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同走出的男人和女人

高岭竹青

　　大同是山西省第二大城市，国务院首次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巍巍恒岳，泱泱桑干；钟灵毓秀，地灵人杰。是这片热土，哺育了淳朴厚道、勤劳节俭、勇于奉献、乐于助人的大同英雄儿女。

作为“一朝帝都，三代京华”的大同，曾经成就过历史上一些颇有作为的帝王、皇后。作为我国北方军事重镇的大同，也曾涌现出许许多多慷慨悲歌之士、文治武功之才。他们的勋业，昭彰彪炳，入史载志，为后人师表。

我是大同人，桑梓之情萦绕在心间。这几天没事，随便搜索了部分值得炫耀的资料，与大家共赏。

　　据《中国历代帝王年号手册》记载，先后有34位皇帝或出生于大同，或从大同登上帝位，或与大同有过渊源，是中国历史上有年号的334位帝王的十分之一。

　　在大同这片土地上出现最早的名人，应该是赵武灵王，大同，就是赵武灵王开拓的。

赵武灵王姓赢，史书上记载，他叫赵雍，较为知名的称呼叫赵武灵王。生于战国时期的赵国都城邯郸。他在继承赵国王位后，推行“胡服骑射”，因此国势大盛。之后他攻击匈奴，抵御胡人，占据了大同地区。公元前295年，发生沙丘宫政变，他被困死于今天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的沙丘宫。当时，赵武灵王的死对赵国而言，是件难以宣扬的恶劣事件，赵国的新王一则为消除影响，二则为宣扬赵武灵王开疆拓土的成果，于是就选择了遥远的大同灵丘这个由赵武灵王占领的赵国边境作为了葬址地，由此便有了“灵丘”之名。

　　汉朝的建立者刘邦在公元前200年，在大同城东北的马铺山（汉朝时称为白登山）与匈奴发生了著名的“白登之战”。

　　刘邦经历了“白登之围”后，为了休养生息，以及稳定与匈奴的关系，接受大臣刘敬的建议，采取了和亲政策。这个政策延续了几乎整个几千年的封建王朝。所以，大同就是“和亲”政策的发源地。

　　冯唐，代郡（今大同一带）人，西汉大臣。其祖父为战国中丘（河北）人，他的父亲移居到了大同，为中郎署长，侍奉汉文帝。

一次汉文帝乘车遇到冯唐，感慨自己没有廉颇、李牧（云中太守）一样的将领去抵御匈奴的侵犯。冯唐说：“如果您有这样的将领，也不会任用”。汉文帝大怒，并起身回宫。后来文帝召见冯唐，冯唐道歉说：“我不该这样说，我不懂得忌讳这些话”。

魏尚是云中太守，他镇守边疆，防御匈奴，作战有功。但是后来，因上报朝廷的杀敌数字多报了6个，与实际不符，被削职查办。文帝问冯唐如何处置，冯唐当面向文帝直谏，认为削职的处理不当。皇上听了冯唐的话，派冯唐手持符节，去云中赦免了魏尚的罪过，恢复了魏尚云中太守的官职。

汉景帝即位后，冯唐被罢免。汉武帝即位时，匈奴犯边，武帝广征贤良，虽然冯唐再次被举荐，可是已经90多岁了，只能任命其儿子冯遂为郎。后来人们通常用冯唐来形容“冯唐易老，李广难封”。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李广在汉文帝时从军攻击匈奴，汉景帝时，先后任云中（今大同一带）等7郡太守。汉武帝即位，任骁骑将军，率领一万余军马出雁门（今大同）击匈奴，因寡不敌众负伤被俘。匈奴兵将李广挂在两马间奔跑，李广佯死，于途中跃起，夺马返回，人称“飞将军”。此后，匈奴数年不敢来犯。

公元前119年，匈奴又出雁门，在漠北之战中，李广因迷失道路，未能参战，回朝后自杀。《滕王阁序》中的“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正是说的大同周围的事情。

　　汉建昭六年，公元前33年，汉元帝将宫人王昭君嫁入匈奴和亲。王昭君出塞至大同时，住在了大同城内大西街46号院的东胜店。住宿期间，思念中原，内心酸楚，日夜哭泣，直到嗓子哭哑还哽咽不止。后人沿袭她的哭声，辗转变化形成了一种被称作“摩喉罗”的大同地方戏曲“耍孩儿”。

因为王昭君住在大同期间，每日以弹奏琵琶消遣时光，此后，东胜店改名为“琵琶老店”。

　　张辽（169～222年），大同朔县人，是三国时期曹操部下的著名将领，古今64名将之一。张辽早年被并州剌史召为从事，领兵赴京师。先后属何进、董卓、吕布账下。198年，吕布败，投降曹操，拜为中郎将。后因战功，升为荡寇将军。在215年的合肥之战中，亲率800人冲击孙权10万之众，威震江东。222年，抱病击破吴将吕范后，病情日渐严重，在江都（今扬州）病逝。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一段“南北朝”分裂局面，其中北朝是由鲜卑族建立的政权，史称“北魏”，北魏的首都就在当时叫做“平城”的大同，而在大同出生的帝王就有6位，分别是明元帝拓跋嗣、世祖拓跋焘、拓跋余、文成帝拓跋濬、献文帝拓跋弘和孝文帝拓跋宏（元宏）。

　　道武帝拓跋珪是北魏的开国皇帝，生于公元371年。在他的决策下，公元398年定都大同。公元409年被次子拓跋绍所杀，葬于云中金陵，终年39岁。

　　明元帝拓跋嗣，是拓跋珪长子，北魏第二任皇帝。公元392年生于大同云中宫，从小聪明睿智，宽厚弘毅，非礼不动。在位期间，勤政爱民，拓展疆土，励精图治，在北魏历史中处于承上启下的枢纽地位。公元423年亲征刘宋，积劳成疾而终，享年32岁。

　　太武拓跋焘是明元帝拓跋嗣长子，北魏第三位皇帝，公元408年生于大同东宫，423年16岁时继皇帝位。执政期间，整顿吏治，亲临前线，国力大增，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十六国割据局面，与南朝宋对峙。446年，崇奉道教，下诏灭佛，史称“太武灭佛”。452年被宦官宗爱弑杀，享年45岁，在位29年，葬于云中金陵。

　　拓跋余谥号隐王，是太武帝拓跋焘之子，为北魏第四位皇帝。代郡平城（今大同市）人，452年继位当年，被宦官所害。

　　文成帝拓跋濬是太武帝拓跋焘长孙，废太子拓跋晃长子，北魏第五位皇帝，440年生于大同。在位期间，推行和平外交政策，息兵养民，恢复佛教，始建云冈石窟。465年病逝于太华殿，时年26岁，葬于云中金陵。

　　献文帝拓跋弘是文成帝拓跋濬长子，北魏第六位皇帝，454年生于大同，465年继皇帝位，476年猝死（据说是由于杀了冯太后宠臣，被冯太后毒死）。

　　孝文帝拓跋宏是北魏第七位皇帝，467生于大同，献文帝拓跋弘长子。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正式亲政后，进一步推行改革，以汉语代替鲜卑语，以汉姓代替鲜卑姓。494年，以南征为名，迁都洛阳。499年，在军中积劳成疾驾崩，年仅33岁。

　　北魏冯太后是文成帝拓跋濬的皇后，献文帝拓跋弘的母亲，孝文帝拓跋宏（元宏）的祖母，历史上称为“文明太后”。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女政治家和改革家。长乐郡信都县（今河北冀州）人，441年出生于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是辽西郡公冯朗之女。490年病逝于大同，葬于大同城北永固陵。公元465年，献文帝继位后，她临朝听政；476年，献文帝死，她拥立孙子孝文帝拓跋宏即位，再次临朝称制，扶持孝文帝14年，成为北魏王朝中期的实际执政者。冯太后的一生对北魏的政治、经济和风俗习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对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誉为“千古一后”。

　　郦道元是北魏范阳涿州（今河北涿州）人，北魏定都大同时，在朝中担任侍中兼摄行台尚书、御史中尉等职。因此郦道元是在大同这片土地上生活和工作过相当长时间的。

郦道元一生的主要成就是写成地理著作《水经注》。这是公元六世纪前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地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书共40卷，30多万字。毛主席曾对郦道元有较高的评价：“《水经注》作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水经注》写得好！但不是深入实地地去走一走是写不出那么好的文字的”。

由于郦道元为官期间严猛以治，不避权贵，527年，被王室纨绔子弟谋害，时年57岁。

　　寇谦之是北魏时期冯翊郡万年县（今陕西省西安市）人，生长在一个官宦人家。寇谦之从小无心做官，一心一意倾心道教，他在家中，用道器、道书寻求乐趣。每天在家中诵经打坐，炼气功，服药饵，想获得仙道灵气。18岁时入嵩山修道7年，公元424年，风尘仆仆来到北魏都城平城（今大同），结识了北魏太武帝的左光禄大夫、著名大儒崔浩。向崔浩提出以封建礼度为主要内容、礼拜炼丹为主要形式的教义，宣传儒家“佐国扶民”思想，得到崔浩赏识，继而又得到太武帝的支持。

其实在寇谦之去大同之前，北魏朝廷多信佛教，太武皇帝对佛教并无恶意。后来发现当时一些僧尼不守清规，干些伤风败俗的事，逐渐遭到太武帝的怨恨。而寇谦之为了取得皇帝的信任，积极参加北魏的各项活动。425年，大夏国帝位更替，国内混乱。北魏王朝对是否趁机讨伐大夏，朝臣意见不一。崔浩主战，其他一部分朝臣主和，太武帝倾向主战，但意志不坚定。崔浩建议请来寇谦之，用“天师”决定吉凶。寇谦之认为大夏历年穷兵黩武，民心不安，又新丧国君，政局不稳。如果出兵征伐，定会取得胜利。之后，寇谦之在宫中大作法事，祈祷胜利。太武帝十分高兴，于是亲率18000轻骑西征，结果大挫西夏元气，俘敌军数万，缴获牲畜十几万头，凯旋而归。

寇谦之以其道术、法术和权术、谋术，连连相扣，术术应手。深得太武帝赏识，派人将“天师”接到宫中，宣布天下显扬新法，道业大盛。此后，寇谦之在宫中辟谷不食，精神奕奕；扶乩请神，天相多多；画符镇灾，希冀太平；讲经论道，施术弘教，深得太武帝器重。后来又在大同市东北建了5层高的天师道场，取名“玄都坛”，住道士120名，由朝廷供给衣食。并制订乐章诵诫新法，称“新天师道”。

在新天师道轰轰烈烈发展之时，445年，太武帝发现长安佛寺僧人与起兵反魏的胡人有牵连，于是下令诛杀长安沙门。第二年，下诏各州杀僧人，毁佛像，禁民信佛，佛教受到毁灭性打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的“太武灭佛”。

后世认为“太武灭佛”是寇谦之促成的，实际上，寇谦之对太武帝灭佛活动不太热心，甚至反对。他认为道教已处于国教地位，佛教已无力相争，没必要排佛；同时他更认识到以太子拓跋晃为首的鲜卑族崇佛抑道，排佛过于激烈，势必影响政局不稳，反而不利道教的长期发展。

寇谦之还建议治国必须用儒学，认为自己幼不好儒，成为缺陷，于是，为了弥补自己儒学空白的短处，极力与崔浩合作，用儒、道治国的方略，在朝中得到落实。

公元448年，寇谦之预知自己即将仙逝，对弟子们说：“当我寇谦之在世之日，你们可以求得荣华富贵，一旦我去世，这静轮天宫也建不起来了”。果然，在尚未完工的静轮天宫里，寇谦之去世，享年83岁。

　　在大同平城桥东头，有一座土堆叫“二猴圪垯”，这是由一个叫王遇的太监建造的。

王遇本姓钳尔，名庆时，北魏冯翊人（今陕西蒲城），大约生于公元442年，因病卒于504年。少年时因为家族卷入“盖吴之乱”，被处以腐刑后，来到平城（今大同）入宫。入宫后，为人谨慎，处事机敏，又凭借自身的才能，逐步成为冯太后的宠臣。历任吏部尚书、将作大臣、加散骑常侍，封宕昌公。与冯太后有关的建筑多由他承担监造。由于功勋卓著，被赐姓王，改名王遇。

王遇生长在关中，他的艺术成就体现了羌族和汉族传统文化的融合，为中国古代的建筑科学辛苦奋斗了一生，留下了众多建筑佳作，是名垂青史的著名建筑师、雕刻家和书法家，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王遇所建造的二猴圪垯，椽瓦梁栋，台壁楼陛，蔚为可观；崇福寺，即今云冈石窟第九、十两窟，其精巧华丽为云冈窟中第一流，保留至今成为国家重点文物。

王遇是个有心人，他在建造二猴圪垯时，不仅别致，而且留有碑记，以便后人铭记他的才能；近年发现云冈石窟第十三窟是一个很特别的大佛窟，主佛是文成帝的形象，主佛右肘和右膝之间有一托臂力士，是汉服战将像，推测可能是王遇以自身形象做支撑，显示他与文成帝的亲近，以此迎合冯太后。

　　司马金龙是三国时期司马懿之弟司马馗的九世孙，其父司马楚于419年投靠北魏，430年被封为安南大将军、琅琊王，成为北魏贵族，后与河内公主姬辰结婚，生下司马金龙。

司马金龙出生显赫，年幼时就有父亲的风范。拓跋弘为太子时，司马金龙任太子侍讲，之后承袭父亲的爵位琅琊王，出任侍中、镇西大将军、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吏部尚书。

公元484年，司马金龙去世，葬于大同市石家寨村西南。1965年出土，内包括墓表、墓志铭，并表明该墓是司马金龙与其妻姬辰的合葬墓。姬辰死于474年，司马金龙死于484年。其墓规模宏大，是北魏平城（今大同）时期最大的墓葬之一，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全墓共用青灰色特制条砖5万余块，所有砖横面都刻有阳文“琅琊王司马金龙墓寿砖”。

1965年，在大同出土了司马金龙墓葬，包括墓表、墓志铭，表明是司马金龙与其妻的合葬墓。妻姬辰死于474年，司马金龙死于484年。

　　司马金龙墓屏风木漆板画是中国禁止出国展览的第22件国宝，画于冯太后和孝文帝拓跋宏当权的474～484年间，反映了当时平城的时代风尚和社会导向。此时正是冯太后依照自己的意愿和模式对幼小孝文帝进行养成教育的关键时期。在小皇帝面前，冯太后从政治、道德、文化、生活诸方面设置种种规范和羁绊，从严要求，厉行素质教育。孝文帝对祖母毕恭毕敬，言听计从。司马金龙作为冯太后宠幸的河内公主之子兼异姓王，对于太后倡导的忠臣、孝子、列女等教育内容和诸多范本都得到充分体现。

　　司马金龙墓出土随葬品中，还有大量的陶人俑，包括装甲骑兵、轻骑兵及铠甲武士在内的武士俑200余尊。这支威武雄壮的军团是北魏军阵的缩影，分为导骑、骑马仪卫俑、步行仪卫俑、步行戎装俑、侍从俑和甲骑具装俑等。其中，武士俑、骑马武士俑共计210件，占陶俑总数的56%，基本服饰为便于骑战的胡服，体现了汉文化和游牧文化相结合、北方尚武风气以及贵族拥有武装的事实。

　　在出土总数共360余件釉陶中，还包括一些日常用品，例如青瓷唾壶、铁马镫、石灯座以及一些牲畜的陶俑。

　　花木兰是南北朝时期的巾帼英雄，具体生活在北魏时期（386～534）。北魏太武帝年间，花木兰替父从军，参加了北魏与柔然的战争，表现突出，但却无人发现她是女子。战争结束后，太武帝授她为尚书郎，她婉言拒绝，回到家乡。关于花木兰的姓氏、藉贯等，史料没有明确记载，因此木兰之争历代有之，大致有商丘虞城、延安、黄陂、亳州、泰州、盛乐、完县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花木兰的名字最早出现于北魏一首叙事诗《木兰辞》中，当时北魏王朝的征兵体制是，只有鲜卑族人才有资格参军，类似于后来的满洲八旗。因此，首先一点可以确定，她是鲜卑族；少数民族牧民上马为兵、下马为民，父亲退伍后，由儿子世袭军籍，是鲜卑人的特征。花木兰恰是如此的世袭军人之家，由于父亲没有大儿（“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所以由她代父从军，是合乎情理的；“可汗大点兵”“天子坐明堂”，在汉人的朝廷里，绝不可能称君主为“可汗”，而在少数民族族裔中，则可以称“可汗”为“天子”；“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明堂是古代都城重要的礼制性建筑，是帝王举行朝会、庆典、布政等活动的场所。全国仅有四座，分别是汉长安明堂、汉魏洛阳明堂、唐东都洛阳明堂、北魏平城（大同）明堂。由此可见，花木兰“归来见天子”，一定是在大同明堂。

花木兰是大同周边人确凿无疑。

　　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历史进入另一个“三国”时代，史称“后三国时代”。后来，东魏被北齐取代，西魏被北周取代。

　　朋友，你知道北魏末年，大同有位了不起的将军叫独孤信吗？独孤信是鲜卑族，祖上姓刘，是汉代刘秀后人，后因故发配到辽东。

独孤信，云中（大同）人，生于503年，是西魏、北周将领，八柱国之一，位极人臣。在周、隋、唐三朝都进入皇室，三代都为外戚，自古以来，从未有过。他能征善战，在战场上屡立战功，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除此之外，这位著名人物竟然是三个国家皇帝的老丈人，史称“最牛国丈”和“第一丈人”。

这位被誉为最牛的岳父大人，是古代十大美男子之一，他的三个女儿都嫁入皇家。其中大女儿是北周皇帝宇文毓皇后；四女儿是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母亲；七女儿是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的皇后。

557年，独孤信因参与宫廷政变，被御赐毒酒，逼令自尽，时年55岁。

　　独孤般若是独孤信的大女儿，长得清秀可人，到婚嫁年龄求亲之人几乎踏破独孤家门，她的父亲独孤信在一众追求者中，选中了同朝为官的宇文泰长子宇文毓。最初是北周太子妃，在位仅三个月后因难产去世。宇文毓称帝后，追封为明敬皇后，她是宇文毓一生唯一的皇后。

　　独孤曼陀是独孤信的四女儿，嫁给了与独孤信同为八位柱国大将军之一的太尉李虎的儿子李昞，生下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李渊称帝后，追封外祖父独孤信为梁王，母亲独孤曼陀为元贞皇后。由此可以说，“千古一帝”李世民还是大同的孙儿。

　　独孤伽罗是独孤信的七女儿，14岁时嫁给了16岁的杨坚。

杨坚的父亲杨忠曾经在独孤信帐下效力，后来被拜为柱国大将军。杨坚是杨忠长子，因为父亲战功卓著，杨坚16岁时就被授为散骑常侍。独孤信和杨忠是多年好友，他看到杨忠的儿子杨坚相貌出众，仪表非凡，于是就把独孤伽罗嫁给杨坚。

568年，杨忠去世，杨坚承袭了父亲的隋国公爵位。581年，9岁的北周静帝禅位给杨坚，杨坚定国号为“隋”，独孤伽罗被立为皇后。

杨坚与独孤伽罗，一夫一妻45年，开创了中国的一夫一妻制。作为皇帝，杨坚没有纳妾娶妃，所生子女皆为独孤伽罗所出。

不仅如此，独孤伽罗与杨坚一起上朝，尽心辅佐丈夫处理国政，与杨坚一同倡导节俭，成就了隋朝“开皇之治”，与杨坚并尊为“二圣”，在杨坚开创隋朝盛世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602年，独孤伽罗去世。

　　尉迟恭是大同平鲁人，生于585年，死于658年。唐朝右武候大将军，位于唐凌烟阁24功臣第7名。

尉迟恭一生纯朴忠厚，勇武善战，屡立战功，玄武门之变时，助李世民夺取帝位。晚年笃信方术，于658年去世，享年74岁，陪葬在唐太宗昭陵。

　　薛仁贵（614～683），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唐朝大将。

公元682年，突厥军从和林格尔、右玉大举入侵大同，唐高宗皇帝令薛仁贵率兵解围。两军在大同交手后，突厥在军前打问唐军将领是谁？薛仁贵来到阵前自报家门，敌军见是“白袍将军”，弃甲逃跑，唐军趁势追击，至大同城北卧虎湾一带截杀突厥等1万余人，俘虏2万多人，缴获骆驼、马、牛、羊3万余头，全军凯旋。

大同之战时，薛仁贵已经69岁高龄，第2年病逝，享年70岁。

　　无独有偶，与独孤信3个女儿都是皇后，为后世称奇一样，北齐时土生土长的大同人娄昭君，生六儿二女，三个儿子是皇帝、三个儿子称王、两个女儿都是皇后。

　　娄昭君，生于501年，鲜卑族，是北齐奠基人高欢的妻子，北齐文宣帝高洋、孝昭帝高演、武成帝高湛的生母。娄昭君出生权贵之家，少时聪明，很多豪族子弟都想聘娶她，但她没有同意。当看到城上服役的普通士兵高欢后，很是吃惊，说“此人就是我的丈夫”。于是向高欢多次赠送私财，订私终身。高欢本是破落户子弟，在娄昭君的资助下，一步步走向权力高峰。

　　547年，52岁的高欢病逝后，娄昭君的长子高澄子承父业，继续控制东魏政权，549年被刺。娄昭君的次子高洋接班，高洋在掌权的第二年（550年），不顾母亲娄昭君的反对，废掉东魏元氏，登上帝位，建立北齐王朝。高洋在位10年，559年暴毙，由他的儿子高殷继位。次年，高殷的两个叔叔高演和高湛发动政变，废掉高殷，由娄昭君的另一个儿子高湛登上皇位，568年，高湛因酒色过度死，高湛的儿子高纬继位。577年，立国28年的北齐亡国，北周统一中国北方。

　　娄昭君丈夫及儿孙们建立的北齐王朝，是一个被历史称为“禽兽王朝”的政权，比如娄昭君的孙子高纬，自认为自己的妃子冯小怜是绝世尤物，想让大臣们一起欣赏冯小怜的玉体。于是选了一个夜晚，让冯小怜裸体躺在朝堂之上，供大臣们开眼。在这荒淫无边的时刻，北周的军队已经攻破了北齐的军政中心晋阳。这段荒唐的历史被诗人李商隐记录下来：

一笑相倾国便亡，何劳荆棘始堪伤。

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

　　娄昭君的两个女儿，长女嫁给北魏孝武帝元修；次女嫁给孝静帝元善见。562年，娄昭君在邺城去世，时年62岁，谥号武明皇后。

　　尔朱荣是大同人，契胡族，493年生，早袭父爵，担任第一领民酋长，受到北魏孝明帝笼络，镇压农民起义和对抗胡太后势力。528年，率军南下，拥立孝庄帝后，任侍中、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尚书令，受封太原王，专擅朝政。大破葛荣数十万起义军，又任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诸军事。530年被孝庄帝杀，时年37岁。

尔朱荣的两个儿子尔朱菩提、尔朱文略都是北魏权倾朝野的大臣。

　　尔朱英娥是尔朱荣的女儿，一生嫁过三个皇帝。最初是北魏孝明帝妃子，封为“嫔”。528年孝明帝死，她被迫出家为尼。后来在父亲尔朱荣的安排下，嫁给了孝庄帝，成为皇后。530年，尔朱荣被孝庄帝谋杀，尔朱荣的侄子，尔朱英娥的族兄、汾阳刺史兆杀死孝庄帝，拥立元晔继位，将尔朱英娥软禁宫中。此后不久，新兴的军阀高欢击败尔朱兆，掳走被困宫中的尔朱英娥，并纳为侧室。高欢对她很尊重，见面就请安，自称“下官”，逐渐打动了尔朱英娥的心。尔朱英娥和高欢生下一子高攸，北齐时高攸封彭城王，尔朱英娥也被封为彭城太妃。556年，高欢次子高洋称帝，竟要占有尔朱英娥，英娥不从，被高洋杀死。

　　唐末宋初，藩镇割据，群雄争霸。历史进入“五代”时期，其中，“英雄立马起沙陀”，沙陀三王朝“后唐”“后晋”“后汉”相继成立。

　　李克用（856～908），大同人。沙陀族，别号“李鸦儿”，因一目失明，又名“独眼龙”。是代北节度使李国昌之子，15岁时，就随父出征，冲锋陷阵，军中称“飞虎子”。历任云中（大同云州区）牙将、云中守护使、云中防边督将、大同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等，895年，被封为晋王。

李克用父亲李国昌，是唐朝末年沙陀部首领，历任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使等职。弟弟李克让为金吾卫将军，李克恭为昭义军节度使；儿子李存勖、李存孝、李存霸、李存美、李存礼、李存渥、李子存乂等；李克用义子众多，主要有李嗣源、李嗣昭、李嗣本、李嗣恩等。

907年，朱温废掉唐哀宗、自立为王、建立后梁政权后，李克用讨伐朱温，在两军对峙的紧要关头，李克用突然染上急病，不治而亡，终年53岁。其子李存勖灭后梁，建后唐，追谥李克用为武皇帝，庙号太祖。

　　李存勖是李克用长子，“十三太保”之首，小名“亚子”。大同人。885年出生，908年父亲死后，为晋王。经过北却契丹，南击朱温，东灭桀燕，西服岐秦，923年称帝，建立后唐。毛主席曾称赞李存勖“生子当如李亚子”；在读书笔记中，称赞“康廷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可谓识时务之俊杰”；《评点二十四史》批注由李存勖指挥的“三垂冈（今长治市郊）”之战：“兵败而复胜，师正而出奇，询谋良将，决断胸中，履险若夷，及锋即用”。

926年，李存勖死于兴教门之变，谥号光圣神闵孝皇帝。

　　李嗣源是李克用养子，大同人，出生于867年，是后唐第二位皇帝，称帝后更名李亶，即后唐明宗。

李嗣源英勇善战，辅佐李存勖建立后唐，先后担任成德节度使、蕃汉内外马步军总管、中书令等职。926年，镇压邺都兵变，结束李存勖的统治，不久即位为帝，在位7年。由于后期姑息藩镇，致使变乱迭起，933年受惊而逝。

　　李存孝（858～894），大同灵丘人，沙陀族。本姓安，叫安敬思。是李克用麾下一员猛将，也是李克用众多“义子”中的一个，因排行十三，故称为“十三太保”，而且是十三太保中最出名的。

李存孝武艺非凡，勇猛过人，是唐末五代时期的第一猛将，被誉为“将不过李，王不过项”，与楚霸王项羽齐名，后人评价时更有“唐初有个李元霸，唐末有个李存孝，都是恨天无把，恨地无环”。李存孝年少时被李克用所俘，收为养子。之后率五百人的飞虎军，取得战无不胜的辉煌战绩，常令敌方闻风丧胆，名扬天下。最终遭反间计与李克用反目，被五马分尸而死，年仅36岁。

李存孝的故事在大同、朔州一带广为流传。李存孝故里的碑刻依然留存在大同灵丘县。因旧碑年代过于久远，在清朝道光十六年（1836年）制新碑取代，现存于赵武灵王墓园内。

　　李贞仪是李克用的孙女、李嗣源的女儿，初号永宁公主，后封魏国长公主，深得父亲喜爱。后嫁给李嗣源部将石敬塘为妻。

石敬塘在李嗣源部下时，朴实稳重，寡言笑，喜兵书，李嗣源对他非常器重。为了拉拢他，李嗣源再三考虑，将自己钟爱的女儿李贞仪嫁给他为妻。李贞仪与石敬塘成婚后，身为石敬塘的正妻，与石敬塘夫唱妇随，恩爱有加，感情深厚。他，一表人才，作战勇敢，足智多谋；她，聪明能干，温柔仁厚，多次给石敬塘出谋划策，帮他安然度过许多危机，因此石敬塘非常敬畏她。

936年，李嗣源死，李从珂继位后，虽然封石敬塘为赵国公，却并不信任他。石敬塘便起兵造反，被后唐军围困在太原，石敬塘向契丹求援，割让幽云十六州，并甘做“儿皇帝”，随后在契丹援助下灭后唐，建立后晋，登基称帝。941年，封李贞仪为皇后。次年石敬塘病故，其侄石重贵即位，尊李贞仪为皇太后。

石敬塘割让幽云十六州，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民族败类，被世人所唾弃。幽云十六州是中原的北部门户，是一道“天然”的防御屏障。幽云十六州的丢失，使保护华夏的藩篱被撕破，在之后的一千多年里，华夏大地永无宁日。北方每一个游牧民族崛起，都可以长驱直入来中原王朝打家劫舍。

946年，契丹南下，后晋灭亡。次年，李贞仪与石重贵一起被契丹人掳至黄龙府；949年又迁到建州（今营口）种田度日。同年，李贞仪得病，无医药，常仰天而泣，大骂误国的奸贼“使死者无知则已，若其有知，不赦尔于地下”。临死嘱咐石重贵说：“我死，焚其骨送范阳佛寺，无使我为虏地鬼也”。

　　毕士安（938～1005），宋朝代州云中（今大同）人。

毕士安是宋朝著名宰相。曾祖父与祖父都在大同本地做小官，父亲担任过观城县令。毕士安从小好学，966年中进士，10年后任大理寺丞、三门发运事等职；991年，为翰林学士；997年，拜工部侍郎、翰林学士。

毕士安勤于政务，治学严谨，知人善任；平时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曾向皇帝大力推荐寇准，皇帝准奏，同时任命毕、寇二人为平章事（宰相）。1004年，毕士安升任吏部侍郎、同平章事，成为宰相。1005年病逝，享年68岁。宋朝真宗皇帝亲自至其府中哭吊，赐白金5000两，废朝5日，授其两个儿子、一个孙子为官。

　　佘太君934年出生于云中（今大同）折家，本名佘赛花，封号太君。佘赛花本不姓佘，而姓折，佘姓是后来说书人以讹传讹，用了同音字所致。父亲折德扆，是后汉府州团练使。

佘太君不同于民间传说中的“杨门女将”，历史上确有其人。折家是名将之家，佘太君曾祖父是后唐刺史，隶属于李克用；祖父是府州刺史。佘太君自幼受父兄武略的影响，善骑射，习兵法，个性机敏。949年与杨业成婚后，随夫侍北汉。后来杨业归宋，七年抗辽，986年不幸殉国。佘太君继承丈夫余志，在西夏侵扰时，身挂帅印，率领杨家军征西，为宋家王朝立下赫赫战功。1010年去世，寿77岁。

　　萧绰萧太后，辽景宗耶律贤皇后，953年出生，小名燕燕，契丹族。是辽朝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改革家。

　　她虽不是大同人，其一生却与大同有着千丝万缕的交结。

　　辽景宗在位时，萧绰参决军国大事。圣宗继位时年仅12岁，萧绰以皇帝年少为由，开始了27年的临朝摄政。在她摄政期间，多次亲临大同督战，使辽朝进入最为鼎盛时期。

　　并在大同留下许多遗迹。

在大同古城大十字街北，建有“凤台晓月”两个高台，站在台上可观月出，是萧绰的居住之地。

　　楼房巷是萧绰梳妆的地方，她的丈夫辽景宗死后，她与青梅竹马的大臣韩德让常常幽会于此。

　　萧画河位于大同城西60里处的焦山寺旁，是武州川的上游。当年皇宫扎营时，萧绰与丈夫常住于此。因为萧绰常在这里化妆，老百姓称此地为“萧画河”。

萧家寨在大同城东，当年萧绰家族在这里安营扎寨，后人称为萧家寨。

杨四郎被俘后，被萧绰招为附马，招亲之地位于大同城西南隅的一条巷子，之后萧绰把该巷赏给杨四郎，据说“四郎探母”就发生在此巷。以后此巷取名为杨家巷。

灵丘县西南有座萧太后城，为当年萧绰所建。

一次，萧绰率军从析津府（今北京）向大同进军的路上，来到天镇县城附近，正值盛夏时节，兵士口渴难耐，便令人在此打井解渴，取名“萧太后井”。

在大同城南山阴，萧绰与宋军交战，订立“澶渊之盟”，回途时在此扎营，后人取名萧太后营。

1009年，萧绰归政于耶律隆绪后，病逝于行宫，享年57岁。

　　吴昌龄，大同人，元初著名杂剧作家，与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并列为中国古代四大剧作家。吴昌龄年轻时在大同地区从事军屯工作，中年成名之后，在婺源做过知州。

吴昌龄是一位多产剧作家，据戏剧界、文学界统计，他的杂剧作品有11种之多，其代表作有《探狐洞》《西天取经》《鬼子母掘钵记》《走昭君》《东坡梦》《辰勾月》《赏黄花》《色目佳》《眼睛记》《狄青扑马》《抱石投江》《货郎末泥》《张天师断风花雪月》《十段锦》（“十段绵”即指吴昌龄所著十种杂剧）等。这些剧作都是大部头作品，一部要有几折或几十折，剧情内容丰富，篇幅相当长。很可惜的是，吴昌龄的这些元代早期作品已大部佚失，今人只能通过一些历史记载去了解剧情梗概。

吴昌龄的《西天取经》开启西游故事之先河，《大同戏曲》说：吴昌龄“使西游故事形成舞台形象，扩大了观众范围，同时对小说《西游记》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西天取经》六本大致分为：唐僧出身四折；唐僧西行、得马四折；孙悟空来历，唐僧收伏孙悟空、沙和尚、打败鬼子母四折；猪八戒故事四折；女儿国、迷路问仙、火焰山四折；灵山朝圣、回归东土成佛四折。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这部杂剧已经具备了“西游”故事的主要人物和框架。而且，因为吴昌龄是元代中期人，所以他的《西天取经》比明朝中叶才成书的著名小说《西游记》不知早了多少年，即使是明初的《西游记平话》也早不过它。难怪有学者认为真正的《西游记》作者存疑。

　　徐达是明朝初年的将帅，他虽然是安徽凤阳人，但大同的城墙却是在他主持下修建起来的。因此，徐达与大同也是有着不可割断的联系。

徐达，生于1332年，朱元璋起兵后，一直追随朱元璋，是朱元璋建立明朝的第一功臣。1369年，徐达率军攻占大同后，坐镇北方，负责军事防务。1372年开始修复大同城墙，将原来的长方形变成略成方形的城池。城墙一律以规整有制的石条、石方为基础，墙体用“三合土”夯成，外贴青砖，城墙高14米，垛墙上又砌长5米、高0.8米、厚0.5米的砖垛580对，据说代表着当时大同所辖村庄的数目。大同古城的建造非常讲究，街巷纵横，格局整齐，里坊通透。在城中心四条大街的交点，树立着一座由四个牌坊连成一体的木结构建筑牌楼，颇为精美，称作“四牌楼”。城墙恢弘高大，站在城墙上的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俯瞰全城。在主城墙外的城北、城东、城南还各修了一个周长3公里左右的副城，用来加强主城的防御力量。城内城外军事布局和城防设施的紧密结合，就好似棋局般井井有条，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巍然重镇”，成为明朝九边重镇中“屏全晋而拱神京”，唯独享“金城汤池”美喻的城镇。同时，也符合徐达喜欢和擅长下棋的个人性格。

1385年，徐达病逝，享年54岁。朱元璋追封他为中山王，配享太庙。

　　李凤是明代大同人，生于1500年，死于1518年。早年父母双亡，与哥哥李龙相依为命。明正德八年（1513年），兄妹二人在大同城内开了一家名叫“久盛楼”的小饭馆。由于李凤手脚麻利，待人和气，又正值二八妙龄，生得身材苗条，柳眉杏眼，很讨人喜欢，人们都称她为“李凤姐”。

正德十三年（1518年），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微服出游大同，时常到久盛楼饮酒，见凤姐有姿色，又落落大方，每次酒饭之后，都借机和李凤姐套近乎，逐渐得到李凤姐的好感。

正德皇帝朱厚照是明朝颇有争议的皇帝，一方面处事刚毅果断，诛杀刘瑾，平定安化王、宁王叛乱，御驾亲征，大败蒙古王子；另一方面却又有些糊涂荒唐，荒芜朝政，一生贪杯，尚武无赖，喜好玩乐。

当正德皇帝看上李凤姐后，李凤姐也对正德皇帝没有反感，两人逐渐发展成恋人关系。一日，朱厚照便留在久盛楼过了夜。

次日，李凤姐得知了朱厚照的正式身份，朱厚照也对李凤姐情有独钟，便将久盛楼留给哥哥经营，随朱厚照返京。当返至北京西山时，突然死于居庸关旁的白丘之上，是病故还是自杀，说法不一。后来就有了“一夜皇后”的传说。李凤姐所埋葬的坟墓，因为长出茂密洁白的白草，被人们称为“白凤冢”。而大同久盛楼饭店也改名为“凤临阁”。再后来也就有了《游龙戏凤》的戏剧。

　　在大同城东关有一座黄土高台，原名叫“真武庙”，但民间称为“曹福（夫）楼”。为什么这样叫呢？

原来在明代嘉宗时，朝中由奸臣魏忠贤专权，天官曹模遭到陷害，被全家问斩，惟有曹模小女儿曹玉莲在老仆人曹福的帮助下死里逃生。曹福冒雪翻山，护送曹玉莲直奔大同投亲躲避追杀，结果由于天气寒冷，两人行至大同境东采凉山时，曹福被冻死途中，玉莲幸被人救，逃至大同。大同乡人感于曹福忠义，便在真武庙内塑了曹福像，后来就称真武庙为曹福楼。后来剧作家根据这一情节，创作了戏剧《走雪山》。

近代，有《红楼梦》研究者认为，《走雪山》与《红楼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走雪山》原背景是明代天启五年（1625年），实际应该是清朝乾隆五年（1740年）曹雪芹家被抄时。《走雪山》唱词：“日也明，月也明，日月二气两盘龙”；《红楼梦》借史湘云行酒令道：“左边长幺两点明，双悬日月照乾坤”。后一句出自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中“少年长安开紫极，双悬日月照乾坤”。曹玉莲、曹模、魏忠贤三人分别为探春、贾政、北静王三人的生活原型。曹玉莲之名取自曹寅诗句：“轻含豆蔻三分露，微漏莲花一线香”。甚至，《红楼梦》钞校、评注的那个神秘人物“脂砚斋”不是别人，正是曹玉莲。《红楼梦》与大同丝缕牵扯，都与曹雪芹高祖曹振彥在大同发迹有关。

　　有部戏剧叫《三娘教子》，是根据明末清初文学家李渔《无声戏》中的一回改编的。《三娘教子》中“三娘”，指的是剧中一个名叫“薛广”的三夫人王春娥。

薛广是大同儒生，娶妻张氏、纳妾刘氏和王春娥。大妻张氏未生育，二妻刘氏生有一子，名叫薛倚。

薛广外出做生意赚了钱，托一同乡将500两金银捎回给家人，但同乡见财忘义，将钱私吞，谎称薛广客死他乡。张氏、刘氏不守节，变卖家产，先后改嫁他人，唯独三娘王春娥甘愿贫守薛家，对5岁的薛倚如视己出。而此后的薛广生意做亏，转而从军，官至兵部尚书。儿子薛倚在三娘的教导下，学业有成，金榜题名，为新科状元。父子巧遇相认人，一起荣归故里。此时，薛倚的大妈张氏、亲妈刘氏闻讯，双双回家认亲。薛家父子怒而不认，三娘王春娥深明大义，左右劝导，全家终于团聚。

文学家李渔听到发生在大同的这一故事，感动之余，写成白话小说，收入《无声戏》中，后被戏剧家改编成戏剧《三娘教子》，又名《王春娥》，晋剧、京剧、蒲剧、豫剧及秦腔、河北梆子均有排演，流传广泛；就连日本尚有一件绘有“三娘教子”故事的描金瓷碟呢。

　　戏剧《玉堂春》里的苏三是明代山西大同府周家庄人（现朔州山阴县北周庄），原名周玉洁，艺名玉堂春。

明朝，名妓苏三与吏部尚书之子王景隆私订终生。王景隆钱财用尽，被鸨儿轰出妓院，又将苏三骗卖给马贩子沈洪做妾。沈妻嫉妒苏三，设计陷害，苏三被诬，定为死害。在起解途中，差人崇公道同情苏三，认为义女。后来王景隆得官，巡按山西，重新审理苏三案件，终于查清冤情，苏三得到释放，与王景隆团圆，终成眷属。

这就是《玉堂春》故事梗概。位于洪洞县当年羁押苏三的监狱尚在，公元1920年洪洞县司法科还保存着苏三的案卷。

后来，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根据这一事件，写成《玉堂春落难逢夫》，收入《警世通言》，流传后世；京剧和许多地方戏曲又编成《苏三起解》《玉堂春》等，广为流传。

　　曹振彥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爷爷的爷爷，明末驻守辽东，1621年投降后金，担任红衣炮队教官，后来转属多尔衮属下，任旗鼓牛录章京。1644年随多尔衮入关，1648年参与征剿大同的战争，平定姜瓖叛乱。平定后，因为战功卓著，留任阳和（大同阳高）知府。

曹振彦在阳和任上所做的工作，史料上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推断，他之所以能在多尔衮麾下众多将佐中留任阳和知府，一定是在执行多尔衮屠城大同的命令上立下了大功。这里，且不说他在大同犯下的滔天大罪，单就他在之后的大同重建上所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据《重修大同镇城碑记》载，曹振彥于清顺治五年就任阳和知府时，大同城一片荒凉恐怖景象，至十三年离任的5年时间内，清理废墟，恢复街道，修葺衙署，吸引人丁，稳定人心，发展经济等等都是他肩负的紧迫任务。碑记中所谓“农安于野”“商营于市”“士安于室”“立德立功，真堪不朽”“是大有造于此一城之民也”，便是他基本恢复大同府城形象和生机，付出心血和劳动的佐证。由于政绩突出，调离大同后，曹振彥升任两浙转运盐使、司运使盐法参议、盐法道和奉直大夫、光禄大夫等要职。1658年退休，1675年尚在世。

在曹振彥担任阳和知府的5年间，曹雪芹的爷爷曹玺也同时生活在大同，沐浴了大同一方水土的影响，这对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小说，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其祖先的教育与熏陶，融入一些饮食、方言、习俗以及祖上故事之类的成份，从而使《红楼梦》这一伟大的名著与大同产生了不可割断的关联，也给后来者留下想象与研究的空间，更让大同人感到自豪与骄傲。

　　姜瓖是陕西人，出生于明朝将官家庭，明末任大同总兵官，驻守大同地区。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率军至大同，姜瓖献城投降。李自成败出北京后，1649年清军兵临大同，姜瓖降清，仍旧被清军委任为大同总兵，但没有实权。清朝英亲王阿济格坐镇大同，为官不仁，滥杀无辜。意大利马丁诺《鞑靼征记》中记载，“大同女人被誉为是中国最美丽女人，八王（阿济格）及其随人任意奸淫妇女”。姜瓖亲自出面规劝阿济格，被撵打出门。再加上大同地区已经被清军征收了大量人力、物力，百姓早已不堪重负，怨声载道。在这种情况下，姜瓖忍无可忍，立即率亲兵至阿济格府上，见人就杀。之后，自称大将军，举起反清大旗。因1649年是戊子年，故称“戊子之变”。

在姜瓖叛清带动下，北方各地都掀起了反清复明高潮，江西提督金声桓、两广提督李成栋、延安参将王永强、甘州副将米喇印等先后宣布反清，声势扩大到了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四川七省以及福建、浙江两省的沿海岛屿，成为清廷入关以后遭遇的最严峻局势，于是姜瓖成为清廷心腹之患。多尔衮顾不得和南明军交战，而将主要军力投放到大同镇压姜瓖。

多尔衮一面派人招抚姜瓖，一面派遣大军围攻大同。军民死伤惨重，大同城内粮食耗尽。绝境下，姜瓖部将杨振威秘密与清军联络，杀死姜瓖，打开城门投降。至此，大同城破，姜瓖的反清宣告失败。之后清军为泄愤，开始了血腥的大同屠城。

　　知道不？大明朝的“国防部长”，被誉为“百万人中一丈夫”，明朝备受推崇的一位清官廉吏，著名的一代军事家和政治家─翁万达在大同都干了些什么？

翁万达是明代潮州府揭阳县人，生于1498年，卒于1552年。1525年中乡试，次年登进士第，历任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巡抚，1544年出任兵部右待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保定军务，成为军政重臣，1549年，升任兵部尚书。

1450年，蒙古鞑靼部俺答入侵大同，翁万达为便于就近联络和指挥，将宣大总督驻地由朔州移到防区前线的阳和（今大同阳高县城），英武果敢地击退敌人。之后根据宣大全线的军事地理，提出“并力守边”，集中兵力防卫“外边”，并全面整修边防工事（即明长城），亲自设计，绘制边墙长图，监督执行修缮边城千余里，据《三云筹俎考》记载，仅在大同就创建了新平、堡平、镇口、守口、镇门、平远、拒门、助马、保安等土堡，大同东路的筑边工程进展至水磨口（李二口西10千米），恢复了北疆的防御秩序，以卓越治理才能有效遏制了蒙古势力入侵的威胁。

翁万达知人善任，惜才恤卒，以统帅身分，亲率士卒参加战斗和劳动，深受士兵的拥护和爱戴。

1552年，翁万达在归乡途中，于福建上杭县背瘟疾发作，逝世于一叶扁舟中，终年55岁。

　　明代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接替翁文达接任宣大总督的王崇古走马上任。

王崇古是山西蒲州（今永济县西南）人。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陕西按察使，总督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山西军务以及兵部尚书等职。

王崇古一到宣大总督任上，就颁布禁令，禁止守边士卒擅自出入边塞，派出侦察人员深入敌方了解情况；发布告示，慰抚少数民族和陷入敌方的汉族军民率众归降。因此归顺的人接踵而来。对蒙古部落，一方面对其子弟、部属及其部族首领分授官职；另一方面允许蒙古各部与明朝通贡互市。这一政策，使汉蒙关系得到根本改善，史称“隆庆和议”，又称“俺答封贡”。此后，在王崇古的努力下，大同一带汉蒙互市迅猛发展，既促进了双方的经济繁荣，又加强了民族团结，使中华多民族国家基础得到巩固，影响十分深远。

万历初年，王崇古受奸人弹劾，被迫辞去职务告老还乡，万历十六年（1588年）去世，朝廷追封他为太保。

　　郭登，濠州（今安徽凤阳）人。1449年，明英宗皇帝亲征瓦刺，来到大同，郭登奉命随从护卫，结果发生了“土木堡之变”。之后郭登留守大同，率领军民严加守御，瓦刺久攻不下，用英宗相要挟，令郭登出降。郭登紧闭城门，义正词严地拒绝了英宗的责问，说“臣奉命守城，不知其他”。粉碎了瓦刺夺城的企图。同年，瓦刺数千骑兵进至大同城下，气焰嚣张。郭登巧施“佯败之计”，诱骗敌军进入瓮城，预先埋伏在城上的将士矢石齐下，敌兵大败而逃。接着，郭登再施巧计，令军士扮作百姓，携带毒酒、猪羊肉、金银锡铂等去郊外扫墓，瓦刺骑兵冲来，争食酒肉，“死者甚众”。又过两月，瓦刺精锐骑兵两千浩浩荡荡杀至大同，郭登率领大同将士奋勇击退。

郭登死守大同的一系列胜利，使大同的军力激增，战斗力增强，“马至万五千，精卒数万”，发挥了大同屏障三晋、藩卫京师的作用。明朝景宗皇帝朱祁钰感慨说：“大同，吾藩篱也”。

为了激励将士，郭登亲自与将士们一起修复城郭，打造兵械，慰问死伤兵士，亲手为伤兵裹创敷药。说：“吾与大同共存亡，不令诸君独死也”。1472年去世后，被赠为侯。

　　俺答，是成吉思汗后裔，明朝时期的鞑靼首领，蒙古土默特部落中称为阿勒坦汗，意思是“黄金家族可汗”。俺答，蒙语阿尔坦的译音，是“金”的意思。

由于俺答所在的部落土地贫瘠，因此对明王朝的大同地区不断侵扰。明朝为了边境稳定，几经考虑，决定对俺答采取绥靖政策，封其为顺义王（意为结拜兄弟亲王），于是就有了历史上有名的“隆庆议和”和“俺答封贡”。

俺答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一生中最主要的成就是由封贡带来的历史影响。在俺答之前，明朝因为历史原因，与蒙古积怨甚深，一直以来双方都是拒绝进行互市的，蒙古人得不到明朝的农产品，汉族人也得不到蒙古的马匹。俺答同意议和之后，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蒙古各部的经济水平和文化水平，同时也加强了漠南蒙古与汉地大同的经济文化交流。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是大同地区一个比较稳定安宁的时期。

　　蒙古土默特部领袖俺答之妾三娘子，一生嫁祖孙三代大汗，是明隆庆至万历间的传奇人物。

三娘子，生于1550年，本名叫君根，蒙古名叫钟金，是新疆哈密以北的卫拉特，蒙古喇古特部落首领哲恒阿哈之女，与俺答成婚后，成为俺答的第三位夫人，故称“三娘子”。

三娘子本是俺答的外孙女，先已许配鄂尔多斯，后来俺答见她天生丽质、聪慧过人，又饱读诗书，性格豪爽，擅长歌舞骑射，于是占为己有。

三娘子出嫁之时，正值明朝政府与塞外草原的关系极度紧张时期。此前，由于俺答不守信义，一边打着称臣朝贡的名义骗取明朝赏赐，一边又背弃誓言出兵抢掠大同地区的明朝边境。因此，明朝多次拒绝俺答有关“通贡互市”的要求，对蒙古实施贸易制裁。面对这种剑拔弩张的严峻形势，三娘子以其聪明才智力排众议，积极主张与明朝政府和好。1571年3月，经过三娘子的不懈努力，双方终于宣布休兵罢战，化干戈为玉帛，实现了通贡互市。

然而时隔不久，俺答又出尔反尔，背弃誓约，率军进攻大同等地，再次挑起战端，使大同一带农牧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流离失所。后来在三娘子的斡旋下，双方再度息兵，互市重开。

此后，三娘子积极维护与明朝的友好和互市关系，使得蒙汉人民可以自由贸易，草原上诸部落对她更是口服心服，甘愿受其约束；明朝边关军营将领也经常将中原贵妇人穿戴的八宝冠、百凤云衣等物品馈赠给她，双方关系极其融洽。在三娘子的主持下，各个通贡互市活跃，边境安宁，人民安居乐业。从隆庆五年到万历初年，大同的守口堡、得胜堡、新平堡等地的贸易总额达60万两白银。为了维护市场秩序，她还多次亲自深入贸易互市，监督蒙古人严守协约，约束部下严格遵守互市的规章和秩序。如有违反者，不论亲疏，严惩不贷，绝不姑息。一次，她的儿子不听管束，要挟明朝官员，敲诈勒索，依法应该处以死刑。三娘子闻知后大义灭亲，坚决要按约执行。后经大同总督涂宗浚出面调停，才刀下留人。

三娘子深明大义，顾全大局。1581年，俺答去世，其长子黄台吉继承汗位。依照蒙古族“父死妻其后母”的风俗，黄台吉要娶三娘子为妻，三娘子坚决拒绝。那时三娘子还是一位刚刚32岁的少妇，而黄台吉已经50多岁了，年老多病，样貌丑陋，而且，黄台吉不支持互市。为了继续使互市顺利进行，明朝宣大总督郑洛派人说服三娘子，大意是“如果你能再嫁给黄台吉，朝廷将封你为夫人，否则你不过是塞上一普通妇女罢了。假如你嫁与别人，那么封黄台吉就没什么意义了”。三娘子权衡利弊，遂与黄台吉成婚，以自己的深明大义之举，换得了大同边关互市贸易不断繁荣。1585年，黄台吉病逝，其长子扯力克继位，已经升任左侍郎的原宣大总督郑洛担心蒙古方面撕约盟约，再次劝三娘子嫁给扯力克。三娘子也再一次以大局为重，牺牲自己，与扯力克完婚。明朝政府为嘉奖三娘子顾全大局的精神，赐封她为“中顺夫人”，赏赐丰厚。三娘子由衷感谢，表示“我子子孙孙各部族，永世为天子守边，不敢背德”。扯力克沉湎昏聩，年未及50，已是老态龙钟，1607年病逝。三娘子将汗位传于扯力克长孙卜石兔。这时，明朝边官下令禁止互市，三娘子遣使力争，互市照常进行，边境依旧安宁。

1612年，63岁的三娘子病逝。大明朝失去一位难得的友好使者，给予赐祭七坛的隆重祭礼。

三娘子一生配三王，掌兵柄，主贡市，在她执政的30多年中，为蒙汉民族和睦关系的维持作出了卓越贡献，也为大同的安宁稳定、经济繁荣献出了毕生精力。

　　栗毓美是清朝道光年间著名的河臣，官至河东河道总督。

栗毓美1778年生于原籍大同市浑源县，1802年开始步入仕途，曾历任知县、知州、知府、粮盐道、按察使、布政使等职。在担任知县和知府期间，审理案件1万多件，公正严明，不事刑求，所审案件没有发生一起冤假错案，被人们誉为“今代之龙图”。

道光十五年，栗毓美任河东河道总督，主持治理黄河河务。身为治河总督，他经常实地考察，每遇险情，必亲临现场。道光十五年秋，河水猛涨，沁河滩水汇入原武，40多里长的河段随时有决堤的危险。鉴于当时已有不少民房倒塌，房砖颇多，栗毓美当机立断，收买当地民砖，抛砖筑坝。经过40个昼夜的抛筑，共筑坝60多道，最终化险为夷。之后，他一面上书朝廷免除杂税皇粮，一面组织群众疏通河道，整修农田，使百姓的生产生活得到恢复和发展。

栗毓美抛砖筑坝成功后，他向道光皇帝上书请求推广。道光十六年，朝廷批准设窑烧制河工砖。史书上说：“公任五年，河不为患”。

栗毓美一生勤奋，事必躬亲。担任河督虽然仅仅5年，治绩卓著。1840年病故于治河工地。逝世后，道光皇帝对近臣说：“栗毓美办事实心，连年节省帑金数十万，一旦病故，诚为可惜”。民族英雄林则徐对栗毓美非常钦佩，为栗毓美写了墓志铭，称赞他“帝任之专，公肩之力。”后人称栗毓美“南有屈子忧国投江，北有栗公舍身治河”。官方封其为“河神”，称“栗大王”，并立庙祭祀。栗毓美成为封建历史上受民敬仰、受国祚封的最后一位河神。

　　清王朝的最后一任吏部尚书是个大同人，他是三朝元老、两代帝师，去世后，被追赠为“相国”。他就是晚清时期德才兼备、名垂青史的清官李殿林。

　　李殿林出生于1842年，大同县大王村人。是个家庭富裕且重教之家，父母育有5儿1女，李殿林排行第6，乡亲们称他为“六大人”。同治、光绪年间，李家的5个男儿全部科考及第。李殿林清同治十年（1871年）进士及第，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任内阁学士、正黄旗汉军都统、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典礼院掌院学士、吏部尚书等职，官居一品。是光绪、宣统的两代帝师。

李殿林为人公正，恤老怜贫，为官慎守成法，廉洁奉公，馈遗无受，请托无听，整顿吏治，革除积弊，循规任免，从未安置私人，从政40余年，虽位极人臣，能做到一尘不染；手握重权，仍保持两袖清风；地位显赫，却始终慎独慎行，很受人民爱戴。

李殿林做事细腻，慈禧太后西逃前，向慈禧、光绪奏《保护东南方略》；西逃后，路经大同，李殿林提前派人告诉大同地方官刘光才、知府李桂林、知县齐福田等人预作接待准备。

李殿林书法十分全面，又懂绘画。善于真草隶篆，可与傅山相媲。1910年，为魁星楼书题“文魁”牌匾，留传至今。还留下部分作品，成为国宝。但李殿林为人低调，人们很少宣传他的书法，所以，作为近代一流书法家，却鲜为人知。

李殿林以诗词自娱，遗作有《周易别》《识史例纂》《车酋轩杂记》《铨政管见》《云中草堂诗文集》等，可惜大部毁于兵祸。

辛亥革命时期，李殿林目睹清朝政府昏庸腐败，料知清朝气数已尽，难以挽回，便上疏辞官，于1912年2月8日离职，回到家乡大王村闲居，闲居后，于西册田村桑干河北岸捐建铁索桥，并亲笔书写“普济桥”碑文。著述颇丰，直到终老。1917年因病去世，享年74岁。丧讣传到故宫，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甚表哀悼，赠谥号“文僖”，追赠相国，墓葬于大王村北，如今石兽、碑文尚存。

　　宋世杰，字俊臣，大同市人。1873年出生于大同城内贫民家里。宋世杰父亲宋安，是清军绿营的厨师。宋世杰读过几年私塾，12岁时跟随父亲学习武术，后拜武师侯全亮学习刀枪剑戟等兵器和棒打擒拿等拳路。本人天资聪颖，成绩优秀，很受师傅器重。学业期满之后，便收徒授艺。

宋世杰平日为人性情豪爽，专爱结交英雄豪杰，喜欢打抱不平。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民不聊生，心中无比愤慨。因他经常痛骂贪官污吏，多次遭受逮捕和刁难。每次释放出来，仍然不屈不挠，以致官府深感头疼，因此送其外号“二麻烦”。但他在群众心目中，却有很高威望，甚至在京包铁路沿线也享有盛名。

1910年，宋世杰参加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1月30日夜晚，宋世杰与大同同盟会负责人李国华率领众人埋伏在大同总镇署门外，亲自点燃讯号（麻炮），以土枪等武器猛攻总兵署衙门。大同总兵王得胜闻声丧胆不战而逃，其余部将纷纷缴械投降，起义成功。

12月1日，大同革命党人聚议，组织大同军政府，公推宋世杰为军事统帅，授予他“虎贲将军”称号，并兼任“虎贲马队”队长。为了维持城乡秩序，他经常带兵在城内巡逻，最远还到口泉一带。发现流氓匪类趁火打劫，立即率兵镇压。因此，使得大同地区在辛亥革命后，秩序非常安定，深受各界人士赞扬。

全国南北议和以后，阎锡山执掌山西政权，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竭力勾结袁世凯，大肆出卖同盟会员，任命孔庚为大同镇守使，张树帜为骑兵团长，夺取了宋世杰兵权，降宋为第3营营长，阎锡山还指使亲信张树帜监视宋的行动。于是张树帜收买流氓土匪二猫虎、三铁腿等人诬告宋世杰“强占马匹”“私存烟土”，将宋世杰逮捕入狱。

宋世杰入狱后，宋的众多朋友多方设法营救，张树帜惟恐引发变故，急于1914年6月，将宋世杰绑赴大同市小校场杀害，终年41岁。

　　大同城内狮子街36号是“巩氏大院”，由清政府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慈禧内阁大臣、民国中央议员巩举林之子巩润，于1938年定居于此的。

巩润同治十三年（1874年）任工部尚书，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辞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由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二次封为内阁大臣，头衔为一品文官。

巩润1927年率领一支巩氏家族投靠岳父尉连漽（曾任河北宝昌县县令），而从外省迁至阳高县东小村，1938年再从东小村迁至大同城内狮子街。

东小村巩氏一支，最初有巩润及其兄巩厚、三弟巩富、四弟巩全、五弟巩生。后来由于民国年间战乱不断，难以安生，五兄弟中先后有人另走他乡。留在东小村以农为生的只有巩全，以及东井集东大柳树村的巩生。

巩润以建筑知识见长，曾设计国内多处名寺高塔，如北京双塔金山寺、状元塔等，长期在外地发展，1945年日寇投降后回到大同，同年病逝，遗体运回东小村，安葬在北山之上。阎锡山为巩润题写了墓碑碑文，阳高、阳原、怀安、蔚县等地方军政要员均前往送葬。

　　巩有富是巩润的长子，生于光绪十年（1884年）。光绪二十五年，毕业于阳原县祟实学堂，并开始经商，开办酒厂。光绪三十年（1904年）开设“福恒昌”布店和当铺。后任张家口“先施银行”经理、民国中央政府总商会副会长。

　　巩天明是巩润次子，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美国耶鲁大学，1912年回国后，在大同城小南街开办“晋同银号”。1923年10月，资助孙中山建立黄埔军校，受聘为军校财政部长，并加入周恩来领导的“觉悟社”。与林伯渠、郭沫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被毛主席尊称为“六君子”。2009年央视热播的40集电视剧《特殊使命》主要人物巩向光，其原型就是巩天明。巩天明还是著名小品演员巩汉林的祖父。

　　巩润第三个儿子巩有贵，1899年出生于大同阳高县东大柳树村，1927年7月，晋奉军阀混战时，迁徙到尉家东小村，1938年初，抗日战争时期，定居大同城内狮子街36号。

巩有贵读完6年私塾后，1912年，13岁时去蒙古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学习建筑，主要学习内容包括盖制仿古式楼堂馆所、佛寺庙宇、砖瓦烧制、绘画佛教壁画、雕塑各种佛像，以及捏瓮、捏锼、捏泥人、砖雕、石雕等民间工艺古代作品，掌握了渊博的建筑技能，自己能够烧制出优秀的“秦砖汉瓦”，加上其父巩润的口耳相传，成为当时的民间工艺制造专家，名扬塞内外。

1918年，组建古建筑工程队，自任队长，承揽建筑山西省立第三中学校（今大同师范）、基督教首善医院（今大同二医院）、天主教神学院（今大同铁路医院），修缮了大同观音堂、兴国寺、极乐寺、善化寺、华严寺、文庙、鲁班庙以及太原晋祠等古庙寺院。1939年，创办大同古城砖瓦厂、青磁窑石灰厂、口泉石灰厂、口泉石料厂、老平旺石料厂等，被称为“富甲一方的建筑工业实业家”。曾任国民政府山西省民营企业董事会董事、山西省西北实业建设公司事务技术委员会委员、建筑材料工业技术委员会委员、山西省西北实业建设公司大同工厂管理处处长兼西北洋灰厂大同口泉分厂厂长、大同兴晋产业实业公司经理兼大同晋记水利公司经理等职。

建国后，被大同市人民政府授予“大同市开明民主人士”“最杰出的建材工业家”称号。1950年任大同市政协委员、工商联委员、民主建国会委员、市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委员、大同市建筑器材工业局古城砖瓦厂厂长。1951年6月，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任命书，任命为察哈尔省大同市人民政府委员。1960年，任大同市云冈石窟保护委员会委员、大同市建筑材料工业局顾问。1958年、1959年、1960年连续三年被评为市级特级劳动模范。晋北地委、晋北专员公署授予“晋北地区工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劳动模范尖兵”和“晋北地区工业社会主义建设技术革新能手劳动模范尖兵”称号。60岁时，出席大同市工业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千人代表会议，会上介绍了自己在古城砖瓦厂革新的“白蓝火放烟烧蓝砖”“机瓦平台装法烧法”“无窑烧砖”等经验。

1962年10月，因工作劳累过度，不幸逝世。

　　巩有贵的夫人叫肖玉兰，是大同县许堡乡肖家窑子头村人，出生于1901年，祖父肖三发是清朝烈士。肖玉兰1938年初随丈夫巩有贵从阳高县东小村定居大同城内狮子街36号院，与居住在狮子街西巷的日本籍女子李香兰关系密切，形影不离，亲如姐妹。李香兰母亲是大同人，名叫李淑珍，当年与李香兰父亲山口在大同文昌阁一见钟情，遂成眷属。后来李香兰为怀念母亲李淑珍，取名为山口淑子。

1945年秋，已经离开大同多年的李香兰想念曾经的义姐肖玉兰，专程来到大同与肖玉兰重逢，并在大同老剧院演唱《夜来香》《何日君再来》等歌曲。

肖玉兰虽然是一个家庭主妇，但思想进步，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为八路军做军鞋、做棉衣、做棉被，拥军支前，动员广大青年积极参军参战，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她是中共大同市地下党的秘密联络员，她的家是大同市城内党的第一任支部书记赵补隆的服务点。

1948年，肖玉兰以山西省西北实业建设公司大同工厂管理处处长巩有贵夫人的身份，前去国民党驻军38师做敌军瓦解工作，并散发传单，为加快大同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1949年5月，大同和平解放，肖玉兰担任中共大同第三区（东南隅）委二居委主任。1954年大同城区区委成立后，任建国街二居委主任，之后任街道代表，被选举为城区人大代表。她从大同解放起至“文革”前夕，连续出席了八届城区人代会，多次获得先进工作者称号。

1971年，肖玉兰身患半身不遂，瘫痪在家10年，于1981年病逝，享年80岁。

　　巩润四子巩有忠，生于1906年，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并留学美国陆军指挥大学。抗战时任第三战区长官部参谋处参谋。1939年任第三战区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参谋长，1947年任国民党军务局第7科科长，1948年任蒋介石侍从参谋长、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

去台湾后，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三处处长，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副司令长官，国防部参谋总部参谋长，第19军军长。1962年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长官，后任马祖防卫司令部代司令长官、司令长官。1970年10月任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参谋总长、司令部副司令长官，总统府军调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85年9月9日逝世，终年85岁。

上世纪60年代，巩有忠曾与三哥巩有贵寄信联系，因“文革”期间阶级斗争激烈，有海外关系的唯恐惹祸，巩有贵未回应，此后便断绝音讯。

　　巩喜茹是巩润长女，生于1902年，曾居住在大同城内大十字街。先后毕业于山西大学中西专斋文学系、北京大学中文系，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哲学系。

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创建的中国同盟会，1922年回国后在绥远一中、绥远女子中学任教；1923年任绥远民族学院教授。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步科第1期，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排长、连长；1927年任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委员、宣传部部长；1928年任南京中央党部干事。1929年国共合作时加入中共。1930年任晋绥军高级将领商震秘书，后任国民党山西党部秘书长和第2战区司令长官部秘书长；1932年任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委；1934年后，历任国民党中央妇女工作部部长、全国儿童教育院院长、全国妇女理事会理事长。1946年当选国大代表。1948年11月去台湾，先后任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副秘书长，总统府妇女运动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兼台湾大学校长及法律系主任，宋美龄办公室主任、秘书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副主席等职。1992年病逝于台湾，享年90岁。

巩喜茹丈夫杨杰是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与蒋百里、白崇禧、刘斐一起被外国人称为中国三个半参谋长。历任黄埔军校教育长、陆军大学校长、驻苏联大使、国民革命军第6军、第18军军长、第1集团军总参谋长，参加北伐。后任国民党陆海空总参谋长、长江要塞司令、国民党中央委员，1948年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委，积极策动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起义。1949年9月去香港后，被蒋介石特务暗杀。

　　巩润次女巩喜荣生于1912年。1930年毕业于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她受薄一波、彭真的影响，于193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革命活动。曾担任学校党支部组织委员。1934年赴延安，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1937年任八路军延安总部机要员，1938年任八路军延安办事处秘书，7月，随八路军120师奔赴山西，加入山西牺盟会，并参加山西青年抗日决死纵队第1纵队。不久，奉命组建八路军晋察冀察南抗日游击军，开辟雁北敌后武装。1941年奉命暂留地方工作，在阳高县第1区（东小村游击区）开展地方武装，组建起东小村游击区敌后武工队，担任政委，并兼任阳高县第1区妇救会主任。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华北军区拟调她回部队，但她坚持留在地方继续斗争。1947年，担任1区游击队政委兼妇联会主任。1948年3月，阳高解放。次年奉命调入西路军第2野战军兵团，任政治部政治处处长，随刘邓大军渡过长江，向西南各省挺进，1951年10月，进驻拉萨。

由于长时间行军打仗，过度疲劳，巩喜荣于1951年12月病逝于拉萨，年仅39岁，中央军委追认她为“革命烈士”。

　　巩喜花是巩润三女儿，生于1914年，1935年参加革命，任大同东井集妇救会主任，是党的地下工作者，活动于伪蒙疆政府辖区一带。曾多次掩护八路军出入张家口、大同两地。解放后，历任东井集公社主任、镇长、党委书记；张家口地委组织部部长、统战部部长等职。1993年病逝，享年79岁。

　　巩润之侄巩宏伟，生于1919年。1927年晋奉混战时，从阳高东井集迁往辽宁省新民县，毕业于东北大学。抗战时加入抗日剧社。解放后任辽宁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1966年调山东财经学院任教，文革结束后任党委书记兼院长，是著名电影演员巩俐的父亲。1993年病逝，享年74岁。

　　巩润之侄、巩宏伟之弟巩志伟，1924年生。1937年参加山西青年抗日决死纵队，1940年加入太行鲁艺剧团，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决死纵队前锋剧团演员、抗大文工团员、东北军政大学宣传队分队长。解放后，任中南军政大学文工团文艺指导、第4高炮团文工团团长、八一电影制片厂音乐组组长。创作歌曲及著作有《春暖花开》《送别》《民间乐曲二百首》等，多次为影片作曲，为中国著名作曲家，1964年授大校军衔。

　　李香兰，又名潘淑华，日本名山口淑子、大鹰淑子，国籍日本。1920年出生于辽宁灯塔，生父是日本人山口文雄；1958年嫁给日本驻联合国秘书大鹰弘，遂更名为大鹰淑子；后来又认生父山口文雄的好友李际春为养父，又取名李香兰；认亲日人物潘毓桂为义父，取名潘淑华。

　　李香兰妈妈叫李淑珍，大同人，居住在大同城内狮子街西巷。当年，李香兰父亲山口文雄以《辽宁日报》记者身份来大同，于城内文昌阁与李淑珍一见钟情，遂成眷属。李香兰打小与狮子街东街居住的肖玉兰形影不离，拜为异姓姐妹。

李香兰长大后，在上海步入电影音乐界，师从俄国音乐家柳芭、美国安娜·杜萍学艺，一度活跃好莱坞，并因为演唱中国歌曲《夜来香》而名声大噪；由她主演的《蜜月快车》《万世流芳》等多部影片，拥有观众万千；1945年，在上海大光明大戏院举行个人演唱会“夜来香幻想曲”。同年，日本投降，李香兰被控以汉奸罪名被逮捕，判处死刑。但在执行时，发现她是日本人而非汉人，而得以释放，遣返日本。

李香兰与肖玉兰从小两小无猜，感情深厚。李香兰非常怀念胜似亲姐妹的肖玉兰，1945年秋，李香兰专程回大同寻访肖玉兰。两人相见，相拥而泣。肖玉兰陪着李香兰故地重游，每天闲逛于四牌楼、兰池、乱衙门等小时候经常玩耍的地方。

1969年，已将50岁的李香兰成为了日本富士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采访过阿拉法特、曼德拉等风云人物；1974年在首相田中角荣的劝说下，竞选为为时18年的参议员；1975年，在北京受到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的接待。2005年，已经85岁高龄的李香兰公开发文，劝诫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要参拜靖国神社，说：“那会深深伤害中国人的心”。

2014年9月7日，李香兰逝世，终年94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李香兰女士战后支持和参与中日友好事业，为此作出积极贡献，我们对她的逝世表示哀悼”。

　　王平（1907～1998），湖北人。1930年参加红军，其后先后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教导大队政委、第六师十六团政治处主任、红二十七军政委，参加了长征；抗战时期，任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科长、晋察冀省委军事部部长、晋冀军区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岳军区第二政委、北岳军区、察哈尔军区司令员兼大同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1948年3月率部向雁北之敌发起进攻，先后解放阳高、天镇城。同年12月再围大同，但为配合平津战役顺利进行，对大同之敌围而不打，之后暂撤大同之围，率部东进。1949年1月，王平任北岳军区司令员，亲率北岳集团再次开赴大同城郊，虎视大同，阻止大同守敌向绥远、张家口、太原逃窜。并为了加强对和平解放大同，从而保护大同古城的方针出发，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成立“大同战役前线指挥部”和“大同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王平任总指挥和主任。在晋绥、晋察冀野战部队的协同作战下，雁北地区各县城均获得解放，大同城成为一座孤城，陷入“四面楚歌”的局面。

在王平司令员的组织指挥下，我方情报人员和各方面关系人积极打入敌人内部，建立情报耳目，彻底摸清敌军各种情况，开展“写一封信、探一次亲、捎一句话”的三个一活动，一个月内共争取瓦解敌军达500余人，其中有数起以班、排、连为建制投诚。这些强大的政治攻势造成敌军官兵思乡、思逃、思降，终于迫敌走上向我军投诚的光明之路。4月29日，在大同城东西坟村达成无条件接受改编的协议，同日，围城部队接防北关，5月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四关、四门及围城工事，大同宣告和平解放。5月2日，举行入城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平先后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总参谋部动员部部长，志愿军第20兵团政委，志愿军副政委、政委，军事学院政委，炮兵政委，武汉军区第一政委，军委常委、副秘书长，总后勤部政委，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90年8月，王平再次来到阔别40年的大同时，站在大同火车站感慨万千。看到大同的新面貌，激动地写下了“愿云城更加繁荣昌盛，祝人民再创光辉业绩”。

1998年2月8日，王平在北京逝世。

　　刘苏是大同地区应县人，生于1913年，逝于1992年。1937年8月参加察绥游击军，1940年察绥支队改编为雁北（大同地区）支队，刘苏任司令员。抗战8年，这支土生土长的抗日地方武装，一直战斗在恒山之麓、桑干之畔，被誉为晋察冀边区的一支铁军。1950年，刘苏率部入朝作战，屡立战功。1964年授少将军衔。1957年反右时，为彭德怀元帅挥笔上书，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化大革命”时，又被关押5年。晚年离休后，致力于党史征集工作，他在北京的高干小楼成了大同各县党史、地方志的“驻京办事处”，老将军的家乡情结至今被乡亲所称道。

　　赵汉，出生于1919年，河北省定州人，母亲是大同人，是大同巩喜茹的亲戚。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地委组织部长、地委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受命与大同国民党驻军谈判，促成了大同的和平解放，并担任中共大同市首位市委书记兼市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司司长、办公厅主任、秘书长、常务副部长。“文革”期间含冤去世，年仅47岁。

　　李光汉原名李俊明，山西河津人，生于1907年。是雁北（驻地大同）第一任地委书记。

1933年考入北京大学外文系，因参加“一二·九运动”被国民党北平政府逮捕，1935年出狱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北京大学党支部书记。“七·七”事变后，赴晋东北参加抗日斗争。1939年，晋察冀五地委成立，任地委书记，是雁北根据地一位抗日武装的开拓者和领导者。1941年，不幸病逝于灵丘与阜平交界的大道沟，年仅35岁。

　　白求恩，全名享利·诺尔曼·白求恩，1890年出生，加拿大安大略州人，加共党员。是著名的外科医师。

白求恩于1938年来到中国参加抗日革命，在工作的一年半时间里，为中国抗日呕心沥血，1939年11月12日因败血症医治无效，在河北唐县黄石口村逝世，终年49岁。毛主席称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

1938年底，大同地区抗日前线战斗频繁，医护力量紧缺。白求恩应八路军120师359旅旅长王震的邀请，与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副部长游胜华、王道建，翻译董越千、赵冲等组成医疗队，来到大同灵丘的抗日前线。从11月19日起，白求恩在359旅后方医院休养1所（曲回寺村）、2所（河浙村）、359旅卫生部驻地石矾村的8天里，为397名八路军伤员进行救治，开展手术47例；11月29日下午至30日下午6时，在黑寺前线救护站，冒着敌机的轰炸，连续工作40多个小时，为71名伤员进行手术。被救治的这些伤员在他的精心救治下，无一例发生重度感染，创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战场救护史上的奇迹。

1938年12月15日，经聂荣臻批准，白求恩在灵丘县杨庄村创办了有70余名医护人员、可容纳300余名伤病员的晋察冀军区特种外科医院，倡导举办了特种外科实习周，亲自带领学员诊疗，并集中授课，为灵丘抗日战线培养了一大批医护人员。

在灵丘期间，白求恩组织当地群众成立了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第一个“义务输血队”，解决了八路军医院没有血库的大难题。为了解除群众对输血的害怕情绪，白求恩亲自示范，带动起村长、妇救会及广大群众纷纷参加输血队。

在灵丘，白求恩忘我工作，日夜奔波于石矾、串岭峪、河浙、曲回寺、黑寺、杨庄等救护站和医院，共救助伤病员上千名，进行手术700余例。

白求恩在灵丘坚持工作103天，是来到中国的近两年时间里，工作最长的地方。1939年2月中旬，白求恩率领18名医务人员离开大同，赴河北继续战斗。同年10月下旬，在涞源摩天岭战斗后的一次手术中，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11月12日凌晨，手指伤口被传染病伤者细菌感染，转为败血症，不幸逝世，终年49岁。

　　徐永昌，生于1887年12月，山西崞县（今原平）人。13岁时成了孤儿，为了谋生，来到大同一个车马店打工。徐永昌吃苦耐劳，什么脏活累活都干，深得店老板好评。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出逃，随行人员中有一个名叫徐椿龄的师爷。当武卫左军的一个护驾营部到达大同时，宿于徐永昌所在的车马店。由于士兵们来到大同城感到新鲜，便三五成群结伴上街游玩，无人照应师爷徐椿龄。徐永昌见状，就主动为这位老先生端茶递水，殷勤服侍。徐椿龄深感其诚，在得知徐永昌身世后，心生相助之意。在离开大同时将他带走，并介绍他参加了清军。从此，徐永昌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参军后，徐永昌还和他在车马店打工一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挑水打更这些别人不愿干的苦活累活他都乐意去做。闲暇时间，就认真读书学习。在武卫左军的随营学堂里，他是学习最刻苦的。

徐永昌从随军学堂起步，一步一个脚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14年，考入了陆军大学，并一鼓作气，面壁9年，完成了当时国内最高军事教育。毕业后辅佐北洋军阀孙岳，逐渐在北方军界扮演重要角色。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山西省、河北省主席，中原大战晋绥军总指挥，陆军一级上将。抗战时期任国民党军委会军令部长，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军训部长白崇禧、政治部长陈诚，并称为军委会四大巨头。

显达之后，徐永昌不忘徐椿龄老先生的知遇搭救之恩，每年春节都给老先生拜年，行跪拜之礼。后来，又把老先生接到北京家中养老，侍奉如父。由于两人都姓徐，外人都以为他俩是亲生父子。直到1930年老先生病逝，北平、天津的报纸还报道“徐主席父亲去世”。徐永昌闻之，也不作任何更正。

1945年日本投降。9月2日，徐永昌代表中国，到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甲板上，与美、英、苏、澳、加、法、荷、新等9国代表签字接受日本投降书。签字仪式当日于上午9时举行。徐永昌身穿一身洁净的哔叽军服，左胸上两行勋授，在美国代表尼米兹上将签字后，第二个出场，郑重地在日本投降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留下一段掷地有声的受降感言。在那支具有历史意义的签字笔上，徐永昌刻上了“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二日在东京湾签日本降书之笔”的字样，装入一个镌有“万邦咸宁”的绒盒内，将其献给国民政府保存至今。

1946年6月，徐永昌因病引退为陆军大学校长，战局不利时曾一度出山，任何应钦内阁的国防部长，后又帮助阎锡山内阁协调战事，1949年参与傅作义北平起义后的苦肉计潜伏计划。

晚年的徐永昌曾多次嘱咐儿女回大同上坟祭祖，去看一看当年住过的院落，看一看四牌楼，看一看祖坟所在地兴国寺。

1959年7月，在台北市寓所内去世，终年72岁。蒋介石颁赐“怆怀良辅”挽额。

　　王谦，字尊光，大同西龙探头村（今大同新荣区西村）人。

1895年，王谦出生于地主兼商业资本家庭，从小在家就读，资质聪颖，勤奋勉力。1911年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堂，后升入省立第三中学、公立法政专科学校。1922年考入山西省育才馆，一年后被派往山西省政府村政处任办事员。不久升任山西省浮山县承审员。上任前，其父告诫他：“宁喝吴中一杯水，不使民间半文钱”。到任后，廉洁自律，秉公办事，旋升村政处考核股区主任。北伐战争暴发后，任阎锡山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行营秘书兼政务组长。北伐胜利后，任绥远省政府秘书长。1930年调回山西省，任省府秘书处秘书主任。路经大同时，促成建立乡村师范学校，并担任名誉董事长，为学校筹措资金。回省府上任后，以银行监理之职，查办省银行经理贪污舞弊案，因办事干练，升任山西禁烟考核处处长。期间，按照阎锡山旨意，从中获取暴利，但他毫不私吞，悉数上缴，深得阎锡山信赖。1934年升任省府委员兼秘书长。阎锡山中原大战失败下野后，在大连蜇居，徐永昌任省主席，王谦周旋其间，用心良苦，曲尽其妙。其时他又兼任晋华卷烟厂经理，改革厂内制度，调整人事，制定工人分红办法，很快占领了山西及西北各省市场。英美等烟业公司为了与晋华卷烟厂争夺市场，采取包括贿赂、暗杀等手段拉拢、威胁王谦，但他都不为所动。

1935年回到大同，敦促大同成立县志局，由他担任督修，出面向同煤总部借款3000元支助修志。

“七七事变”后，阎锡山“守土抗战”，于1937年7月成立山西总动员委员会，王谦兼任秘书长；9月，阎又接受周恩来建议，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续范亭任主任委员，王谦任分配部部长。此时王谦以省府秘书长、兼任两会要职，与革命人士和组织多有接触，毛主席亲笔提写名片，持赠陕北产毛毯一块以表致意。

太原失守后，阎锡山退至临汾，成立革命同志会，下设高级干部委员会，王谦名列13高干之一。临汾失陷后，王谦随阎锡山往返于黄河两岸，任长官司令部第一室主任兼秘书长。

1945年日本投降，阎返太原，王谦改任太原绥靖公署秘书长，后调山西经济管理局任秘书长兼同蒲铁路管理局局长。在阎锡山推行“三自传训”稍涉嫌疑即乱棍打死期间，铁路局辖职工2000余人，因王谦从中周旋，竟未死1人。

太原解放后，王谦进入山西公学政治班学习，1949年11月，先后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财政部参议室工作，1951年将北京住宅1处、大同住宅1处和铺面4所全数捐献。山西省人民委员会特邀王谦为省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及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1974年5月病逝，享年78岁。

　　郝绳祖，字绍庭，1881年生于大同城内狮子街郝宅。幼时家境富裕，父亲郝天财经商，只有绳祖一子，管教颇严。年稍长，就读于大同名儒吴凤鸣先生，文章书法逐渐大有长进。离乡后，被选入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三年后毕业，例授举人衔。在当时人才稀缺的情况下，各方争相延聘，最后服从老父的意愿回到故乡，在大同第三中学连续任教达14年之久。因为他博学多才，教育有方，学校缺啥教啥，数理化、英语、音乐、图画等无所不教，为晋北地区培养出不少优秀人才，省内外教育、文化、工程、军政各界都有他的学生。

1925年，郝绳祖出任大同第五女子师范学校校长，1927年在郝氏私塾的基础上创立郝氏私立国民小学校，开设国文、算术、史地、三民主义等课程。他喜爱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收藏了很多古今图书和碑帖等文物，成为大同地区的著名收藏家。30年代大同图书馆成立，他捐赠了很多书藉和古代钱币。他擅长书法，在临摹颜、欧、李北海的基础上，笔法端庄飘逸，自成一体。旧大同城内的许多商家牌匾，如“九章号”“长承堂药店”“隆隆商店”等都出自他手。

1926年，阎、冯、奉军阀混战，大同受灾严重。在混战局面中，他挺身出任大同教育局长兼女师校长，周旋于各方之间，为维护当地教育事业做出贡献。1928年，辞职后应山西省财政厅的聘请，担任该厅科长9年，对山西省财政予决算的整顿和编审做了大量工作。

1937年抗战爆发，他不愿为日寇服务，抛弃家园财产，毅然决然逃难到四川乐山县，依靠书写条幅等换取微薄收入维持生活。1938年10月，郝绳祖的两个儿子回到大同，日伪当局立即派员动员给其父亲通信，邀其回来，应允委以重任，并讲明如果他能回来，可以将没收的财产全部归还。郝绳祖闻讯后，怒斥日寇的阴谋诡计，表示宁可死在四川，也决不当汉奸。这期间国民党方面也曾任命他为专员，他也以各种借口推托，未就职。面对国难家仇，他无可奈何，只好闲居家中，终日寄情于整理古币、拓片上，并写成《古泉述存》《蛰庐藏镜》两册。他曾被乐山名士邀请为乐山名胜八仙洞题写挂匾《适亭记》。

1945年抗战胜利，郝绳祖回到大同。阎锡山政府驻大同的政界首脑人物登门拜望，请他出任参议员，他婉言拒绝。

1949年5月大同和平解放。1952年，郝绳祖虽然年近古稀，仍然担任市人民法庭副审判长，毅然将仅有的1000元现金投资在通易商行，经营五金器材，并为兴建“大众人浴池”捐资。抗美援朝时期，他积极带头响应政治号召，出卖房屋1间，捐献购买飞机款1000元。1954年大同市政协成立，他被选为第一、二届副主席。1956年，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率先将先祖遗留的多处铺产及入股经营的商业投资献给国家。

1958年秋，郝绳祖因病去世，享年78岁。

　　卢宗孚生于1891年，是浙江省海盐县人，1933年任大同县长。

卢宗妥毕业于北京大学，参加了北京高等文官考试。1919年，北京政府分派他出任山西绛县、赵城、宁武、晋城等地县长。来大同担任县长后，鉴于县政府直属警察（非警察局警察）恶习太深，敲诈勒索，鱼肉乡民，怠慢公堂现象，果断将旧警察全部开除，另招考高小毕业生40名，使历任官府无可奈何的积弊风气一新。

大同街道本来不宽，但是一些大户人家还把大门台阶扩修至街面，使街道形成蛇形，影响通行。卢宗妥决心改变这一现象，他派人在街道两旁画出直线，自己带头出资10元，雇佣工头先将关帝庙旗杆后移，然后责令侵占街道的民户自行整修。南街有阎锡山亲属的一处宅院，门前立的双斗旗杆超出线外，拒不后移。卢宗孚大义凜然，毅然决然地下令将旗杆后移。其他民户闻风动工，整修街道顺利完成。

大同钱粮每年只能收到二三成，原因是有地的人不纳钱粮，无地的人纳不起钱粮。原来大同有一种恶习，大户人家买穷人的地不带钱粮，所以有地的不纳，穷人卖了地，却要纳，哪里纳得起？卢宗孚决心革除陋习，制定表格，派员持钱粮名册，到各村挨门逐户看地契、对粮册，发现土地和粮银不相符的全部予以改正。这项工作历时数月，终于得以纠正。

大同云冈石窟管理不善，年久失修，佛像破坏盗卖者甚多。卢宗妥逐洞清查，发现丢失佛头约5000个。于是立即派出警察严加看管，并登记所有佛像。下华严寺有两个侍女像被日本人以两万元买定，卢宗孚出面制止，使盗卖文物未成事实。

当时大同周围树木很少，卢宗孚为了改变环境面貌，于是购买小叶杨嫩枝5000斤，种在护城河边发芽成活，逐渐成材。

大同县衙的大堂等处挂满了诸如“正大光明”“明镜高悬”“爱民如子”等牌匾，卢宗妥对此非常反感。恰好当时大同县政府办公桌凳和床铺十分短缺，卢宗孚遂令人把所有牌匾全部摘下做了家具。

　　张树帜是山西崞县（今山西原平）人，出生于1881年，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晋绥军高级将领。

张树帜1906年考入山西测绘学堂，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参加领导辛亥革命太原起义，力推阎锡山为都督，之后任朔方兵站司令，随阎锡山北上绥包。1912年全国南北议和以后，被阎锡山任命为骑兵团长，驻守大同。1916年任晋北镇守使，正式成为镇守大同的地方大员。

张树帜在大同任职10年，任贤用能，兴学育人，创办水利公司，开矿设厂，兴办商业，成立银行，政绩颇多，办了一系列实事，把大同古城治理得焕然一新，深得当地人称道。

1.兴办学校：1919年2月，出资7000大洋，创办大同兰池小学校，后又增设高小、幼儿园，计划逐步扩大为中学乃至大学；还创办山西省第一所女子学校─兰池女子师范讲学所（今大同五中）、男师范讲习所；创办学兵连，培养军事干部；1921年，在大同堡子湾设立耕读互助学校。所有学校的学生大多来自晋北各县，也有部分察哈尔、绥远、崞县等地。学生只付饭费，不出学费，让很多穷难家庭子女能够上学，而且不惜重金聘请名师任教。

2.创办水利公司：1918年，创办大同堡子湾水利公司；1919年，在大同小站创办汉济水利公司；在大同御河两岸，创办义济水利公司；开垦荒滩10余万亩，出租给农民耕种；1920年，在应县创办富山水利公司；1936年，复修阳武河溥济渠，兴办武后水利公司。

3.植树造林：1917年，在大同西十里河植树4万余株；1918～1919年，在堡子湾、李家湾植树10余万株；1919年，在朔县马邑植树3万余株等。

4.市政建设：1919年，修建大同城内四大街马路，派军队从城外拉土将大同有名的臭水坑填平后，改名“兰池街”，并修建一所兰池小学校；同年改建大同北门外大夏门直达火车站的大马路；1920年，为保护北魏古迹，重修云冈石佛寺。

5.开办农场：1915～1921年间，陆续开垦荒地54000余亩，种植黄芩、大黄等药材和农作物。

6.慈善事业：1917年，在大同兰池街创办孤老院、育婴堂。

7.兴办商业：在大同开设有“义生祥”“义生昌”两家钱庄；“义生记南当”“义生记北当”两家当铺；“南、北永顺”两家粮店；“六合成”面铺、“义和源”杂货店；投资经营“义生木材厂”等。

8.兴办煤矿：1914年，张树帜见大同盛产煤炭，遂与阎锡山的叔叔阎子安合伙出资5万元，在大同长流水村开办裕晋煤矿公司，1920年煤炭产量达6万吨，销往阳高、天镇、张家口一带，当地零售价每百斤大块煤为15个铜钱，获利丰厚；1918年，在大同口泉镇创办冀昌煤矿公司。

张树帜1917年11月，被北京政府授予陆军少将；1936年1月，被南京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后曾任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帐监主任。

1946年因病去世。

　　楚溪春（1896～1966），直隶蠡县（今河北蠡县）人，保定军校毕业。是阎锡山部将领，“十三太保”之一。据说是电视剧《亮剑》中楚云飞的原型。他个子不高，留黑胡子，光头，后脑有伤疤。

1945年日本投降，10月10日楚溪春率骑兵第4师北上，收编伪军为山西省防军第5军，担任大同外围守备，以骑兵第4师担任城防。陆续放弃左云、阳高、浑源等县，相继收复大同、朔县、山阴、怀仁、口泉等地，与12战区第35军在大同会师，将兵力集中在大同周边及同蒲铁路南线。于大同帅府街设第2战区北路作战军总司令部，在伪大同省公署设大同领导组办事处，自任主任。不寻求与八路军野战部队交锋，而是频繁出兵突击小部队，发生零星战斗百余次。楚溪春的精典之战是1946年的大同防卫战，他以一个基干步兵师为主力，坚守大同45天，抵挡住了聂荣臻、贺龙两部10万人的攻击，一时名声大噪，被誉为一代名将，并受傳作义邀请出任河北省主席。1949年在北平随傅作义起义。历任政务院参事，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委员兼副秘书长。1966年“文革”中服毒自杀。

　　赵承绶（1891～1966）山西五台人。1911年参加山西新军起义，响应辛亥革命，任教练官。同年11月率左翼游击队作前锋，攻取大同后，担任东城守备。1927年随阎锡山北伐，任晋军第二师师长。次年阎进占平津，统辖晋、冀、察、绥4省，接收察绥两省杂牌骑兵4个军、26个团的人马，赵承绶被阎任命为骑兵司令，司令部设在大同。

1930年中原大战中，率骑兵在山东、河南配合步兵作战。阎锡山失败后，骑兵撤回雁北、绥远一带，赵承绥司令部仍在大同，兼任平绥护路司令、大同警备司令和剿匪司令等职。阎锡山复职后，赵部是阎回晋后的第一个旧部。

1937年日军侵入山西，赵任骑兵第1军军长，率部撤至绥远，后转晋西北。1948年6月在晋中被解放军俘虏。

进入战俘营后，经过学习，认识到过去反人民战争的错误，表示愿意戴罪立功。在太原前线多次给阎军写信劝降。赵承绶在大同有许多房产、现金和公债券等，他在政府的感召下，积极主动捐献。1952年人民政府委他为国家水利部参事，1966年含冤病故于北京，终年76岁。1978年平反昭雪。

　　于镇河（1898～1985），大同浑源县西留乡贾庄村人。1915年高小毕业考入浑源中学，1918年赴太原考入阎锡山的学兵团步兵第1期第4团学习，1920年毕业后转入斌业中学。从军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15兵团副司令官兼大同守备指挥部总指挥，授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衔。1949年5月1日在大同被解放军包围时率部起义，加入解放军序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按照起义人员既往不咎政策，安排为山西省人民政府参事。1985年在太原病逝，终年87岁。

　　海福龙1911年出生于原籍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贫农家庭，蒙古名字叫海山，俗称白马将军。

海福龙年轻时的家乡处于日本侵略者的奴役之下，各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纷纷揭竿而起，当地土匪多如牛毛，海福龙便是其中之一。后来，海福龙朦朦胧胧认识到当土匪有辱祖先名声，便毅然决然回乡务农。1930年参加抗日义勇军，1933年参加伪蒙疆蒙古军，离开家乡来到内蒙古地区，逐步从士兵，升为班长、排长、连长。当时他所在的这支部队，全是日式武器装备，战斗力很强。于是盘距在大青山的国民党傅作义部抗日自卫军第五纵队为利用这支武装，以解决给养、封官许愿为诱饵，收编了海福龙的人马，编为抗日自卫军第三团，任命海福龙为团长，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1946年7月，由聂荣臻指挥的晋察冀军区部队合围大同市。驻守大同的国民党军队势单力薄，因此经阎锡山、陈长捷联名报请蒋介石，下令马占山位于河套战略后方的东北挺进军增援。于是，马占山令海福龙先遣第一路军（内蒙古骑兵第三师）担任先遣任务，迅速部署在大同城外前哨阵地白马城。

在解放军发起总攻前，按照预定行动方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派巴音巴图密访老朋友、海福龙的参谋长塔宝福，了解到塔宝福等人有改弦易辙的意向。巴音巴图趁热打铁，请塔宝福等做通海福龙阵前起义工作。之后，在乌兰夫的亲自主持下，相继派遣敌工部叶修直、张学谦、刘铁如等人前往白马城进行策反。

经过一系列艰苦卓越的工作，海福龙认识到蒋介石卖国求荣、专打内战的政策，逐渐接受共产党的反帝反蒋反内战主张，决心以高树勋做榜样，因此很快达成起义协议和行动方案。

为了不暴露起义行动，海福龙按照解放军指示，表面上还是积极进城向马占山指示报告，暗地里想方设法了解大同城防部署、兵力工事编制等重要情报，为解放大同作出了贡献。

1946年7月14日，在杨成武率领的冀中纵队策应下，海福龙率部起义，弃暗投明，当天离开白马城，率军移驻解放区阳高里八里台村进行休整。冀中纵队十一、十二旅进驻白马城，缩小了对大同的包围圈。

海福龙是继高树勋起义后的全国第二次规模较大的起义。在巴音巴图陪问下，海福龙来到张家口市，受到聂荣臻、乌兰夫等领导的亲切接见，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张家口联合举行隆重的欢迎大会。会上对海福龙弃暗投明、通电全国给予高度评价。毛主席、朱总司令向大会发来贺电。中央和各解放区都以头版头条大量篇幅进行报道。

起义后，起义部队编为内蒙人民自卫军骑兵第五支队，海福龙任司令员，1946年11月编为内蒙人民自卫军第17师，海福龙任师长。1948年海福龙被任命为内蒙古人民武装部副部长，1948年底转业，先后担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交通部材料处、交通处副处长，内蒙古交通厅办公室主任，内蒙古交通厅养路处处长、公路局局长，内蒙古交通厅厅长兼公路管理局局长，内蒙古政协委员等职。

1972年含冤病逝，1979年平反昭雪。

　　乔日成，字化文，1910年出生于大同地区应县下社村乔堡一个农民家庭。其父乔正富以务农为生，性情蛮横刁钻，一般村民都怕他三分，因此人们送他一绰号叫“乔棒子”。

乔日成体形瘦小，气质洒脱，眼睛贼亮，鹰视狼顾，说话激烈，唾沫飞溅。幼时因出麻疹，脸上留有小麻子。为人幽默诙谐，心志坚强，头脑灵活，处事果断，临危不惧。是民国时期十大悍匪之一，有“雁北巨匪”之称。

1924年，乔日成考入位于右玉县城的省立七中，1926年，报考阎锡山的北方军校，因事被开除后，在太原混迹街头，进了监狱。

　　1936年，从监狱逃脱的乔日成回到老家，受到他牵连同样蹲过监狱的乔父，对这个惹事生非的儿子恨之入骨，便趁着夜深人静时，悄悄告发了乔日成，由此乔日成再次被抓入狱。在狱中，乔日成遭到严刑拷打，关到了死牢之中，等待枪决的时间。1937年9月，日寇攻占了大同一带，关押乔日成的浑源县上下人心惶惶，乔日成见此情形，鼓动死牢里的囚犯们趁乱越狱，还抢夺了狱警的枪械。重获自由后的乔日成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到家乡在村外挖了一个坑，招呼身边的囚犯们活活将自己的父亲活埋了。之后，他利用当时驻守应县的守军全部逃走之机，便以逃出来的囚犯为基础，依靠手里的30多支枪，当上了乔堡村的保家队队长，当时乔堡村民们很欢迎他。

有了队伍，乔日成便在当地为非作歹，为了利益和好处，见风使舵，干起了抢劫的营生，并在抢劫的过程中，招募人马，逐渐做大，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土匪势力。日军侵占应县后，乔日成为了保存实力，争取利益，便投靠日军，成为了伪军，为日本人所驱使。

成为伪军之后的乔日成坏事做尽，胡作非为，抢夺钱财，成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大恶之人。表面上，乔日成听从日本人的调遣，却有着自己的小心思和野心，因此日军并不信任他。乔日成便率部反日，之后在与日军的作战中，多次痛击和重创日寇。抗战胜利后，乔日成摇身一变，成为第二战区雁北挺进纵队中将司令，盘距在雁北地区招兵买马，对抗解放军，杀害了不少革命干部和群众。之后，乔日成反复无常，背叛了阎锡山，跑到国统区，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参加了重庆训练团。乔日成深知在蒋介石手下得不到更大升迁，又回到山西，阎锡山不计前嫌，又给了他一个有职无权的空头衔。1946年7月，晋察冀军区为了消灭以乔日成为首的顽匪，命令解放军四纵队第十旅对乔日成盘距的应县城发起进攻，乔日成负隅顽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乔日成没有死于战场，却被他手下一名叫岳中正的连长枪杀毙命。原因是乔日成色迷心窍，强行霸占岳中正之妻，岳中正怀恨在心，趁着乔日成指挥作战时，端起手枪，将乔击伤毙命，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李林（1915～1940），女，福建龙溪县人。幼年侨居印度尼西亚，1929年回国。1936年考入北平民国大学，随即赴太原参加“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举办的国民师范学校军政训练班，任特委宣传委员兼女子第11连党支部书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李林坚决要求到前方杀敌，被派往大同，任牺盟会大同中心区委宣传部部长，后随晋绥边区工作委员会到雁北抗日前线，宣传和组织工人、农民、学生参加抗日武装。同年11月，任雁北抗日游击队第8支队支队长兼政治主任。

1938年春，改任整编后的独立支队骑兵营教导员，率部驰骋雁北、绥南，与日伪军作战，屡建战功。7月，牺盟会晋绥边工委成立，调任边工委宣传委员兼管边区地方武装，旋又当选为晋绥边区第11行政专员公署委员。

1940年4月，日伪军集中1.2万兵力，对晋绥边区进行“扫荡”，晋绥边区特委、第11行政公署机关和群众团体等500余人被包围。为掩护突围，李林不顾怀有3个月的身孕，率骑兵连勇猛冲杀，将日伪军引开，自己却身陷重围。26日，在身负重伤后，仍毙伤日伪军6人，将最后一颗子弹射向自己，壮烈牺牲，年仅24岁。

　　王振翼，又名王仲一，生于1901年，大同天镇小盐厂村人。

1917年考入大同第三师范，后转学山西省立太原第一中学。期间，结识了进步青年高君宇、贺昌等人，创办《平民周报》，披露民众疾苦，抨击封建统治。1920年，参加李大钊发起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发起人之一。1922年1月，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受到列宁接见。同年转为中共党员。1923年参加“二七”大罢工领导小组。1928年6月，再次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2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不堪酷刑，精神失常，10月牺牲于北平国民党草岚子监狱。

　　曹汝谦出生于1905年，大同应县下马峪人，1920年考入位于大同的山西省立第三师范，是大同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成员之一，1922年经高君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南下广州，进入中共两广区委。在那里，他结识了刚从欧洲回国担任两广区委负责人的周恩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北伐战争时，担任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的政治教官。“四·一二”政变后，辗转武昌、北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9年牺牲于河南卫辉。

　　曹祖谦是曹汝谦的堂弟，是一位鲜为人知的早期革命者。生于1904年，1926年毕业于省立第三师范，同年考入山西大学，1927年由曹汝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淞沪杭宁一带为党做通讯联络工作，1930年调鄂豫皖苏区，任第四方面军第10师营教导员。1932年张国焘在四方面军搞“肃反”，曹祖谦被冤杀，时年28岁。

　　杨松青原名杨秀峰，大同地区怀仁县鹅毛口人，生于1903年。18岁时，投考位于大同的山西省立第三师范。“五卅”惨案发生后，为声援上海工人罢工，奔走呼号，参加罢课、游行。同年9月考入黄埔军校，192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戎马倥偬，出生入死，转战南北，屡立战功。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是徐向前元帅的入党介绍人。西安事变后，在杨虎城部队从事党的工作。1948年，随刘邓大军转战江淮，千里跃进大别山，任二野敌工部部长，利用黄埔旧部的关系，在国民党军队中做策反起义工作，为解放大西南做了突出贡献。建国后任重庆市统战部长，1977年在重庆去世。

　　王子承是大同地区平鲁县人，生于1905年。1923年在太原清华中学读书期间，结识了山西学生运动领袖王瀛，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郑州、太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西安事变”后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任汾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之后担任晋绥行署总务科长、后方留守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人民银行行长。“文化大革命”中蒙冤去世。

　　民国初期著名女书画家、齐白石得意弟子王妙如是大同人，生于1899年。自幼家贫，4岁丧母，寄养在姨妈家。14岁时，几经辗转，被卖与娘子关村李素为侧室。李素原配夫人爱其年幼贤惠，待其亲如姐妹，并以家事委之。王妙如待人宽厚，事无大小，处理得当。

除了打理家庭琐事外，王妙如一有闲暇，便读书习字，目不旁视，耳不妄听，灵秀凝重之气，集于一身。

1917年，王妙如随丈夫李素南下护法，在广州有机会入学，学习诗文书画，学业日进。而且，读书善于领悟，在听讲时常常提出问题，有时连教师都难以答复。尤其对于书法、篆刻功底深厚，隶篆行草，笔力刚劲，无丝毫闺阁之气。

1933年秋，随丈夫返北平，进入艺术学校，跟齐白石等著名书画家学习书画。所绘山水，深得米元晖、赵松雪之意境；花鸟虫等写生画，有齐白石之神韵，某些作品几近乱真。毕业时，书画已名声大噪，求书求画者接踵于门，轰动一时。连南海康有为都称她为书画“直逼卫夫人、萧俊贤、齐白石”。赞其书法无体不佳，画作无式不精，为古今才女所罕见。

王妙如生性娴静，不苟言笑，不涉足娱乐场所。在校读书期间被同学们称为“老先生”“老夫子”。丈夫李素追随孙中山革命，不遗余力；王妙如帮丈夫接物处事，多所匡助。

上世纪30年代，李素发愿筹集万金，拟在娘子关铁佛寺旧址建立高等小学校，以振兴家乡教育。王妙如极力赞助，常夜以继日作书作画卖钱，以成全丈夫。遗憾的是，因战乱频仍，其事未成。而王妙如因为积劳成疾，卧病4年，于1936年辞世，年仅36岁。

1937年9月，李素收集王妙如所遗书画精品，汇成一帙，题名《王妙如女士画册》，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封面由藏园老人傅增湘题字，内有妙如遗像、墓志铭传记，共选收书画作品28幅。其中绘画作品有山水画、人物画、写意画；书法有篆、隶、草体。画笔生动，书法俊秀。画面上有许多名家题词。其中一幅《小鸡》的画面上有齐白石先生题词：“余画动物，稍有研究，看便觉易，临摹实难。余喜能似余者，惟有妙如弟…”另一幅《螃蟹》画面上，有著名画家李璜的题词：“妙如女弟善书，以篆隶笔法画蟹，无不佳”。

　　张霭堂，大同人，1890年出生在一个皮革业手工业作坊家庭，家境殷实。12岁父亲去世，由母亲刘氏抚养成人。前后曾入私塾读书6年，熟悉儒家经典。自幼酷爱、研习书法，广猎诸家法帖，尤其擅长魏碑体，逐渐形成自己的书法个性与风格。

1917年，与他人一起创办“云锦章”绸缎庄，因经营有方，诚信至上，逐步跻身于大同著名商号之列，影响远及内蒙、京津一带。

张蔼堂在经营商号之余，仍坚持研习书法，魏碑书法充分继承了北魏早期书法的粗犷、质朴之风充满率真之气，大同人民大礼堂、九龙电影院、第一人民医院、职工俱乐部、大同九龙壁等均由张䔽堂以魏碑书体书写。

1973年1月在城区马王庙街18号宅院病逝，享年83岁。

　　马六孩1917年出生于大同四老沟村，21岁就当上采煤工，创造了手工掘进日进2.08米的全国记录，成为全国劳动模范。1950年，大同矿务局同家梁矿成立以马六孩和连万禄命名的“马六孩掘进小组”，创造月进318.17米的全国记录。1952年，作为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代表，赴莫斯科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观礼。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6年当选中共“八大”代表，1958年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离休后，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治山英雄高进才是大同阳高县西岭村人。解放后带领村民逐步治理水土流失严重的大泉山、骆驼洼等41条沟壑。毛主席得知他们治理水土流失的经验后欣然提笔，为《看，大泉山变了样》一文写下按语。由此，西岭村改名为大泉山村，高进才成为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

上世纪50年代，高进才继续带领群众治山治水，一个20几户的小山村先后治理了7座荒山一面坡，控制水土流失面积2000多亩，占总面积的80%。大泉山经验在全国推广，著名学者竺可桢和苏联水利专家前去考察。1969年4月，高进才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田陆发又名富贵，大同县倍家皂人，生于1899年，人称“小田先生”。

20世纪初，田陆发是一位名噪大同地区的中医大夫，擅长治疗湿热、风湿、疟疾、流脑、伤寒等疑难杂症，还常用单方、偏方、验方治疗急性肺炎、百日咳、哮喘、手足痉挛、梅核气、神经官能症等病症，常常手到病除，令当时大同城内耶稣教堂的洋神甫震惊不已。其医德也令四乡八里的人们尊敬和赞叹，他对富者酬金不拒，对贫者分文不取。

1953年去世。

　　穆岳（1912～1944）原名穆春芳，辽宁省盖平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7月任大同浑源县委书记兼县武工队政委。穆岳掌握对敌斗争策略，有理、有利、有节和敌人开展斗争。1944年8月，任桑干河武工队政委，带领县支队赴桑干河地区开展工作。因汉奸告密，激战中不幸中弹，以身殉国，年仅32岁。

　　邓云乡是大同市灵丘县东河南镇人，出生于1924年8月。

邓云乡在青少年时期，先后在北京西城中学、师范大学和私立中国大学求学。参加工作后，曾任教于山西大同中学、天津中学。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中央燃料工业部工作，1953年10月起，在苏州电校和南京电校教书；1956年1月在上海电力学院教书直至1993年退休。

邓云乡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具有深厚文史功底。学识渊博，兴趣广泛，善于思考，勤于撰述。退休后潜心著书，主要著作有：《燕京乡土记》《红楼风俗谭》《北京四合院》《清代八股文》《吾家祖屋》等。

邓云乡是上海“红学界”元老，与魏绍昌、徐恭时、徐扶明并称上海红学四老。

　　韩英原名韩荫，1935年出生，辽宁阜新人。1962年毕业于北京矿业学院函授部采煤系，1955年8月～1962年10月任大同矿务局安检处采煤技术员、工程师；1962年10月～1967年4月任大同矿务局同家梁矿工程师、大同矿务局三矿矿长；1967年4月至1969年9月任大同矿务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总工程师。

1970年4月至1978年11月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1年4月任中共山西省委常委；1973年5月至1978年11月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当时设第一书记）。1978年10月被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钦点调到北京，至1982年11月出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当时胡启立任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李瑞环、高占祥任书记）。1982年11月后离开团中央，重返煤炭系统，至1991年4月任内蒙古煤炭工业联合公司副总经理、党组副书记；神华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1991年4月～1993年5月任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副总经理、党组副书记；1993年5月～1995年5月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王森浩，1933年1月出生在浙江慈溪。1956年毕业于北京矿业学院采矿系，1957～1970年在大同矿务局工作，历任技术员、工程师、局调度室副主任、局办公室副主任、矿总工程师等职。

1970年调离大同后，先后任山西潞安矿务局王庄、石圪节矿矿长、副局长，国家煤炭工业部总工程师、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总经理、国家煤炭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等职。2022年4月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王君，大同人，1952年生，1971年参加工作。1971～1974年在大同青磁窑煤矿当工人，1974～1977年在山西矿业学院采矿系学习，1977～1982年，在大同矿务局晋华宫矿通风区任技术员、助理工程师，1982年8～12月任晋华宫矿通风区副区长，同年12月～1984年任区长，1984～1985年任晋华宫矿副矿长，1985年4月～1993年2月，任大同矿务局党委副书记，之后任大同矿务局副局长，1995～1997年任局长，1997～1998年任国家煤炭工业部副部长，1999～2001年任江西省副省长，2001～2006年任江西省委副书记，2006～2007年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理事会副主任，之后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山西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支树平1953年生，大同地区怀仁人，1971年参加工作，在大同矿务局永定庄矿中学任教师，1975年～1977年在大同矿务局永定庄矿任党委办公室干事，1977年～1982年任永定庄矿团委副书记、书记；1982年任永定庄矿掘进区党总支部书记；1982年～1985年任大同矿务局团委书记。

从1985年6月起，先后任共青团山西省委副书记、书记；山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河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河南省委副书记；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局长、党组书记；全国政协提案审查委员会副主任（期间曾任中央扫黑除恶第15督导组组长）；中国老促会会长等职。

　　胡富国虽然是山西长治人，但他起步于大同，曾是大同煤矿的一个技术员。

胡富国出生于1937年，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1964年9月在大同矿务局永定庄矿参加工作。从1964年至1973年间，先后在该矿担任6号井技术员、207盘区采煤队党支部书记、采煤1区党总支部书记等职；1973年任大同矿务局煤峪口矿革委会主任、党委副书记，1980年3月调离大同。

胡富国在大同的10余年间，凭借着自己的学识和踏实的工作态度，很快从一个普通的技术员，逐步成为党支部书记和煤矿矿长，直至80年代，中央开始大力选拔有能力、有文凭的年轻干部担任重要职务。胡富国正是凭借这股春风走上更高的领导岗位。

1980年3月，胡富国被任命为山西省煤炭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兼党委副书记；后任太原西山矿务局局长兼太原古交矿区建设指挥部总指挥。1982年3月，上调中央，任国家煤炭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88年5月至1992年7月，任国家能源部副部长兼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

1992年7月，胡富国再次回到山西，在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书记等岗位上度过了9年时光，为山西省各项建设做出了突出成就，成为山西人民公认的“最好省委书记”。1999年6月调离山西，先后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会长等职。

　　耿彦波是山西和顺县人，1958年出生，1976年参加工作，2008年2月～2013年2月，任大同巿市长。

耿彦波在大同工作的5年时间里，大同古城和御东新城构建的“一轴双城”格局基本形成，全市共拆迁面积1000多万平方米，城市规划建设面积由90平方公里扩展到180平方公里；新增绿化面积1700万平方米，新增集中供热面积3000万平方米；全市共开工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949.71万平方米，20.71万套；古城墙修成3/4，御东太阳宫、博物馆、图书馆、大剧院、美术馆、体育中心、能源馆等重点建设工程基本完成；御河生态公园、文瀛湖森林公园等生态绿地重获生机；高档住宅、学校、医院、桥梁、道路、科研机构等基础设施逐步完善；空气污染指数大幅下降；升级云冈石窟，修复华严寺、善化寺、文庙、关帝庙、帝君庙、清真寺、纯阳宫、法华寺、广场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发火山地质公园，打造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等。

2013年2月，耿彦波调离大同，大同市民冒着严寒，拉着写有“为老百姓办实事的耿市长”“耿彦波人民的好公仆”等大红横幅，举着有耿彦波头像的标语牌上街请愿游行，其情其景感天动地，国内罕见。

　　贾桂林，女，1916年生于大同市口泉刁窝嘴一个煤窑工人家庭，原名拉弟，艺名小电灯，大同市人。1924年拜著名艺术家杨三娃为师，学北路梆子青衣和小旦。1930年出徒，在山西忻县、代县、五台、定襄一带演出。成名后，向程砚秋、丁果仙等多位戏曲名家学习，或搭班同台演出，悉心请教，博采众长，逐渐形成自己的演唱风格。不到20岁便挑头牌，自组戏班，其“贾派”风格，成为舞台风格。贾桂林因为唱念俱佳，尤其一双明眸，炯炯有神，顾盼生辉，恰似两盏电灯，人们便送她艺名“小电灯”。

而且，她留给后世的不光是精湛的表演，更有民族气节，“七七事变”后，家乡沦陷，她拒不登台为日伪演出，毅然决然告别了舞台生涯，隐居张家口民间，隐姓埋名近20年，当裁缝养家糊口。新中国成立后，辗转到太原，成为一名缝纫工人。1954年，应邀参加山西省首届戏曲观摩汇演，赢得省城领导、专家赞叹，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艺术局局长田汉亲自指示恢复北路梆子剧种，于是1955年建立了忻县专区北路梆子剧团，任副团长、团长。代表剧目有《王宝钏》《金水桥》《血手印》《李三娘》《劈殿》及现代戏《山乡风云》《江姐》《红灯记》等。其中，1957年主演《血手印》获山西省第二届戏曲观摩演出演员奖；1960年被评为山西省文教群英会先进戏剧工作者；1986年主演《金水桥》获山西省影视“天龙奖”戏曲艺术片一等奖。后来，成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二.三.四届理事，山西分会三届副主席，四届名誉主席，忻州北路梆子剧院名誉院长，曾在1960年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是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92年，贾桂林去世。

　　杜玉梅1940年出生在大同地区怀仁县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天资聪慧，敏而好学，喜欢唱歌。9岁进大同市晋剧二团学艺。12岁初次登台演出《空瓶记》，13岁又主演了《西施》《九件衣》等传统戏，开始崭露头角。1963年，大同晋剧一团、二团合并，杜玉梅拜晋剧名家康翠玲等为师，表演和唱腔艺术不断完善，因此在60年代初期，年仅16、7岁的杜玉梅就成为剧团的主要演员。相继主演了《打金枝》《西厢记》《杨门女将》《白蛇传》《孔雀东南飞》《贵妃醉酒》《双蝴蝶》《刘胡兰》《江姐》《洪湖赤卫队》等几十本传统戏和现代戏，成功塑造了古今妇女的艺术形象。

杜玉梅197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山西省剧协理事，大同市剧协副主席，曾任大同市晋剧团副团长，1991年获第九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李琦1955年2月出生于家乡大同一个普通家庭，毕业于陕西人民艺术剧院。

1991年，李琦到北京成为流浪艺人；次年和郭达一起演出小品《打呼噜》，并因出演配角意外获得全国戏剧“梅花奖”；1996年出演小品《一个钱包》；央视《综艺大观》第26期第一次上了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央视导演陈平把李琦带进了由他执导的栏目《日月星辰》文艺晚会，安排李琦与倪萍合演了一个小品。1997年，李琦在《甲方乙方》演了胖厨子，由此出名，逐渐被人们熟知。

1998年，李琦入了伍，进了武警文工团。1999年后，李琦出演了《重案六组》《乡里乡亲住高楼》《东北一家人》《多大事阿》《满汉全席》《穆桂英挂帅》《射天狼》等电影、电视剧；2018年参加央视春晚，与杨少华、李明启、王丽云、李成儒、杨紫、戴春荣和白凯南共同表演小品《为您服务》。

李琦一生喜好烟酒，自称顿顿八两酒，每天两包烟。如今年过6旬，已经喝了八千斤酒。

　　高保利1976年出生于大同市灵丘县，1983～1991年，在家乡招柏乡读小学和中学。1991～2004年参加工作，是灵丘县罗罗腔剧团一名普通演员。

2005年7月，参加《星光大道》演出，同年凭借一首原创歌曲《仰望平型关》，在大同市的春节晚会上一炮打响，受到广泛关注。此后一年中连续参加中央电视台“华夏之根山西民歌精品演唱会”“乐歌方志·山西篇”大型歌会，“光耀太行”山西民歌演唱会，第四届中国民族文化博览会等演出，获民族歌手金奖。2006年，参加北京新春音乐会、第12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成为原生态个人唱法优秀奖得主、2006年加拿大温哥华中国文化周主推歌手，被著名歌唱家王昆收为关门弟子。应聘为中国歌剧舞剧院独唱演员。2006～2007年，在山西台、中央台录制个人专访节目《魅力人生》《民歌中国》，曾多次参加中央电视台的晚会录制。2007年参加公安部春节文艺晚会。2008年参加第13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获原生态唱法铜奖，是原生态唱法获奖中唯一的汉族歌手。参加北京新春音乐会。同年被选为大同市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

高保利凭着嘹亮震撼的超高音，被誉为“西部歌王”，演唱的《赶牲灵》《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翻身道情》《天蓝蓝》《吉祥安康》等地方民歌及原创作品广受赞誉。

2021年高保利参加了央视春节节目的录制后，于2月24日下午，在灵丘去往太原的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不幸去世，年仅4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