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明厂同事黄维卓（中）

张筱芳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棉四厂厂门）

三、我和黄维卓的谈话
细细读完了黄维卓的档案材料，自诩对黄维卓有了一个比较全面、清晰的了解。那日，与同事文先生一起，约黄维卓谈了一次话，主要目的，是和黄维卓一起，统一对他的历史经历的事实认定，这是今后对黄维卓的历史做甄别结论的重要依据。

黄维卓坐在我们的面前，这是我第一次与他面对面地交流和接触。50多岁的一个男子，中等偏矮的身材，但很壮实。脸上的皱纹沟沟坎坎，还长了一些像橘子皮上的疙疙瘩瘩，就像电影演员李默然，在《甲午风云》里演邓世昌的特写镜头，那应该都是以往岁月的磨砺，留给他的印记吧。看人时低眉浅眼，但看得出那完全是为应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表面伪装。我在这低眉浅眼的背后，却感到了一丝机敏和狡黠。穿着一件被汗水打湿的旧衬衣，看得出刚从车间干活出来。我给他倒了一杯水，他双手接过后，向我欠腰点了点头，然后坐下。

（上世纪七十年代前纺车间生产场景）

我们的谈话开始了。

“黄维卓，我们受党委委托，找你谈谈你的历史和经历，希望你能认真听，仔细记，有听不清楚的，可以提问；有不同看法的，可以讨论……”一段开场白后，我就根据黄维卓档案的记载，以及其本人在历次运动中的交代，从“上海宏文造纸厂”，开始了我们的话题。

“……19**年—19**年，在国民党****部队任**；19**年—19**年，在国民党****部队任**……并参加三青团，交过团费；参加国民党，交过党费。19**年—19**年，在重庆加入陈纳德的飞行部队，任文员；1946年进入重庆北培大明厂……”“……1947年在上海，与本厂职员W和F两人，到百乐门舞厅跳舞，为了要回同行的W送给舞女的戒指，通过国民党淞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上尉的关系，调用国民党军宪兵，要回戒指……”“……解放后，利用出差到香港的机会，私自飞赴台湾，与女友C见面后返回……”

我一边说，一边观察黄维卓面部的表情变化。应该说，黄维卓也是“老运动员”了，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基本是波澜不惊。只是在讲到他在国民党部队参加三青团和国民党的时候，他一直低着的头，稍微向上抬了一下，用眼睛的余光盯了我一下，又立即低下了头。但他那看我的眼光，绝不是低眉浅眼，而是一种多种因素的合成，其中，有委屈、也有无奈、有狡猾、也有刚毅，更多的是纠结。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纺车间生产场景）

四、黄维卓的陈述

我叙述完黄维卓的经历以后，也请他讲一讲他听后的想法。或者再直白一点说，就是希望他表一个“以上说法都是事实”的态。黄沉思了一会儿，慢慢地开口说：“按说，我对您刚才的陈述，不应该有什么想法，这些事，在我历次运动中的交代材料中，都是这么写的。我不想推翻原来的交代，给自己再找一些可能带来的新麻烦。

关于找国民党淞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上尉，到百乐门舞厅，帮W要回戒指的事，是我和*上尉的私交。我们是在重庆认识的，关系一直不错。那晚我也没想到他会带那么多宪兵来。但话说回来，不带兵来，是要不会那个戒指的。况且，他还有帮我在同事面前给我面子的意思。事后我也是还他人情了。

关于解放后从香港去台湾并返回的事，纯粹是为了去看C。她是天津人，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记得解放前夕，她也曾动员我去台湾。我因当时手头的事比较多，也是没有想到当时的战事发展这么快，所以没走，但事后我与C一直通过香港有书信往来，她也一直邀请我去台湾看看。我出差到香港，就找机会去了。

航空公司是不卖票给我的，说我没有手续进不去，难回来，会很尴尬。我说我有熟人能进去。同时，我也提出买他们公司的往返票，承诺万一进不去，就原机返回，这才成行的。到了台湾，果然进不去。C到机场来了，也没有办法。我们就在隔离区，聊了十几分钟，然后原机返回。以后就和C没有联系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布机车间生产场景）

关于参加抗战期间国民党部队，并参加三青团、国民党的问题，我想说，我历次的交代材料，都是这样写的，我这次不应该推翻，知道也不可能推翻，所以就不想去推翻，总归就是怎么回事。但这次“粉碎四人帮”后，党要求我们什么事都要实事求是，我想了很多，觉得很纠结。今天您征求我对您说的我的历史问题的看法，我思前想后，觉得应该实事求是地说一声，我没有履行过参加三青团、国民党的手续，比如填写申请书、又比如加入三青团和国民党的宣誓等。

我之所以再三交代自己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那是因为当时我年轻，不懂世事，好像参军入伍，就能抗日。而我加入的那些部队，都是被打散的或临时凑起来的国民党杂牌军，与土匪之间没有什么差别。当官的为了吃士兵的兵饷，就在发津贴时，扣除了三青团团费、国民党党费。从这个意义上说，定我参加三青团、国民党，也不冤枉；但从申请参加、填表加入、加入宣誓这些事上讲，我真的都没有……

如果这次定我参加三青团、国民党，我服从组织决定，也不推翻我自己历次的交代；但是我还是希望组织上，能实事求是地甄别这个问题。”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