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独身的叔叔和姨妈（一）

风驰

1

全家搬到上海后，叔叔来得多了。从蚌埠到上海，毕竟比到乡下方便。

我们刚住下三个月，他又来了。三个月前他与爸爸商量，这么多人到上海过日子，开销大得多，能不能让他每个月补贴一部分。爸爸说：“算过了，大致平衡，不够时再问你要。”

叔叔说：“小哥你这就不对了。妈在，我也是儿子。再说，我还独身，经济宽裕。”

爸爸笑了：“正因为你独身，要多存一点钱准备结婚。”

这次他来，是要看看三个月来的家庭生计，寻找他可以补贴的理由。

我放学回家，看到他正在和爸爸聊天，祖母和妈妈在准备饭菜。我高兴地叫他一声，他立即异样地看着我，问我一些问题，我一一回答，却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看我。

吃饭了，他终于说出了原因。

“小孩就是小孩，才来三个月，秋雨的上海话已经讲得非常标准，我从他进门叫我一声就听出来了。”他说。

我当时，对祖母和妈妈还是讲余姚话，但一见不会讲余姚话的爸爸和叔叔，已经不由自主地讲上海话了。

“真可惜，一转眼，我以前熟悉的侄子不见了。”他说。

“但他的上海话还是有点生。”爸爸说。

“倒是生一点好。”叔叔说，“千万不能太熟。”

他这句话有点奇怪，全桌都停住了筷子，看着他，等他说下去。

叔叔也不看大家，说了下去：“北京话熟了就油，蚌埠话熟了就土，上海话熟了就俗。”说着他用手指在桌面上画了一个“俗”字，因为在上海话的发音里，这个字与熟字差不多。

“怎么叫熟？是说得快吗？”我好奇地问。

“不是快，是模糊。”叔权说，“生的时候，口齿清楚，一熟，呜里呜噜。就像煮面条，熟透了，变成了烂糊面。”

大家都笑了。上海里弄里听到的，很多确实是烂糊面。

爸爸问我：“听阿坚说，你不大和同学们一起玩？”

“阿坚是谁？”叔叔问爸爸。

“是我单位的同事，也是朋友，他儿子与秋雨在一个年级。”爸爸说。

“同一个班吗？”叔叔问。

“同级不同班。我二班，他四班。我们学校大，同一个年级有十二个班。”我说。

“为什么不和同学们一起玩？”叔叔又问。

我说：“圈子不一样。我参加了美术小组，一有空就到外面写生。”

爸爸和叔叔都不太在乎美术，所以我没有细说。实际上，我因为乡下“堂楼顶”小书房里有一本《芥子园画谱》，日日临摹，打下了一点基础，进了中学很快被美术老师发现，指定为美术课的“课代表”，还被邀请参加了学校的美术小组，完全沉迷在绘画里了。我从图书馆寻找绘画教本，先是费新我先生的，再是哈定先生的，认真地边读边画，还不断地到长风公园（当时叫碧萝湖公园）写生。

出去参加过一次美术比赛，被人看中，结果被邀去画大幅宣传壁画。一九五八年普陀区废品利用展览会入门大堂的主题画，就是我一个人画的，每天放学后去画，画了六天。于是小有名气，又被请去画了安远路锦绣里大墙上的全部卫生宣传画。我爬在木架上画这些大壁画的时候，下面总是有大量的路人驻足观看，不是因为画得好，而是因为画画的人太小。那时，我十一岁。

我在外面写生、画壁画的事，没有告诉同班同学，但美术课的陆老师知道。美术课在初中里早已是一门不被大家放在目的边缘小课，他却想闹出一点名堂来，决定开始人体写生，由我这个课代表做模特儿，只穿内衣站在讲台上，让大家画。画下来的结果让我大吃一惊，男同学画的我，多数是裸体，女同学画的我，几乎都涂了口红，而且都用很大的字体写着我的名字。满嘴大蒜味的陆老师笑着对我讲了一段很哲理的话：“美术不同于照相，画你，其实是画每个人自己。我会给这些画打分，那分数不属于你，只属于他们。”

这段话，几十年以后我还拿来送给那些把文化声誉说成是“文化口红”的评论者，笑他们怎么做起了我初中女同学们早就做过的事。

绘画上的着迷，使我没有时间来对付其他功课，初中二年级的数学考试，竟然没有及格。成绩单上出现了用红笔填写的一格，我不敢拿给爸爸、妈妈看，一直熬到小年夜。

小年夜，叔叔回上海过年来了，姨妈也带着益胜哥来“拜早年”，我上楼时，家里非常热闹。我还没有来得及向长辈们一一称呼，爸爸就严肃地叫了我一声，整个屋子都静了下来。

“为什么不把成绩单拿出来？”爸爸说，“不及格，还想不让家长知道！”

这是爸爸对我第一次发火，当着祖母、妈妈、叔叔、姨妈、益胜哥和自己家几个弟妹的面，我简直无地自容。

祖母一向疼我，冲着爸爸说：“刚进门还没有坐下呢，慢慢说不行吗？”

姨妈是客人，也立即满脸笑容地打圆场：“一次不及格不要紧，用用功，下次就及格了。这次益胜的成绩也不好，秋雨又刚从乡下出来……”

叔叔则一直看着爸爸，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阿坚告诉我的。”爸爸说，“他儿子全部及格。”

“不怀好意。拿着儿子的成绩单比高低，哪有这种朋友！”叔叔说得很干脆，然后转头问我：“不及格的同学多吗？”

“超过一半。”我说，“这两个学期老师和高中同学都在校园里炼钢，我们天天要到外面去捡废铜烂铁，还要参加消灭麻雀的运动，没多少时间做功课，而我还要画画。”

叔叔一听更有把握了，对爸爸说：“超过一半的学生不及格，那么谁的不及格也不会成为新闻，他儿子又不与秋雨同班，一定是他指使儿子专门去打听的。”

“但他儿子全部及格了，因此也有理由骄傲。”爸爸说。他被叔叔一搅，已经不对我生气了。

“这就是我不喜欢上海的地方，你来我往都是小眼睛。”叔叔说。

这个年过得很窝囊。

2

我初中进的是陕北中学，原来叫晋元中学，是纪念抗日名将谢晋元的。一九四九年以后可能考虑到谢晋元是国民党部队的将领，就改以共产党的圣地陕北命名，而且附近又正好有一条陕西北路。其实，它真正的坐落地是新会路，玉佛寺北面的一条小路，离我家很近，步行时间六分钟。

正在我数学不及格的关口上，陕北中学嫌校舍小，把高中部搬走了，留下一个初中部，叫新会中学。这事使爸爸有点沮丧，他原来千方百计是想让我上一所重点名校的，怎么转眼变成了一所毫无历史的初级中学？但很快他也就认命了，我的数学不及格，也许只配进一所差一点的小学校。姨妈一直说的上海与乡下的教育差距，确实不能小看，他想。

大人们忘记了的是，中小学生对一门课程的好恶亲疏，主要决定于任课老师。过完寒假开学第一课正是数学，年轻而腼腆的徐新荣老师走进教室才讲了十分钟，我就知道，自己要与数学这个冤家结亲了。从此，我们班好些男同学的主要游戏，就是在吵吵嚷嚷间蹲下身去，随手捡一块石子在泥地上画几笔直线、斜线和圆弧，比赛谁能把这道平面几何题证明得更快、更简捷。我两个星期就完全“开窍”了，只抱怨课本上的题目太少，每天放学钻到新会路、西康路口的普陀区图书馆去借数学书，逮住题目就做，就像一年前对绘画的着迷。

我的数学成绩很快已是全班第二名，第一名是张翊钰同学，他太厉害了。后来每次数学竞赛，徐老师不让他参加，只要他帮着出题目，阅卷，因此我也就永远是第一名了。不久上海举办全市分片数学竞赛，我获北片第七名。这事不太痛快，徐老师的不痛快是，那天张翊钰同学病了，不能去参加；我的不痛快是，我失分在第一题，不是因为运算，而是不知道试题中所说的“燕尾槽”是什么。否则，稳进前三名。

我没有把自己在数学上快速翻身的事，告诉爸爸。

一天吃中饭时，爸爸的态度又有点严肃，问我：“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情？阿坚好几天不太理我了。”

我想了想，说：“可能是学校重新分班的事吧，我昨天在校门口见到他儿子，他也爱理不理。”

“什么叫重新分班？”爸爸问。

“一个年级的十二个班级，全部按照成绩重新分班。”我说。

“你分在几班？”爸爸问。

“一班。”我说。

“他呢？”

“九班。”

“你怎么还有那么大的差距？困难到底在哪里？”爸爸有点急躁。

我告诉爸爸，这次分班，不是越大越好。

爸爸听完我的说明，对我在数学上的彻底翻身极为惊讶，但很快又严肃了。他说：“这样分班是错误的，伤害多数学生的自尊心，又容易造成对立。我这就去学校找老师说。”说着他就转身下楼，传来推脚踏车的声音。

一个小时后他就回来了，乐呵呵的。原来学校的教导主任接待了他，说他的意见是对的，下次不再这么分班了。这次只是为了应试辅导时对症下药。教导主任还大力夸奖了我，说我在数学和语文的综合成绩上名列全校第一，高中能考上全市任何一所名校，让爸爸做一个选择。

爸爸充满了成功感，与我商量，问我是考格致中学，还是育才中学？

“我想好了，考离家最近的培进中学，步行不到五分钟。普通的学校也有优秀老师，而最重要的是学生本人。”这是我这一年来的切身体会，对爸爸有说服力。

更大的说服力没有说出来。当时已经进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家里人多，早就吃不饱了，我不可能每天饿着肚子步行很久上学、回家，更没有钱坐公共汽车。

于是我就进了培进中学。这个学校是新搬来的，后来又搬走了。当时就在我家南面江宁路、康定路口的一个旧巡捕房里，原来叫戈登路巡捕房，戈登是一个英国将军的名字。

3

果然，不太知名的培进中学顷刻之间就把我带进了人文学科的“狂欢节”。

高雅而美丽的刁攀桂老师每次一上作文课就兴高采烈地问大家：“大家猜猜看，我又要朗诵谁的作文了？”

当时的男女同学还不会齐声叫喊一个人的名字，他们用目光代替了叫喊，我立即红着脸低下了头。

刁攀桂老师的朗诵，是一种最神奇的语文教学法。乍一看，她似乎没有怎么教我，却用声调告诉我，哪一段写得不错，哪一段写得平泛；有些字句不妥，她略有顿挫，似又微微皱眉，但这只是一瞬间，很快她又眉飞色舞地朗诵下去了。她给了我一种有关写作这件事的无限喜悦，这比表扬和纠错都重要得多。这种喜悦自她植入之后，一直浸润于我的生命深处，直到今天。

紧接着她，端庄肃然的汪穆尼老师又把我们带入了古典文学天地。当时正好育才中学的老校长段力佩先生出任静安区教育局副局长，下令“每个中学生肚子里必须烂掉五十篇古文。”这是一个带有竞赛性质的辛苦事，汪穆尼老师除了课本中的古文外还补充印发了一大堆，不能少了五十篇。我由此通读了《论语》，背熟了《离骚》和大量诗词。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市作文比赛中获得大奖，获奖作文立即被收入语文补充教材，于是又要红着脸，低着头听汪穆尼老师逐字逐句地分析这篇作文了。

他问：“请同学们回答，在这一段里，作者运用了哪几种修辞手法？”他把眼睛扫向全班同学，只是不看我。

比语文更花精力的是英文。孙珏老师抗日战争期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随即进入了美军翻译训练团，解放后要在履历表上填写这段历史的证明人，他觉得应该拣大家知道的填，就填了“蒋中正”。这件事让他后来在“文革”中多吃了不少苦头，但已经足可证明，这是一个多么不谙世事的天真人物。我现在还想不出来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他如何通过非法途径弄到了英国刚出版的教材和练习册，印发给我们当课本的。他把英语教学当作了一场近乎疯狂的游戏，不断出英语墙报，演英语剧，唱英语歌，还在几个公园里设下了一个个十分恐怖的英语路标，叫我们去寻找。现在想来，没把他当作美国间谍抓起来真是万幸。

对语文和英文如此投入，我高中时的数、理、化成绩就一败涂地了。想到初中时能够让数学在几星期之内彻底翻身的奇迹，因此没太当一回事，但越来越发现翻身的希望已十分渺茫。难为情的是，刁攀桂老师的丈夫刘启钧老师正好在教我们物理，我丑陋的物理成绩怎么对得起刁攀桂老师的优美朗诵？为此，我也曾下狠心用过几天功，换来刘启钧老师在试卷上方的一行字：“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可惜到第四日，他又不得不闭目了。

报考大学的过程，我已在《长者》一文中有过详细叙述，不再在此处重复。当时浑身充溢的，是高中毕业生才有的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骄傲。我坚信自己能轻易地考上任何一所我想考的文科大学，因此完全不在乎名校，只在乎“最难考”。那年全国最难考的文科高校就是上海戏剧学院，而且，恰恰又是离我家最近的高校。

近，对我至关重要。为了我读书，全家都跟着搬来了，我再远离，这算什么事儿呢？

当时的大学，还严格地实行班级制。入学后我的同桌叫李小林，她是著名作家巴金的女儿，于是我也就很快见到了巴金先生。早年在乡间那个黄鼠狼出没的小书房，我就读完了他的《家》、《春》，《秋》。

我们的带班辅导员，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古典文学教师盛钟健先生，他主修唐代文学。但在整个上海戏剧学院，推崇的是英、法、俄文化，而且讲究感性面对，而不是抽象概括。尽管当时的社会气氛，已弥漫着一片极左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