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滋味长（57）孙星衍

老蠹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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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读书人有好多都是先藏书，后读书，藏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读书治学，以致于在某些方面学有专长，成为某一学科领域的专家。而在清代中期，却有一位集多种学问于一身学者，他就是著名藏书家孙星衍。

孙星衍(1753-1818)，字渊如，又字伯渊，号季述。清阳湖(今江苏武进)人。乾隆52年(1787)一甲第二，赐进士及第，字至山东按察使、布政使，后称病归里，致力于经史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兼及诸子百家。他是清代著名经学家、校勘学家、金石学家和藏书家。孙星衍一生酷嗜藏书读书，每闻谁家有异书、善本，便借抄不辍，于金石文字书画，无不细考原委。家有平津馆收书极富，约有藏书4万余卷，而且多是校勘精审之本。

　　孙星衍的藏书始于他的父亲孙书屏，孙书屏曾经担任过句容县的教谕，也喜欢藏书，只是由于家境贫寒，聚书数量不多，有时候为了买书，不惜脱下自己的衣服换取。小时候孙星衍常常望着父亲那几书柜发呆，从那时起就对图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曾在《孙氏祠堂书目序》中说:“窃视柜中书，心好之。年逾志学，侍亲之任句曲，因按日读学舍官书《十三经注疏》及诸史，朱墨点勘，凡数过，几废科举之业。”以后他又西入关中，在著名学者毕沅处校书，当时毕沅藏书很多，他有机会阅读他的藏书，并开始研究目录学、版本本，这为他日后的藏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在京师为官9年，每到一处，都留心搜讨典籍，对于海内奇文秘籍他尽力购买和抄写，藏书种类也丰富多样。

　　他藏书的鼎盛时期是在山东当官的时候，官俸较多，手头也比较宽绰，有了余钱几乎都用来买书。那时候他经常穿梭于曹南、历下等地，一有空闲，就忙着访书购书。在那段日子里他搜寻到许多珍善本图书。为了治学需要，他经常把自己的藏书随身携带，在哪里做官，书就迁到哪里。在几经搬运中，图书也遭受过很大的损失。嘉庆4年(1799)，他由山东回老家为母亲发丧，把官抵藏书全部带在身边。结果中途“遇风沉舟，损失大半”。此后他居家五年，往来吴越之间继续购求书籍。孙星衍常年在外做官，返乡时往往都是“行李无加于旧，独聚书益多。”亲朋好友无不为之感慨，有人为他画了一幅《万卷归装图》，以纪念其藏书之盛，许多文人学士为之题词作诗，抒其情怀。其中桐城派古文大家姚鼐的题诗最为意味深长。诗云:

自兴雕版历抄胥，

市册虽多乱鲁鱼。

君自石渠潘七略，

复依三阁惜三余。

世推列架皆精本，

我愿连墙借读书。

政恐衡山承召起，

牙签三万又随车。

诗中作者把孙氏比作明代著名藏书家文征明，称其藏书和文征明一样多多尽善，其实这不是过誉之词，孙星衍自己也曾沾沾自喜地说:“海内奇文秘籍，或写或购，尽在予处”(见《孙氏祠堂书目序》)。诗中同时流露出他对孙氏的无比钦佩之情，都恨不得“连墙借读书”了。

　　称其藏书精善，源于进书渠道非同小可。可想而知，既有先后从翰林院存贮底本及浙江“颇在善本及秘府未收之本”。当时正赶上朝廷派阮元采访四库遗漏之书，据说从孙星衍处抄录不少世间难得一见的版本，孙星衍自己还把收藏的精善之本编成书目后，托人进呈给朝廷。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尽管嗜书如命，但是还是比较开明的。具体地说，体现在对自己藏书最终归宿的态度上。他比谁都明白，历代藏书，尤其是私家藏书，没有藏而不散的，所以他把自己的藏书捐入孙氏祠堂，变一家之私为一族之私，以便利用这些藏书“教课宗族子弟，俾循序诵习”(见《孙氏祠堂书目序》)，培育有用人才。他的这种做法当然不是保存和利用藏书的最佳选择，但在近200年前的封建社会里能做到这一步已经是相当不易了，和那些视藏书为一人所有，宁可毁书也不肯向外流散的人比，显然开明多了，应该说其精神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还根据自己的藏书编撰了《孙氏祠堂书目》《平津馆鉴藏书籍记》和《廉石居藏书记》等 3部书目，其中以《孙氏祠堂书目》影响最大，它在书目分类的创新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从魏郑默草创、晋荀勖和李充完善，到唐魏征等正式确立，把图书分为经史子集4大部类的四库法，一直占据着图书分类法的统治地位。到了清代，乾隆皇帝开四库馆，纂修皇皇巨著的《四库全书》，更加巩固了四库法的统治地位。但是就在这《四库全书》问世不久，四库法以官法统治图书分类法的鼎盛时期，孙星衍所编的《孙氏祠堂书目》却创立出12分法与四库法对峙，立刻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后世著名目录学家姚名达先生曾大加赞誉，他说:“(孙氏)不慑于《四库总目》之权威，胆敢立异，勇壮可嘉，不愧为别派之后劲也”(见《中国目录学史》)。可见，孙星衍及其《孙氏祠堂书目》在中国的目录学史上，特别是在图书分类的创新方面，是做出过突出贡献的。

孙星衍的著述很多，主要有《尚书今古注疏》30卷、《史记天官书考证》10卷、《诗文集》25 卷等20多种，100多卷。其藏书印有“渊如”、“孙星衍印”、“丁未封策上第”、“东鲁观察使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