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 陪梁思成回清华

冰墩墩61611593

　　中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大厅内，穆神通和大鬼方下象棋正在生死博杀，穆神通的两个过河小兵手拉手，准备活活闷死大鬼方的老将。

小淘跑过来，扯着穆神通的衣服喊：大伯，您的车没了！

穆神通和大鬼方头也不抬异口同声纠正说：那个字念ju！

小淘愣了一下：大伯，您停在大门口的自行ju没了！您的资产没了！

穆神通拍了拍小淘的肩膀：蛇年快到了，身体是固定资产，健康是银行存款，疾病是金融危机，死亡是彻底破产，希望您保住资产，留住存款，挺住危机别破产。

大鬼方见自己的老将被两个小兵活活闷死了，发牢骚道：干了一整年，我就挣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拆东墙补西墙还是窟窿；下联是——借新帐还旧帐都是欠条。横批——年年都紧。评论——今年特紧！

小淘边收拾下完的棋子，边笑道：我曾拦下一辆的士。我问司机“从这儿到机场要多久？”司机回答“要很久的”我继续问“起码要多久？”司机回答“骑马要更久！”

　　十二点，大家品尝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美食时，袁大拿又舞起了济源穿越掌......

一阵微风刮过，面容消瘦、眼镜挂在鼻梁上、背有点驼的梁思成，脸朝水滴君，一边品尝着久违的武义醋鸡，一边向大家滔滔不绝自我介绍说：我是中国著名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中国建筑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建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城市规划、风景园林等学科的重要先驱。我祖籍广东新会。1901年4月20日，我在日本东京呱呱坠地。1906年，我在日本横滨大同学校读幼儿园，1907年全家从日本横滨迁居到神户郊区的须磨海滨，我在神户同文学校初小读书。1912到1915年，我在北京崇德学校上小学。崇德学校高小读书。崇德学校是当时北京数量不多的新式学校。我中学上的汇文中学，至今仍是北京的重点中学。我的老爸梁启超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那可是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的“三合一”高手。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我从小就泡在好环境里，学了不少好东西，特别是对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那叫一个痴迷。我前段时间看了水滴君2021年8月29日撰写的《摘心台调解医患纠纷案》，文中揭示了我老爸梁启超右肾被割除的真相，为我老爸正了名，为表示谢意，我今天特地登门感谢！我表示我的诚意，我今天把我编写的《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送给水滴君。我拜读过水滴君2021年9月2日撰写的《香山心胜李自成》，文中提到的香山革命纪念馆，珍藏过我的《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营造学社工作的我与夫人林徽因先后踏遍中国15省200多个县，测绘和拍摄2000多件唐、宋、辽、金、元、明、清各代保留下来的古建筑遗存，为我日后注疏《营造法式》、编写《中国建筑史》以及绘制《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奠定了基础。这本书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委托我编写的，是中国共产党重视文物古迹保护的重要见证。《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按照1949年3月以前的省、市、县行政区排列，共收入22个省、市的重要古建筑和石窟、雕塑等文物465处，并加注了文物建筑的详细所在地、文物的性质种类，例如佛寺、道观、陵墓、桥梁……、文物的创建或重修年代以及文物的价值和特殊意义，条理分明，简明扼要，便于查阅。为了对特殊重要的文物建筑加强保护，简目将文物建筑分为4级，以圆圈作标志，用圈数多少表示其重要性，为后来文物分级管理的办法提供了先例。　

　　小淘仰着小脸问梁思成：梁爷爷，您的名字是谁起的？

梁思成笑道：是我老爸梁启超。

小军追问道：思成这两个字有什么深刻含义吗？

梁思成答道：思成，这个名字，来自《诗经·商颂·那》中的“汤孙奏假，绥我思成”。老爸梁启超给我取名“思成”，寓意顺遂。1901年的梁启超，流亡日本已近3年。梁启超的内心矛盾、不甘，满腔报国热血无处安放，又以笔当枪，写下《少年中国说》，唤醒国人。我来到人间，给梁启超灰暗的流亡日子带来了很多欢乐。

久未发言的军神通尝了尝熟溪小鱼，补充道：1948年12月18号夜晚，当年是四野军官的我，受党中央和毛主席委托，在清华大学政治系主任张奚若的引领下，到清华园找梁思成。毛主席交给我一张地图并对我说，北平不能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万一强行攻城时，要避免破坏古建筑。请梁先生在这张地图上标出北平古建筑的位置，画出禁止炮击的地区。如果可以，还请他尽快编写一本《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这样我们在解放各地时，能参考着保护文物。激动不已的害怕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瑰宝毁于一旦的梁思成立即答应了我的请求，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夫人林徽因。两人当即决定，不能辜负信任，立刻开工。那一晚，梁思成书房的灯彻夜未熄。仅仅两天之后，梁思成夫妇就画出了图，把认为必须加以保护的地点，认真地一一圈点出来，整理成册后送到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简目》的第一项是“北平城全部”——世界现存最完整最伟大之中古城市；全部为一整个设计，对称均齐，气魄之大举世无匹。对了，水滴君，我看了您2023年1月29日写的《清华园研修现代化》一文，我还没有去过清华大学校园。索性我们和清华大学的同学们一起带梁思成先生旧地重游吧。

　　裴迅一挥手，大家施展戴宗神行术，直奔清华园而来。

中午十二点半，行至人民大会堂，梁思成一边翻看着水滴君2023年4月29日撰写的《毛主席纪念堂话天下》，一边对清华大学的学员们讲：新中国成立后，北平被改为“北京”这个新名字，这座城市也被确定为新中国的首都。那么，接下来就要对新首都进行城市规划。当时，北京城整体上有两个城区，一个是五棵松一带的新城区，一个就是原本就存在的老城区。五棵松这个地方，当年非常荒凉，还经常有盗贼出没。上世纪30年代，北平被小日本占据后，他们在1939年这一年，搞出了一个城市规划设计方案，就是在五棵松一带打造出一个新的城区。到1949年的时候，五棵松这个新城区已经今非昔比了，不仅治安变好了，人多了，经济也繁华了。于是，在商讨北京新的城市规划的时候，我就提议，就在五棵松一带建设咱们新中国新的行政中心，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好北京古城的风貌。

同行的俄罗斯基津津有味吃着从牛街买来的年肉包子，趾高气扬反驳梁思成道：您这个想法当时就遭到了苏联专家的反对。那个年代，援助中国的苏联人，话语权是很重的。如果在五棵松这个新城区建设新的行政中心，那就会拉开两个城区之间的发展，加大两个城区的撕裂感。以后，再想来发展老城区，就困难重重了。另外，我们苏联人也有私心。苏联专家想在北京复刻出一个新的“莫斯科红场”。恰好天安门前面有着一大片空地，这不就是一个苏联版的“莫斯科红场”嘛。最后，就确定以天安门为中心，建设新的首都行政中心。这个问题确定下来之后，人民大会堂自然也就落地在了这里，也就是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大会堂。牛街的牛肉包子真好吃，巨香，我好想搬到牛街，早上一起来就能买！

北京姑娘丹慧替梁思成抱屈道：我就住在牛街，下楼就能买到牛肉包子。若干年后，当我们北京饱受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之困，只能像“摊大饼”一样层层向外扩张时，很多像我一样的人就怀念起“梁陈方案”，称赞她的科学性和前瞻性。陈是指曾在英国学习城市规划的建筑师陈占祥。但在当时，科学性或许并非决策者的首要考量。最终被选择的不是“梁陈方案”，而是苏联专家为北京制定的规划：在旧城建设行政中心。“梁陈方案”被指责为“企图否定”中轴线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地位。驳杂的新建筑在长安街、东交民巷操场拔地而起。和梁思成将北京建成环境幽美的政治、文化中心的主张不同，在强烈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下，决策者要把北京变成工业城市。北京市长告诉梁思成，领导人说，希望从天安门上望去，下面是一片烟囱。拆墙派认为城墙是封建帝王的遗迹，阻碍交通，应该拆毁。为了保护已有五百多年历史的明城墙，梁思成抱病写下《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力陈城墙的“气魄雄伟、精神壮丽”，“它是我们的国宝，也是世界人类的文物遗迹”。他建议在全长39.75千米的城墙上栽种花木，建成“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环城立体公园”；至于交通问题，可以通过在适当地点开城门来解决。他的恳求被无视。从1952年开始，北京外城城墙被陆续拆除。现在，我们北京只剩下两段城墙，其中一段自崇文门至东南角楼，全长1.5瓮公里，是现存最长的城墙遗址。墙砖参差，上生衰草，像遍历劫难后沉默的老者。去清华大学前，我先带梁先生和大家重游一下北京旧城吧。

远望人民英雄纪念碑，史老师深情地瞧着梁思成讲：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英雄纪念碑于1949年9月30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奠基仪式，并向全国征集设计方案。令人想不到的是，决定修建纪念碑只用了一天时间，而为了能够挑选出好的设计方案，竟然足足花了近两年。当时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一共收到了240多件设计方案。经过层层评选，委员会最终从所有设计中甄选出三个方案，却始终没有从中选出一个最佳方案。就在委员会犯难之时，梁思成的一封信打破了僵局。怀着对国家和民族建设事业的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心，梁思成明确提出了对三个设计的反对意见。1952年夏天，委员会决定采用梁思成的设计方案。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梁思成倾尽心血，保证了纪念碑顺利建成。

　　重游北京旧城，梁思成仍然能依稀从角楼的飞檐、胡同的青砖、脆亮的鸽哨中领会到北京古老悠长的气韵。

可以想见，北京旧城还保持着完整风貌的时候，它的阔大、明朗、渊深是怎样涵养着自少年时起便在北京旧城生活的梁思成，型塑他宽厚儒雅的性情，给他物理和精神的双重庇护与滋养。北京旧座城里四处散布着的梁思成的生命痕迹，是他与北京血脉相连的证据。

1913年，12岁的梁思成和全家从日本返回中国后，定居北京，就住在北海附近的南长街上，而梁启超的办公室在北海公园门口的团城。古老的都城从此成了梁思成的家。

1928年，新婚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从加拿大回到祖国，不久，梁启超病逝。梁思成亲自为父亲设计了墓地，安葬在北京西山梁氏家族墓园。北京不仅是梁思成的生活地，也是亲人的埋骨之所，牵系着梁思成最温柔的情感。

在东北大学任教3年后返京，梁思成进入营造学社工作。这是一个专门研究古建筑的学术团体，一群心系传统的学者聚到这里，揭开了探寻中国建筑史的第一页。而梁思成的研究，正是从北京开始的。

那时的北京，是人类在地球上建造的最伟大的单个作品，拥有众多精美绝伦的文物建筑。特别是在它的精华——长7.8公里的中轴线上，由南至北依次坐落着永定门、正阳门、天安门、故宫三大殿、神武门，至景山最高点万春亭抵达北京城中心点、再由地安门到鼓楼、钟楼。梁思成饱含自豪地赞誉“有这样气魄的建筑总布局，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

北京的壮丽催化了梁思成对建筑学的热爱。研究之余，梁思成经常带女儿登上景山，俯瞰这座心爱的城市。除了对故乡的眷恋外，还有学者对古迹的珍视。

　　下午一点，进入清华大学大门，漫步既熟悉又陌生的校园，梁思成兴奋地对清华大学的同学们讲：1915年，我顺利考进了清华学校，那可是清华大学的前身哦。我在清华一共学习和生活了八年。在学校里，我不仅书读得好，成绩顶呱呱，还特别爱参加各种社团活动，组织能力、领导能力，那是一流中的一流，我简直就是个天生的领头羊。我还酷爱音乐，是校合唱团的成员，在课余孜孜不倦地学奏多门乐器，虽然相当艰苦，但我引以为乐。1918年，清华学校成立军乐队，我任队长。我吹第一小号，也擅长短笛。这些经历弥足珍贵，因为建筑是无声的音乐，两者气息相通，有主调，有韵律，有节奏，有起伏。我管身材瘦小，却是运动场上的佼佼者。我精于乒乓球单双打，喜爱足球，在清华学校运动会上获得过跳高第一名。想当年，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搞野外调查？在学校中单双杠和爬绳的训练，使我后来在测绘古建筑时，爬梁上柱攀登自如。1920年，我在老爸指导下，与他人合作翻译英国H.G.韦尔斯著的《世界史纲》，1927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我那个时候，表现最突出的是绘画才能，我善于钢笔画，构思简洁，用笔或劲练或潇洒，有很高的素描和水彩画功底。我曾于1922～1923年担任清华学校校刊《清华人》的美术编辑，创作了大量封面、栏头画和插图，构思新颖，技巧不俗。北京清华学校的学习生活，对我形成乐观开朗的性格、不断进取的精神、坚定的自信心、学术上的严谨作风、广泛的兴趣与爱好，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点半，行至情人坡，军神通补充说：1924年，梁思成携手林徽因漂洋过海去了美国，一起踏进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学院大门。在那里，梁思成可是好好恶补了一番西方的建筑理论和设计技巧，对西方建筑的历史脉络和各种风格都摸了个透。不过呢，那时候宾大的建筑系还不收女生，所以林徽因就先在美术系落了脚。但这可难不倒他俩，梁思成经常偷偷把设计作业带给她，两人就躲在一起琢磨、学习，互相给对方开脑洞。说到学业，梁思成那可是凭着自己的真本事和别具一格的设计理念，在学校里拿了不少设计大奖呢！1928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加拿大的渥太华喜结连理，然后一起回到了祖国。回国没多久，他们就接受了东北大学的邀请，跑到沈阳去创建了建筑系，梁思成还当上了系主任。在那里，他可不简单，把西方那些新潮的建筑教育思想带到了中国，教出了一批很棒的建筑高手。不过啊，那时候时局不太平，1931年，梁思成就回到了北平，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当上了法式部的头儿。

　　下午两点，行至二校门，指着白色三拱的“牌坊”，军神通继续介绍说：梁思成不仅在建筑历史探索上有建树，建筑设计这块儿也是高手一枚。他的作品巧妙地把中式和西式建筑的优点混搭在一起，既保留了咱中国传统建筑的独特风情，又巧妙融入了西方现代建筑的新潮理念。1945年，抗战一结束，梁思成就立马在重庆给联合国整了个大厦的设计方案，虽然最后没选上，但这足以证明他在国际建筑设计圈儿里，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啊！

行至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清华大学的彤同学兴奋地告诉同学们：梁思成先生是个坚定的“匠人筑梦”倡导者！他一心想着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脑洞大开的能力。1946年10月那会儿，他一手创办了清华大学的建筑系，还亲自上阵当起了系主任。在他的带领下，清华的建筑系那可是人才辈出，这些学子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建筑界的顶梁柱，撑起了半边天。新中国诞生后，梁思成一头扎进了国家的建设热潮中。他不光动了脑筋设计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给新中国添上了标志性的一笔，还满腔热忱地投入到了其他建设工作中。不过，在热火朝天的城市建设中，梁思成也碰到了不少难题和风波。他特别看重北京古城墙和古建筑的保护，琢磨出了个“梁陈方案”，建议把新的行政中心挪到旧城外的西郊，好留住北京的历史文化味儿。可遗憾的是，这个方案因为各种原因，最后没能被用上。

下午两点半，行至荷塘月色亭，军神通翻看着美篇里水滴君2021年7月2日撰写的《百年庆典唱向天安门》，绘声绘色地对清华大学的同学们讲：《百年庆典唱向天安门》写得太好了，身临其增，阅后使我信心倍增。梁思成在清华读书时，也常到天安门去。他那时是一个关心时事的活跃分子，同学们称他是“有政治头脑的艺术家”。在一百多年前，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梁思成就是清华学校的学生领袖之一，也是当时进步学生社团“爱国十人团”和“义勇军”的中坚分子。一天，梁思成和同学们进城宣传，被军警拘禁于北京大学法科大院内。他们坚持斗争，声明“政府不派人来谢罪，誓不出法科大院一步”。后来军阀政府不得不派参议员来当众道歉，学生们则在军乐队的护送下凯旋回校。1923年5月，梁思成与弟弟梁思永骑摩托车去天安门，参加北京学生举行的“国耻日”集会。不料，途中梁思成被北洋政府陆军次长金永炎的汽车撞伤，导致左腿股骨复合性骨折。他前后做了三次手术，被迫休学一年，从此左腿比右腿短了约1厘米，留下残疾，给他此后的野外古建筑考察带来极大的不便。在伤后疗养的一年中，梁思成在父亲教导下，潜心研读，《论语》《左传》《孟子》《战国策》《荀子》等国学经典，这对他以后研究中国古建筑大有裨益。

　　下午三点，清华大学的同学们带大家来到了清华园内的新林院8号梁思成故居。

新林院属于西式别墅群，建于1933年至1934年间。1946年，梁思成受清华校长梅贻琦之邀，在清华创办营建系，也就是现在建筑系的前身，同年梁林搬至清华校内新林院8号居住。

新林院，共有楼房7栋，每栋共有3个单元，两层；四合院5个；其余独立平房27栋。虽然现在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在1934年，可是教授级的学术大咖们才有资格入住的。包括梁思成、林徽因、钱钟书等大家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蒋南翔都曾在这里居住。

新林院里的宅子并不是文物，却切切实实地存在文物价值，也就是“准文物”，所以地位有些尴尬。由于搬进很多住户，充满了市井味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为了满足一些考研生租住需求，院内私搭乱建严重，偶有文人墨客呼吁加以保护，但是并没有下文。处于“准文物”的尴尬定位，没有被拆已经很万幸了。

梁林搬到新林院后，保留了在北总布胡同居住时午后茶聚的习惯，每天下午，金岳霖、张奚若夫妇、周培源夫妇、陈岱孙、还有一些建筑系的师生都来到这里。源源不断的奇思妙想从热闹的谈话中生长。

在这里，梁思成夫妇拿出了庄严神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永垂不朽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方案；在这里，还诞生了抢救北京特种手工艺景泰蓝及其造型装饰设计等一系列珍贵的方案、建议等。

旧地重游的梁思成惊奇地发现，现在的新林院8号已经改做了咖啡书屋，四壁张贴着梁思成夫妇的照片、图画，轻松惬意的氛围，让人很难想象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这所院落像一叶舟，在时代浪潮中的起落沉浮。梁思成和林徽因在这里完成了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感受了作为艺术工作者所能获得的至高的成就感。

　　在故居的客厅里，梁思成喝着拿铁咖啡，痛苦地向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回忆道：在一次会议上，我为了保护古迹，和时任北京市副市长、自称“改革派”的吴晗针锋相对，吴晗斥责我“将来北京城里到处建起高楼大厦，你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我当即痛哭失声。我的早年好友沈从文曾怀着文学家的天真，写下一篇《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借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之口，描述对北平未来的设想“北平首宜有一治哲学，习历史，懂美术，爱音乐之全能市长”，认为我梁思成如果能能担任北平副市长，“实中国一大光荣事。”虽然没有当副市长，但我像沈从文期待的那样，深度参与了北京的建设。然而，变幻不定的政治气候下，理性的声量越来越微弱。解放初我怀抱的“乐观”、“希望”渐渐远离，取而代之的，是当时沈从文所感到的“精神上的压迫”。和沈从文一样，在狂热的新时代里，我渐渐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古迹渐次被毁、失去，成了我成生活的主题。很快，我还迎来了最具毁灭性的丧失。1955年4月，枯槁的林徽因病逝。刚回国在东北大学初创建筑系，我是系主任，妻子是我手下唯一的老师；在北京营造学社工作时，妻子经常和我一起外出调查古建筑；抗战时流亡四川李庄，妻子长年卧病，但只要身体状况稍稍好转，就坚持帮我绘图、查找文献；徽因拖着病体，用嘶哑的声音当面斥责吴晗“你们把真古董拆了，是要后悔的！到时再想建，就只能建假古董！”妻子是我建筑之路上最忠实的同伴和支持者，也仿佛是另一个我，一个更率真、刚烈的我。　富于文学才能的林徽因还是一位出色的诗人。在那些轻灵温婉的诗句里，她常常嵌入建筑的美：

是谁笑成这百层塔高耸，

让不知名鸟雀来盘旋？是谁

笑成这万千个风铃的转动，

从每一层琉璃的檐边

摇上

云天？

军神通望着屋外高大的榆树，接岔道：“百层塔”和“琉璃檐”都被摧毁了，妻子动人的笑声也永远离去了。而批判却到来了。就在林徽因去世前三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判“某些建筑师中间的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建筑思想”。而早在这年的一月，会议已经决定，正式开展批梁运动。5月，成立批判梁思成办公室，组织撰写大量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文章，将他提倡的民族形式斥为“唯心主义、形式主义、复古主义”。重压之下，梁思成于5月27日写了检讨，批判自己的“错误理论”，追悔“自视为专家，不服从领导。”梁思成还不得不主持会议，批判昔日的亲密伙伴陈占祥。自此，梁思成的学术生命基本终结，他几乎再没有写过建筑论文。那支曾用来绘图、著述的笔，在此后的十数年时间里，最大的用途是写各式各样的检查。梁思成的痛苦是具像的——他目睹一座座自己视作生命的古迹建筑被拆毁“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这样的痛苦不能见容于当时，领导人评价“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1966年，梁思成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一家五口被赶到一间只有24平方米、窄小阴冷的房屋。更致命的是精神摧残——一张批判他的漫画大字报上，他的颈上挂着北京城墙，下面写着“我们北京的城墙，更应称为一串光彩耀目的璎珞了”。这是梁思成写过的一句话，被作为“罪证”。此前，梁思成在游桂林叠彩山时写过一首诗：登山一马当先，岂敢冒充少年。只因恐怕落后，所以拼命向前。他深信时代是进步的，需要去除自身陈旧、落后的部分去追赶。然而，结果却是被抛得更远。得知自己早年勘察过的河北的一所辽代寺庙被拆毁，人们说“辽代的木头有什么用？不如拿去修桥”后，他常常自嘲“我也是一块辽代的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