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博物馆（3）－沈阳源流（下）

明光坤

第四部分　辽金沈州

　　从公元10世纪初至13世纪初，契丹辽朝与女真金朝存续的三百年，是沈阳古代发展史中的关键时段。
　　辽金时期辽沈地区各州县地方管理机构的建立和完善，为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辽金两朝推行“因俗而治”之国策，多民族杂居共存，契丹人、汉人渤海人、女真人在辽沈大地上繁衍生息。渔猎、畜牧、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兴盛，为文化艺术的发展、宗教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前提条件，也促进了沈阳地区的民族融合。

1.州县变迁

　　辽天庆六年(1116)，女真军队攻占沈州。金太祖推行“猛安谋克”制，金熙宗废止， 恢复辽制，仍称沈州。金章宗明昌四年(1193)，沈州从节度级军州降为刺史州，下辖乐郊、章义、辽滨、双城、挹楼(娄)五县。
　　“猛安谋克”制，军队的一种建制，相当于现在的师、团、营、连、排、班。

　　瓷坛（金），新民市牛营子出土。从质量上看，与现在的瓷坛差不多了。

带柄铜镜（金）

云亭纹铜镜（金），长秦县出土。

2.城邑相望

　　辽统一辽东以后广置城邑以治其民，在今沈阳地区已发现辽代城址30余座，其中有行政建制的州、县城，也有契丹贵族的私城，即头下军州城，还有其它堡寨城邑，沈阳在辽金时期称沈州，称“昭德军”，分别为辽代东京道所属的康官节度使军州和金代东京路邮总管府管辖的刺史州，沈州周边还分布有集、广、辽、 双、棋州及诸多头下军州。

行政建制
　　辽太祖神册六年(921)设立沈州，下辖“乐郊”、“灵源”两附郭县，及一个附属刺史州岩州。考古石刻文字资料及出土实物资料均证明，辽代的沈州城即建在今天的沈阳方城内中部。

狮形石茵镇（辽），新民市辽滨塔城址出土。

　　魏晋以前古人一般席地而坐在草席上。王室贵胄有低矮的床榻，上面也要铺席，这些席就需要用茵镇来压住边角。
　　五代以后，室内改设桌椅、卧榻等，茵镇也随之消失。但北方的契丹族仍席地而坐，使用茵镇。

塔形陶灯台（辽），沈阳故宫院内出土。

陶扑满（金），沈河区盛京路出土。

扑满,就是我国古人的储蓄罐。

3. 因俗而治

　　辽金两朝推行“因俗而治”之国策，契丹人、汉人、渤海人、女真人等多民族杂居共存。

　　"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辽金时期活跃在辽沈大地上的各族民众，其丧葬习俗各具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不同材质的葬具和各具特色的葬式，考古发现的墓葬出土文物，可管窥辽金时期各社会发展阶段、各社会等级阶层、各民族、 各地域独特的丧葬习俗文化。

（1）康法地区契丹萧氏后族
　　辽沈北部地区(沈阳法库、康平、阜新地区)是辽代契丹萧氏后族的驻牧地和聚居地。萧氏后族与耶律皇族互为婚姻，其族人更有官至辽代北府宰相，享有很高的社会政治地位。

白釉雕牡丹花纹长颈瓷瓶（辽），法库县叶茂台出土

1.瓷瓶（辽），法库县叶茂台出土　　

2. 瓷瓶（辽），法库县叶茂台出土

1. 法库县叶茂台7号墓发掘现场；　2.法库县柏家沟前山萧袍鲁墓志铭及盖拓片；　3. 法库县红花岭出土文物

法库县叶茂台辽墓群16号墓（萧义墓）复原局部。

　　墓主人为辽代北府宰相萧义，下葬年代为辽天庆二年（1112年）。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随葬品，是辽代考古史上重要的发现。

法库县叶茂台辽墓群16号墓出行图壁画

　　“镇馆之宝”展厅。中央的三个展柜内分别安放着镇馆之宝。三件宝贝均为辽宁省康平县张家窑林场出土。

辽代白釉黑彩梅瓶(海内孤品)

　　这只“辽代白釉黑彩梅瓶”，为白釉黑彩，瓶上共有五只动物，形成狗追鹿和狗追羊的场景，构成一幅狩猎的场景。

　　瓶身图案反映的是“秋捺钵”活动的场景，秋捺钵出现在器物上还是首例，堪称海内孤品。

　　“秋捺钵”是契丹语的译音，意为辽代皇帝的秋季渔猎活动，主要指在秋天进行的打猎活动。

辽代黄金面具（国内仅存三面）

辽代黄金面具：含金量85%，在辽代可视“纯金”。

　　据悉，目前国内出土的辽代黄金面具有三副，另外两副黄金面具出土于内蒙古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 沈阳出土的这副黄金面具年代大约为11世纪中晚期，较陈国公主墓的年代（1018年）晚。

辽代白釉褐彩梅瓶（改写中国陶瓷史）

　　辽代白釉褐彩梅瓶为白釉红褐色彩，有五朵盛开的牡丹花，整体绘画细致精美，这件梅瓶也是宋辽这段历史的又一见证。
　　根据之前的考古发现认识，金代以后才有白釉黑、褐彩瓷器，而在辽代墓中发现白釉黑彩、白釉褐彩瓷器尚属首次。这对梅瓶改写了辽瓷的历史，将 中国 陶瓷史关于釉下彩瓷工艺的历史提前了100多年。

（2）契丹中低阶层贵族
　　辽代的沈州及其周边耶律皇族、萧氏后族的头下军州还有很多契丹人定居，包括军事长官、地方行政官员及地方士绅等，为辽代契丹中、低阶层的贵族。

铜鎏金面具（辽），法库县李贝堡出土。

　　其历史价值与前面的金面具无法相比，较重要的贵族死者均可使用。

　　金属面具与网络是辽代契丹贵族特有的葬俗。面具是依据死者的面容锤揲而成的，五官与死者真容相像。面具周边穿连有细密的铜丝，便于和头部网络连缀，是覆盖于死者面容上的葬具。

釉陶鸡冠壶（辽），法库县秋皮沟出土。

缸胎鸡腿坛（辽），法库县秋皮沟出土。

（3）辽代汉人渤海遗民

　　辽朝"因俗而治”的国策，推行南北面官制，实行"蕃汉分制”。"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南面官除管理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也管辖南迁至辽东地区的渤海遗民。

沈河区小南街修女院出土的辽代文物
1.陶罐　2.陶熏炉　3.陶盆　4.陶釜

（4）金代墓葬
　　随着民族融合的深入，金代的墓葬构造趋于简单，土葬和火葬并行，特别是火葬之俗逐渐盛行。这主要是受到了佛教文化传播的影响，也侧面反映了金代沈阳地区居民的精神生活。

　1.小北金墓出土的金牌、金刚杵
　2.八王寺金代墓群。
　3.小北街金代墓群出土的铜钱拓片。

大东区小北金墓出土的镶绿松石金刚杵

大东区小北金墓出土的镶绿松石金牌

4.　经济文化

　　辽金时期，畜牧和渔猎一直传承着北方草原民族的生业模式。随着中原移民汉人和南迁辽东的渤海人定居沈州及周边，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耕、冶铁、手工业技术。耕作技术的革新与粮食产量的提高使得农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手工业技能的提升，推动规模化生产，百业兴盛。经济的发展催生商贸的繁荣，也带动了文化艺术的融合发展。

（1）畜牧渔猎
　　“逐水草而游牧”是契丹人、女真人、渤海人早期的主要生产生活方式。他们在长期的畜牧和渔猎过程中，积累和总结了比较丰富的生产经验，形成了具有时代和地域特色的生业模式。
　　契丹人是马上民族，马是他们的宝贝，所以在马具的装饰上很下功夫，非常舍得花钱。

铜鎏金带具（辽），法库县李贝堡出土

铜鎏金带具（辽），法库县李贝堡出土

（2）农耕稼家穑

　　辽金时期冶铁技术和工艺相当高超，已不逊色于中原地区。冶炼水平的提升促进铁质农具、工具及其他用具的生产，也客观反映了沈州及周边州县农耕经济的繁荣状况。

四兽足炉（辽）

1.铁火盆（新民市牛营子出土）；2.铜盆（苏家屯小堡屯出土）

（3）百业兴盛

　　辽金时期统治者比较重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相应制定过鼓励发展的政策，随着中原汉族唐宋时期手工业文化的影响和对周边国家文化因素的吸收，形成独具特色的手工业发展格局。

1.　“东京巡院”铜镜（金），大东区崇寿寺塔出土；　2.铜镜（辽），皇姑区无净光舍利塔出土；　3.人物故事纹菱花铜镜；　4.金饰件（金），法库县红花岭出土；　5.神兽纹铜镜（辽），大东区崇寿寺塔出土；　6. 铜镜（辽），皇姑区无净光舍利塔出土；　7. 铜镜（金），大东区崇寿寺塔出土。

1.西京官局款双鱼铜镜（金）　2.人物纹铜镜（辽），大东区崇寿寺塔出土　　3.银带銙（辽），法库县叶茂台出土　　4.骨饰件（辽），法库县李贝堡出土

辽代金、银种器类列表

（4）　商贸繁荣

　　辽沈地区多民族聚居，经济模式多样化。 为满足日常生产生活所需，各族民众之间需要互通有无，畜牧渔猎、农业、手工业产品也极大丰富，催生了商贸经济的繁荣和货币的流通。

在沈阳各遗址出土的辽金时期使用的铜钱。

（5）　文艺同辉
　　辽金时期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文化艺术的发展，尤其是在绘画、雕塑、文娱等方面。从辽墓和佛塔出土的绢画、壁画和砖雕、石雕、木雕等作品上可感知辽代生活场景风貌和艺术家们的深厚造诣。

从辽墓和佛塔中出土的绢画、壁画。

砖雕大日如来佛像（辽），新民辽滨塔出土

1.铜佛像（辽），大东区崇寿寺塔出土；　2.铜鎏金佛像（辽），大东区崇寿寺塔出土；　3. 铜鎏金造像（辽），大东区崇寿寺塔出土。

5. 宗教信仰

　　辽金时期辽沈地区的宗教文化多元共存，既有各民族共同信奉的佛教和道教，也有契丹女真人信奉的萨满教。佛教文化盛行，寺院广布，佛塔林立，杜会各阶层宗佛信佛，其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也深受佛教文化影响。辽金两朝上层人士对道教的偏爱，促进了道教的传播和发展。

（1）辽塔佛光
　　辽代沈州及周边州县附近佛塔林立。沈州城外有五塔，辽、双、祺州等城外也有佛塔。无垢净光舍利塔、崇寿寺塔、辽滨塔、七星山塔地官内的铁、铜、银、金套函中存放有作为佛教圣物的舍利子。

　　崇寿寺塔出土的辽代佛塔函：1.石函；　2.铜函；　3.铁 函；　4.银 函
　　佛文化中的函是佛教建筑中用于珍藏佛祖舍利、供养法器和信众施舍财宝的重要容器。这些函的制作非常精细，材质一般为石、金、铜、铁。小到几厘米，大到十几米。

无垢净光舍利塔石函

　　青石石质，长方体前宽后窄，呈棺状孟顶式函身通长约87厘米，前宽60厘米，后宽37厘米，前通高61厘米，后通高60厘米。函盖呈9面，共13面，此函13面通体阴刻楷书，竖式。全文4959字。
　　镌刻于辽重熙十三年(1044)，此函被称为"沈州”第一函。

（2）信众供养
　　辽金时期社会各阶层崇佛信佛。佛教信徒不仅向寺院供奉佛教法物、供养物、钱帛等还组成"邑社"组织，捐资修塔建寺。辽塔地宫出土的石函和石碑上都有相关的地方官员和信众的姓名。

　　新民县辽滨塔出土的辽代文物：瓷盞、铁丝盞托、坐狮钮莲花三足铜薰炉

辽代石经幢(大十面)

　　青石石质。幢帽高15厘米，直径86厘米。幢身高120厘米，直径75厘米，幢座高54厘米，直径100 厘米。竖式，八面呈梯状，盖平顶八面为瓦垄状并有流水，座八面分别为八方力士。每面阴刻楷书竖式五六行不等，全文577字。镌刻于辽代晚期。幢帽、身、座皆有残。现收藏于沈阳故官大政殿东侧。
　　在展柜设计的非常巧妙，利用镜面和高科技技术，将石经幢上的经文显示出来，非常方便游人阅读。

（3）多元共存
　　社会各阶层的崇教信奉，使得这一时期宗教文化广为传播，其影响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相关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出土的实物资料，即可一睹辽金时期宗教文化多元共存的繁荣景象。
　　1.石经幢（辽），大东区北塔出土；2.萨满教祭祀器具

第五部分　元明沈阳

　　元明两代，是沈阳城市发展的重要时期。
　　元朝的建立，结束了长期以来各民族政权的纷争。此时期，位于东北腹地的沈阳政治地位逐渐提高，经济有所恢复。
　　有明一代，对东北实行有别于中原的管理体制，军政合一的卫所制度下，沈阳中卫城成为辽东都指挥使司治所的北方屏障。尤其是明朝中晚期，随着建州女真与蒙古族的交相劫掠，沈阳中卫又成了明代北部防线的前沿重镇，军事防御地位突显。
　　元明两朝也是沈阳多民族封建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为此后的城市地位奠定了基础。

1.　沈阳路

　　元朝设立辽阳等处行中书省以管理包括沈阳在内的广大东北地区。为安置内附的高丽降民,元朝廷重建毁于兵火中的沈州城,复设沈州且升格为沈州路治。
　　1297年(元大德元年), 元诏令改沈州路为沈阳路。沈阳由州城升格为路城,城市地位进一步提升。在元朝统治期间, 沈阳地区的民族迁徙更加频繁,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局面。

　　2.　城隍庙及 城隍庙碑

　　1297年元延正式改沈州路为沈阳路，“沈阳”作为城名称调首次出现。元代城隆庙碑是目前所见记载“沈阳”名称的最早实物,并记载了元代沈阳地区的军政、宗教等事务。

“沈州站”铜印（元），新民张家屯出土

城隍庙碑
　　元城隍庙碑，位于沈阳城内中街路北原城隍庙旧址院内，1962年发现。
　　碑首四龙交盘，碑座龟趺。碑阳刻有“城隍庙碑记”，碑阴刻有“城隍庙功德官员题名志”和庙院地四至，共计千余字，记载了重修城隍庙的缘起、时间、地址及功德官员姓名、职事等，为此提供了元代沈阳城的建置、城址方位以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情况。这通碑是元代至正十二年 (1352) 刻立，是最早记录沈阳的碑刻，具有重要考古价值。

3.　多民族聚居

　　　金末元初，沈州人口锐减。由于多年数次政权更达，统治者主导下的人口迁徒等原因，至元代，沈阳路民族多样性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汉族、蒙古族、女真族、契丹、高丽、 回回等共处城中，杂居交流，形成了民族文化融合和各民族聚居生活的新局面。

1.瓷瓶（元），和平区砂山出土。　　2.葫芦瓷瓶（元），大东区小北派出所。　　3. 瓷瓶（元），大东区小北派出所。　　4.瓷盘（元），浑南区705部队院内出土。　　5. 瓷盘（元），沈河区公安分局出土。　　6.青花碟（元），辽中区鸭厂出土

4.　边关重镇

　　1386年(明洪武十九年)，明设置沈阳中卫、左卫,次年两卫及后增置的右卫统被调整为沈阳中卫。1388年(明洪武二十一年)，沈阳中卫指挥闵忠改建沈阳城,沈阳包砖城墙始于此。 改建后的沈阳城军事防御能力大大加强。

瓷雷（明）

嘉靖款铜旋风砲（明），于洪区霍家出土。

1.嘉靖庚子年款铜旋风砲（明），铁西区小潘村征集　　2. 嘉靖款铜铳（明），于洪区农机厂出土

5.　曹氏故里

　　明代沈阳中卫城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祖辈的为官之地。其祖父即出生在沈阳中卫城，至明末，仍在沈阳为官。

6.后金国都

　　明朝成化年间，女真族势力在辽东山区兴起强大。
　　1616 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天命元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并迅速进入辽沈腹地，攻城略地。
　　1621 年(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攻占沈阳，后金政权开始了对这座军城的统治。
　　1625年(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后金将都城从辽阳迁至沈阳。从此，沈阳成为后金国部并成为清初两代帝王的统治中心。

大明嘉靖年制款青花盖罐（明），皇姑区出土。

1.萨尔浒之战经过示意图；　2.努尔哈赤关于迁都的上谕；　3.沈阳城内罕王宫遗址；　4.沈阳各遗址出土明代时期的文物

结 束 语

　　沈阳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远古以来，各历史时期生活在这块热土上的先民创造了令后人惊叹的传奇，演绎着一幕幕多彩的剧目，文明的起伏、政权的更迭、各民族势力的此消彼长，无不在这里留下深深的印迹，成为今人追寻历史、探究历史、传承历史文化的凭证。“沈阳源流”展览中珍贵的文物正是这座城市历史文化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