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军到牧民——两个失散西路军战士流落肃北草原的人生路——西路军魂之四十九

大江东去

从红军到牧民——两个失散西路军战士流落肃北草原的人生路

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何延德身材魁梧，头发已经斑白，皮肤糙糙的，带点黑红色，说起话来和当地的蒙古人一样，嘟噜着嘴，卷舌音特别多。大伙儿都亲切地叫他“何娃子”，听说从小就这么叫，叫着叫着就习惯了。

1933年，13岁的何延德在四川巴中县的老家加入了红军。因为家里兄弟多，日子过得很艰难，所以他穿着没鞋的脚就跟着红军走了。他在三十军的八十九师二六八团机关里，当了个帮忙的小勤务兵。

1937年，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被西北的军阀马步芳、马步青军队一路追赶包围，子弹打完了，粮食也吃光了，没有支援，最后因为人数太少打不过，所以在河西走廊打了败仗。

3月14号，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肃南石窝山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决定把剩下的队伍分成三个小支队，开展突围。程世才和李先念带着30军剩下的一千多号人，组成了左路小队，往西边朝新疆方向。

王树声和朱良才带着5军和9军的剩余部队，还有100多名骑兵，总共大约700人，组成了右支队，一路往东进行游击战。

高台战斗结束后，新整编的骑兵师，再加上受伤的战士、妇女和孩子，大概一千来人，组成了中支队，在当地开展游击战。

没想到右支队才上路一小会儿，就被马家军给盯上了。两队打了一整天的仗，结果右支队差不多全军覆没，基本不复存在了。

随后，中支队也碰到了敌人，仅仅一个晚上，又遭遇了牺牲和被俘的悲剧。

从那以后，就只剩下左支队孤零零地踏进了大雪纷飞的祁连山。程世才和几位领导开了个小会，商量着往西边打游击去。可往西边具体去哪儿，大家心里都没个准儿。就像程世才将军在回忆录里写的那样：“咱这部队啊，就像黑夜里的大船，只知道得一直往前划，但究竟要划到哪儿，心里还真没数。”

到了第二天，事情有了意外的转机，左支队那唯一的一部电台，在好多天后头一回和党中央通上了话。党中央发来指示，说“大家要团结，保存好我们的力量”，指示去新疆。中央要派陈云和滕代远去接应他们。大家商量了一番后，都同意去新疆，并且立刻打电话回复了中央。那时候，部队里伤员挺多的，何娃子被安排去照顾机枪连的一个连长，连长姓余。这个余连长是在梨园口打仗时头部受了伤。何娃子就搀扶着他，跟在大部队的后头。到了晚上，他们就睡在前面部队已经烧过火取暖的地方。第二天下午，余连长倒在了雪地里，一动不动了，就只剩下何娃子这个16岁的小伙子。

快到天黑时，碰到了两个生病的人，于是他们三个人就一起走。晚上，因为没有柴火可以取暖，三个挤一块，但还是冷得睡不着。天刚蒙蒙亮，能看清路了，就赶紧继续赶路。第二天下午，到了陶赖河，碰巧又遇到了七个掉队的红军战士，其中还包括两个受伤的。一个是副营长，叫廖永和，还有一个姓洪的指导员和一个班长。他们手里有三杆长枪，十二发子弹，外加两颗手榴弹。于是，他们又聚在一起，继续追赶大部队。小路上还印着乱糟糟的脚印，是之前队伍留下的。这条路在两座山之间的平地上，一直往西走。北边是高高的祁连山主峰，南边那座山矮了点，再过去就是青海的地盘了。

到了考克塞后才发现，这里其实是肃北蒙族自治县盐池湾部落，藏在雪山最深处的一个夏天放牧的地方。在一个大约200亩大的广阔草地上，有石头堆成的简易灶台，还有前面队伍留下的牛头、羊头和野兽皮。他们捡了些剩下的骨头烤了吃，然后就在这里安顿了下来。第二天，他们到了考克塞河流入疏勒河的地方。在山崖下面，有些往里凹的小地方（当地人管这叫拉排），他们就躲进这些小窝里，每人吃了一小碗青稞，然后就躺下休息了。

第三天，天边才刚露出点红色，洪指导员瞅见远处有个人穿着红衣服，他就跟副营长廖永和说：“那边好像站着个人，我过去瞅瞅情况！”这二十多天，大伙儿在雪山里头走来走去，连个人影都没见着，心里头早就盼着能找个人问问路了。廖副营长琢磨了一下，就点头答应了。没想到洪指导员刚拿起枪，走出没多远，大概三四十米的样子，就被一枪打倒，再也没能站起来。廖副营长和班长见状，赶紧抓起剩下的两支枪，冲出去准备反击。可他们刚迈出几步，大概十来米远，崖上就传来枪声，班长随即倒下。廖永和也中了两枪，子弹从他胯下穿过，打伤了左膝盖，他一下子就晕了过去。崖上和崖下加起来有二十几个蒙古人一块儿冲了上来，他们抢走了步枪、子弹和手榴弹，还抓了两个年轻力壮、能干活的红军战士。其中一个叫杨印树，被留在石包城给蒙古族的头人放羊，听说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另一个则被立刻押送到酒泉，交给了马步芳的部队。另外那几个人，可能看他们太瘦了，就没管他们。要走的时候，其中一个会说汉语的人喊道：“赶紧走，你们的大队伍已经走了两天了。再不快点，马家军追上来可就要打你们了！”大家都急着想赶路，但廖永和一直昏迷着，没人愿意丢下他，就都留下来照顾。过了八天，他终于醒过来了。可惜他的腿伤得太重，根本走不了，而且四周都是冰雪，连个担架都没有。

廖永和望了望周围的人，说道：“你们别在这儿陪着我了，赶紧去追大部队吧！”可谁也不想离开，大家都说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坚决要扶着他一起去寻找部队。但廖永和坚决不同意。他心里明白，大伙儿又饿又累，已经走不动了，再带上他只会拖后腿，于是咬咬牙，狠下心来说：“你们干脆找块大石头把我压住算了，这样你们就不用再惦记我了。”这话一出，大家都难过得抱在一起痛哭。

最后，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得留一个人来照看廖副营长。大家你瞅瞅我，我看看你，心里都犯嘀咕，不知道该让谁留下。其实谁都明白，这一留下，就再也回不到部队了，在这荒无人烟、大雪封山的地方，以后是福是祸，谁也说不好。

何延德自告奋勇地说：“还是我来照顾廖营长吧！”鉴于他是年纪最小的，还做过勤务员和通讯员，大家都没意见。至于其他人，廖副营长让胡传基（他是一名军的副护士长）带着去追部队。走之前，胡传基他们几个人跑到山上山下，搜集了好多柴火、牲口的骨头和皮，还把他们身上剩下的那点不多的青稞留给了他俩，让能用来生火取暖和填饱肚子。离别时，每个人的眼里都泛起了泪光。

廖副营长把自己身上剩下的20块银元拿出来，给了正在赶路的同志。那时候，红军干部突围时都会带上些钱，蒙古族土匪袭击他时，看到他浑身是血，就没仔细搜他的身。廖副营长和胡传基是老乡，都来自河南和安徽交界处的商河县。他交代胡传基：“要是以后你能回老家，帮我跟我爸妈说一声，说我死在西口外面了。”说完，胡传基哭得更伤心了。解放后，胡传基回了老家，也把廖副营长十几年前托他的话带到了。可直到1956年廖永和亲自给老家写信，他父母一开始还不信，以为是哪个好心人冒充的来安慰他们呢！

二

大家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何延德瞅着大伙渐渐模糊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但为了廖副营长，他无论如何也得挺下去！廖副营长双腿不能动弹，整天躺在床上，何延德就把骨头敲碎烧成糊，混着皮子一起熬汤，一勺一勺地喂他。他还每天从大衣里扯出棉花，放在脸盆里煮了消毒，然后给廖副营长擦洗伤口。伤口有两个指头那么粗，透明得像圆洞，他就用煮过的棉花塞进去，小心翼翼地擦，把里面的脏血挤出来。

时间一天天溜走，石洞周边的草根、骨头和零碎皮子都被吃光了，我们只得往更远点儿的地方找吃的，但又怕被人逮到，不敢跑得太远，这石洞里的日子是越过越难了。

差不多四十天的时候，廖副营长能挣扎着站起来，一拐一瘸地慢慢走路了。就在这时，有三个骑着马、背着枪的人闯了进来。他们看起来都挺凶神恶煞的，像是打猎的，一进洞就开始乱翻东西，嘴里还嘀咕着蒙古话。看到没啥能拿的，有个人举起枪想打死廖副营长和何娃子，但被另一个人拦住了枪口。一个会说点汉语的人说道：“你俩就老老实实待在这儿，别再乱跑了，过两三天会有人给你们送东西过来的。”

过了三天，一位大概四五十岁的蒙古族大婶，带着一个小男孩，给何延德他们拎来了大约三四斤的青稞、几斤面粉，外加一小把盐。这位蒙古族大婶能说几句汉语，她说道：“这点吃的，你们先将就着吧！”接着，她又问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

廖副营长瞧着她心眼儿好，就实话实说：“咱们是共产党，红军，专门给穷人帮忙的好队伍。队伍打了败仗，逃到这儿来了。”

她笑着答应：“等过几天，我们牵马来背你们，帮我们照看羊群，行不行？”廖和何都连忙点头同意了。

蒙族大娘离开后，何娃子立马动手生火煮饭。他们已经好久没尝过一粒粮食了，饭还没煮熟，那香味就飘得满屋都是！但怕粮食不够，不敢敞开肚皮吃，每个人只吃了两小碗。过了三四天，跟蒙古族大婶一块来的那个小伙子牵来了两匹马，驮着廖和何离开了。后来他们才知道，原来那位蒙古族大婶是盐池湾部落首领马希的妹妹，她老公叫管嘉，是个打猎的好手，脾气也挺大。他年轻时没牛羊，全靠打猎活命，夏天打草鹿，冬天打野牛。那时候，一对八岔鹿角能卖120块银洋，管嘉手气好的时候一年能打10对，最差也能打个三五对。

那时候，野马河附近野牛满地跑，比家里养的牛还多。管嘉打到的野牛，皮剥下来，肉多得吃不完，就分给了大伙儿。那些吃小马驹和小牛犊的狼，包括雪狗和猞猁，在管嘉眼里都不值一提，打猎时顺手就解决了。

于是，年轻的管嘉在蒙古族姑娘心里成了大英雄。头人马希的亲妹妹，心甘情愿地要嫁给他。按照蒙古族的习俗，不管家里穷富，也不看门第高低，只要男女双方乐意就行。女方家还会陪嫁牛羊呢。

管嘉娶了部落首领的妹妹后，这才得到了两百多头牛羊。但这并不算富裕，要有一千只羊才算得上富呢。那时候，一斤羊毛能换两斤面粉，一只羊才值两个银元。不过，要是想买一块伏茶，得花上四块银元。结婚以后，管嘉主要靠打猎过日子。偶尔也会帮帮他那当大舅子的头人干点活。

三

何娃子和廖副营长被带到了管嘉的家里，管嘉的老婆江西力就是那个蒙古族的大娘。她安排他俩住在帐篷旁边的小屋子里。到了第二天，管嘉就把何娃子交给了当地的头目。何娃子心里挂念着廖副营长，哭着不愿意走。

管嘉是个力大无穷的猎人，他轻而易举地就像拎小羊一样把人给拽走了。廖副营长心里头也一万个不乐意何离开，可他腿脚不灵便，只能干瞪眼，一点办法也没有。

从那以后，何延德就开始帮部落的头领马希照看羊群，大概有两百多只羊呢。但他毕竟年纪还小，又没放过羊的经验，实在管不过来这么多羊。好在有那位蒙族大娘江西力帮他在马希面前求了情，所以马希对他还算不错。他虽然是个部落的首领，但家里没啥大钱，还得受青海那王爷的压榨和管束。这王爷的位置是代代相传的。一个王爷手下管着24个部落，部落首领由王爷说了算，他看上谁就给谁一顶圆帽子作为象征，要是首领被罢免了，那帽子就得被收回去。各个部落大小不一，贫富也不均，有的部落有一百多户人家，有的七八十户，还有的只有四五十户。盐池湾部落就是个小部落，只有四五十户人家，也比较穷。何延德让大家别跟马家军提他是红军的事儿，牧民们都听他的话。这样一来，何延德也就没什么危险了。

何延德在头人那里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但廖副营长在管嘉那儿就显得不太如意了。

管嘉十分凶狠。他主要靠捕猎过日子，久而久之，对待廖副营长就像对待猛兽那样，十分残暴。

一位蒙古族大爷说，是他们被袭击的时候，管嘉第一个开的枪。廖副营长被安排在他家养伤，但管嘉一直心里不踏实，总想找机会除掉他，还跟别人讲：“这家伙不是好人，不能留活口。”还好江西力拼命拦着，管嘉才没下得了手。过了俩月，廖副营长拄着两根拐杖开始帮管嘉照看羊群。他是个残疾人，管不住那么多牛羊，偶尔丢了一两只羊，就会被管嘉打得非常惨。

冬天一到，祁连山冷得要命，温度经常掉到零下二三十度。管嘉给了廖永和一件破旧的羊皮大衣，让他白天披着晚上盖着。每天早晚，廖永和只能吃上半碗炒面。白天饿得他直难受，就盼着天黑能睡觉；可一到夜里，又冷又饿不说，虱子还咬着不放，他又开始盼着天亮。他身上的虱子多得让人看了头皮直痒痒，皮袄里头挤得满满当当，羊皮都快被盖住了。好心的大娘江西力有时会偷偷给他点剩饭剩骨头，可一旦被管嘉撞见了，就连带着江西力一块儿挨骂。

7月份，马步芳在酒泉的一个手下，带了十多个骑马的士兵，跑到草原上找那些走散的红军。马希的老伴依布青一听到这事儿，就赶紧用马驮着何延德跑到山洞里躲起来。她还给他留了些粮食和羊毛大衣，告诉他千万别乱跑，得老老实实待在山洞里。

那个马家军的副手把马希老婆依布青年轻时领养的汉族小伙子肖娃绑起来问：“有没有红军躲在这儿？”肖娃一个劲儿地摇头说：“没见过啊。”依布青见孩子遭罪，急忙拿出几张兽皮，赔着笑说：“我们家可是有权有势的，哪敢藏红军？这点兽皮您别嫌弃，拿去交差吧！”说完，马家军的副手才带着十几个骑马的人走了。回到草原好多次之后，为了感谢头人马希和那些牧民们的救命大恩，他干活愈发卖力，还经常主动帮忙别人。马希也因此越来越看重他，因为担心马家军再来抓他，马希见人就说何是他的儿子。慢慢地，他也学会了蒙古话，和马希、牧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也就不那么想念之前的部队了。

四

1938年冬天，马希领着依布青去青海拜见王爷。结果马希喝酒过量去世了。过完春节，依布青独自返回，何延德对他更加关照。尽管有人成了新的头领，但何延德还是坚持帮依布青放羊。

1939年，管嘉一家子和廖副营长一块儿去了青海的柴达木地区，听说他们在德令哈西北的灶火山上放羊呢。有次，廖副营长瞅见远处有栋房子，心里琢磨着那可能是汉人的家，就打算跑过去打听打听红军的事儿。他瞅见管嘉正忙着绑帐篷没留意，便放下手里的物件，弯着腰往那土屋奔去。可没跑几步，管嘉就骑马赶上了他，一棍子就把他撂倒了，接着又一棍接一棍地打，直到他昏了过去。

廖副营长还不肯罢休，过了几天又尝试逃跑，结果又被发现了。管嘉训对他说：“你这个共产党的副营长，都给我放了两三年的羊了，心里还惦记着回去当共产党的官吗？行，我暂时不杀你，把你交给马步芳，你的生死就看你的造化了！”

他叫手下把廖副营长绑起来，准备送往西宁。可当他们走到巴音河时，押送的人听说西宁那边土匪横行，担心路上不安全，于是又把廖副营长带了回来，交还给了管嘉。

1940年，盛世才（他以前在国民政府北伐司令部当过科长，后来还做了新疆省边防督办）把一批哈萨克人从新疆赶了出来。这些人拖家带口，老婆孩子都带着，但牛羊财产都没了，就剩下骑马和几头驮帐篷的骆驼。不过，男人们手里都有枪。一开始，哈萨克族的女人们出来向蒙古族人家讨吃的，可后来哈萨克男人们就开始抢牲畜，甚至还杀人。蒙古族人打不过他们，全都逃到安西和玉门去了。何也跟着依布青大娘一块儿跑到了玉门。

1942年的时候，因为哈萨克族从新疆迁来，和原本就住在那里的蒙古族、藏族发生了些民族间的矛盾。德令哈的蒙古族首领和一些有财产的牧民，都带着家人逃走了，管嘉一家也跟着一起逃难了。

廖副营长瞅准机会摆脱了管嘉，然后换了名字也换了身份，在巴音河畔挖了个地窖安家，靠给人修补靴子为生。他本来叫廖永和，后来改名叫黄永和，当地人亲切地叫他“黄师”，也就是黄师傅。

那时候，附近有个蒙族姑娘，在给人家做帮手，名叫格民。她本来是属于格尔木西乌图美仁特其尔部落的，逃难时和家人走散了，就一个人孤苦伶仃地来到了德令哈这边，后来碰到了廖副营长。

他们俩老在巴音河边聊着各自的倒霉事，日子久了，就产生了感情，住在了一块儿，还生了娃。不过，他们还是一直在德令哈和都兰县附近给人打工，居无定所。

五

1949年9月，德令哈城里都在传“解放军把马步芳给赶跑了”。当地的那些反动牧主心里都挺害怕的。廖副营长那会儿也是头一回听到“解放军”这名字，不清楚解放军到底是哪里的部队。

他心里琢磨，解放军既然在打马步芳，那说不定就是共产党的队伍呢，暗自欢喜起来，琢磨着去西宁瞅瞅。

当地的坏心眼牧主殿伯尔得知赶走马步芳的是共产党的队伍，而且他还早就清楚廖永和以前当过共产党的营长。他生怕廖永和跟共产党里应外合，就想悄悄除掉他。尕尕尼尼三兄弟一听说这事儿，连忙把廖永和给藏了起来。他们都是生活困难的牧民，很心疼廖永和，平时谁家有事都互相搭把手。他们对经常欺负牧民的反动头子殿伯尔早就心怀不满。他们警告殿伯尔：“你要是敢用枪打死他，我们也不会放过你！”所以殿伯尔一直没敢轻举妄动。

这时候，刚好有个牧民打算去离西宁不远的塔尔寺拜佛，廖副营长就跟他说：“我也想去拜拜，让我帮你牵骆驼一块儿去吧！”有个免费的帮手愿意一块拉骆驼，那自然是好事，牧民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廖永和心里也挺乐呵，想着跟牧主一块儿走，路上既安全又不用为吃饭发愁，还省得他认路的麻烦；最关键的是，他很快就能见到共产党了，这心愿总算是要达成了！

走了19天的路，风餐露宿，终于抵达了塔尔寺。塔尔寺坐落在湟中县城外的山腰上，头人前去拜佛，而廖副营长则悄悄溜进了湟中县城。那时候，湟中县城已经获得了解放，县委书记尚志田正在给群众开会讲话，廖副营长就站在会场边，想听听具体讲了些什么内容。因为他十多年没说过也没听过汉语，再加上各地方言的差异，他听了很久都不明白在说什么，只勉强听懂了“减租减息”这几个字。但这时他还不敢确定是自己人，因为国民党也曾搞过“减租减息”的把戏。会议结束后开始表演节目，大家扭起了秧歌，还出现了带有镰刀斧头图案的旗子，这时廖副营长才恍然大悟。

1929年，在大别山地区，大家闹起了革命，抢过土豪的财物，分给大家田地，和恶霸斗争，那时候就是扛着带有镰刀斧头的旗帜；到了1934年3月份，在四川苍溪县的龙王山上，库成模团政委介绍他加入了党组织，他也是在镰刀斧头旗帜下郑重宣誓的。那面旗帜就是我们的党旗，党回来了，解放军就是我们党的队伍！

廖永和连忙去找县委书记尚志田，眼里含着泪，一五一十地跟他讲了自己的故事，求他收留。可尚书记听不懂他的话，就给他开了个证明，让他去西宁找军管会主任廖汉生。廖汉生也听不明白，只好找了个翻译来。廖副营长就用蒙语说了自己的遭遇。但因为没有能作证的人，加上他穿着蒙族的衣服，说的都是蒙语，汉语说得几乎都不利索了。部队觉得这事儿挺复杂，挺特殊的，就没收下他。

9廖副营长心里头特别不是滋味，走的时候一步三回头，眼里含着泪花，嘴里不停地嘀咕：“我日日夜夜盼着党，党来了却好像不认识我，看来我这苦命是逃不掉了。既然你们不收留我，那我只能回去继续受奴役了。”

那是在1949年10月，西宁刚解放没多久，有的地儿还没完全解放呢。省里的头头扎西旺徐和周仁山就派人叫他去参加省里的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那个培训班，后来就成了青海民族学院）让廖副营长去参加训练班，这是既体贴战士又认真考核的表现。这些廖副营长心里都有数。

他没抱怨什么，就盼着能快点审查完，好让他继续工作。在那个学习班里，海晏县有个奴隶主在学员里散布谣言，鼓动大家说：“马步芳要回来了，你们在这儿学习，他一回来肯定先收拾你们这些‘两边人’。”（‘两边人’指的是那些跟共产党走得近的少数民族朋友）这样一来，训练班里的学员心里都有些慌乱。

廖副营长跟训练班的头头说了这些情况，还帮公安抓了那个带头的，把谣言给止住了。因为廖副营长表现得好，立场也坚定，组织上查清楚后，1950年3月又让他重新入了党。廖副营长盼了13年的心愿，这下终于达成了。真是没白等，吃的苦也值了。

1950年的时候，何延德已经30岁了，他找了个蒙古族姑娘，两人成了家。

1952年，何开始为地方政府做事，起初做的是普通干事，后来升为了乡长，还当过公社主任。年纪大了点后，他又管理了县招待所几年。为了感谢依布青老人的恩情，何一直照顾她直到老人去世。现在何有7个孩子，其中4个已经上班了，两个在上大学，最小的那个还在县里的中学读书。

1964年，何延德回到了他在四川巴中县的老家，那时他老父亲已经83岁高龄，还健在呢。可不幸的是，第二年老人家就走了。到了1970年，何延德又回去看了看，但老家已经没啥亲人了。

何延德讲过：“我在肃北蒙族地方待了快五十年啦。咱们汉族人都讲究落叶归根。解放后，我回四川老家探过几次亲，家里人老想让我留下，可我实在不适应那边，天气太热，又湿，还吃不上牛羊肉。待不了多久，我就又回肃北了。还是肃北适合我，气候、生活都合我心意。再说了，我老婆和孩子们都在这儿呢，他们都是蒙族人。”

尽管他嘴上说不自己是蒙古族，但因为在蒙古生活了很久，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像蒙古人了。

1973年，廖副营长回到了他的老家，那个地方以前叫河南商县，现在归安徽金寨县管了，他住在老红军的疗养院里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