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评语

张思齐

　　周老师给我的评语。

1957年9年至1963年7月，我在四川省南川县隆化第一小学校（今重庆市南川区第一小学校）上小学。其间，周爱莲老师教过我。1958年9月我升入初级小学二年级，读三册了。由于原来教我们的傅本义老师请产假生孩子去了，因此学校安排专门教体育的周爱莲老师来教我们班的语文课，她也当我们的班主任。周爱莲老师只教了我一个学期。周老师教我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因为，她在学期末给我写过一则评语，那则评语我终生难忘。

重庆市南川区隆化第一小学校

　　和工农子女交朋友。

那时候，我们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小册子，它叫做《学生手册》。初级小学的《学生手册》是一种档案性质的文件，它要管四年，平时由学校保管，每学期末发给学生，由学生带给家长过目，待到下学期开学，再于报到时交还学校。在小学生的心目中，大红绸布封面的《学生手册》极为重要。在《学生手册》里记录有各科成绩，我都是五分。这是我高兴的。

在1950年代，我国学习苏联，采取五级计分制，5分相当于优秀，被称为红五分。4分相当于良好。3分相当于及格。2分相当于不及格。因为阿拉伯数字 2 的形状与鸭子相似，所以得 2 分是不光彩的，被讥讽为 “吆鸭子”。1 分相当于差。

在解放前，以及后来废除五级计分制而恢复百分制之后，人们认为七八十分就是好成绩。在我读中学期间，每门学科我只追求九十分，从不追求一百分。这是因为，那样做耗时费力划不来。恢复高考后，我上了大学。大学里的选修课有很多门，其记分一律只打及格或不及格。这样做是很好的，好处在于学生不必把大量的时间花费来提高那么一分两分。据说，现在不少家长，要求孩子得双百分，即语文和算数两门主科都是一百分。那样的要求，会剥夺孩子童年的幸福，会伤害孩子的创造性思维。长此以往，势必毁损整个民族的创造力。

那时候的评语很具体，包括个人生活习惯，比如是否勤换衣服，是否勤洗手，是否常剪指甲，是否打人骂人等，都有反映。我的评语，各个 方面都比较好。不过在我二年级上学期的评语中，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张思齐小朋友洁身自好，希望今后多和工人农民家庭的同学交朋友。” 我感觉到，这句话有批评的意思。在这句话中有个词语 “洁身自好”，我不懂。我把《学生手册》给父亲看，他非常仔细地看了。我问：“洁身自好” 是什么意思？父亲没有回答。他沉默不语。

　　我的好朋友黄学明。

洁身自好，这句话我不懂，我当时才八周岁。不过，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是一种委婉的批评。

多和工人农民家庭的同学交朋友！周爱莲老师在评语中告诫我的这句话，我倒是能够明白，我把它记在心上了。

同学黄学明的家里是赶马车的，她的父母亲加入了县运输队，属于工人。她的家里养了四匹马，她从小就会钉马掌。我喜欢看马，喜欢看她削马掌、钉马掌。她的算术课成绩不好，她尤其害怕应用题。老师叫我辅导她学算术。我们自然成了好朋友。

杨易五是个小个子男同学。他的父亲在皮革社工作，属于工人。我和杨易五也耍得好。

可惜，黄学明同学和杨易五同学都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1960—1962）死了。他们的家里缺粮。他们都是吃了用观音土（一种白色的粘土，加水揉捏后仿佛面团）做的菜粑粑因解不出大便而死的。

要多和工人农民家庭的同学交朋友！由于周爱莲老师所写的评语中有这句话，我后来和许多工人农民家庭的同学都成了好朋友。

骆正伦，绰号糯糍粑，他是我的同学。骆正伦的父母在位于东城外的远大化工厂工作，他们属于产业工人。我和糯糍粑是好朋友。在《陈太爷外传》一文中，我用较多的笔墨描写了与骆正伦的友谊。骆正伦后来在县自来水厂（今重庆市南川区自来水公司）当了工人。骆正伦从小习武。他退休后大展拳脚，在家乡南川的武术界小有名气。

　　和农村同学交朋友。

多和工人农民家庭的同学交朋友。周爱莲老师在我的评语中写的这句话，我一直谨记在心中。在我的小学同学中，我的来自农村的同学更多，因此我的农民家庭的朋友也就更多。这主要是因为，我对农村感觉新鲜，觉得农村好玩。

　　我的好同学吴明学。

吴明学是个男同学。他的年龄大我三四岁。吴明学的家在善堂，那是北校场旁边的一个村子，它属于东方红公社水口大队。善堂为旧时一个姓银的大地主所修，在天灾时向饥民施舍粥饭和馒头。在抗日战争时期，善堂起过积极作用，它向外省逃难入川的难民发放粥饭，偶尔也发放 “大众肉”，即两寸见方的整块整块的红烧肉。善堂是一个大院子，里面有许多住房。解放后，善堂主要用来作为村小 —— 善堂小学校 —— 的校舍。多余的住房分给了村民。吴明学家就住在善堂小学的隔壁。吴明学的爸爸是合联煤矿的工人。我去吴明学家里玩，他的爸爸妈妈都特别高兴。我在他们家见到了狮头鹅，那是一种体型特别庞大的鹅。他们家里还有兔子，我好喜欢。

吴明学带着我去善荸荠、善莲藕、善红薯。这些，我都学会了。善，意思是在已经收割完毕的田土里去捡取残留的东西，有的地方叫拾漏、拾秋、捡漏、溜肥头。吴明学还告诉我，一米高的白菜苔，其尖子可以生吃。他做了示范。我跟着掰了一节，好吃，有点儿甜！

吴明学还唱了好多农村的儿歌给我听，其中有不少浑词俚词、粗语俗语，我现在都背得。至今我还记得，吴明学唱那些儿歌时那憨态可掬的情形。

吴明学初小毕业后，就去合联煤矿当了工人。文革中，他被抽调为工宣队员。吴明学五大三粗，他在制止武斗方面发挥过很好的作用。

　　又见李桂英同学。

李桂英同学也是善堂的人。她读了两年小学后就工作了，在机制砖瓦厂当工人。李桂英同学的母亲是大队妇女主任。她告诉女儿说，建设社会主义要多学文化。于是，李桂英同学于1958年9月来到我们班上，重新从小学二年级读起。那时她已经十六岁了。

1992年7月，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取得博士学位。那年暑假，我回到家乡南川，与父亲居住了一个多月。我每天都到县里各地转转，见到了小学同学中的一大半。我们读初小时班上一共四十二个人。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期间的武斗，再加上溺水、车祸等造成的死亡，那时只有三分之二的人还活着。有一天下午，我转悠到文化馆前面的荷花池。我们读初小期间，每天下午放学后要轮流打扫教室。那时，我们就到荷花池取水。荷花池四周有栏杆，取水时须翻进翻出。李桂英和我一组，她帮过我不少忙。

我一路转悠。我看见，在荷花池的边上，有一家新开的小商店，于是我走进去买饮料喝。

张思齐，是你！

李桂英。是你！

李桂英告诉我，她小学毕业后，还是回到机制砖瓦厂工作，年初满五十岁，退休了。当时已经改革开放，厂里效益不好，领导其实希望工人们早点儿退休，有的人四十出头就退了。李桂英虽然在厂里当会计，但是她属于工人编制。退休后，李桂英开了个小商店，另外挣一份钱。看来，她书没有白读。

你的子女呢？我问。

两个。老大是姑娘，高中毕业后嫁到重庆主城区去了。老二是儿子，去年考上了重庆大学，学工民建（工业与民用建筑）。我今年安安心心退了休。读大学，费用老大。我多整几个钱，娃儿宽裕些。

我为李桂英高兴。

你们1968年下乡当了知青后，我成了工宣队员。我阻止了派驻单位里派性的恶性发展。她又告诉我。

李桂英生性善良。她的话。我相信。

李桂英的母亲，希望女儿读书改变命运。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李桂英的命运只改变了一点儿：从制砖工人变成了厂里的会计。从总体来看，她的命运改变不大。我国改革开放后，各方面都逐步好起来了。李桂英的儿子成了大学生，而且是 985 大学的大学生！

李桂英，书没有白读。

长江师范学院

　　又见周爱莲老师。

暑假结束后，我回到涪陵师范专科学校（后涪陵师范学院，今长江师范学院）。大学毕业后我就在那里工作，直到1994年元月初，调往武汉大学任教。

在涪陵师专，我居然见到了几十年不曾见过的敬爱的周爱莲老师！她们一家也居住在磨盘沟畔的教师住宅区里，距离我的住房不过五十米左右。原来，周爱莲老师丈夫陈昌伦先生是著名的体育教师。涪陵师专为了充实体育系的师资力量，将陈昌伦先生调入。周老师已经退休，随迁。他们的小儿子，随调，先在校组织部任干事，后来升任副部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改变了周爱莲老师全家人的命运。

陈昌伦先生出生于大地主家庭。他是有真本事的人。他解放前毕业于某大学体育专修科。本来，陈先生是南川中学体育学科的第一把交椅，并且一直担任教研组长。1957年，上面硬生生地把他调往其他地方。接替他的人出生好，虽然彼君只有中专学历。

陈昌伦先生的主要成就是“金佛棍”。金佛棍是流传于南川民间的一种传统武术，各地程式不统一。陈昌伦先生广泛收集资料，诚邀老把式现场表演，他自己详细记录并绘图。最终，陈昌伦先生整理出《金佛棍十八法》，有油印本行世。陈先生因之晋升副教授。

周爱莲老师出生于地主家庭，她从小在协和小学校就读。自协和女中毕业后，周老师终身从事小学教育，主要教体育课。

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陈昌伦先生长期憋屈，周爱莲老师后来被调往乡村小学。

或许，这些就是周爱莲老师在我小学二年级上学期的评语中如此行文的原因吧：

“张思齐小朋友洁身自好，希望今后多和工人农民家庭的同学交朋友。”

这些话经常在我的耳边回响。

这句话在我一生的经历中帮了很多忙。

谁和工农思想感情一致，谁就一帆风顺，否则谁就麻烦多多。1949 年以后，中国社会的演进就是如此。1957 年以后，这一点表现得特别突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我当知识青年整整五年（1968年末—— 1973年末）。总的说来，我出身不好而混得较好。个中缘由，恐怕主要还是我和贫下中农打成了一片。

周爱莲老师深刻地爱护过我。

我至今怀念周爱莲老师。

（部分图片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