾一阵后，留下来的知青们该下田的还得下田，该挑粪的还得挑粪。傍晚时，知青们手捧着饭碗仰望天空：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一切又重归于平静。

     四、大招工开始开始了

   

      1975年文革开始第9个年头了，由于近十年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服务业也不发展，商品、物质极度匮乏，全国经济一团糟。此刻，中央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各地的工厂断断续续的复工，湖北省的招工工作基本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一天,我接到公社打来的电话，说有招工同志要来我们大队，听到这个消息，平静了一段日子的心又激动起来了。

      第一次招工的单位是县政府第二招待所(简称二招),招工带队领导是李道掌同志。二招不是工厂,这回招工名额有限，椐说在全市也只招上十人。考虑到招工的工种，女的当服务员，男的当炊事员，真是不合我意，大队领导让我再等等。最终2队的石志芳、5队的詹金凤和张友斌被县第二招待所招走了。

      没多久，再次招工的又来六十大队招知青了，我了解一下,招工单位是湖北省冶金建设公司，这次来，是由县里安排到东沟公社招工的。招工组另外还派员分别去了东沟的各个大队招工，据说要招二三十人呢。这个消息不到1天就传遍整个大队，各队社员和知青们都在纷纷议论这件事，大家都喜形于色。

      冶建招工的工种主要以泥工、砖瓦工为主，虽说是个体力活，但比起农村生活不知强多少，而且冶建又在鄂城县城，离家近，所以,不少知青还是愿意去的。

      这次的招工与上次的招生方法有所不同,由于名额比上次多，各小队均分配了1个名额，由各小队知青自愿报名，如果小队知青都愿意报名的话,由队委会从中推荐出一名。就我知道的,全县几次知青招工中,由于不好安排，结果，有的知青组采取抓阄的办法，抓阄听天由命，知青之间互相都不受伤害，倒也是个办法。

      我们4队乔世英已上大学去了，我在大队部，小队里只剩下彭俊和夏亚芳，夏亚芳是个女同志不太适合干体力活，只有彭俊了。现在分了1个招工指标，如果都不愿去，下次大队怎么安排？你懂的。好在彭俊同学是个能吃苦的人，也不在乎这个工种,他很干脆地报了名。

      由于这次涉及的人多，那天晚上,大队部开专题会研究，干部们依旧坐在自己的席位上,只是妇联主位的座位上,换了村里的另外一名女同志。会议对各小队报上来的知青名单进行审议，说是审议，也只是走个过场，特别是念到某位同学的社会关系时,大家只是相互一笑。我看得出大队干部们是真心希望知青们能招工回城，一点也没有卡我们的意思，事后也没有听说哪个知青给干部送礼的事，比起现在的部门作风和干部办事效率，真是天壤之别。六十大队贫下中农淳厚、真挚、朴实的乡情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隔着房门,刘书记对我讲：小杜，你上次架广播线时被电击过，双手烧伤还没完全恢复，再说冶建的工种不适合你，等下次有招工机会来再安排你。我下意识地“哦”了一声，心里明白,大队领导有意照顾我呢，便再没吱声了。这次到冶建的同学有：7队的尹学恩、姚和平、4队的彭进、1队的贺新国、8队的贺桂芳。

      招工就象一阵风似的，过了二月，又有蒲圻纺织厂接着来大队招工了。听说蒲圻纺织厂原来是个军队的被服厂，后来下放到地方了，且在大山里面，当时交通不便,我们都觉得挺遥远的。去不去？同学们有些模棱两可。后来招工的领导说了,基本上招收女知青，工种主是车间纺纱工。这下相当把男同志都拦到一边去了，再说还不知啥时再来招工呢,大伙儿心里还急。于是好多女同学纷纷报上名了。我们小队里先后走了乔世英和彭俊，我又在大队，家中只剩夏亚芳了，她一人在队里实在寂寞。

      其实在这之前,夏亚芳也有过一次好机会，那次是县广播站来农村召广播员。夏亚芳在学校时是有名的“金嗓子”，普通话讲的挺好，被学校聘为校广播员。县广播站的工作人员来大队后,由大队推荐了几名女同志去试音、其中就有夏亚芳。记得我为这事专门赶回小队，从田里把她拉上岸来。由于社会关系问题，上次招生没被推荐，她对召广播员这事根本不上心，我急了，对她讲：这是大队推荐的，也是一次机会，错过了，以后可别后悔哟！见我说的很认真，这才弯下腰在水沟里洗了洗手上的泥巴摔了摔,跟我到回大队部。当时县广播站的工作人员拿出一个我从未见过的盒式录音机给她们录音。那次试音，我听得出她的普通话是挺标准的，觉得她会被录取的。然而，最终县广播站录取的不是她，是别人！原因，不言而喻了。

      现在想来，当时面对招生、招工、参军，我们好些想法都是很幼稚的,考虑问题还停留在学生时代。比如，只要在农村好好干，党和群众就不会忘记你。事实是这样吗？非也！你的家庭、你的“社会关系”，就是“人民的名义”中育良书记所说的“政治背景”，如果不硬，不说上大学，就是招工或回城当社会青年都困难。有硬点的“政治资源”过去能解决好多问题，现在也一样是。

      这次蒲纺招工，夏亚芳没有再犹豫,因为选择机会不多了，她咬了咬牙,报上了名。

      我记得这次六十知青招到蒲圻棉纺厂的有：4队夏亚芳、5队的潘熙兰和詹金凤、6队的路俊省、2队的陈新民、7队的朱孟兰等同学。这次去蒲纺的女同学们都是含着眼泪离开大队的，毕竟她们去的地方很遥远，还是在大山里，以后大家何时能相见不知道。真果，自从那一别我在40多年后的同学会上才见到了夏亚芳同学。

   

     五、最后一次招工

      最后一次招工赶在了1975年12月初。来招工的领导是湖北省食品公司鄂城肉联厂工会的韩主席。那天下午，韩主席从六十口码头一下轮船，就径直来到大队部，大队干部们正巧不在，我热情地接待了他。看看将近晚饭的时间了，我特地跑到对面的机务队要了几只鸭蛋，和一小碟棉籽油。机务队院墙上结了不少丝瓜，我赶最大的拧了2只下来。晚饭就大队部土灶上做。我用棉油炒了个丝瓜，再弄2个鸭蛋煮线粉，然后在锅里闷了点“691”大米饭。一时间，满屋子弥漫起柴火和锅巴的香味，这在农村当时算得上是待客的饭了。

      韩主席笑着说，别看肉联厂里伙食好，可我觉得还不如你这香喷啧的农家饭有味啊！我们边吃边聊。他得知我也是知青后告诉我，肉联厂这次要招200好几十知青呢，厂里专门成立了招工专班，有几个同志还去分头去县里别的公社招人。

      肉联厂是一家省专厂矿，工种大部分是饲养、屠宰、检验、冷藏，技术工种少些。但听他讲到厂里伙食好，顿顿有肉吃时，我一下笑出声来。不管怎么说，那时能天天吃到肉是个什么滋味？管它什么工种，有肉吃就行，来农村快三年了，半年才能吃得上一次肉，都苦怕了，我当时就决定，走，再不等了！

       这一次知青招工去肉联厂的有：杜国峥、喻月华、陈继红、高作元、许新建、秦林、涂克熊，另有随家下放六十的郑本义等知青。

 

    

                          

  六  终于圆了回城梦

   

     1975年12月的一天，几辆标有湖北食品，鄂城肉联的解放牌大卡车开到了六十。东沟公社各大队招进肉联厂的知青们陆陆续续地从东沟、乍洲方向相继赶往六十大队集中。一路上，男同学挑着满担的行李，女同学们腰扎皮带，背着行军背包和拧着塞满生活用品的网袋，咋一看像个复员兵，个个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

      公社和大队的干部们在卡车旁为知青们辞行，大队干部拉着我的手说：小杜，你们这2年在农村辛苦了，现在你们都回城去了,我们还真舍不得，这里也是你们的家，但今后你们是客人了，希望有空经常来这儿作客。此时，我的眼晴都潮湿了，嘴里只知道一个劲地恩、恩！地应答着，一切尽在不言中。

      卡车在缓缓开动，不知谁说了一声：我们终于回城了！大伙儿听了这话,都在车上跳跃和拥抱起来了，并大声欢呼：我们回城了！我们回城了！

      三年的知青生活终于结束了，车厢里我们不停地挥动着手中的毛巾，望着渐渐远去的六十口、节制闸、夏沟，嘴里大声喊道：再见了东沟！再见了六十！再见了父老乡亲们！

      此刻，我想起了诗人李白的诗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知青岁月，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时光。我经历了许多人生的第一次，也遇到了许多困难和挫折,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学会了坚韧和自立，让我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虽然那段日子已经远去，但它留下的印记却永远无法磨灭。如今，当我回首往事，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怀念。那些日子虽然艰苦，但却充满了青春的热血和梦想,它们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并将永激励我前行。

写于2017年10月,修改于2025年2月。 杜国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