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回忆：千难万难也要回家过年

俊

（原创作品）

“千难万难也要回家过年”，这句话是当年老队长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这句话还清晰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我又想起了老队长曾经说过的这句话，想起了淳朴善良的老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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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69年1月中旬到陕北延安地区的贺家沟大队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当时我们九名北京知青被分派在了贺家沟三队，三队的贺怀忠队长安排我们五名男生住在了队部的一孔窑洞里，四名女知青暂时借住在贺队长家的一孔土窑里。

队部的那孔窑洞挺宽敞，一铺土炕足能睡下六七个人，灶上有一口十印的大铁锅，我们九名知青在一口锅里吃饭绰绰有余。贺队长的婆姨临时帮我们烧火做饭，我们的吃住问题都得到了妥善解决。贺队长说等过了年天气暖和了，就把队部的那孔冷窑拾掇出来，搭上土炕让女知青居住，到时女知青就不用来回跑了。

春节过后不久，就听贺队长说上级为我们知青下拨了安家费，等安家费下拨到生产队，队里就给我们知青打新窑，队里的那孔冷窑暂时就不用拾掇了，主要是那孔冷窑里堆放的都是犁耙、耩耧，粮种等生产农具和生产物资，弄出来还没有合适的地方存放。

等忙完了春耕春播生产，锄完了头遍地，贺队长才带领几名社员给我们打新窑，到了初秋，我们才搬进了新窑洞，成立了三队知青点，贺队长让我担任了三队知青小组的组长。

我们北京知青来插队落户，贺队长真是为我们操碎了心，小到吃喝拉撒，大到我们的工分标准，我们的口粮分配和年底分红，贺队长都得想到。工分给我们定高了，社员们有意见，工分标准定低了，又怕我们知青有意见，贺队长真是两头为难。

第一年麦收后分麦子的时候，贺队长和社员们的意见出现了分歧，因为我们第一年来插队落户还没挣下工分，上级就为我们提供一年的供应粮。我们有了国家供应粮，社员们就不同意给我们分麦子。贺队长说麦子是细粮，北京知青的供应粮以粗粮为主，平时也很难吃上一顿白面馍。再说了，人家北京知青也天天起早贪黑跟着收麦子打场，我们社员都有份，没有人家北京知青的份，这也有些说不过去嘛。

最终，我们北京知青一人分到了十五斤小麦，社员们都说我们知青争了他们的口粮，队里一共打了不到两千斤小麦，交完公粮还剩下不到一半了，又让我们知青分走了一百多斤，他们一家比往年要少分好几斤麦子哩。

也不怪乡亲们有意见，那时贺家沟乡亲们的日子都很苦，全年一个人只能分到十多斤小麦，要是赶上年景不好，一人几斤小麦也不一定能分到。不是逢年过节或家里有什么事情，谁家也舍不得吃一顿白面馍，平日里吃一顿擀面条，也算是改善伙食了。

我们来到贺家沟插队落户的第三年秋后，小队会计刘建明家的大小子过事情娶婆姨，刘会计东家借钱西家借麦子，后来我们知青凑了三十块钱借给了刘会计，算是帮了他一个大忙。当时乡亲们家里都不富裕，一个家庭有的连五块钱都拿不出来，这真的不是瞎说，这是实事。

记得是1974年初冬，我们生产队卖了几只羊，再加上队里积攒下来的一些钱，贺队长跟社员们商量了一下，准备趁着冬季农闲到县城南关大集买一头毛驴。买回毛驴好好照应一个冬季，来年春耕正好能上套拉犁耙地。

那时生产队买卖牲口也不随便，要有大队革委会开具的证明，证明不是投机倒把才行。

南关大集虽然是全县最大的集市，但不是天天都能赶集，每个月只有六天赶集日，即阴历的每月初五、初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逢集。那天正好县城逢集，贺队长就让我和刘会计跟他一起去赶集给队里买毛驴，刘会计说这么多钱不能都放在他那，还是分散开更安全，他就把四十块钱的零钱让我带在身上，其余的钱一半让贺队长带着，一半刘会计带在身上。刘会计还一个劲叮嘱我，到了集市上要机灵一点，小心有扒手。

我觉得刘会计有些杞人忧天，那个年代的风气还是不错的，我们插队落户的贺家沟就算夜不闭户，也不会丢东西。我就不相信，南关大集是全县最大的集市，集市上有管理人员，也有带着红袖箍的治安巡逻队，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到县城偷东西。我心里虽这么想，可我没把我的想法说出来，我还是按照刘会计的吩咐，把那四十块钱装进了上衣口袋里，还用别针别住了衣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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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可能是天气冷的原因，也可能是国家严格限制市场交易的原因，集市上的人不多，卖牲口的也不多。好不容易看上了一头瘦驴，对方要价却很高。一番讨价还价，最终达成了交易，贺队长和对方到管理所出具了各自的证明，交了管理费，就在准备付钱给对方时，我突然发现衣兜里的钱不翼而飞了，队里的钱加上我自己的零钱，一共四十多块钱呢。

刘会计帮我翻遍了所有的衣兜，也没找到一分钱，回想一下我们在和对方谈价钱的时候，突然想到曾经有两个人撞了我一下，我们争吵了几句，他俩就匆匆离开了，这也太厉害了吧，难道他俩是神偷不成？

因为钱不够，毛驴也没买成，我们也没在县城吃午饭，就垂头丧气地回到了贺家沟。回到知青点，我把我分到的红利（三十二块五）还有自己的一点零钱都拿出来，凑够四十元，还给了刘会计。刘会计当即就拉着我去了贺队长家，贺队长说这钱不能让我一个人承担，到时候开一个社员大会，听听大家的意见。

我觉得生产的钱是我弄丢的，理应由我包赔，就对贺队长说：“队长，不用开会了，钱是我弄丢的，应该我来赔付。”我说完，就回了知青点。

当晚，贺队长来到了知青点，给了我十块钱，苦笑着说：“这十块你先拿着，剩余的咱再慢慢想办法。”贺队长说完，硬是把那十块钱塞到了我的衣兜里，拧转身回家去了。

过了不久，贺队长和刘会计去了山后的刘家塬，在刘家塬一队买回来一头小毛驴，社员们都说价格便宜，毛驴也欢实。

还没进腊月，我们知青点的同学就商量回北京探亲过春节的事情，我说我留下来看家，就不回北京过年了。同学们知道我肯定是因为丢了队里的钱才不打算回北京过年的，大家一人凑了三块钱，说让我当盘缠。当时我很感动，可我不想要大家的钱。

到了腊月初六，大家都准备回北京过年了，贺队长听说我不想回北京过年了，就来劝我：“张政，就算千难万难，也要回家过年。你爸妈盼了这么长时间，你不回去过年，他们心里会难受的。盘缠钱你不用考虑，我来想办法。”

第二天一大早，一名同学看到贺队长扛着一布袋粮食去了集市，还用土筐提着两只大公鸡。到了中午，贺队长就来到了我们知青点，把二十块钱塞到我手里说：“和大伙一起回北京过年吧，我来给你们看家。”

腊月十二那天，我和同学们一起穿越黄河，在山西地界坐车回了北京。回到北京，我把弄丢队里买毛驴的钱和贺队长卖了自己家一袋子高粱和两只大公鸡给我凑盘缠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父母，我母亲很感动，她泪眼汪汪地说：“贺队长真是个好人，咱永远都不能忘了人家。这钱一定要还给人家……”我长到二十多岁，那是第一次看到父母流泪。

回到北京，我把贺队长的那三十块钱（包括回北京过年之前贺队长给我的那十块钱）如数还给了贺队长，还给贺队长买了北京的糕点和糖果。贺队长说啥也不要那三十块钱，他说我是个娃娃，弄丢的那四十块钱不能让我承担。

后来开社员大会的时候，贺队长和刘会计都说了我丢钱的事情，多数社员说不能让我一个人承担这么多钱，也有一部分社员没表态，这事也就撂下了。

1975年秋天，我被推荐到北京林学院读书，我成了贺家沟大队第一个被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也是贺家沟大队第一个被推荐上大学的北京知青。离开贺家沟大队的前一天，刘会计塞给我四十块钱，他说这是贺队长让给的，我弄丢的那四十块钱队里来承担。

离开贺家沟那天，乡亲们都来为我送行，还有人给我送钱送煮鸡蛋，乡亲们的淳朴善良和真诚，让我温暖让我感动，我挥泪和乡亲们告别，踏上了回京读书的旅途。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我攒够二百块钱寄给了贺家沟的刘会计，我知道二百块钱也顶不了多大事，我也很想为乡亲们多做点事情，可我还没有更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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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之际，我又想起了当年在陕北插队落户的往事，想起了当年给了我温暖给了我关爱的老队长和乡亲们。敬爱的老队长，我们北京知青永远怀念您！当年乡亲们对我们北京知青的关爱和帮助，我们永远都会记在心里。

作者：草根作家（感谢张政老师真情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