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与襄城

文麒

　　很喜欢这样一张照片：鲁迅先生坐在圈椅上，手中架着的香烟袅袅娜娜，他微微仰着头，微笑着和一群青年版画家聊天。

　　在上海中国烟草博物馆我看到了一组以这张照片作蓝本创作的蜡像，顿感亲切，就擅自跨进展陈区内，刹那间完成穿越，成了围绕在鲁迅先生身边那些青年中的一员。

读鲁迅前，先喜欢了先生的样子。

鲁迅本名周樟寿，字豫山。只不过书本上都说这个“豫”和河南无关，取“豫”字是其祖父为了纪念自己在江西金溪县做官的历史。《滕王阁序》中“豫章故郡”即指江西，彼“豫”非此“豫”，有点遗憾。

武汉鲁迅广场有一块标牌，其中，有关鲁迅籍贯是这样写的：“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如果真是这样，鲁迅字“豫”是否也包含河南的意思就说不定了。

　　不管这个“豫”是不是河南，鲁迅都和河南有不少联系。从1906年河南留日学生创办《豫报》，鲁迅就在上面推介自己的新书，后来改刊为《河南》杂志，鲁迅先生还一直为它撰稿。

　　1922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过题为《河南》的文章，他还在1934年年底，抱病为曹靖华的父亲曹植甫撰写了《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曹先生是著名的文学和翻译家，他五里川故居我去过多次，还为他的侄子曹章龄先生画过肖像。河南籍学生和友人，更是在鲁迅先生的文字中时常出现。

　　1982年隆冬，我到北京访问襄城籍学者田雨三先生，田先生住在全国政协东边那条胡同里，三间典型的北京民居。当时，阳光透过格子窗洒满书桌，很像潘鸿海水粉画《鲁迅》中的场景。我把这个感觉告诉了田先生，先生高兴地说：是吗？你可知道，鲁迅先生和襄县是有因缘的，他的日记中写有河南友人给他送“方糖”的事，田先生说，那方糖其实就来自襄城的柿饼。这让我意外和兴奋，仿佛柿饼让鲁迅先生和我们近了一步。

　　田先生说的事，记在鲁迅先生1926年6月的《马上日记》、后选编在《华盖集续编》中。“方糖”那段写的极生动好玩：“午后，织芳从河南来，谈了几句，匆匆忙忙地就走了，放下两个包，说这是‘方糖’，……吃起来又凉又细腻，确是好东西。景宋说这是河南一处什么地方的名产，是用杮霜做成的，性凉。如果嘴角上生些小疮之类，用这一搽，便会好。可惜到他说明的时候，我已经吃了一大半了。连忙将所余的收起，豫备将来嘴角上生疮的时候，好用来搽。夜间，又将藏着的杮霜糖吃了一大半，因为我忽而又以为嘴角上生疮的时候究竟不很多，还不如现在趁新鲜吃一点。不料一吃，就又吃了一大半了。”

吃了再吃，白天骗自己放下，晚上又给自己找借口接着吃， 活脱脱一个“好吃嘴”。景宋是许广平的笔名，在夫人面前，46岁的鲁迅还像孩子一样调皮。这与其他文章里的鲁迅形象大异其趣，令人莞尔。

　　不知道田雨三先生有没有读到鲁迅先生十多天后的另一篇“日记” : “午后，密斯高来，适值毫无点心，只得将宝藏着的搽嘴角生疮有效的杮霜糖装在碟子里拿出来。密斯高却已经一目了然了，她说：这是出在河南汜水县的；用杮霜做成。”

据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钱振文考证：这位密斯高叫高秀英，是河南开封人。《鲁迅全集》也有一段注释：“高秀英，字超群，日记又作高女士。河南开封人。1924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数理系毕业。”

河南很多地方都出产好柿饼，襄城的“灰子”尤以肉多、霜厚和糖纯大有名声。但霜糖都长一个模样，密斯高竟“一目”就“了然”，断定是出在汜水，她可真是个急脾气。

当年的汜水县是现在郑州市荥阳的一个镇，这个“汜”与襄城古称“氾”一笔之差，却相距三百里。是高度近视的田先生错把“汜”看成了“氾”，还是急脾气密斯高把“氾”又“一目”成了“汜”？都有可能，又似乎都不是。

　　至于送糖的织芳，虽然“从河南来”，却也不是襄城人，甚至不是河南人。因为在《鲁迅全集》第三卷有一处注释：织芳，即荆有麟（1903—1951），山西猗氏人。这样，鲁迅先生得到的霜糖是否来自襄县，就不能确定了。

这个结果让人怅然，心情就像丢了一兜柿饼。我再没和田先生说起过这个话题，因为这兜柿饼之于我是刚入手，但在老先生心里，不知道放了多少年了。

　　1983年夏天，我在国子监首都图书馆查阅旧书刊时，又发现了一条鲁迅先生与襄城相关的线索。

　　鲁迅名篇《记念刘和珍君》开头这样写: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很显然，这个“程君”与鲁迅是很熟悉的，是她催生了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

那天我随意地翻阅中，“河南襄城”四个字跳入眼帘，细读，是鲁迅文章的一条注释：程君，程毅志，字孝密，河南襄城人。《记念刘和珍君》早就读过，但从来没想过程君会是襄城人，完全出乎我的预料！

当时兴奋，摘抄了内容却没记下那书的版本，以至于回来以后就找不到这条注释的出处了。成了我后来一直后悔的事。

我询问过姚垒、余冰鸿和范锡铭等襄城名宿，都说襄县没有这个程毅志。几位先生都是从民国走过来的文史学者，襄城如果有这样的奇女子，他们也不可能不知道。

当时能找到的鲁迅著作和人教版教科书上对程君的注释都是：程毅志（1902-？），湖北孝感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

这样看来，程君似乎与襄城并无关系。

《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一书的作者陈漱渝发过一篇文章，文中引用当年北京女师学生张静淑的一段话：“程君名字叫程毅志，湖北孝感人。她继承祖母遗产，在校时经济状况最好，穿着讲究，人也漂亮，是刘和珍、我的好友之一，不知现在是否健在。”

张静淑老人所讲程毅志籍贯与鲁迅著作很多版本以及教科书上的注释都是一致的。众口一词，程君与襄城无关似乎确凿无疑了。

事至以此，我却仍存疑惑：当年的那本书怎么可能无中生有把程君籍贯错注成襄城？白纸黑字在，是哪里出的问题？我执拗也认真，不肯相信自己会记错。

后来，我又看到了一张顶端题有鲁迅短语的女师二十四名学潮骨干的合影照片《偕行》。虽然照片上无法认出哪个是刘和珍、许广平、杨德群、张静淑和程毅志，但这些年轻女性优雅知性、端庄大方、清新脱俗和坚韧勇敢的气息，还是深深地震撼了我。更放不下了。

上天助佑。 北京诚轩2019年春季拍卖会上，有一件不到一平尺的书法作品以34500元成交，在这件作品上，我再一次看到了程毅志的名字。

　　这幅甲骨书的正文是：同燕饮，且盘桓，莫如春易尽，合共月长圆。与君今后不相别，长乐风光美少年。其行书上下款分别是: 精一吾兄乔迁志喜，田培林、程毅志敬赠；《江南春 集契文》董作宾。

董是南阳人，古史学家、“甲骨四堂”之一，这个我一直是知道的。“精一”费劲查了，才知道是同盟会员、抗日名将冯钦哉曾用的字。田培林自然熟悉，襄城春李人，1945年河大校长，1946年任教育部次长，后离开大陆去了台湾。

这件精美作品是由董作宾先生书写、以田培林和程毅志的名义赠送给冯钦哉先生的。这就让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断：程毅志是田培林先生的夫人！这也就能解释当年我看到的那条注释为什么说“程君”“河南襄城人”了：在民国时期，以夫姓为姓，以夫籍作籍贯是很常见的事。一隙光透出，预示着将会云开雾散。

1983年的冬天，我拜访过北京工程机械研究所总工程师田科先生，田先生情系桑梓，让我约请当时县工业领导来京洽谈，意欲推荐先进的机械产品和技术，让家乡得“近水楼台”之便。说到其父时，田先生拿出了他在台湾田培林墓前拍的合影给我看，我记得照片中的墓碑上并排镌刻着田培林和夫人的姓名，因为当时田夫人健在，她的名字是填了红色的。想到此，我就翻找出当年翻拍的胶卷，虽然胶卷年久保存的不好，而且墓碑在胶片中占位很小，但还是勉强可以辨认出红色“程”“毅志”字样的。至此，水落石出。

程君，程毅志，许广平和刘和珍君的同窗好友，促成鲁迅先生写出那篇名作的美丽女子，是田校长夫人，襄县媳妇。

　　半月前读到了台湾大陆同乡会编的《中原文献》，在1975年5月号上刊登了一组追忆田培林先生的文章，其中程毅志《祭先夫伯苍先生》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回忆与君结褵，倏忽已半个世纪。其初君负笈德国，海天永隔；继而日寇倡乱，道路梗阻。相聚苦短，别离孔多。其时国事维艰，内忧外患相逼而来。毅志独率幼雏，远离君侧，凄清艰苦，备尝之矣。晚年播迁来台，虽暂获安息，而君突于十三年前血压增高，每逢冬日，更感栖遑……”。一代名媛终生奋斗，山高路远，一身疲惫；人生不易和命运无常，令人唏嘘 。程毅志1997年去世，享年95岁，先生是长寿。

　　前天，与文友朱天恩、王鹏一起去后陈村参加一个石坊落成仪式，车过春李，看到路边那片家族墓地，便又想起安葬在台湾的田先生和程君。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远离故土几十年，他们的晚年也会时常思念家乡吧。如果没有这湾浅浅的海峡，老夫妻会不会叶落归根，安息在这片他从小生活过的土地上呢？

大陆和宝岛同文同种同根同源，两岸统一是历史的必然，想必也是二位先生的心愿。

魂兮归来，田先生，

魂兮归来，程君！

2025-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