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的记忆

闲人老马

一九七三年春节期间笔者在昆明

　　我过年的记忆除了千篇一律的之外，还有一些可以说出情节的故事。

‍ 最早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上小学五年级学校停课，我们戴着红卫兵的袖标，到学校参加运动刻蜡纸、印材料、贴标语和发传单，还有批斗老师教工和到附近的生产队斗地主富农。开始时是在总校，后来就到了离大院只有十分钟左右路程的分校。在分校时大家都在学校住，晚上不回家，我什么时候饿了就回家拿馒头吃完了再去学校，记得保姆说怎么蒸了一锅馒头一下子就变少了很多，是我拿去给别人吃也不一定。

‍ 这样运动运动着就快到春节了，天很冷。虽然我们有热情但大院里的领导却不放心让我们继续在那里下去，所以就动员各家的大人去学校把孩子们领回去，不然的话他们也没有权力不让我们搞运动。是因为过年我才结束了文革初期的红卫兵生涯。

　　一九七三年初美国签定关于越南停战的《巴黎协定》，我们营却被紧急派往中越边境某基地执行任务。其主要技术骨干并近百台装备车辆及一发东风三号训练导弹，于春节前从西北某地转场西南。部队先沿陇海铁路到宝鸡，后一列军列拆分为两列军列分别翻越秦岭，我十一连十连这列后来走成昆线，十二连单独一列则走成贵线。

　　我们入川后到达第一个兵站四川内江正赶上大年三十近除夕时分。部队进到食堂后里面空空如也，把个铁路军代表急得赶紧道歉，说不知道你们在这个点到来，员工们都回家过年去了，已经派人去叫了。这顿年夜饭我没什么印象，反正是很平常的一顿饭。

　　部队再度出发时，沿铁路两边的街道民居爆竹声声不断，烟花纷飞灿烂，正是大年三十午时十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