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武汉外围挺进

铁甲骑兵

向武汉外围挺进◎ 周志坚 …… 挺进！挺进挺进！ 让我们高唱着抗战之歌， 沿着汉江两岸，豫鄂之边， 驱逐日寇出中国境！ 每当我哼起这支《豫鄂边区挺进进行曲》，就回想起我们当年跟随李先念司令员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的情景。 勇闯龙门关 1938年10月，华中重镇——武汉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为了长期占领武汉这个战略要地，并控制其外围，除了在武汉和各主要城镇驻以重兵外，还组织伪军和伪政权，沿着交通要道设立据点，“扫荡”敌后抗日武装。而参加武汉会战的40万国民党正规军，以及10余支地方“游击队”，则溃散在武汉外围的群山深处，地主反共游杂武装蜂起，“司令”多如牛毛。他们盘踞着农村，为害乡里，鱼肉人民。 作者周志坚 在那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刻，武汉外围的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纷纷起来组织抗日人民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点燃起抗日的星火。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急需把这些力量会集起来，组成一支强大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武汉周围建立起牢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以便更有效地配合正面战场，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 先念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肩负着民族解放的重任，带着党中央中原局的指示，来到豫南竹沟的。 1939年1月17日，一场大雪刚刚停息。漫野银白，寒风凛例。先念率领着我们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从竹沟出发南下，冒着严寒，踏着冰雪，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 我们这支队伍，是由竹沟新四军第4支队8团队留守处的两个连队70余人和60余名干部组成的，武器只有1挺轻机枪、90多条步枪和几十颗手榴弹。先念同志原为红4方面军的有名将领，因为部队太小，怕一时声张，有碍行动，故化名李威。组织上决定我担任参谋长，作为先念同志的助手。 进军的第3天下午，北风呼啸，太阳隐没在灰蒙蒙的云层里。我们到达了四望山麓的龙门新店。进到龙门新店，只见群峰耸立。一条必经隘道蜿蜒，两旁悬岩峭壁夹峙。隘道入口处，有一道镌刻着“龙门”两个大字的石门，地势十分险峻。同志们跨进石门，走不多远，进入了一个有20户人家的小村。刚进村，忽然发现两个持枪的哨兵站在一座地主庄院高大的门楼前面，紧接着走出来一个戴着少校军衔的国民党军官，他左手叉腰，右手高举，恶声恶气地高叫：“站住，哪一部分的？” “新四军。”我们边回答边继续前进。 “哪里去？” “到敌后打日本鬼子！”我们理直气壮地答道。 “站住，不然就开枪了！ 一听这话，我火“腾”的一下蹿到脑门顶上，随即从腰间拔出手枪：“你敢！为了抗日，中国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去。谁也拦不了！ 我们的战士摩拳擦掌，子弹上膛。 “队伍停下！”李司令员冷静地命令道，“我们是新四军，打算通过贵军防地去打鬼子，请给予协助。” “你们稍候片刻，我去通报一声。”说罢，那个少校转身进屋。 在当时那种混乱的时候，国民党散兵游勇遍地都是，三五十人或百把人就拉起一支队伍，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不打日军，专干残害百姓的勾当。“司令”、“队长”真是多如牛毛。原来我们遇到的是国民党的一支杂牌“游击队”，司令名叫吴少华，手下有好几百名士兵，在我们到来之前，就事先拉到山上，剑拔弩张，摆开了阵势。也许他们以为我们也是一支散兵游勇，想来个大鱼吃小鱼，把我们吞并掉。 不一会儿，那家伙出来说：“你们谁是司令啊？” “我们没有司令。”我怕暴露李司令员，脱口答道。 先念同志从容不迫地走出队伍：“我就是司令，有何贵干？” 那少校一见，声气小了许多。他满脸堆笑，双手往里一让，毕恭毕敬地说：“我们吴司令有请。” 简直就像变戏法，这家伙刚才那副凶神恶煞的模样，一下就变得如此恭顺谦卑。 同志们都担心先念同志的安全。我说：“司令员，这虎穴还是不闯好。 李司令员镇静地紧了紧皮带，又摸了摸风纪扣，说：“不要紧，我去一趟，你在外面好好掌握部队，相机行动！”说完，带着警卫员大步跨进院门去了。 随着那朱色的大门“咣当”一声关上，我们的心猛地收紧了。同志们屏住呼吸，盯着那紧闭的大门，脸上流露出焦虑的神色。 不一会儿，大门口突然摆上6道岗哨，12个哨兵亮出寒光逼人的刺刀。正在这时，那个少校又出来了，他神气十足地喊道：“参谋长到！” 一个身穿黄呢军服的大烟鬼出来了，他傲慢地环视了我们一下，口出狂言：“你们是非法，不许通过！” “什么？”刚刚压下去的火又升了起来，我嚷道：“什么叫非法？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是抗日的队伍，哪一点非法？你不许我们过去打鬼子，你就是破坏抗日！”说着，我甩掉身上穿着的棉衣，拔出手枪，挥手命令部队：“马上展开，1排把机枪对准大门，2排占领左边高地，3排占领右边山包，给他点颜色看看。” 战士们闪电般地把吴少华的司令部包围起来。 大烟鬼一看势头不对，那副傲慢相顷刻全无，脸色煞白，慌忙掉转屁股，钻进屋去汇报。我们的战士怒吼起来：“赶快把我们的司令送出来！不然就砸你们一个稀巴烂！” 先念同志带着警卫员走进吴少华的司令部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呢？后来据警卫员告诉我说，当先念同志不慌不忙地走进去时，那位吴司令正大腿架在二腿上佯装没看见，坐在那里摆臭架子。先念同志沉着而威严地将棉衣一敞，露出胸前“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黄边二杠三花的上校军衔。吴司令见状，这才站起来让坐，又命令勤务兵倒茶，还装模作样地说：“不知阁下光临，有失远迎，望李司令多加原谅。”这家伙的态度之所以改变，也许是因为他胸前佩戴的是黄边二杠二花的中校军衔，先念同志正好压住了他。国民党军队里就是这样，官大一级压死人。 “武汉沦陷，敌后空虚。我军挺进敌后，是为了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伪汉奸，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先念同志笑了笑，首先开口，“不知这里是贵军防地，未曾先取得联系，还要吴司令谅解呐。” 彼此又寒暄了一番之后，先念同志严肃地说：“我看贵军在我前方道路两侧的山上摆满了士兵，莫非是……” “不！不！那，那是我们的军事演习，不必多虑。”吴司令狡诈地辩白说。 先念同志站起来：“那好，请吴司令派人送我们出警戒线吧！” “当然可以，不过……”吴司令眨了眨那双流露出狡黠目光的小眼睛，又道，“李司令初来乍到，鄙人备了些薄酒素菜，为我们初次见面干上一杯，如何？” 话音未落，他们的参谋长慌慌忙忙进来咬着他的耳朵嘀咕了好一阵。我们战士的怒吼声也清晰地传进了他们的司令部。吴司令脸色都变了，忙站起来说：“李司令，这、这是干什么？“ “不！”先念同志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公务在身，要赶往敌后抗日，时间紧迫，不便久留，吴司令的盛情我们领了。” 吴司令见状，只得倖悻地命令他的王副官主任护送我们。 肥头大耳的王副官主任陪着李先念走出大门。他赔着笑脸向我们喊道：“新四军弟兄们，别误会，请集合队伍走吧。鄙人奉命护送贵军出防地。” 我把部队集合起来，并派了两个战士盯着王副官主任身后，让他走在我们队伍的中间。他一边走一边不断向两侧山头上喊：“别误会，这是新四军，到敌后抗战打日本，吴司令派我送他们出境，不许开枪。” 山上的士兵趴在掩体里，眼巴巴地看着我们通过，仿佛是给我们行注目礼送行。 就这样，我们顺利地通过了绵延数里的山间小路，把他们的警戒线抛在身后。 “谢谢你！”先念同志站在山垭口的一块磐石上，对完成护送任务的王副官主任说，“回去告诉你们的吴司令：希望今后互相联系，以大局为重，团结抗战，把民族敌人赶出国土！” 王副官主任向李司令员恭恭敬敬地敬了个军礼，点头哈腰地退转去了。 三战三捷 离开了龙门新店，我们进入了绵延在豫鄂边的四望山。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们在白雪铠皑的四望山，和豫南特委及其领导的信阳挺进队会合了。这些坚持敌后斗争的同志们，因为远离上级领导机关，正急切地期待着上级党的指示。先念同志的到来，使他们喜出望外。 在四望山北麓的信阳黄龙寺，先念同志向他们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和中共中原局少奇同志的指示，明确指出：豫南的党组织应该把组织和扩大抗日武装，保证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他还同特委的同志一道，对豫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作了具体研究和部署，进一步推动豫南敌后游击战争迅猛发展。 信阳挺进队和我们会合后，又将竹沟警卫大队1中队编入我们大队。这样，我们便扩大成为一支拥有200人枪的队伍了。 我们在这里住了儿天，大家只知道鄂东、鄂中有我们党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但不知在什么地方活动，都很焦急。元月下旬的一天，李司令员把我找去交代任务说：“志坚，组织上决定派你带领部队，跨过平汉铁道，插进大别山，到信（阳）罗（山）边进行一次侦察性游击活动，联系那里的党组织和党领导的武装。蔡韬安是地方党的负责人，找到他就行。” 在一个连星星也看不到一颗的寒夜，我带着部队，悄悄地跨过了平汉铁路，插进了大别山。我的脚一踏上大别山的土地，就像孩子又回到了母亲的怀中，心里感到无限温暖。我透过朦胧的夜色，用眼睛搜寻着我记忆中的大别山的青松、绿竹，搜寻着那住着红军妈妈的低矮农舍……然而，我所见到的却是些秃岭荒山，断壁残垣。国民党的摧残，日寇铁蹄的践踏，使大别山完全改变了模样。 深夜，我们在离铁路15华里的新街宿营。经群众帮助，很快找到了蔡韬安同志。不久，又联系上“二七”平汉铁路破坏总队这支由铁路工人为主组成的抗日武装。 破坏总队的附近有一支伪军——甘润民大队，共有170多人，经常为虎作伥，残害人民。破坏总队的负责人要求我们把那股伪军消灭掉。经过一番调查和作战准备，很快就把那伙民族败类消灭了。这次战斗，缴获了3挺轻机枪，120多支步枪，3支手枪，为大别山人民除了一害。 完成了任务，我们决定返回四望山向先念同志汇报。 下午4时多，天空布满乌云。我们从杜家贩出发，沿着原路向四望山进发。尖兵排正过着铁路，突然从南边隐约传来一阵隆隆声。只见远处一辆鬼子巡道车从柳林车站开来。我命令大家在铁路两边埋伏下来。 敌人的巡道车像一头蠢猪闯来了。车上满载着戴钢盔的日本兵。眼看着车子钻进了我们的火力网。我一声喊：“打！”战士们手中的机枪、步枪一齐咆哮起来。一颗颗手榴弹朝着车上飞去。车上刚才还在谈笑的鬼子，倾刻就抱头号叫起来。有的负伤倒在车上。巡道车拖着败兵，狼狈地向北逃去。 当时，在这一带沦陷区敢打鬼子，确是一件大事。我们来到这里以前，人们都说日本兵厉害，有人还把他们形容得像“神兵”一样，国民党军队见了就跑。然而，我门新四军的游击队居然揍了他，群众心里很高兴。打了这一仗，我们部队的士气更加旺盛了。战士们说：“原来日本兵是些假老虎。”“就是真老虎我们也敢打！” 跨过铁路，堆满乌云的天空，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寒风夹着冷雨，扑打着指战员们冻得青紫的脸。但大家心里像裹着一团火。入夜，部队在青石桥的一座古庙里住下来。 第二天黎明，挨了揍的敌人果然追上来了。一颗从东边山上发射的炮弹，落在我们宿营的庙后爆炸了，机枪也在同一方向打响了。 我们立即转移。敌人还在原地盲目地射击。 已经是中午了，我们到达了信（阳）应（山）公路边。沿着公路竖立的一根根电线杆，依着地势的起伏，高高低低地排成一行。劲疾的北风，把电线刮得嗡嗡鸣叫。我想：“割断电线，把敌人调来，打他一个伏击多好啊。”于是部队选好地形，埋伏起来。几个战士在一片开阔地段，把电线卡断了。 这法子真灵。不到1小时，10多个日本骑兵，带着器材、工具赶来了。当他们跳下马，正动手修复电线时，我们狠狠揍开了，把他们打得人仰马翻。当场打死敌人3名，击毙4匹战马。其余敌人狼狈逃回信阳县城去了。 回到四望山中的浆溪店，我们向李司令员汇报了这次执行任务的情况。他高兴地说：“好哇！你们这次双倍地完成了任务！”同志们听了首长的表扬，感到特别兴奋。 春节前夕，我又奉命带领部队，沿铁路西侧南下，到应山地区去联系那里的党组织和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当我们到达应山县城西北的余家店时，又同日军干上了。 那天上午10时许，天空又是乌云翻滚。我们正驻扎在余家店南面山头上的罗家庙，等候派出去的人与地方党联系的消息。忽然几十发炮弹向余家店飞去，轰击那里的国民党广西军和游击武装。 “鬼子兵‘扫荡了’，准备战斗！” 我一面命令，一面带着司号员，跑到庙前一棵松树下，用望远镜一看，只见百多个鬼子，配合着几十名伪军，正向西“扫荡”。驻在余家店附近的国民党桂系军1个营，像一群胆小的兔子，亡命奔逃着。我一面观察一面想：用枪声联系地方党的同志。这倒是个好机会，也可做出个榜样，给这些只知道逃跑的家伙看看。就在这时，“嘘”的一声，一颗炮弹落在土地庙后爆炸了。我伸手抱住司号员，两个人一翻身，滚到一个土坎下。几乎同一瞬间，又一发炮弹打来，将我们刚才隐蔽的松树拦腰炸断。司号员和我的身上，都盖上了一层土。 “狗娘养的，太猖狂了！”我愤怒地骂了一声。司号员说：“打吧，参谋长！” 我返回驻地，布置战斗。 冲锋号响了，我们的部队迅速冲向敌人。敌人受到突然的改击，慌忙缩回余家店镇里，负隅顽抗。1中队长、老红军张日新同志，带着他的中队从右翼迂回到余家店东，转入街北，向敌人发起猛攻。2中队由中路向街南口进攻。敌人撤到镇外，钻进东边一片高地上的丛林中死守待援。战斗整整打了一个下午，黄昏时，敌人20多具死尸摆在阵地上。 战斗结束后，中共应山县委的领导同志果然循着枪声来了。从他口中得知，应山地方党经过艰苦努力，已经建立了一支游击队，他们随时准备与主力会合。 余家店战斗，是我们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踏上鄂中敌后战场以来，第一次打着新四军的旗帜，摆开阵势打击日军。战后，方圆百里的群众，都纷纷传颂：“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的队伍！”许多群众赶来慰问；许多爱国青年跑来要求参军；不少国民党游击武装也主动找我们联系。 曙光照耀大别山 春节刚过，先念同志亲自率领我们挺进大别山。 大别山，是先念同志战斗过的革命战场。他这次回到大别山，碰见群众，就拉着问长问短：问红军长征后老苏区遭受的苦难；问日本侵略者给老苏区带来的灾难。灵山寺狮子口的一个老赤卫队员，拉着先念同志的手说：“早就盼望着你们回来呀！回到大别山，重新摆战场。”李司令员说：“是的！我们一定不嘉负大别山人民的希望。” 在铁路东侧的新店，先念同志会见了我们已经联系过的信（阳）罗（山）边地方党和破坏，总队的负责同志。他又详细地向他们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在他的指示下，信罗边成立了党的中心区委，主要任务是进行群众工作，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日武装。 不久，我们在九里关附近，和新四军游击第6大队会合了。这支队伍的骨干全是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的红军战士。会合那天，我们看见他们还是穿着黑色的红军服，背着红军常戴的斗笠帽。听说他们还把缀着红星的红军帽，珍藏在自己的背包里。 在狮子口，先念同志又向罗（山）、礼（山）、经（扶）、光（山）中心县委书记贺建华和新四军游击第6大队的负责人罗厚福、熊作芳等同志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 贺建华和罗厚福、熊作芳等同志一道，在鄂豫皖区党委领导下，依靠红军留下的火种和坚持斗争的革命群众，战胜了重重困难，组织了6大队这支武装。贺建华同志向先念同志汇报了以张体学为大队长的独立游击第5大队的情况。那支武装是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拥有数百人枪，活动于黄冈、麻城一带。先念同志听了十分高兴。眼看着敌后许多的革命星火，马上就要同我们会合，多么让人兴奋啊！ 我们两支部队就要分开行动了。先念同志拉着贺建华等同志的手，亲切而严肃地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号召我们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实践证明：深入敌后，只要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告诉张体学、程坦他们，一定要见缝插针，遍栽杨柳。千万不要缩手缩脚，把自己陷在一个小窝窝里，特别是不能陷在顽军的窝窝里。那样，不仅不能发展，反而会被吃掉！这意见一定要向鄂东特委的程坦及其他同志传达到，向独立游击5大队的同志传达到！ 贺建华同志动身离去时，先念同志又把他叫转来，再一次严肃地叮嘱：“我的意见一定要传达到呵！” 联曹打胡 1939年4月，我们继续向南挺进。 在孝感中和乡，我们和许金彪领导的“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会合。许金彪是从延安南下的红军伤员，回到家乡后，一直没和党组织接上关系。日军的铁蹄践踏了他的家乡后，他组织了抗日自卫队，用国民党军队溃逃时丢掉的武器武装自己，并建立了一块抗日根据地。 不久，部队转移到铁路西侧的厉家店。为了发展路西根据地，先念同志决定：组织一次“联曹打胡”的战斗。 曹，就是曹省三的地方游击队，这支部队曾与许金彪同志的部队有过统战关系，他们拥有300多人枪。 胡，就是驻在花园西面白沙河的胡翼武部，这是一股地主游杂武装，早同日本侵略军勾结，无恶不作，人民群众非常痛恨，是这一带地方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绊脚石和捣蛋鬼。 战斗打响的时候，曹省三从路东出发，跨过平汉线，直捣驻在白沙可的胡翼武司令部。先念同志带我们进抵马家店南的栗林店时，即分兵两路：一路向南配合曹省三部，直攻白沙河；一路从栗林店出发，经枣林店、西湾房、庙湾房向沙子岗进攻。 我带2大队及2中队向沙子岗前进。在西湾房战斗打响后，敌人慌忙逃跑。我们追击到王龙庙北的周家湾，活捉了100多敌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100多支。 上午10时左右，云梦的伪军贺成慈部赶来增援，向我沙子岗、潘家松林阵地进攻。2中队坚守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把进攻的敌人打垮，又缴获机枪1挺、步枪数十支。 这次战斗的胜利使中和乡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并且还为开辟安（陆）、应（山）、孝（感）新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歼灭胡翼武部战斗结束后，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除留后方机关和部分人员坚持中和乡的抗日斗争外，主力随先念同志一起，进驻安陆的赵家棚。这里是安（陆）、应（山）、孝（感）3县边界地区的中心集镇。这个地区，东靠大别山，西接大洪山脉，南临武汉近郊，北依桐柏山脉。境内丘陵起伏，物产丰富，人口众多，能进能守，自古称为鄂北咽喉、中原门户，确是开展武汉外围敌后游击战争的又一块好战场。 为了统一指挥，提高战斗力，创造新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我们进驻赵家棚后，把两支部队整编为新四军挺进团，许金彪任团长，我当政委。 这时，李先念的名字，正式公开了。在赵家棚，他以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的名义，召集附近的国民党地方游击队司令、各区区长、开明绅士和安陆、应山等县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开会，阐明我党团结抗战的政治主张，商讨合作抗战事宜。从此，我党在鄂中地区，独立自主地树起了领导敌后抗战的旗帜。 武汉外围赤旗漫卷 武汉沦陷后的第一个夏天，在炮火纷飞中来到了。 我们从竹沟南下后，随着冬去春来，穿过了豫南、鄂东的敌人后方，现又战斗在鄂中敌后战场。在这次征途中，我们深切感受到，在武汉外围的辽阔地区，到处燃烧着我们党点燃的抗日烽火：豫南有信阳挺进队；鄂东有新四军游击第6大队和独立游击第5大队；鄂中有陶铸和鄂中特委组织起来的“应抗”等游击武装；孝感铁路边有许金彪部。此外，在襄河西，在鄂南，在汉川，在随（县）枣（阳）地区和应山，都有我党领导的小型抗日武装。就在这个季度里，我们与这些遍布于武汉外围敌后的抗日武装一个一个都联系上了。 6月6日，陈少敏同志带着信阳挺进团2个中队南下赵家棚。下旬，鄂中区党委在京山养马畈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陈少敏和李先念两同志主持了这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会议期间，刘少奇同志发来电报指示：目前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最近期内，创立一支5000人以上的党直接领导的新四军，只有完成这一中心任务，才有可能应付各种事变，确立我党在鄂中之地位。……目前新四军刚到鄂中，应积极活动，打击汉奸伪军及零星日寇，以便扩大影响，巩固统一战线。会议按照这一指示，首先统一了豫南和鄂中党的武装，建立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下属4个团及应抗总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任政委。 这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兵团的诞生，立即使武汉外围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所属的4个团队，分别深入鄂中、豫南、汉水和淮河两岸的敌人后方，广泛而猛烈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 1939年8月，王海山和钟伟同志带领2团队，在大别山北麓的河南罗山朱堂店首战告捷，一举歼灭日本侵略者80余名。1939年10月13日，张文津和我带领的1团队，在2团队2大队的配合下，在鄂中京山的新街镇严惩来犯的日军，打得敌人弃尸数十具，仓皇逃窜。我们在追击中，缴获轻、重机枪各一挺，步枪几十支，战马6匹，军用物资一批。这一仗，使鄂中敌伪为之震惊，使那些在抗日阵营中动摇的中间势力向我靠拢，接受我们的领导。鄂中沦陷区的人民群众更是欢欣鼓舞，就连大洪山内的国民党报纸，也用特号大字标题报道了这一战建军威的胜利消息。 在此战前，蔡松荣和杨唤民同志率领3团队，在湖北应城魏家河痛打了伪军马筱甫部；李人林和罗通同志带领的4团队飞跨汉水，在武汉附近汉阳蔡甸镇严惩了伪和平救国军第92师熊光部；活跃在豫南的信南3团队，消灭了一股流窜在信阳柳河的土匪，为建立豫南敌后抗日根据地扫除了障碍；奋战在鄂东敌后的新四军游击第6大队在独立游击第5大队1个中队的配合下，在抗日两周年纪念日——1939年7月7日，歼灭了伪25师赵光荣部，活捉伪旅长以下官兵200余人…… 从此，在统一战略部署和统一指挥下，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抗日战场上的重要战略阵地——武汉外围敌后抗击日伪的战斗序幕，就这样威武雄壮地揭开了。 ■ (1987年4月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