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土难忘（七)：《南头儿》——于鑫

放飞心情

　　前段时间村里征求“南头儿”这个说法的来历，由于没有文献记载，说法不一。在我看来，“南头儿”的说法，应该跟鲍陂村中原先的一条老路密切相关。

要说那条老路，就是过去从省城到南山经过鲍陂村中的那段路。过去从大雁塔出来，先要经过曲江池、春临，然后过东伍村、到达鲍陂北坡，下坡左前不远，就可看见“北头儿”涝池。沿涝池边大路一直向南便到“南头儿”十字。再往前走不远就能看到大沟及坡口的老爷庙。过大沟一路南上，经东曹、大兆等地，下引镇坡，才能到达南山各峪口。

　　小时候，我曾跟奶奶等人一起坐着队里套的硬轱辘牛车，从村子出发到大雁塔逛正月十五庙会，那时走的就是那条老路。后来上了小学，到西安看电影也曾走过这条老路。我依稀记得，过了东伍村涝池边，一路向西北方向走，到达春临村南坡顶，沿老路下坡，从村子东南进入春临村。再沿街道走出西门（有城楼），向西北方向走，下坡，过曲江池及红孩坟等地，才到达大雁塔。这条路沿途都要经过村子中间，后来修的石子路基本都绕过村子。我猜测这条老路应该是条古道。

以前，鲍陂大沟比较神秘。尤其坡口那座老爷庙，坐北面南，门前两头狮子，凝目对视，扼守沟口。走进坡口，一眼就能看到路东面的庙台。该庙台较高，十分醒目。一层层砖垒的层阶像古代征战将士身上的铠甲，将整个台基衬托得更加浑厚结实。整个庙宇犹如边关的城垒，位置显赫，气势威严。想必，看到此庙，行人，甚至骡马都会打起精神，陡增战胜困难的信心。

顺便提一句，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停课闹革命，我和我胤胤哥、新志哥等人就在老爷庙门前守候，看到路上有人经过，就赶紧从庙前西面的台阶下来挡住来人，让背毛主席语录。背不了，教，学不会不让走。那时，路面离庙台有一两人高的距离。

昔日大沟，地势险要，崖高壑深，道随沟走，坡长路陡。过去经常有人在坡下采用人力推车，或套上牲口采用畜力帮人曳坡，挣些零钱。可令人不解的是，这么重要的一条官道（猜的），直至文革之前还是土路。由于过往车辆碾压，少雨季节，有的地方趟土足有尺余厚。遇到雨天，泥水漫流，车辆根本无法通行。有些辎重车辆只好在坡上村子或坡下客栈等候天晴，直至路面变硬才能重新启程。下雪或结冰路滑，通行也要受阻。

千百年来，这条大沟给百姓带来的心理负担，可以用“望坡生畏”来形容。李白曾用诗句感叹过蜀道之难。可惜，本人无法用语言准确描述无数亲身经历过鲍陂大坡之苦，或感受过古道之便的人们当时的心情。

我认为，这条古道虽然难走，但在交通不发达的过去，为南北人员交往和物资流通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历史作用不可替代更不应忽视。

从历史上讲，没有这条古道，少陵原不会有过去的辉煌，也难有今天的发展和繁荣。这条古道就像一根纽带，将昆仑余脉（终南山）与古都城池紧紧相扣。从而为生活在原上的人们，赋予了显著的文化与性格特征———昆仑秦岭的胸怀，黄土高坡的厚淳以及周秦汉唐的大气与豁达。

　　再回到 “南头儿”这个名称的由来。我始终认为“南头儿”与“北头儿”是指村中那条老路的两头。路的南端叫“南头儿”，路的北端叫“北头儿”。因为“南头儿”在南大沟坡下，过去车马到这里都要歇脚。久而久之，“南头儿”的饭店、客栈、商店，骡马店等生意就比“北头儿”的生意多。随着“南头儿”路两边生意的兴旺，来这里的人便越来越多。平常想采购日常用品或想一饱口福甚至爱看热闹的人便纷纷来到这里。逢集过会来的人更多。时间一长，这个地方就成了鲍陂村的“王府井” 。问干啥呀，回答说 到“南头儿” 去 ，大家都知道啥意思。

听老人讲，鲍陂村过去曾有过集市，“南头儿”是集市中心，四方大圆前来赶集者不少。加之南来北往客商的宣传，“南头儿”的名气就大起来了。

另外，由于“南头儿”处于古道的重要节点，这里也是历代官府管理来往商贾，检查违禁物品，抓捕疑犯的最佳位置。

笔者记得，上世纪70年代割资本主义尾巴时期，大兆公社曾在此设卡，封堵进城卖鸡蛋的农民，吓得许多人东躲西藏。现在想起，哭笑不得。

“南头儿”集市被取缔后，街道两边的店铺也随之萎缩。到文革前“南头儿”的店铺已所剩无几。后来因为修石子路又将南头儿仅有的几家店铺拆除，让人感到十分惋惜。但“南头儿”的大名却被村民永远记住，代代相传。

　　打我记事起，到“南头儿”去，就是买东西或看热闹的代名词。

在我记忆中，“南头儿”的标志性建筑就是那座鞍间形的合作社。合作社门前的那棵中槐树令人难忘。每次到“南头儿”，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树。那时，树下经常有人理发，吊死鬼虫经常还会在树下半空抖动身子。我记得，有个理发师傅是郭家庄人，他每天都要担着剃头担子从东坡顶下来，从我家门前经过，到“南头儿”去摆摊。他的面容至今还在我脑海留存。冬天，理发师傅会将理发担放到“合社”的东山墙边（沈四本家门前靠西）给客人理发，剃头担子冒出的热气，让人感到十分暖和。

四本家东边原来好像还有谁家，后来因为修路挪了位置。再靠东是原来的马路，马路对过就是药铺。听说这个药铺租的是七队沟里三毛家的房子。小时候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个很胖的女人在里面给人抓药。后来听说这个女人是银银他妈。再后来还听说银银他家不在鲍陂，他妈带着银银就住在药铺。由于住的离南堡子近，银银经常和南堡子的娃们在一起耍。银银比我们大，说话嗡哩嗡气，弹球蹦的好，大娃小娃都爱跟他一起玩。银银冬天一直戴的那顶雷锋帽让人记忆深刻。后来听说动手术从他妈肚子里取出来一个好大的瘤子，人们才恍然明白为什么他妈那么胖，肚子那么大。南堡子的大人小孩都十分同情银银，他走到谁家都有人给吃的。后来他妈死了，银银就离开了药铺也离开了鲍陂，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我记得，四本从小身体有残疾，但人非常聪明，身残志坚。据说他高中毕业，曾经在家负责过村里的邮票事务。四本他达叫沈墩墩，个子高高的。他的油糕油饼做的特别好，他的脸长的黑也许跟他常年炸油糕油饼有关。那时候，沈墩墩的油糕、油饼在“南头儿”是招牌食品。每次路过“南头儿”，油饼油糕的香味让人不由得咽口水。过去农村生活比较艰难，只有在特殊的日子才可能开个洋荤。

四队根友他达，五队道生他舅及六队九杠子等人一起经营的饭店，就在药铺北边，也就是那棵中槐树端对的路的东边。这家馆子好像那时就用鼓风机烧火，只记得灶下火光熊熊，锅内热气腾腾。从外看，里面很是忙活，小孩们都很好奇竟有那么多人在里面吃饭。要知道那时村里能下馆子的不多，我想当时吃饭的这些人，不是歇脚的车把式就是赶路的有钱人。

那时路上很少有自行车，从山里进城或从城里往南岸子走，全凭两条腿。顺便再说一下，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曾组织学生到西安和平门里面的儿童电影院看电影，来回都是步行。回来后好几天腿都抬不动。现在真不敢想象，那时从城里走到山跟前，人会变成啥样子。

　　“南头儿”另外一个让我记忆深刻的人，便是郎中肖先生。我记得，肖先生留咧个山羊胡子，手边常有根拐杖。他先是经常坐在药铺等人来请，后来就在合作社大门里面坐着等人。小时候我没少让肖先生看病。先生开的药一般最少三副，比较难喝，我比较听话，经大人一哄，基本上都是强忍着一口气喝完。

请肖先生看病，实际已是给我治病的第三道防线了。那时候小孩有病先是家长用土法治疗，效果不佳时就会请街坊邻居医术精湛者出马。若果仍不见效，就要到“南头儿”请肖先生了。负责给我治病的第二道防线上主要有我二妈、六妈，还有璇娘等。她们的治疗方法基本就是放血，慕量（一种迷信方法），发汗。有时还要让家长晚上到门口给我叫魂。大多数情况下经她们治疗病就基本好了。

在南头看热闹，最好看的还是大兆供销社的车把式吆车。那时候公社合作社拉货全靠马车。我记得大兆合作社至少有三辆马车（啦啦车）。有时从西安拉货三驾马车会同时出动。看马车上大坡时的情景令人兴奋而激动，那架势不亚于一场现场艺术表演，人们都喜欢看。我堡子离“南头儿”近，有时消息灵通者会提前打听好消息，约好几个伙伴一起到“南头儿”看这个热闹。我记得三益大队最早有啦啦车的好像是八、九、十队，后来东堡子的四队和南堡子的六也买了，我队（五队）买的要晚些。

先说供销社的马车车队，走在路上那阵势不比现在的豪车车队逊色。由于车马姓公，主人又舍得好饲料喂养，无论梢马辕骡，还是梢骡辕马，个个体态匀称，毛顺皮光。尤其驾辕的牲口，体高腿长，驾车时头昂脖仰，围脖上系个红绳子，显得更加威武。车队走在路上，那架势比现在娶亲的宝马车队或奔驰车队还要风光，走到哪儿都有人赞叹。

我实在找不出一个恰当的词汇描述我对那些车马的印象，如果辕骡的风度可以用气宇轩昂来比喻，那么那些牲口和吆车师傅之间配合的默契程度，就可以用心有灵犀来形容。把式一声吆喝，驾辕的骡子与梢马就会登时精神大震，耳竖头点，奋蹄迈步。行动之敏捷，堪比现在的电动汽车起步。

后来由于修路，马车改道从我家墙背后马路经过，有幸多次看到过师傅扬鞭吆车的情景。师傅大概姓董，名字已记不清了（有可能叫董志深），是南岸子人（可能是引镇），个子较高，体态稍瘦，精神矍铄，行动利索，三、四十岁左右，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在鲍陂村中的名气很大，尤其在爱好车马的大人、小孩心目中他就是偶像，人们十分敬仰他。他的吆车风采很长一段时间成为那时大家在门口吃饭时的谈资。马车每次从我家跟前经过，都有人热情地和他打招呼。我爸曾请他到我家喝过水。

　　吆车就像开汽车一样，需要过硬的技术。尤其遇到上坡，驾驶员的实际本领便立见分晓。我家庄子后通往六队“南点”的路很陡，马车要从这里上到坡顶绝对需要车、马、人三者密切配合，否则搁浅，滑坡甚至翻车的可能性都有。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坡上，曾经发生过多起马惊车翻的情况。

开车技术好的最高境界，就是人车合一。吆车更讲究的是人、车、马三者相辅相成的默契程度。车把式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爱牲口，了解牲口的脾性，虽然鞭子在手，却不轻易敲打牲口。而牲口也能够从鞭子在空中的响声判断出主人的意图。从师傅的鞭声和吆喝声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怜惜牲口。往往落下来的鞭梢就像看到俏皮孩子有点捣蛋，家长在他屁股上轻轻拍两下一样，点到为止，鼓励的成分更多些。我总觉得有些人天生就有种能够把控牲口的潜质，在他面前，再倔强的烈马都会变得服服帖帖。牲口也能察言观色，在权威面前乖乖俯首称臣，但遇到不称职的驾驭者，有时竟也敢明目张胆地对抗。像人一样，逮住机会也会耍奸溜滑，心情不好时甚至还会尥蹶子。在我看到的情景里，董师傅就是那种对牲口具有最高权威的车把式。

说到吆车，我的脑海里经常会冒出一个熟悉的身影——五队的车把式何振选。五队刚有啦啦车那几年，振选叔吆车最多，技术最拔尖，是五队公认的车把式。他的身材跟大兆供销社的董师傅有点儿像，个子高高的，身材匀称，说话干脆，动作麻利。记得每年收麦季节，拉麦个子这个活，最能考验吆车人的水平。没有两下子的人不敢接手，队长也不放心。所以那几年场里的麦个子基本上都是振选叔吆车拉回来的。可惜，振选叔英年早逝，那年夏天振选叔突发脑溢血溘然离世，五队大人小孩无不扼腕痛心，那时我正在上学，听到噩耗悲痛欲绝，入殓时嚎啕大哭。那时振选叔在我心目中是个英雄，他的离世让五队人很长时间都难以接受。至今他拉麦吆车的情景仍栩栩如生。借此机会向我小时候身边的英雄致敬！

“南头儿”那条老路是我这辈子记忆最深刻的一条路，是梦之路，魂之路。无论我走到哪里，一想起这条路心里就充满了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愿“南头儿”那棵中槐树年年返绿，村中父老永远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