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周乔建

筱棣

转眼，妈妈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九年了，而妈妈的音容笑貌仍时时在我眼前浮现，随着年岁的增长，对妈妈的了解更加深入，思念妈妈的情感也愈加强烈……

妈妈是江西省鹰潭市人，生于一九二七年，那时鹰潭还是贵溪县的一个镇。外公是贵溪县的富商，家境殷实，膝下无子，只有妈妈这个唯一的宝贝女儿。

在妈妈那辈人中，我很少见到像妈妈这样终生酷爱学习的女性。我总觉得热爱学习是出自妈妈的天性。

妈妈出生在二十年代的中国，那个时代在鹰潭这个偏远的地方，女孩子读书是不多见的。妈妈的启蒙教育完全是她自己争取来的，当时外公送舅舅(舅舅是抱养的)去念私塾，可没想到年幼的女儿竟然一定要同哥哥一起去念书，外公实在拗不过倔强的独生女，只好抱着让她去玩一玩的态度送妈妈去了私塾。结果出人意料，贪玩的舅舅不爱读书，经常被先生训斥责罚；而跟着去玩耍的妈妈却天生聪颖，一学便会，成绩突出，深得先生的欢喜。后来经常是完成了学习任务的妹妹早早回到家中，而背不出书的哥哥被老师留堂不让回家，妹妹便自告奋勇去帮哥哥送饭……

抗日战争期间，妈妈刚上初中，为了能让自己受到好一些的教育，她坚持要到离家百里之外的铅山县杨村去上学。因为当时为了躲避战乱，江西省的名校——九江中学搬迁到那里。妈妈才十二三岁，从鹰潭到杨村一百多里，兵荒马乱，路上经常有土匪出没，她可是外公外婆唯一的孩子，身为鹰潭富商的外公怎么也不忍心让宝贝女儿去冒这个险呀!可妈妈对学习的追求极其地执着坚定，也不知她作了多大的努力，竟然让外公外婆屈服，只得雇上一辆独轮车，让车夫载上妈妈和行李，去到百里之外求学。来回路上，妈妈数次遇到劫道的土匪，好在那时土匪也讲盗亦有道，见到是一个孤身求学的小女孩，也可能为之感动吧，问问便放行了，从来也没为难过妈妈。

回忆起妈妈给我讲这段往事时，态度十分平淡，好像一点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现在，有时我换位思考，我的女儿在广州上初中时，有公交，地铁，十分方便，可我还是要每天开车送她到学校，否则就难以心安。而当年的妈妈徒步去百里之外，走的是乡间小道，还要遭遇土匪强盗，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要多大的决心和勇气才能做到啊!妈妈对这些惊险恐怖讲得并不多，却对在杨村九中的学习生活津津乐道，无庸质疑，追求学习是妈妈的最高人生境界。

妈妈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上大学，一九四二年五月妈妈即将初中毕业，日本侵略军发动浙赣战役，适逢妈妈回鹰潭家中取生活费，日军切断了鹰潭到杨村的交通线，妈妈被阻在家中与学校失去联系。鹰潭当时没有高中，读书心切的妈妈百般无奈，只好报考了当地的贵溪师范，失去了上高中考大学的机会。

妈妈告诉我，她当年来九江与爸爸结婚时本打算婚后继续上大学深造，但不久便怀上了孩子，又一次丧失了上大学的机会。尽管如此，她仍然没有放弃学习的热情，在自己工作繁忙，孩子又接二连三出生的情况下，妈妈仍报读了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函授，挤出时间自学。到一九五七年时，妈妈已完成了大部分学科的课程，可惜的是一场政治风暴摧垮了爸爸，全部生活重担全都压在妈妈柔弱的肩上，她再也没有精力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业……

妈妈留下终身的遗憾，便将希望寄托于孩子身上。当时的人都十分忙，白天要上班晚上还要政治学习，基本上都顾不了管孩子，大多数家庭都是放羊式管理。尽管如此，妈妈再忙也还是想办法抽出时间来抓我们的学习。记得我小学毕业考初中之前，每天中午去妈妈学校吃饭，她都要将我留在办公室，要求我完成几道四则混合运算题，这类题目不但要加减乘除，还有小括号、中括号、大括号，我见了头都是大的，妈妈知道我有粗心浮躁的毛病，非要逼着我完成得正确才能去上学，当时真是烦死妈妈了。

一有机会妈妈总是不厌其烦地叮嘱我和哥哥要努力学习，她不会讲大道理，也从不讲大道理，只是固执地认为，只有好好读书才会有出息。那时，我们家住在九江市城乡结合部的路边，经常见到农民进城拉粪，卖菜，非常辛苦。妈妈有时会告诫我和哥哥说：你们如果不好好读书，将来就只能下乡当农民。不幸被她言中，文革中我和哥哥都先后下农村插队，当上了真正的农民。多年后我们调侃妈妈：都怪您，总是说我们长大要当农民，现在好了，我们都当农民了，您的话太灵验了。每当此时，妈妈的脸上便流露出无可奈何的苦笑。

妈妈十分坚强，家中遭遇这么多磨难，她从不怨天尤人，更是很少流泪。但一九六六年夏天，她得知我因受爸爸的政治问题影响，考初中没被录取，她哭了，哭得十分伤心。一个身为教师的母亲，一生将学习作为人生最高境界，可儿子连上初中的机会都没有，刻骨铭心之痛谁人知晓呀!但妈妈始终没有放弃对我的学习要求，直到我下放农村整天与泥土打交道，她还是叮嘱我有时间要自学，学习英语，学习数学，不过我没有好好听妈妈的话，觉得连上学的机会都没有，学这些是白白浪费时间。结果一九七八年我参加高考，这两门科目都不得不放弃了，心中非常懊悔，当初要听了妈妈的话就好了。

一九七八年，我考上了大学，外表上没有看到妈妈有多开心，但是我想妈妈内心深处肯定是欣喜若狂，因为从不请人吃饭的妈妈竟然破天荒地做了一桌菜，请她学校的同事来我家吃饭。我当时还不以为然，觉得只是考取个师专，没什么值得请人吃饭。现在才理解，儿子从失学到当农民再到考取大学，这对妈妈是多大的欣慰呀!尤其是自己多年未能实现的大学梦，经过这么多磨难，今天终于在儿子身上实现，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事了!

妈妈的好学，不仅表现在对知识的追求，而且她愿意学一切她不熟悉的东西。当年家中经济十分拮据，买不起衣服，妈妈便买来裁剪的书自己学着给家人做衣服，买来理发工具，学习理发。尤其是下放到农村，家人四分五裂，妈妈微薄的工资在家用上捉襟见肘，妈妈便向农民学纳鞋底，学做鞋，学种菜、学砍柴、学做豆腐、学做米粑……总之，为了节省家中开支，妈妈几乎学遍了农村妇女的手艺。

到了晚年，妈妈的好学热情仍然不减。她退休后，我每次回到家中，总是看见妈妈在忙得不亦乐乎。她学外语、学数学、学书法、学编织毛衣花式……那时老年大学之类的老年教育尚未兴起，许多退休的老人离开工作岗位有强烈的失落感，很长时间会感到无所适从。可妈妈没有，她好学的天性使她对一切未知的东西都感兴趣，更重要的是她愿意去学习。可惜后来因为疾病束缚了妈妈，否则妈妈会无止境地学下去……

妈妈是富裕家庭的独生女，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真可谓捧在手里怕冻了，含在口里怕化了。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小姐，按理来说应该是娇嫩、柔弱、不谙世事，而我的妈妈却在文弱的外表下蕴藏着常人难有的坚强品格。

妈妈一路走来风调雨顺，婚前，在家中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娇小姐；婚后，家有保姆，丈夫百依百顺，自己工作顺利，事事称心如意。不料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风暴，爸爸被错划右派，而且被开除公职，从高级知识分子变为失业游民。一夜之间，也将妈妈从人生的高处打入低谷，从此以后，长达二十年时间，家中主要的生活来源都落到妈妈柔弱的肩膀。

一九五七年后，爸爸先是被下放农场劳动改造，再又被弄到街道的工厂、民办学校，东挪西移，最后沦落到街面上有一天没一天打零工。家中包括祖母，我的堂兄共八口人，主要就靠妈妈每月四十几元钱的工资度日。

窘迫的生活境况没有让坚强的妈妈屈服，她从不怨天尤人，而是挺起胸膛勇敢面对生活。

那时我家住在三中，妈妈带领我们几个孩子在校园到处找边角旮旯的空地种南瓜，借此来补充我们饥饿的肚肠。后来家迁到城郊处的女儿街，妈妈则到处寻找荒地，开辟出一块块菜地。每天下班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带着我们去菜地播种、施肥、锄草，那时家中吃的蔬菜，很少是去菜市场买，大多都是自己地里种出来的，妈妈用自己的辛勤劳动解决家中的经济困难。

家中的孩子多，穿衣是一个大问题，那时流行的是“新老大，旧老二，破破烂烂是老三。”即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即便如此，家中本来就少的可怜的配给的布票仍因无钱购买而用不完。妈妈就跟随学校里会缝纫的老师学做衣服，学会后就自己回家做，开始做得不熟练时，就先做简单的夏天穿的圆领衫，在我印象中，下放农村之前，家中大人小孩夏天都是穿妈妈缝制的棉布圆领衫。

那时理发便宜，剪一个头一毛五分钱，可几个孩子也是一笔支出，妈妈便自己买来剪发的推剪自学理发，第一次给我剪的头像狗啃的一样，到学校被同学取笑了好久。在妈妈的坚持下，我们都学会了理发，尤其是哥哥手艺最好，理起来像模像样。

妈妈就这样从牙缝里挤出钱来，供我们上学读书，还时不时买一点荤菜为我们补充营养，让我们能过上简单而又不失温饱的生活。

妈妈的坚强不仅是要顶住经济上的窘迫，更要抵挡的是那可怕的巨大政治压力。

爸爸被错划右派，一夜之间成为阶级敌人，被管制对象。在那个鼓吹阶级斗争的年代，就是社会最底层的贱民，不论大人小孩都可以随时训斥你，侮辱你。昔日的朋友，同事，学生都会因怕牵连而远远躲开，而家人则同样处处受到白眼歧视，有多少夫妻因为顶不住这种政治上的压力而被迫离异，而文静柔弱的妈妈对这些冷眼歧视表现出极坚强的一面。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妈妈在政治问题上指责抱怨爸爸，即使是因受爸爸的牵连，妈妈从中学被贬到小学工作，她也泰然处之，她对我表示过不满，是不服气许多水平不如她的人还在中学，却要她下来教小学，而从没有怪罪爸爸连累了她。

在鼓吹阶级斗争的畸形的社会环境下，竞然不允许“四类分子”在行政事业单位居住，爸爸不能回到三中的家，这种人为地制造妻离子散的非人道行为没有吓倒妈妈，她会带着我们到爸爸居住的地方看望他，或者让爸爸晚上躲着回家。最后她忍无可忍，托人找到一处居民宿舍，毅然将家搬出三中，这才让我们和爸爸得以重新生活在一起。

一九六八年在上山下乡的运动中，我家真正四分五裂，妻离子散。爸爸被遣送到彭湖交界的农村，哥哥一人独自下放到武宁山区，我到彭泽县城上学，妈妈带着年近八旬的祖母和幼小的妹妹下放到彭泽县黄岭乡下。她不仅要将微薄的工资每月寄给哥哥和爸爸，还要供我上学。更要命的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妈妈要独自面对艰苦的农村生活，砍柴、挑水、种菜，做饭……在城里很少做家务的妈妈，得咬牙关一切自己动手，坚强地应对巨大的生活困难，独力支撑着风雨飘摇的家。尤其是到了下放农村的后期，妈妈被贬到一个独立建在在山头上的乡村小学，方圆几里无人，说是学校，其实只有几间破旧的教室，连围墙都没有。每到周六学生放学教师回家，孤零零的山头上就剩妈妈和妹妹两人，冬天呼啸的北风拍打着空旷教室的窗纸，声音听起来真吓人。我当时已是大小伙子了，偶尔回来住着都感到害怕，真难以想象柔弱的妈妈要有多么坚强的品格才能熬过了这艰难的岁月。

人们习惯说：男人偏重于理性，女人偏重于感性，而我的妈妈却是一位十分理性的女性。

从爸爸妈妈对我们的教育方式可见一斑，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我们这些孩子玩得正开心时，家里突然有家务事要干，被叫到的孩子肯定会十二分不愿意。这时爸爸往往会拿出家中收藏的零食作为鼓励，让孩子放弃游戏去帮着干家务事：妈妈则坚决反对爸爸的做法，她往往是在我们完成家务事后，再拿出零食对我们表示奖励。做孩子时，我们都欢迎爸爸的做法，因为他的奖品能让我们忽略玩耍被打断的不快，高高兴兴去做家务事。但妈妈不这么认为，她说爸爸这是培养孩子为蝇头小利去做事，不会有家庭责任感。而让孩子在完成任务后再给予奖励，是能让孩子知道为家中干活是自己的应尽责任，这时奖励才有意义。在这个方面，妈妈显然比爸爸更具理性，爸爸顾及的是孩子一时的感受，妈妈则考虑到孩子未来的成长。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后，有多少错划右派的家庭解体了，没有离异的夫妻也多有抱怨指责，妈妈非常理性，从没在政治方面指责爸爸，也坚定地认为爸爸没有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她对我说：你爸爸早出晚归，回家就看报看文件，一心扑在工作上，在家中从未说过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话，而且共产党还给了他许多荣誉，这样的人谢共产党都来不及，怎么会反党呢?她说：若说你爸爸有毛病，顶多是喜欢出风头，喜欢讲话，喜欢表现自己比较积极而已。实在说，妈妈对爸爸的评价十分中肯客观，在那个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有这么清醒认识是不容易的。

在人们热衷于政治运动的大背景下，妈妈始终保持十分清醒理性的头脑，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政治会议，她从不关心，也不发言，而且经常打瞌睡，为此多次受到领导批评。我问妈妈为什么会这样，妈妈告诉我：她对当时人们十分热衷的所谓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而且许多开会要讨论的问题自己一点也不了解，既然自己不清楚的事，跟着别人瞎说一通有什么意思呢?她从来不说自己不了解的事。是呀，当时的政治活动，人们主要是根据上级的布置、领导的意图，媒体的舆论导向来表态，或颂扬或批判，鲜有自己的思考，也对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多亏妈妈有这么清醒的理性认识，她若像爸爸那样热心参加政治运动，恐怕也有划右派的危险(当时有许多人家就是夫妇双双被打成右派的),而我们家可真就叫天不应喊地不灵了!想来那个时代也够恐怖的了，像妈妈这样完全不关心政治的人也逃脱不了政治的阴影。文革中，妈妈所在单位的档案室被造反派冲击了，从那些看过档案的人口中传出，说妈妈的档案中有一句评价是：此人政治思想隐蔽。

听起来真让人不寒而栗!

对家庭、对子女，家事孰重孰轻，妈妈都有十分清醒的理性认识和处理方法。

在经济这么窘迫的情况下，妈妈竟然千方百计地想存一点钱，她担心家中哪天发生大事，如果一分钱都没有，将怎么办呢?真的不出其所料，一九六八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我们一家全被下放农村，而且分下了三四个不同的地方，每一处都需要带上起码的生活必需品，钱从何来?没想到妈妈竟从一本厚厚的字典中找出了夹在书页中的几张拾元的人民币，原来妈妈未雨绸缪，在爸爸能找到零工做，家里经济稍有宽裕时，便悄悄地将省下的钱藏在字典内，全凭这几十块钱解了当时家中的燃眉之急。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作为下放知青从农村病退回城，没有正式工作，靠打零工、做代课教师度日。当时有一个特殊就业政策，为了解决大批青年就业问题，允许父母提前退休，让子女顶替父母上班工作，称之为顶职。因而，许多家长纷纷提前退休，让孩子顶职。我对此没有一丝幻想，因爸爸政治问题没有解决，本身就没工作。妈妈是一个以工作为快乐的人，她刚同爸爸结婚时，爸爸有许多同事的妻子都不出来工作，在家做家庭妇女，这让妈妈十分看不起，她一直为自己有知识，能出来工作而感到骄傲。何况妈妈当时不到五十岁，我认为让她这么年轻就退休，她无论如何是接受不了的，所以我也从没这方面念头。但是，有一天妈妈找我谈话，郑重地说她要求提前退休，让我去顶职，我大吃一惊，我以为妈妈是不可能舍得放弃工作的。但妈妈说：我反正是要老的，政策又随时会变，要是不抓住现在这个机会，你可能永远没有正式工作。我知道做出这样的决定，妈妈要下多大的决心，做出多大的牺牲啊!可妈妈就是这样，在大事面前，在关键时刻，孰重孰轻，她分得非常清楚。

妈妈的清醒理性，让家中的孩子都会产生误会。她对我们的教育从小就是批评多表扬少，不像有的家长，喜欢将自己的孩子夸成一朵花。可能是社会现实让妈妈认识到：象我们这样家庭的孩子走向社会，一定会遇到各种坎坷，捧得太高对孩子成长没有好处。在生活上也是这样，她关注的是我们成长的大方面，不像一般的家长对孩子嘘寒问暖，心肝前宝贝后，关怀备至。我们兄妹有时会在背后抱怨，说妈妈一点都不像别人家妈妈那么关爱孩子。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我认识到，我们的妈妈承受着一般人难以接受的生活重压，她以一个千金小姐的柔弱肩膀顶起我们家的一片天，她对子女的关爱远不止是眼前的一茶一饭，更多考虑的是子女的前途，未来。我们兄妹今天能自立于社会，生活得幸福美满，若没有妈妈的独特关爱，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妈妈冷静理性的性格使得她不会外露地表达感情，即使对我们这些孩子，妈妈也很少说过儿女情长的话，其实外表冷静坚强的妈妈内心充满着挚热的爱的情感。前不久，哥哥翻捡出他五十年前下乡时，妈妈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写给他的第一封信，薄薄的两页作文纸上灌注了妈妈深沉的舐犊之情，从衣食住行到如何立足社会、如何克服眼前困难、如何与人相处，叮嘱再叮嘱。对一个十几岁便离开自己独立生活的儿子，流露了慈母满心的担忧、焦虑、关爱，尤其是看到很少外露感情的妈妈在信中反复写道：“我多么想念你!”“我没有一天不记挂着你!”“要经常给我写信，我很挂念你!”我感受到强烈的震撼，这是妈妈心灵的牵挂，是妈妈带泪的呼唤!看后我不禁热泪奔涌，亲爱的妈妈，您对子女的爱原来是这么的热烈而又深沉!还有几天就是妈妈的忌日。虽然她已到了另一个世界，但我们兄妹却感觉她时刻在我们的身边，用她独特的爱的目光默默地关注着我们……

妈妈，我们想念你，如果真有来世，我们愿意再做您的儿女，那时，我们一定不会像今生这样顽劣，调皮，一定不会惹您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