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南陈北李 相约建党

涧滨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一件大事，标志着组织上将建党提上了议事日程。

我们现在都知道，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党早期主要领导人，被誉为“中国共产党之父”。他的思想和行为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1879年出生于安徽怀宁。

很多人都以为陈独秀自命不凡，并以他的名字为证据，说他自诩为“一枝独秀”。其实，这都是误会，独秀并不是他的本名，只是他的笔名，而他取这个笔名，也不是因为自大自傲。

陈独秀的家乡怀宁，有一座山叫独秀山。此山并不险峻，只是平地而起，一枝独秀，故名“独秀山”。陈独秀曾用“独秀山民”为笔名，意即“独秀山之子民”，发表文章，首次用于1914年11月10日出版的《甲寅杂志》上，他是想借“独秀山”之名，来表达对故乡的怀念。

只是“独秀山民”显得有点啰嗦，而且一望而知就是笔名，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里，容易引来猜测和麻烦。

后来他舍去“山民”两字，用“独秀”为笔名，有时也加上自己的姓，“陈独秀”，这样看上去，就像一个正常的姓名了。再后来，以“陈独秀”署名的文章越来越多，以至世人都把他的笔名当作本名，而他的本名却鲜为人知了。

其实陈独秀的本名叫庆同，字仲甫。所以现在有一些历史书籍中也称陈独秀为陈庆同、陈仲甫。

1914年，同在日本留学的陈独秀与李大钊相遇相识了，尽管陈独秀比李大钊年长10岁，但强烈的爱国情怀让两人结成了至交。

陈独秀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引燃了新文化运动的烽火。1917年，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赴北大就任文科学长，并把《新青年》杂志从上海迁至北京出版发行。

1918年，李大钊应邀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这样，李大钊与陈独秀便有了一段在北大共事的经历。

李大钊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从而形成了以陈独秀、李大钊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的强大阵容。 1918年12月，陈独秀、李大钊共同创办《每周评论》，开始了他们并肩战斗的新阶段。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给陈独秀和李大钊带来思想上的巨大震撼。二人多次撰文，介绍马克思主义，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的大力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大钊与陈独秀积极投入到这场爱国运动之中。为营救被捕的学生，陈独秀在散发传单时被北洋政府逮捕，李大钊也被北洋政府列入了黑名单。后在多方营救之下，在被关押近100天后，陈独秀被保释出狱。

陈独秀出狱之后，北洋政府对其居所进行监视，不许他离开北平。但陈独秀秘密前往上海做了一次演讲，接着又去武汉做了一次演讲。北洋政府得知陈独秀私自离开北平，立刻在他的寓所周围布置警力，以待陈独秀回北平时予以抓捕。

李大钊得知消息后，立刻派人到北平火车站，先把陈独秀接走了。但陈独秀在北平是待不下去了，他想先去上海，再转广州。

如何保护陈独秀安全地离开北平呢？李大钊觉得，乘坐火车或小汽车离开都是危险的，只有乘坐外国的轮船才是安全的。因此，他让陈独秀先去天津，转乘外国的轮船前往上海。

为了确保陈独秀安全，李大钊亲自护送陈独秀去天津。李大钊租了一辆骡车，让陈独秀扮作生意人，李大钊扮成账房先生，以到天津收账的名义离开北平。一路还算顺利地到了天津，陈独秀购买了外国船票乘船前往上海。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故，此时的陈、李二人，已经完成了由一个民主主义革命者向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那时的他们，已经赢得了“南陈北李”的美誉。而共同的斗争实践，又使得二人心灵相通，二人都觉得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时机已经成熟。

李大钊送陈独秀去天津，骡车一路上慢吞吞地走了好多天，二人一路上正好有时间，细细地商讨着一件大事：计划在中国组建无产阶级政党。

“我着手在北京作建党的准备，你在上海作建党的准备。”李大钊对陈独秀说的这句话，后来就被历史学家们称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二人还探讨了党的性质、任务，党纲应该怎么写、包括些什么内容等等。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思想上建党到组织上建党的转变。

现在有很多人说，当时二人相约建立中国共产党，这是不对的，二人当时应该只是讨论了党的名称，但并没有做出决定。因为后来，陈独秀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还曾致信李大钊，就党的名称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可见二人相约建党时，并未就党的名称做出决定。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终于得以实现。

（末完待续）

整理于甲辰腊月廿九除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