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六六六”会议是怎样一次会议

人在旅途

1957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通知，决定开展整风运动（实际开始时间是从5月4日《光明日报》召集第一次座谈会算起），到6月8日中央通知对右派分子进行反击，实际进行整风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五周左右。从“整风”到“反右”，形势转变之快，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报告

实事求是地说，中共中央的初心是准备开展一场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为主导的，重点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三大作风的整风运动的，这一意图在二月份已经很明确了。中共中央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是诚心诚意的，并不存在什么“阳谋”和所谓“引蛇出洞”的策略。可是，运动的实际进展情况，却与中共中央的事先预计发生了重大偏差，在某些方面已经出现失控状态，造成不得不从最初的“整风”转变为“反右”，这是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都始料未及的。

运动中出现的前所未料的有代表性的事件主要有以下几件。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通知

第一个事件是，5月19日，北京大学学生贴出大字报，进而开展大辩论，突破了原来设计的以开座谈会和报纸刊发文章帮助党整风的方式，因而打乱了中央部署，就连毛泽东后来也不得不被动地接受大字报和大辩论这种方式。按照以前的设计，无论是开座谈会还是发表文章，人们的言论是有分寸的，是摆事实讲道理的，舆论是可控的。可是一旦进入大字报、大辩论方式，任何人的任何言论都可以肆无忌惮地发表出来，鱼龙混杂，舆论场呈现一片混乱。

第二件事是，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发表的文章和言论中，出现了一些貌似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内容，引起中共中央的警觉。例如，有人建议成立所谓的“政治设计院”以取代党的领导，有人建议设立“平反委员会”，有人攻击共产党是“党天下”等等，这些言论已经出了格。

史良

钱伟长

第三件事是，在1957年6月6日，由民盟第一副主席章伯钧召集的一次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六位教授，商谈的是与整风有关的话题，故称“六六六”会议。这次会议被认为是章罗联盟向党进攻的标志性事件。

此外还有“白叶事件”，“匿名信事件”等，都对整风运动的正常开展造成很大影响，引起中共中央的警觉。

上述事件中，“六六六”会议成为促使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在运动转向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如何评价这次会议，成为认识“反右”运动起因的一个关键。本文准备探讨对这次会议的不同看法。

对于这次会议，中共中央的判断是，它是章伯钧和罗隆基结成联盟的一次会议，是“章罗联盟”向党发起进攻的一次“点火会”，也是以章伯钧为首的右派们准备向党夺权的一次会议。因此，反右开始后，中共中央确定的打击重点就是所谓的“章罗联盟”。

北京大学率先贴出大字报

在数十年后，萧冬连的著作《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历史》（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出版，2024年第五次印刷）却对“六六六”会议作出与当年中共中央判断截然相反的解读。

萧东连认为，“六六六”会议是不是章罗联盟结成的标志，会议的主题是在为运动“点火”还是“灭火”，这是如何评价这次会议的两个关键问题。

参加“六六六”会议的一共有十二个人，其中有教授六人，他们是：北京大学教授曾昭抡（兼教育部副部长）；清华大学教授钱伟长（兼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费孝通（兼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陶大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景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药眠。还有民盟中央几位负责人，他们是民盟副主席史良，办公厅主任叶笃义，秘书长胡愈之，民盟中央常委闵刚侯、金若年。

会议召集人是章伯钧，他是民盟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光明日报”社长，同时担任国务院交通部部长。

毛泽东在北京大学看大字报

据他们事后回忆，召开这次会议的起因是，6月5日，其中四个人到章伯钧家反映情况，他们感觉运动发展事态严重，有必要在一起认真议一议，拿出个意见给中共中央。于是，第二天章伯钧又通知了另外几个人，大家集聚在文化俱乐部吃饭，同时召开了这次会议。

他们得到的信息，总的来说是整风运动出现了新问题，事态十分严重和紧张，他们认为已经到了匈牙利事件的前夜。例如，钱伟长反映，清华大学党委已经控制不住局面；曾昭抡反映，上海大学生闹得很厉害，学生有可能会上街，如果工人和学生一起上了街，就和匈牙利事件一样了。他们认为，现在的问题是，中共是打算继续“放”呢，还是准备“收”？如果是继续“放”，民盟可以不管；如果是准备“收”，他们认为民盟可以起到共产党无法起到的作用，它可以帮助共产党度过这一关。

所以，从一开始议论这件事，章伯钧就急于联系习仲勋（时任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和李维汉（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向他们通报情况，可惜电话一直没有打通。史良也找机会在6号晚上向周恩来反映了他们的意见，不过周恩来不置可否，没有明确表态。此外，他们还向康生、彭真等中共领导人反映过情况。

后来，中共中央对章伯钧召集的这次会议的定性有两点，一是，这次会议标志着章罗联盟的形成。二是，这次会议是章罗联盟向党进攻的一次“点火会”，章伯钧等人企图取代共产党，由他们领导整风运动。

萧东连在《文革前十年历史》一书中对以上两点均作出分析。首先，对第一点判断，他认为这次会议并不能作为章罗联盟形成的标志。尽管参加会议的其中几个人与罗隆基关系密切（曾昭抡、费孝通、吴景超），不过他们并不能代表罗隆基。章伯钧和罗隆基相互之间一贯对立，二人矛盾很深，相互攻讦，互不相容，没有任何事实证据能够说明他们二人结成联盟。再说，“联盟”一词，用在此处也不恰当，因为既然称作“联盟”，就应该有盟约，可是实际上什么都没有。事后，在反右开始后，无论是章伯钧还是罗隆基，都不承认他们结盟之事。因此，所谓的“章罗联盟”是不存在的。另外，众所周知，史良一直是站在拥护共产党的立场上，如果这次会议是章罗结成联盟的一次会议的话，她不会丝毫没有察觉，更不会积极地代表大家去向周恩来反映会议上的共同意见。

章伯钧在交通部批判会上

关于第二点，萧东连认为，把这次会议说成是“点火会”也与事实相反。章伯钧几人，根据看到、听到的某些情况，认为事态严重，所以主动地向中共负责人反映情况，他们的意图是如何帮助共产党平息事态，是“收”，而不是“放”。只是认为在帮助共产党“收”的过程中，民盟可以发挥作用。假如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点火“，为了把事情闹大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急于向中共中央反映情况，而是应该到青年学生中去煽风点火，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才是。从他们会议前后的表现来看，他们的确是想帮助共产党“灭火”，而绝不是在煽风点火。

根据以上分析，萧东连认为中共中央对“六六六”会议性质的认定是错误的。不过，萧东连认为，章伯钧等人在会议期间的表现也存在以下几点错误。

第一，他们对整风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估计过于严重，不符合实际情况。第二，他们对民盟的作用和能力估计过高，对共产党处理应变能力估计过低。第三，对整风中披露出来的共产党的错误估计过于严重。第四，他们过分热情地表示要帮助共产党渡过难关，实在是有借机显示民盟能力，进而在某些方面替代共产党的潜在动机。在他们看来，局势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共产党的预计，共产党目前已经陷入困境，只有民盟站出来说话，才能控制局势。章伯钧甚至说民盟现在大有搞头，主张民主党派要大大发展，要把组织发展到县一级，加强在各级政权的参政能力。他们的这种态度，使人不由得不怀疑他们的动机。至于他们的言行究竟算不算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否已经达到了试图取代共产党的地步，研究者可以作进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