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桃源缘

沈三草

我的桃源缘

沈三草／撰文

光明荏苒，我从事书画创作已近60载。如今，不觉已过了耳顺之年。到了这个年纪，都会有一种怀旧心理。

人的一生要做什么事仿佛都是天意注定的，人的一生要做成一件事还需要靠机缘巧合，以及天时地利人和。

回想我这一生的书画之缘，好像是从童年时期的特定环境开始。

朦胧的记忆中，童年的我就喜欢在墙上或地上用粉笔随意涂鸦，画出方、圆、横、斜的各种动物形态，画得非常着迷和投入。因此，父亲就买来笔和纸叫我随便画。

我是父亲最爱的幺子，每天晚饭后，父亲都要带我在古镇的大街小巷溜达。

小镇很大，有小桥流水人家，有店铺、学校、大户人家，城内有龙山、金鸡山、文笔塔等，小镇有东门、南门、西门、北门四大门，每一门都有城墙，城墙四面环水，关住满城的江南景色，关住千年的古镇文化。父亲带着我一边溜达一边讲民国或晚清时镇上的故事，也会领着我站在“沈家里”的堂前，给我讲祖上沈家名门望族的轶事。

1965年，我刚满8岁上小学，父亲却突然不幸去世，从此灰暗苦难的童年就开始了。

在学校里，因爷爷的成份问题和家庭出身，我常遭受同学霸凌。小学龙山脚下有个小山坡，为免遭同学欺负，每听到下课铃响，我立马偷偷躲到山脚下才不会被同学看见。躲在山脚下的我，就画身边的树、身边的岩石，池塘里的水以及树的倒影。在这一个人的空间里，我画蓝天白云，画青山翠柏，唯有不停地画画才能驱赶我心中的恐惧和不安。

小时候，不懂大人的事。最怕的就是那些戴红袖章的人闯入家里抄家。常常有暴力武斗，街上不时有一些戴高帽的人挂牌游街。我不懂几天之内街上怎么就会多出很多牛鬼蛇神、阶级敌人等等。因为恐惧人类的凶残，那时候便有一种避世心理，向往着没有打斗的文明世界。

那时，我家楼下有间书店，童年记忆中除了画画，就喜欢到书店里看连环画、跟母亲去看古装戏。我就照着连环画，画书里的古代人物。后来，古装戏和一切古代的内容，也都属资产阶级要彻底破除，只能画样板戏和革命题材的连环画了。

孩提时最快乐的事就是画画，只有在画画的过程中才能物我两忘。童年的经历，对我不善与人交往的性格形成影响很大，对我追求冷峻的艺术境界，喜欢世外桃源等避世题材的创作密不可分。

我的少年时代还算幸运，在我三姐的介绍下认识了石奇、戴学正和方介堪等几位启蒙老师，他们都像我的慈父一样关爱我，引领我走进了中国画这道门。后又有幸来到上海，得到谢稚柳、陆俨少和应野平的无私点拨受益匪浅，使我深深领悟到传统中国画之博大精深，以及那个时代文化人的高尚品格。

1975年，虽然因家庭成分关系没资格考美院，错过了上大学。80年代改革开放文艺复苏，我的绘画作品连获几个全国大奖，专业水平获得县里认可。我终于从书店营业员到文化宫美工，再调到报社当编辑。

在报社的近20年，我接触到各方面的人和事，锻炼了我的工作和生活的能力，也提升了我在艺术上的见解。我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激发内心深处的热情，为美术的发展探索。

1987年，我组织了青年画会并担任会长。那时，受西方当代绘画和“85新思潮”影响，年轻人都看萨达、尼采、叔本华、康定斯基、弗洛伊德等哲学美学书籍，受萨达存在主义，“世界是荒诞，人类是痛苦……”影响，加之我从小就经历过这段苦难，读萨达存在主义哲学使我更为郁闷和压抑。尽管策展了好几个当代性较强的装置和当代水墨画展，但依然找不到自己的艺术方向。

1994年，报社同意我去北京画院高研班研修。在北京的三年时间里，我几乎每周都和同学一起骑着单车去中国美术馆看画展，每半个月去故宫、琉璃厂、荣宝斋看画。从此眼界大开，我的画风也开始有新的改变——南方灵秀疏朗的画法汲取了北派画风的浑厚大气，我的画有了南北融合之美。

北京画院庄小雷老师是长安画派何海霞的弟子，他向我推荐何海霞这一路。我临习过好多幅何海霞的山水，因此对巨幅山水画的把控自然也慢慢得心应手。

客居北京学习的三年，看多了当代前卫艺术，觉得浮躁又空而无趣。于是，就开始静下心来思考自己该走的艺术道路。重读老庄书籍以自然为美、以大为美、以道德为美，追求自由和具有超越精神的理想人格，以及“无为而有为”的理念，不禁令人内心豁然开朗，精神上超脱后生活中倒就不再压抑了。

2004年，我离开报社定居上海。在上海，我发挥我的笔墨优势以自由之心自由之境造景造境，心灵同归到传统文化和世外桃源，一心画我心中的桃花源。

虽然上海的美术氛围以西洋画为主，但毕竟是藏龙卧虎、内外兼收的国际大都市，我这独居一隅的桃源文化情结画种，也自有人爱，自有人羡。

红尘滚滚，大浪淘沙，人生能得一二知己，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