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长歌—读《长安客》有感

@生如夏花

　　长安的大雨天，杜甫睡在青苔与积水里；李白困在翰林院的书堆里打瞌睡，金灿灿的宫殿仿佛近在咫尺，又远远相隔；小旅馆里王维正为少年时的诗作标注年龄，窗外慈恩寺里俗讲声嚣，他也许更渴望看一眼寺院墙上的丹青壁画；三十三岁的柳宗元在人生的顶点离开长安，走向崎岖；与他同时离开的朋友刘禹锡江湖漂泊二十多年后独自归来，只有玄都观的一树桃花依然为他开得灿烂；白菊花盛开的九月九日，李商隐只能在反目成仇的昔日好友令狐綯家客厅屏风上题一首诗，怀念曾经的重阳节；中年白居易从梦中惊醒，慢慢想起来，这是挚友元稹去世的第八个秋天……

最伟大的唐代诗人们，“诗圣”、”诗仙“、“诗佛”、“诗魔”……各有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的作品已经是不朽的经典。于他们而言，诗句曾经是用来炫耀才华，交换功名，铺展开自己人生地位与财富的筹码。诗人们怀揣着梦想来到长安，要出名，做官，买房，甚至重振家国，成为时代的英雄。那时候他们都年轻，都拥有卓绝的诗才，光明的未来仿佛触手可及。然而命运最叛逆，从不轻易满足人的心意。

本书集历史、传记、诗歌评论等多重元素于一体，可以说是一本诗人版《人类群星闪耀时》。用八个故事，串联起大唐由盛转衰直至灭亡的一段历史，从诗人的眼里看见时代与命运，讲年轻人在大城市里的梦想、艰难和漂泊。那些不朽的诗篇来自他们无数欢欣和至暗的时刻。通过这些故事，你或许能重新认识这些诗人，看见和我们一样的人。在他们对自我和时代的追问里，看见尊严，信仰，爱与同情，生命的意义。

　　翻开《长安客》，盛唐的余晖透过书页，洒在安史之乱后的残垣断壁上。这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藩镇割据如毒瘤般侵蚀着大唐的肌体，宦官专权则在朝堂之上翻云覆雨，曾经辉煌的帝国在重重阴霾下艰难喘息。

王维，这位天之骄子，诗画双绝，于艺术之境自在遨游，却为了谋生做了最不擅长的官差。命运最叛逆，从不轻易满足人的心意。而李白，空有满腔抱负，却因家世背景被科举拒之门外。无奈之下，他只能以洒脱之态浪迹江湖，即便后来成为翰林，不过是皇帝的文学顾问，并非正式官职。投身永王门下，本以为可以施展才华了，没成想永王叛乱被肃宗镇压，作为谋士的李白差点因此丧命。好在朝廷因关中大旱赦免天下，命运同李白开了个玩笑。心情大好的赋诗一首“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但他的仕途终究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难以施展治国安邦的宏伟志向。

杜甫，恰似东方的奥德赛，一生都在命运的漩涡中挣扎，他满心热忱，心系苍生，却始终未被命运眷顾。他曾任工部员外郎、左拾遗，可在那个黑暗的时代，这些官职不过是杯水车薪。当年科考，李林甫为相，由于武则天时期对李唐皇室的打压，李林甫学识浅薄，执政能力有限。在他的操弄下，那场科考竟无一人中举，杜甫也因此错失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徒留无尽的滑稽与无奈。

柳宗元和刘禹锡，堪称考场中的佼佼者。柳宗元二十岁便进士及第，荣耀至极，仿佛站在了人生巅峰。然而，命运却在他四十岁时陡然转折，被贬谪至偏远之地，辉煌瞬间化为泡影。刘禹锡家境贫寒，一路在科举之路上艰难攀爬，却从未向命运低头，始终努力向上。顺宗时期，永贞革新的浪潮涌起，却迅速被残酷镇压，“二王八司马事件”爆发，王伾、王叔文被杀，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被贬。到了宪宗即位，急需人才，白居易得到重用。肩负着抚养弟妹、照顾老母的重任，白居易在宦海沉浮中，对命运有了更为深刻的感悟。相比之下，元稹的命运更为坎坷，却依旧不屈不挠，甚至不惜结交宦官重回官场，令人唏嘘。

李商隐，四次落第，第五次中进士及第却落得个被令狐绹引荐三次的“关系户”，不得志却能如何，家庭背景不允许他清高。可惜他的中举得到了牛党（主张科举取士，以牛僧孺，李宗闵为代表。对藩镇姑息）的支持，却又取了王茂元的女儿，为李党（主张家世门第荫蔽，以李德裕为首，主张削藩）提携。在朋党之争中两边不讨好，不得志。但这次命运不背锅，命运眷顾他，站错队的是他自己。

合上《长安客》，这些诗人的身影仍在脑海中挥之不去。他们在乱世中或挣扎、或洒脱、或奋进，用各自的人生，为那个时代谱写了一曲曲动人心弦的悲歌。