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澡

苍鹭捕鱼

　　元旦过完似乎还没多久，一晃眼就到了年关。

　　腊月二十八，到老城中心省府路上的贵山水会美美的洗了个澡。泡进大池的一瞬间，血脉偾张，全身松弛，灵魂出了窍，真是享受啊！

　　 一周前，偶感小恙，说“小恙”也许轻了，实际上是咳嗽加重感冒。好在儿媳是医生，她判断我可能患上神州大地目前正流行的甲型流感。儿子听罢一惊，赶紧买来特效药“奥司他韦”。真灵！不到两天竟减轻了许多，慢慢趋于好转，这下可以好好过年了。

中国民俗，除夕前两天有洗浴传统，洗去一年的尘埃，洗去一年的晦气，迎接来年的新春，称“二十七，洗疚疾；二十八，洗邋遢”。我大病初愈，自不消说想“洗疚疾”，而看到身上“格腻”搓下来，自己也吓了一跳，确实够“邋遢”的。

洗浴完躺在按摩床上，手法精妙的技师开钟按摩，我飘飘欲仙，享受这美好时刻，思绪慢慢地回到从前。

　　儿时生活在市郊甘荫塘的柴油机厂，甘荫塘是工矿区，有大小十几家厂矿。柴油机厂是三线建设时期，由内迁的上海柴油机厂和贵州动力厂合组而成，鼎盛时职工人数超过五千。由于工厂规模大，职工及家属众多，生活设施配套完善，其中自然少不了澡堂。澡堂洗澡免费，当时我们一众小孩去澡堂，没几个好好洗，都是在水池里学游泳，乱打水花瞎扑腾，经常被大人们呵斥。

　　八十年代初期，我到四川成都读大学，平时喜欢踢球，运动后浑身大汗淋漓，免不得要光顾学生澡堂。记得洗完澡后，最惬意的是水梳一个“倒背头”，学伟人那样，准确说像电视剧《上海滩》主角许文强那样。从澡堂走回学生宿舍的路上，感觉风光无限，天下舍我其谁。然而，最难受是湿头发干了，耷拉下来，一切又恢复平常，回到现实中，还得背起书包去教室上晚自习。

　　大学毕业分回贵阳，那时我家已搬到父亲工作的矿山机器厂。矿山厂是比柴油机厂更大的企业，生产工程挖掘机。厂里职工家属区有商店、粮店、饭店甚至还有书店，当然也有澡堂，而且还不止一个。我常去新北门澡堂，环境舒适，超大的水池贴有白色瓷砖，澡堂里还有了擦背师傅。擦一次背，起初是5角钱，后来慢慢涨价，到了93年我结婚搬到电视机厂时，擦一次涨到2元钱。　

　　电视机厂澡堂狭小昏暗，远远赶不上矿山厂澡堂，无奈我只得在家里卫生间安了一个燃气热水器，勉强解决了洗澡问题。但那热水器功率小，洗起澡来总不那么舒服，用了几年打不起火，罢工了，我们又回到狭小昏暗的职工澡堂。

在电视机厂工作生活的那些年，洗澡曾经有一次给我带来不小的心灵冲击。

　　那是九十年代末期，由于电视机厂经营不善，面临破产，最终被青岛海信收购，我离开了工作十多年的单位下海。那时儿子已上幼儿园大班，我成天忙于工作无暇顾家。有天晚上回家已是八点过钟，妻子说儿子好长时间没洗澡，等不到我带他，自己去洗了。我一听，饭也顾不得吃，赶紧去那昏暗狭小的澡堂。进去后在水池里和淋浴区都没看见儿子，心里正着急，转头一看，昏暗的灯光下，儿子大喇喇地躺在擦背床上，正让四川师傅给他擦背，还和别人聊天。我鼻子一酸，又气又喜，这小屁孩还会享受呢。

　　从此以后，不管工作再忙，我也要抽时间带儿子去洗澡，只是澡堂改换到南明堂省委家属区，那里条件好很多，门票自然也贵一些，但父子二人却很享受。

“啪、啪”，按摩师傅在我背上拍了两下，意思是到钟了，我也从往事回忆中回到现实。

躺在按摩床上刷手机休息，脑子里总离不开洗澡，不由得想起钱钟书夫人杨绛的小说《洗澡》来。

《洗澡》以解放初期“三反”运动为背景，讲述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经历，当时术语称“洗澡”。小说里是这样说的：每个人都得洗澡，叫做“人人过关”。怎么洗呢？就是谈出身、有钱就有罪；爆隐私、偷情什么的最好；扣帽子，帽子要大；可以不全面，但一定要显得很诚恳。职位高的，洗“大盆”，职位低的洗“小盆”，不大不小的洗“中盆”。

一场政治运动，以“洗澡”来调侃，真有中国特色。

　　记得二十多年前，看过一部电影《洗澡》，印象颇深，影片以北京老澡堂为背景，讲述了邻里百态和父子、兄弟之间感人的亲情故事。电影和话剧《茶馆》很相似，也有许多北京人艺演员，可以说是澡堂里的“茶馆”。

快过年了，不想说政治运动，沉重，还是换个轻松点的话题。就以《人民日报》评论部原主任李德民的文章《八十年代人民日报洗澡往事》来结尾，李德民先生是这样写的：

以当时五六十岁的社领导，部长、副部长级的高干，同我这些三十多岁的小记者，包括印刷厂二十郎当岁的小青年，在大澡堂里“赤诚相见”，同堂共洗。领导家住房宽绰些，但没有洗澡的条件。

在澡堂里，常碰见的领导有胡绩伟总编辑、李庄副总编辑和评论部副主任钱湜辛等领导。

在澡堂见面时，互相招呼一声，有时开句玩笑。有次李庄瞅瞅我：“德民，咱俩都是大个子！”

胡、钱二位小个头，慢慢洗，慢慢擦干，擦干后提起换下来的衣服，胡绩伟常把毛巾搭在胳膊上，慢慢上三楼，回办公室去了。

……

看来，在洗澡这件事情上，人和人没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